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内容、历史与走向^[*]

P.M.S．哈克

导　言

分析哲学始终是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运动。*从一开始，它就与理性精神和科学结为联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论上，它是与运用新的逻辑作为哲学洞见之来源相关联的，并且后来（在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之后）与主要地和细致地关注语言及其用法相关联。分析哲学以各种形式盛行于20世纪最初10年至70年代。然而，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显著特征，而它得以保留分析哲学这一名称，更多的是由于其历史关系，它与先前传统共同关注的焦点，以及它与大陆哲学某些形式的反差对比。

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尽管“分析”、“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这些术语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被广泛地用于刻画它所提倡的哲学方法，但“分析哲学”这一名称却是在相对较晚些的时候才逐渐流行起来的。它最早出现于30年代^[2]，但这似乎并没有流传开来。据冯·赖特推测（1993：41，注35）^[3]，这一名称得以流传开来，部分地是由于阿瑟·帕普战后的著作，即1949年出版的《分析哲学原理》、1955年出版的《分析的认识理论》和1958年出版的《语义学和必然真理：对分析哲学基础的探究》。的确，引人注目的是，战后的两部极有影响的早期分析哲学论著选辑，即美国的费格尔和塞拉斯编辑的《哲学分析读物》（1949）以及英国的弗卢（Antony Flew）编辑的《逻辑与语言》（1951），无论是在题目上还是在导言中都没有使用“分析哲学”这一名称，而被看作弗卢所编辑的书的后继者是出版于1962年的巴特勒（R.J.Butler）的《分析哲学》。

人们对如何刻画分析哲学几乎没有什么一致的看法，而用于确认逻辑原子主义与战争期间剑桥分析的基本原则和理论的著作与论文却汗牛充栋。各种阐释和捍卫逻辑实证主义原则和理论的出版物（包括一篇宣言）的确猛如洪水，其中也不乏来自战后牛津用于解释和捍卫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称之为“逻辑—语言的”或“关联的”（connective）分析之方法的论著。^[4]但我们却很难发现对“分析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简洁有力的回答。人们对谁应当被看作分析哲学家有着广泛的共识，但却没有一种统一的意见。来自剑桥分析的摩尔和罗素、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布劳德（C.D.Broad）、拉姆塞、布雷斯威特（R.Braithwaite）、早期威斯顿（J.T.D.Wisdom）和斯蒂宾（G.L．Stebbing）肯定都在这个名单之列，而诸如石里克、哈恩（Hans Hahn）、卡尔纳普、纽拉特（Otto Neurath）、费格尔、魏斯曼等维也纳小组的核心成员和诸如柏林科学哲学学会等分支的赖欣巴赫或亨普尔也能列入其中。在狭义的“分析哲学”中，人们可以划定这种界限，其原因就在于对分析、还原和逻辑建构的普遍承认。但我认为这在两点上是很愚蠢的。首先，在后面两组与战后哲学之间尽管有差别，但更重要的是有连续性。^[5]其次，战后牛津的大部分哲学家，诸如赖尔、艾耶尔、涅尔（ W.Kneale）、奥斯汀、格赖斯（ H.P.Grice）、斯特劳森、哈特（W.D.Hart）、汉普谢尔（ S.Hampshire）、皮尔斯（ D.F.Pears）、奎因顿（A.Quinton）、厄姆逊（J.O.Urmson）和瓦诺克（G.J.Warnock）都自认他们是分析哲学家，并把他们的工作描述为概念分析或语言分析，最终是分析哲学，其他还有许多哲学家也在致力于他们所认为的相似的传统。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学生，诸如冯·赖特、马尔康姆和布莱克，可以正确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学家，虽然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许多牛津人物之间在不少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如果把他们包括在内的话，那么，唯一对牛津分析哲学产生影响的后期维特根斯坦也就包括在内了。^[7]然而，对怎样最清晰地刻画分析哲学，人们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关于汇成这场哲学运动的滔滔巨流的各个支流有大量出版物，相反却一直很少有人把分析哲学当作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论述。^[6]

