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概述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它们都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并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结晶与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这里，我们先来讨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许有人会问：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新在何处呢？事实上，其所谓“新”，是相对于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发生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曾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著名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都对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观点大加赞赏，认为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或革命的理解并没有仅仅止步于其表面现象，而是看到了隐藏在战争或革命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形势，看到了各种战争和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显然，作为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主观想法，更不是上帝的神圣旨意，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深深地蕴藏在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革命所面临的时代特征中。
1.近代中国的国情
国情，简言之，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们要深刻地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就不能不准确地把握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那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到底是什么呢？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国情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独立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渐变为半封建的中国。因此，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无疑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既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那么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以及中国近代革命主要任务的确定都必须紧紧围绕着它而不是脱离它，都必须以它为依据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为依据，必须以它为前提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为前提。具体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在决定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又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有人或许会问：由近代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主要矛盾中并没有包括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那为什么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却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呢？问题的答案恰恰又在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因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利益方面“共结连理”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身。近代中国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从而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扫清障碍，才能为确立并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创造必要的前提，才能为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提供有力的保障。
2.中国近代革命的时代特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曾经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除了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以外，还与中国近代革命所面临的时代特征的变迁息息相关。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仍只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每一次又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些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黑夜漫漫，路在何方？
中国近代革命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生了重大转折。俄国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而且促进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越来越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他们激情满怀地在中国大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促进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因此不断提高，逐渐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新的革命理论的出现犹如划破黎明前黑夜的晨曦，不仅势不可当，而且将把象征着一切陈旧事物的幽灵无情地驱散。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的深入追问。这一问题的答案深刻地体现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等问题的探索历程及其理论阐述中。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总路线是相对于具体路线而言的根本指导路线。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把握和精确阐述，经历了一个不懈探索的过程。他在大革命时期就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论证，而且对这个思想初步做出过概括性的表述。例如，他在1925年11月答复“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这个问题时指出：要“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6]。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而且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更简洁、更准确地概括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7]。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做出了最完整、最准确的阐述，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8]。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发展前途的科学指明，是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集中体现和一般概括。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和进程的重要条件。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分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是革命的基本前提。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篇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9]那么，近代中国革命的敌人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因为先进分子没有认清中国的国情或社会性质而成为一个长期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1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把握中国国情或社会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使“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真正得以解决，即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不是别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第一，帝国主义的压迫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以1927—1937年为例，帝国主义在华除直接倾销商品以外，还通过掠夺性商业资本的输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控制着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1936年），冶铁工业的95%（1937年），石油工业的99%（1936年），发电量的77.1%（1936年），铁路总长度的88%（1936年），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1.2%（1930年），航空的几乎全部，纱锭的48.2%（1936年及其前后），烟厂产值的63%以上（1935年）。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的资产也比华商银行多1/3。[11]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不仅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安全，而且造成了国民财富的急剧流失和民族工业的举步维艰。它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第二，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和支柱，阻碍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党的六大明确指出：“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系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更是中国近代封建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无疑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前提。
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二个和主要敌人。第一，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刘少奇在1950年6月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旧中国的一般情况是：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以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20%~30%的土地。“这就是说，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12]地主及富农在将土地租给农民后向后者征收沉重的地租。封建主义重压下的中国农村发展极为缓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无力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原料、购买力和市场。第二，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在近代中国，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官僚军阀推行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主几乎完全控制着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许多地主充当着各级政府的官吏，许多官吏在搜刮民脂民膏后购置田地，成为新兴地主。他们在各自的管辖区域实行着中世纪式的黑暗统治。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13]第三，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在华实行反动政策的“代言人”。为了既达到在华推行各种反动政策的目的，又取得掩人耳目的效果，帝国主义往往在华扶持军阀、地主等作为“代言人”。为了迎合帝国主义，也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这些“代言人”利用封建剥削制度和国家专制机器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从而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三个和重要敌人。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呢？简言之，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为什么是革命的对象呢？这是因为它从事着一系列对经济和社会有危害的事情：第一，直接操纵着国民经济。例如，它利用已形成的金融垄断体系无限制地发行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一天比一天贬值，而且币值下跌的速度又远远地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14]第二，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例如，官僚资本集团凭借贸易统治政策和专卖制度以低价甚至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加以出售，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第三，利用政权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掠夺。例如，1935年，官僚资本在总资本中还只占12%，民族资本仍占88%，而到1942年，官僚资本在总资本中就已占到69.58%，民族资本仅占到30.42%。[15]毛泽东后来对官僚资本特点的总结性阐述也体现出官僚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危害，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16]。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也并非反对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等特点。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那么它们在新民主主义整个阶段上是不是始终都是革命的对象呢？当然不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承认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或整体过程时，丝毫也不否认具体阶段因具体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差异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但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可能只有其中一个或两个是革命的对象。例如，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新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有革命的对象就必然有革命的主体或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或动力是谁呢？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真正地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敢不敢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之一。尽管人民群众的范围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但其总体范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17]。
