前言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尤其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方面表明面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新经济宏观背景下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构成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则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和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以文化的繁荣兴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时,文化及文化产业再次被作为重要议题写入规划中,规划提出“加快文化改革发展”“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等,并确立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回顾“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成绩斐然。截至201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博物馆服务人次分别达到5.89亿、5.48亿和7.81亿,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达到93.9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4.1%;8家文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首发融资额共计80.62亿元,19家上市文化企业实现再融资,共募集资金506.30亿元。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达到3.97%,相比2010年的2.8%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已超过5%,如此来看,在“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即在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极有希望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从而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十二五”的圆满收官为“十三五”时期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也将成为“十三”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创新创业的新动力,而推动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文化消费活力、推行“文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将成为“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文化是区域的灵魂,区域是文化的载体。中华传统文化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博大而精深,丰富而厚重,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精神信仰、伦理观念、处世哲学等文化精髓,对推动区域发展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中华文明不仅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交融的21世纪,它更是影响区域发展最为深远的内在要素。从区域文化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相伴而生,文化的力量熔铸于区域的生命之中,塑造区域的魅力,引领区域的发展,推动区域的进步;与此同时,区域也在历史演进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文化发展在区域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正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各区域乃至各国角逐的焦点。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区域文化建设还存在较大的有待继续完善和改进的空间,尤其在与世界发达区域的比较中,我国区域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尚未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随着世界各国文化大交流时代的来临,中国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如何提高地位以及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议题。
与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形势相呼应,学术界围绕文化议题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文化发展问题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理论探讨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基于全国层面的研究较多,区域层面的研究较少,以区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更少;研究视角、研究维度、研究方法等都有待拓宽,研究内容和体系仍需丰富和完善。
基于上述思考,文化力发展指数课题组(以下简称本课题组)搜集和整理了2015年我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文化相关数据,借助一定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评估,揭示我国区域文化发展的客观现状,理清区域文化发展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为探索推进区域文化建设、促进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客观科学依据。本书第一章由王琪延、王博、田童执笔,第二章至第七章由王博执笔。在此谨对本课题组成员以及所有关心本课题的专家学者深表谢意。
由于我国区域文化统计工作尚不完善,在各区域年鉴中对文化指标的统计及统计口径上并没有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文化统计严重滞后,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指标或未做数据统计,或存在年份上的数据缺失,对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形成很大的阻碍。我们在对个别区域指标数据缺失的处理上,一方面,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推算、插补或近似替代;另一方面,将指标数据缺失过于严重的区域予以删除,最后仅保留了23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此外,区域文化发展指数理论评价体系中一些重要的文化指标,由于数据很难获取而未能纳入实证评价体系中。数据获取与处理等问题的存在,使本书的研究难免存在疏漏,有待我们在后续的分析和研究中加以补充和完善。书中也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王琪延
2017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