分析哲学的显著标志

对分析哲学的分析描述将力图阐明一系列显著标志。很容易确定的是这样一些出发点：无论怎样去刻画它，分析的概念都必定出现在这种描述之中，同样必定会出现的是逻辑的和语言的分析。但可能引起争论的是，依据某种单一的解释并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一些描述无法确定是否足以囊括20世纪哲学中一切形式的分析哲学。或许，没有任何一套特征可以刻画分析哲学的标志，因为它可能根本就无法用merkmale（标记）加以定义。所以，最好把它看成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这样，一种分析描述也可能并不是审视分析运动的最有效的方法。

（1）分析　如名所示，分析哲学关心的是把复合物分解为它们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对被作为这种分析主题的复合物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就产生了分析哲学的不同形式。因为根据某些看法，被看作属于哲学分析的是实在或被认为构成实在的事实，因此，分析就被看作是揭示世界的终极成分和由此构成的事实的最一般形式（罗素）；此外，它也被视为展现不依赖心灵之概念的结构和构成客观实在的命题（摩尔）。根据另一些看法，分析的内容是人类的思想和语言，而分析的结果被看作揭示思想的以及语言的形式必然反映实在的结构（《逻辑哲学论》）。但根据其他的看法，可以看作属于分析的只能是语言，或者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卡尔纳普），或者是极为不同的“分析”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牛津分析哲学）。而且，形成不同种类的分析，取决于分析是否被看作终结于简单的不可分析的组成部分。因此，原子主义的本体论分析刻画了怀有还原与建构抱负（这是它与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共有的抱负）的逻辑原子主义特征，它可能与1945年之后的更为整体主义的“关联的”语言分析形成反差，后者避免了还原和逻辑建构。

把分析哲学概念与赋予其名称的分析观念割裂开来可能是荒谬的，可单纯的分析概念却也刻画着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因为它承认把实在的对象分解为简单的属性；它同样刻画着古典的英国经验论，因为它承认把复合观念分解为派生于经验的简单观念。倘若原子主义的或还原的分析概念是捕捉分析哲学家的网，那么它肯定会捉住摩尔和罗素，但它同样会捉住人们显然并不希望划入分析哲学家之列的属于近代哲学英雄时代的那些哲学家。而且它还会把后期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以及在牛津和其他地方的战后哲学家排除在外。同样，人们也可以把分析的概念扩展到包括用于刻画战后分析哲学的关联分析。这样做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唯一的代价却是剥夺了20世纪早期哲学的分析观念的独特内容。这样，孤立的分析观念是极富弹性的，它能够成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的试金石。

（2）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　分析哲学有时被描绘为与反心理主义有关。分析哲学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中分离出来。因而，肯尼（A.J.P.Kenny）追随达米特认为：

弗雷格分清了逻辑与心理学，并赋予它先前一直由认识论占据的哲学前沿的位置。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弗雷格（而不是其他人）被看作现代分析哲学的奠基之父。

的确，弗雷格对逻辑受到心理学的侵蚀展开了一场成功的战役。但他绝不是德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克鲁格（Krug）、波尔查诺（B.Bolzano）和洛采（R.H.Lotze）先前一直是这样做的。在英国，斯宾塞（H.Spencer）和耶芳斯（W.S.Jevons）追循着相似的反心理主义路线，绝对唯心论者也是这样，而早期的摩尔和罗素正是由此产生了他们的反心理主义。的确，绝对唯心论者在清理逻辑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所以摩尔和罗素感到不必强调这一点；而且这些唯心论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逻辑不是心理学的分支，逻辑规则也不是对人类思维规律的描述。反心理主义的另一方面是由英国经验论者研究观念起源而推进的对发生学分析的抛弃。这一运动肇始于康德，它使哲学摆脱了关于内在观念的无用争论，这种观念刻画了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特征。