无产阶级是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而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早期的无产阶级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虽然只有200万人，但因其分布集中、经济地位极端低下而最具革命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郑重强调：“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在革命中具有异常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既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也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支柱——封建地主阶级——的直接压榨对象。正因为如此，农民不仅是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主力军，而且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甚至可以说，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也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工人阶级也只有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领导权。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耕农、手工业主以及小知识阶层。经济地位的细微差别决定其在政治上可以被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19]总体而言，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外资和封建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此决定其政治上的矛盾态度，即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而感到痛苦时赞成革命，但在革命有无产阶级勇猛参加而感到“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会跟在官僚资产阶级后面反对革命。因此，他们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既不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策略是：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政治上争取他们，对其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批评和斗争，即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由谁掌握？是由资产阶级掌握还是由无产阶级掌握？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点。“这一点，直接决定着这个革命能否具有彻底性，能否具有广大的群众性的规模，决定着这个革命能否胜利，以及这个胜利能否成为人民的胜利。”[20]
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应当是而且只能是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什么呢？第一，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帝国主义势力绝不允许的；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异常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第三，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不断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成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毛泽东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2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充当领导者。
当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其实现是有条件的。第一，它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实现的。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22]第二，它是在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中实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各革命阶级的领导，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没有农民参与革命和成为被领导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领导权是不可想象的。第三，它是在建立强大的人民革命武装中实现的。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强大的革命武装，是保证和实现领导权的坚强支柱。
总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解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23]这一结论或者做出这一回答并不是毛泽东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他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进行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后的结果。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接着指出：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然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它们在中国的统治，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或成为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24]。现阶段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它是不是还在原地踏步，仍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25]。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内容和特点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不是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是资产阶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不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是三民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等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区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它的前途是什么呢？答案显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相互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6]对此，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形象地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他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27]在党的历史上，无论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还是右的“二次革命论”，都因只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一端——要么只看到二者的联系而忽略二者的区别，要么只看到二者的区别而忽略二者的联系——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事实一再证明：党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认识和领导中国革命。
4.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一个政党公开宣示的它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总和，是党公开竖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是表明党的性质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了具体阐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展开和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列宁曾经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28]国家政权问题也一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后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呢？综观“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29]。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建立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只能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30]。简言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后，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采取的国家政权形式（国体）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与此相适应，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最直接、最全面地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
（2）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其内部经济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目标的必要基础。在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进一步做了完整、准确、简洁的概括，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31]。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优势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制度是中国封建式的军阀官僚专制统治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的和直接的障碍，是造成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农民贫困的根本性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土地革命。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关系，发展农业生产。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系紧密，是一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的存在给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就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保护民族工商业归根到底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新民主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反对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对发展现代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32]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3]。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和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别的什么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在内容方面，“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34]，是“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35]的文化。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新文化应当弘扬爱国主义，帮助人民形成反帝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长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新文化应当弘扬民族精神，帮助中国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形式方面，它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事实上，只有采取适合中国民族的实际和特点的形式，才能使新文化的内容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使新文化扎根于中国的土地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6]，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37]。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使等级观念、宗教迷信等现象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新文化只有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才能启发人民的觉悟，才能使他们获得个性解放，才能使他们逐步摆脱愚昧状态，从而过上健康向上的生活。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它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38]的文化，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39]。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0]那么，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应该是这四类人的文化，就应该是为这四类人服务的文化。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
规律是指事物现象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其主要包括革命道路理论和三大法宝。