的确，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一直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众多特征之一。不过，人们应当非常谨慎。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评论到，“认为逻辑规则是‘思维习惯’的表达，这种意见并非看上去那么荒谬”（MS 120，第14卷：第12页）。埃德曼（Erdmann）错误地以为，即使我们无法理解，也可能会有人根据肯定后件规则去进行推理，或者会有人抛弃同一律。但若是这样，弗雷格承认这一点也就同样错了（即“我们不可能抛弃这种规律，这根本没有暗示我们在假定有人真的抛弃了它”），而且他假定，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错了而我们对了，这也同样错了（Frege 1964：第15页）。心理主义者和诸如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者都没能意识到，思想的规律部分地确定什么称作思维、推理和推论。人们不能用“不”“如果……那么……”“同一”意指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抛弃不矛盾律或同一律，或接受肯定后件式作为推论规则。人们不能抛弃肯定前件（modus ponens）的推论规则而依然坚持推理和思维。的确，这显然远不是人们常说的对推论规则的根本抛弃，心理主义没能适当地处理逻辑真理、推论规则（“思想规律”）和思维、推理与推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没能处理好逻辑联结词的意义。但弗雷格和罗素的反心理主义同样没能克服这种缺陷，而且，维特根斯坦认为，心理主义并非像看上去那样远离真理：

逻辑规律的确是“思维习惯”的表达，但也是关于思维习惯的表达。这就是说，它们被说出来是为了表明：人类是如何思维的，以及人类称作“思维”的是什么……

逻辑命题是“思想规律”，“因为它们表明了人类思维的本质”— — 更准确地说：因为它们表明或显示了思维的本质和技术，它们显示了什么是思维，同样显示了思维的种类。

埃德曼认为逻辑规律是对我们如何思维的表达，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正如象棋规则可以说成是对我们如何下象棋的表达。但他没能看到，它们也部分地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思维”，正如象棋规则构成了下象棋的实际活动（即符合这规些则的下法就是我们“所下谓象的棋”）。弗雷格把逻辑规律看作是对抽象的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这种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同样没能抓住这一点。

因而，过于轻率地用早期反心理主义刻画分析哲学可能是很仓促的。这曲解了或者说是筛去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尽管他很少同情这些倡导者。的确，他从没有把逻辑规律看作仅仅是对人们如何思维和推理的描述。他认为，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和埃德曼的心理主义两都者包含着一点真理，也有许多的错误和混乱。但他似乎把类似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形式（以及它的针对埃德曼观念的柏拉图主义变种）看作是更危险的或更有欺骗性的，这大概是由于它的缺陷不太明显的缘故。

如果是这样，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作为分析哲学的特征就过于脆弱了，也太消极了。而当我们转向20世纪提倡的对逻辑的积极看法时，我们就会发现猛增的相互冲突的观点。的确，弗雷格和（《心的分析》之前的）罗素都避免了逻辑上的心理主义，他们把逻辑命题看作是概括命题（generalizations）［他们都认为“P∨～P”形式的命题不是逻辑命题，而认为“（P）（P∨～P）”才是逻辑命题］。弗雷格拥护一种极端的柏拉图主义，他把逻辑规律看作是对抽象实体之间永恒关系的描述。罗素则把它们视为关于宇宙的最普遍真理，认为仅在它们独立于特殊经验事实的知识而获得的意义上是先天的，但又预设了“逻辑经验”或“对逻辑对象的熟知”。《逻辑哲学论》认为，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即有意义命题的极限情形，它们代表（显示）着世界的逻辑脚手架（1922：6.124）。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是超验的（1922：6.13）。维也纳小组成员认为逻辑命题是空洞的重言式，但与维特根斯坦不同，他们把逻辑命题看作是为使用逻辑算子而任意约定的结果。简言之，对逻辑命题没有任何肯定的描述能够为所有分析哲学家所普遍赞同。这并不奇怪，因为分析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努力都是要解释逻辑及其规律的必然真理性质，而随之出现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则是尝试着对这个问题的众多不同解决。

（3）逻辑分析　由（2）推出的一个结论是，分析哲学是由于用逻辑取代认识论作为哲学的基础而得到刻画的。因此，分析哲学得以著称是由于它摒弃了笛卡儿式的把认识论置于其他一切哲学分支之上的哲学模式。这种描述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按照笛卡儿的模式，哲学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并不是认识论，而是形而上学。笛卡儿的方法赋予认识论思考以优先性，因为笛卡儿的目标是把所有知识重新奠定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以抵制夸张的怀疑。但这种动因同样是罗素哲学生涯所有阶段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动力，他也类似地求助于笛卡儿的怀疑方法。而且，我们不能说，维也纳小组成员认为逻辑在某种合理的狭义上是哲学的基础并独立于一切知识（因为他们特别否认哲学会产生知识）。这也不是战后牛津哲学家们的信条，他们对逻辑的兴趣很有限，而且像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否认哲学是一门认知学科，否认哲学有等级结构。

不过，与17世纪的古典哲学不同，20世纪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的确在避免心理分析和以逻辑分析取而代之时有所克制。弗雷格发明了新的逻辑，而罗素和怀特海两人则在20世纪头十年中为分析哲学设定了一项议程，提供了一种方法。这项议程就是澄清逻辑命题和逻辑规律的性质与状态，阐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或罗素《数学原理》中的逻辑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显现自然语言与逻辑演算两者对思想和实在的关系。这一任务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得到了推进，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问题支配着分析运动的许多（但不是全部）哲学家。但他们的回答却是五花八门，甚至相互冲突的。这种方法（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为例）就在于求助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手段去尽力分析手头的问题。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从事实和形式、思想、科学语言变为自然语言。而且，如此看来的逻辑分析在大多数牛津分析哲学家或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中的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数理逻辑’完全扭曲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它把对我们日常语言形式的肤浅解释作为对事实结构的分析”（1978：第300节）。另外，它在蒯因的工作中继续起着支配的作用。蒯因认为现代逻辑的符号系统将会清晰地揭示我们本体论承诺的标准记法。但我在后面将会表明，蒯因是分析哲学的最初颠覆者。

（4）凭借对语言的哲学描述而对思想做哲学描述　德国哲学家通常用分析哲学指“语言分析哲学”（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这的确不是什么巧合。显然，分析哲学一直是与强烈地意识到哲学对语言及其用法的密切关注联系在一起的。这都是些陈词滥调了，并没有使分析哲学区别于苏格拉底的语词之道（Way of Words）或亚里士多德对“说出何物”的方法论关注。但试图前进一步却是很危险的。达米特就做了这样一个尝试，他认为有三个信条“对整个分析学派都是共同的”（Dummett 1978：第458页）：其一，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结构的分析；其二，对思想的研究必须严格区别于对思维的研究；其三，分析思想的唯一专门方法就在于分析语言。

宣称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结构的分析这种说法是很不清楚的。它可能是想说，哲学的目的是研究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假定“思想”是指当我们思考P时我们所思之物，那么，说我们的所思之物（用在转喻的意义上）具有结构是很含混的，这不同于当我们害怕、期待或假设P有一种结构时我们所害怕、期待或假设之物。可以说，具有一种结构的东西是对思想（害怕、期待、怀疑或假定）的表达。

即使我们不去考虑这些疑虑，依然存在着进一步的担心。价值论（axiology）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善的本性？”“善的不同种类或多样性是什么以及它们是怎样关联的？”或者，“用什么来识别伦理的善以及怎样把它与行为的道德理由相关联”。数学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数？”“我们关于数学真理的必然性的性质是什么？”或“数学真理与证明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在价值论或数学哲学之内不断提出，同样也可以由其他哲学分支做出例示性说明，但绝不能（仅仅由分析哲学家们）郑重其事地归在“思想的哲学”名下，或被说成是由分析哲学凭借思想分析做出唯一确定的解答。