1.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和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道路决定命运，而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往往来之不易，是革命者持续探索和反复验证的结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更是来之艰辛，弥足珍贵。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41]。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很好地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就表现为：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扩大党的阶级基础，而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农村转移，特别是毛泽东在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的情况下毅然命令队伍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发并在随后创立的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式拉开了党在农村工作的序幕。毛泽东一面领导队伍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面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科学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密不可分的、统一的整体。这一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回答当时党内因对时局估量过于悲观而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时，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红军长征后，毛泽东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他在1938年11月写成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2]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完整也是最简洁的表述。从此，党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正式确立下来。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内容。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开辟绝不是毛泽东教条式地践行马列主义的结果，也不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科学结合的结果，其产生具有坚实、充分的依据。
第一，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首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欺凌。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先在城市经过公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组织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而只能是在面临各类敌人势力之强大、思想之顽固、手段之残忍以及人民群众权利之缺乏的情况下采取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其次，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长期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这一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以此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而且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二，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现状决定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43]同时，近代中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这使得中国不存在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广泛存在的只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使广大农村成为反革命统治的薄弱环节，再加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的影响，红色政权就获得存在和发展的诸多“缝隙”。这无疑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加之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有利客观条件以及有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等有利的主观条件，红色政权不仅能在农村生存，还能在农村发展壮大。
当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得以开辟是一回事，而真正在这一道路上取得革命最终胜利又是另一回事。要想在这一道路上取得革命最终胜利还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处理好各类关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尤其要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
（3）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无疑是适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好的道路，是被实践所证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其成功开辟无疑具有伟大的意义。
第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第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并用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44]邓小平后来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45]。革命道路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和世界革命道路理论的全新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之一。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基于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另一客观规律，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46]。
（1）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主要经验。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47]无产阶级尽管革命性很强，是一个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阶级，但它的人数毕竟较少；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也不多，但它毕竟有全国性的政权，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仍然是比较强大的。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就必须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深重灾难之中。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拥有广泛的同盟军，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压迫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形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随着革命的形势以及革命主要敌人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内容和特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是“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目的，包括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家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是“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的，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统一战线”。但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主要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只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个联盟也非常重要，只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主要的敌人，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并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主要得出了哪些经验呢？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三点：第一，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扩大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第三，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2）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48]。
那么，这支军队以及武装斗争有什么新的特征呢？一般而言，其新特征主要体现在军队的领导方式和军队的组织两个方面。第一，这支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第二，这支军队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军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3）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其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能否根据各革命阶段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增强对革命的领导能力将关乎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及最终的成败。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不断推动着自身的建设。总体而言，其主要内容或者说基本经验主要包括：第一，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毛泽东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一段时间里盛行于党内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49]这种长期存在的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时刻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第二，重视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原则的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党的领导干部同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是保障党内团结和统一最必要的条件。”[50]第三，更加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第四，注重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党的建设与革命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以党的政治任务来推动党的建设，用党的建设来推动政治任务的完成，不仅使党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而且使各革命阶段的任务都得以顺利完成。这些党建的主要内容和宝贵经验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51]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理论性丰富和实践性运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同上书，631页。
[3]《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
[5]《列宁选集》，3版，第1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毛泽东文集》，第1卷，1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47页。
[8]《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16~1317页。
[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3页。
[11]参见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刘少奇选集》，下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页。
[14]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137页。
[15]参见上书，138页。
[16]《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53页。
[1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74页。
[1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页。
[19]同上书，6页。
[20]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106页。
[2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59页。
[22]《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73页。
[2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46页。
[24]同上书，647页。
[25]同上书，647页。
[2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51页。
[2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76页。
[28]《列宁选集》，3版，第3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75页。
[3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56页。
[3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53页。
[3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60页。
[3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664页。
[34]《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6页。
[35]《张闻天选集》，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7页。
[37]《张闻天选集》，252页。
[38]《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8页。
[39]《张闻天选集》，253页。
[4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55页。
[41]《列宁选集》，3版，第1卷，689页。
[4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2页。
[4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89页。
[44]《毛泽东文集》，第2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6页。
[4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06页。
[4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8页。
[48]《毛泽东文集》，第2卷，610页。
[49]《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75页。
[50]《刘少奇论党的建设》，1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5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