分析思想结构的唯一专门方法是分析语言，这一论点并没有得到摩尔或早期罗素的一致赞同。^[9]而且，后期维特根斯坦肯定也会在所有意义上否定思想具有一个结构的观念。的确，用于表达思想的句子具有一个结构。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句子的形式或结构（包括谓词演算的形式和结构）当作致人迷误的而抛弃。词的形式并不是致人迷误的，因为表层结构遮蔽着由（进一步改进了的）谓词演算提供的所谓“深层结构”，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论证的那样；而是因为表层形式并没有揭示用法，因为具有完全不同用法的句子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或结构。^[10]谓词演算形式和自然语言形式一样会使人误入歧途。

（5）语言的转向　肯尼和达米特也对分析哲学给出了一种不同的描述。肯尼认为，

如果分析哲学的诞生之日就是“语言的转向”发生之时，那么这个诞生之日就必定是1884年《算术基础》的出版，当时弗雷格确认，研究数的性质就是要分析出现了所有数的句子。

这种看法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语境原则标志着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那么，这一转向是由边沁（J.Bentham）在1816年开始的。他在《论文集》中写道：

少了整个命题，即整个命题的介入，交流就不可能发生。因而，在语言中寻求的整数就是一个完整命题，即逻辑学家所指的逻辑命题，对于这个整数而言，每部分言谈（即使极为重要）都不过是一个片段；在这方面，许多名称用语的言谈中，“部分”一词是引导性的，可以把它看作是转达着对寻求整数的提示，它只是这个整数的一部分。

这就清楚地表达了通常认为是由弗雷格的格言首先表达的内容：“词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而且更为明白地表达了维特根斯坦后来的阐释，即句子是语言游戏中的最小一步（参见Wittgenstein 1958：第49节）。在这种意义上，边沁对小说的分析，特别是对法律小说的分析，就是分析哲学的例证。因为边沁确定，研究义务、责任和权利的方式就是分析其中出现了“义务”、“责任”或“权利”这些词的句子，或者更明白地说，找到这些句子的意译等价句。最终，他发明了“短语至上”（phraseoplerosis）、“释义”和“原型化”（archetypation）的方法。但把《论文集》的出版定为分析哲学的诞生却是很奇怪的。

毫无疑问，语境原则在分析哲学史上极为重要，正如罗素的不完全符号理论极为重要一样（边沁的虚构理论同样预见到这种理论）。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指明了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分析方法。而且，没有恰当的理由把语境原则和所谓的哲学上的“语言的转向”联系在一起。我在后面将表明，语言的转向早于分析哲学的兴起，它应当与《逻辑哲学论》及在其影响之下的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6）语言哲学的首要性　一旦完全相信大多数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对语言和语言意义的偏好，而且（我希望）一旦确信分析哲学无法用（4）或（5）有效地加以限定，那么，人们就会去寻找另一种出路。就像斯鲁格（H.Sluga）所提出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哲学最显著的信条是“语言哲学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Sluga 1980：第2页）。^[12]但这更是无法接受的。一方面，毛特纳（F.Mauthner）恐怕很难被看作分析哲学家，但他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另一方面，摩尔和罗素都明确地否认他们的分析形式关心的是语言分析，更不用说所谓的“语言哲学”了。我们已经注意到，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单调乏味的”，而且否认哲学的任何部分对其他部分具有首要性。简要地回顾一下战后牛津哲学家就会发现，他们对语言哲学的首要性没有任何承诺。如果把赖尔看作心理学的分析哲学家，把哈特看作法律的分析哲学家，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研究看作语言的分析哲学，把他的知觉研究或对他人心灵的研究看作分析的认识论，那么，我们就很难认为，一般的分析哲学坚持语言哲学是这一学科其他部分的基础。

（7）抛弃形而上学　人们可能认为，分析哲学的显著特征是摒弃形而上学。它反对先天综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认纯粹理智能够单独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的确，摒弃思辨的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的某些时期起到了作用，这肯定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剑桥分析家、维也纳小组以及大多数（当然不是所有的）牛津分析哲学家。但这并没有把分析哲学与其他形式的哲学区分开来。首先，正如维特根斯坦就维也纳小组的宣言而告诫石里克的那样，“消除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休谟就曾有力地挥动着这面旗帜；康德（就超验形而上学而言）和孔德（A.Comte）也曾挥动过它。其次，早期的分析哲学，即早期摩尔和罗素的多元论柏拉图主义、中期罗素和《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原子论以及战争期间的剑桥分析，都的确承认有关实在的终极性质和世界的逻辑结构的形而上学论题。他们反对的是绝对唯心论的思辨形而上学，唯一替代它的是各种形式的关于事实及其组成要素的所谓分析的形而上学。《逻辑哲学论》否认可能存在形而上学命题，坚持认为任何竭力陈述形而上学真理的企图最终都必然是无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形而上学真理；相反，《逻辑哲学论》的大多数命题都是在有意识地试图陈述只能显示的内容。正如康德划定知识的界限是为信仰留下地盘，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也为语言划定了界限，而为无法表达的形而上学留下地盘。

对形而上学的摒弃（的确是激烈地摒弃）是维也纳小组的最显著特征。战前年轻的牛津和战后成熟的牛津并不比维也纳小组对形而上学抱有更多的同情^[13]，但却没有它那种讨伐的热忱。正像赖尔指出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显然毫不怜惜地毁灭着形而上学。我们从未遇到过有谁承认形而上学；我们的藏书《表象与实在》落满了尘土；而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存在与时间》”（Ryle 1970：第10页）。后期维特根斯坦反对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冲动，虽然这不是由于没有先天综合命题或者说所有的必然真理都是分析的。

如果上述开列的属于分析运动的哲学家名单是合理的，那么显然，以上的七种特征没有一项可以涵盖所有这些哲学家而又不至于歪曲他们。而把这些特征结合为一套对个别是必要而对整体又是充分的条件，也不会达到这种目的。或许可以认为，分析哲学概念应当被看作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14]把属于分析学派的哲学家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可能是一系列重叠相似的方法和主张，而其中没有一种方法和主张对作为个人的分析哲学家来说是必然的。这或许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但首先，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从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和边沁的全部哲学家都补充到20世纪分析运动的参加者中，这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帕普就的确这样认为，他指出：

分析哲学的历史（如果应当写的话）并非必须开始于20世纪。它可以一直回溯到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恰恰就是澄清意义的方法，它被首先用于道德术语。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著作也是由逻辑分析构成的……特别是所谓的英国的经验论者，如洛克、休谟、贝克莱和他们的后继者，他们所做的哲学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的确，他们所写的大量著作属于心理学，但如果排除这些，对意义问题的认真关注仍然充满了对分析哲学的持久贡献……

其次，家族相似的概念可以象征性地不断引申出拧成绳索的新纤维，以对应新的发现或约定，引申出变化中的概念模式和概念关系，引申出已被感知的新现象与原有现象之间的相同和相似，引申出观察事物的新方式和人类的需求。“分析哲学”是一个全新的术语，它是哲学家的艺术用语。试图追随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相似概念的建议并不重要，即“不要想，而要看”（1958：第66节），亦即考察相关的表达式事实上是如何被使用的。因为这个术语^[15]并没有要求普遍共识地得到充分确立的用法。这样，我们可以自由地随意塑造这个概念；的确，也可以认为不是自由地，但却是需要这样做。争论未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分析哲学这一概念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它主要是用于刻画20世纪的哲学运动和方法，那么把它构造成一种家族相似的概念就会被认为是剥夺了它作为历史范畴的主要用法，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会在其网上收集到比我们这个世纪的分析运动更多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随意地把它塑造成家族相似的概念形式，这就会使我们义不容辞地去确定，为什么是这样一些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解释了这个家族的理由。这可不是轻松的任务，不是那种人们有希望获得某种可靠共识的任务。

一种历史类型：分析哲学概观

20世纪的分析哲学有着无数的前辈，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儿和莱布尼茨，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到康德、边沁和弗雷格。^[16]编织成分析哲学花毯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丝线都可以回溯到多少有些遥远的过去，而这幅花毯的特色在于各种丝线的交织方式和独特设计。这些也不断地变化，某些丝线被抛弃而为新的所替换或者有不同的用法，而其他的则在这种变化中变得比现在更为重要，某些模式还支配了一段时期，但后来又融入背景或完全消失了。我认为，分析哲学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运动。^[17]

它伴随着对绝对唯心论的反叛而诞生于世纪转折之交的剑桥。摩尔和罗素把反心理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 在这方面他们和自己的唯心论者教师没有什么争论，论战的主要内容是知识的对象依赖于知者、绝对的一元论、真理的融贯论、关系的非实在性和内在关系的理论。摩尔和罗素抛弃了唯心论，包括贝克莱式的和康德式的，坚持知识的对象独立于知者，捍卫真理的符合论，反对关于一切关系的内在性理论，承认关系的实在性和客观性。他们对绝对唯心论的批评并非基于经验论原则，他们的方法论也不是由于忠实于日常语言而产生的。相反，他们信奉一种极端的多元论的柏拉图主义的唯心论，他们用分析取代了新黑格尔式唯心论的综合特征。摩尔相信自己是在从事着对独立于心灵的概念的分析，而当心灵把握住这些概念，就可以把它们看作或简或繁的。如果是复合的，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详尽说明这个复合概念可以分解成的构成概念，阐释它与其他概念是如何关联和区分的。他区分了知道表达式的意义、知道它的字面定义、知道它的用法与知道对其意义的分析。他把知道表达式的意义看作是某人心中有这个概念，他把这与能够分析意义区分开来，即区分了能够说什么是构成部分，以及如何把它与其他相关概念区分开来，根据他的正式主张，没有关注一个概念（或一个词的意义）的语言表达而去分析它是完全可能的。

罗素对分析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这根植于19世纪数学家们的工作，诸如维尔斯特拉斯（K.T.Weierstrass）、戴德金（A.Dedekind）和康托（G.Cantor），他们关于演算概念（诸如连续性和极限）的论著就是罗素的榜样。罗素像摩尔一样把分析工作看作是客观的和非语言的。随着他的数学基础工作的展开，他对分析的看法逐渐变成逻辑的，而不是看作语言的。《数学原理》的逻辑语言成为识破自然语言的误导形式和揭示事实的真正逻辑形式的主要工具。但摹状词理论和类型论所造成的影响被认为远比罗素后来所做的语言研究大得多，而这两种理论正是他唯一最终勉强认可的。对不完全符号的分析方法（限定摹状词就是一种不完全符号）如同边沁的虚构理论，最后也是一种意译句子的方法；而类型论很容易转换成与实在毫无关系的一部分逻辑句法理论。

罗素与摩尔之间的差别远比这深刻得多。摩尔相信，我们的确绝对肯定地知道无数的事实。而任何对此提出挑战的哲学都会被看作是错误的而被加以抛弃，因为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肯定远远超出对任何哲学论证的肯定。我们知道世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知道我们有一个身体，知道存在着不依赖于我们心灵的物质，知道我们时常会以不同于通常的方式行动，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真理，等等。而我们不知道的却是对这种事实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些命题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它们是真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对它们意义的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对意义的分析（这种意义被看作是独立于心灵的、独立于语言的实体）。相反，罗素的哲学则是笛卡儿式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我们预先并不知道这种追求会带我们走向何方，也没有理由假定这会使摩尔所说的那些平凡的确定性完整无缺。的确，他俏皮地说道：“哲学的起点在于那些过于简单而似乎不值得陈述的东西，终点在于那些过于烦琐而无人会相信的东西”（Russell 1986：第172页）。数学是罗素关于确定知识的范式，而他对数学基础的研究是由于需要从纯逻辑中派生出皮亚诺的算术公理而证明它们为真和不容置疑。罗素在《数学原理》中满意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就转向分析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希望像为算术所做的那样为他所相信的普遍经验知识做些事情，即建立坚实的基础。因而他推崇奥康剃刀：不要毫无必要地增加实体（以避免受它们的拖累）；他拥护“科学哲学的最高原则”：尽可能地用逻辑构造替换推论的实体。还原和逻辑构造是他战后两部著作，即《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的主要标志。他把哲学看作科学知识的形式，它由于极高的普遍性而不同于专门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探求真理。要想确信被揭示的东西为真，笛卡儿式的怀疑就是首要工具。

正如冯·赖特指出的，罗素与摩尔的差别代表了分析哲学之根的双重性（von Wright 1993：第26-30页）。这种双重性后来变成分析哲学的普遍倾向，表现在维也纳小组中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之间的差别，以及牛津哲学家中奥斯汀和赖尔之间的差别。正像魏斯曼所认为的，这两方面都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了对人类心灵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Waismann 1939—1940：第265页；von Wright 1993：第26页）。一种主要关心真理，而另一种则关心意义；一种关心知识的扩展，另一种关心理解的深度；一种关心面对怀疑的恐惧而建立确定性，另一种则把对先于确定性的怀疑论挑战看作完全可以反驳的（正像摩尔认为的那样），或看作完全不连贯的（正像维特根斯坦认为的那样）；一种关心如何仿效科学的成就、进步和理论建构，另一种关心把追求清晰作为自身的目的。^[18]

分析哲学的第一阶段产生于从19、20世纪之交盛行的多元论柏拉图主义到20世纪头十年逻辑原子主义（这构成了其第二阶段）的出现。这部分是由于罗素企图把《数学原理》的分析方法用于普遍的经验知识，部分是由于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他对罗素的影响是毁灭和启发两者兼有的），由于他在1913至1919年间所写的巨著《逻辑哲学论》。《逻辑哲学论》的四个特点在这里值得重视。

第一，它把源于笛卡儿和莱布尼茨而不是洛克和休谟的近代欧洲哲学中分析的、分解的倾向推向了极端。这种观念支配着战争期间的剑桥分析，并改头换面地塑造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观念（除去关于事实和简单对象的形而上学，除去关于原子命题的独立论题）。它还使在弗雷格和罗素手中生根开花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成硕果。在其形而上学体系的框架内，关于思想的命题的图像论对自笛卡儿以来一直支配哲学思想的关于命题的意向性问题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解答。它从形而上学上解释了一种心理现象即思考一种思想如何能够具有等同于确实情况的内容，但仍然具有不同于确实情况即虚假情况的内容。与此相应，它解释了命题如何可能是假的却是有意义的。总之，它通过思想和意义的心理行为的内在意向性，解释了符号的意向性。

第二，它明确地破除了弗雷格和罗素关于逻辑的观念，并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取而代之。《逻辑哲学论》的主旨就是，不存在逻辑常项。^[19]逻辑联结词既不是逻辑对象的名称，也不是专门的逻辑函项（概念或关系）的名称。命题既不是真值的名称，也不是复合物的名称。逻辑命题既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逻辑真理的标记并不是绝对的普遍性，因为逻辑真理并不是对重言式的普遍化，而完全是重言式本身。逻辑真理的标记是必然性，而逻辑命题的必然性则是命题真值函项结合的退化情形的结果。在逻辑命题中，基本命题被真值函项算子组合成为真实的，而与它们拥有的真值无关。为这种有保证的真付出的代价是很愚蠢的。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意义为零的，它们对世界只字未谈。但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说同样的东西，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但不同的重言式在它们揭示不同的证明形式上仍然是各有不同的。逻辑命题的标记正是在于，它能以适当的记法与单独的符号区分开来。这就澄清了逻辑命题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经验命题的范畴区别。这也弄清了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公理化与他们诉诸自明以支持所选公理为何是错误的。这些公理并非由于它们特别的自明而显得特殊。它们和定理一样是重言式。它们根本不是初始的，也根本不是派生于命题的定理。因为一切逻辑命题都是相同的，即都是空洞的重言式。所以不存在弗雷格和罗素所认为的逻辑知识，因为知道重言式的真也同样对实在完全一无所知。逻辑和数学都不是真正先天知识的例证，这就为维也纳小组所说的“连贯的经验论”铺平了道路。

第三，《逻辑哲学论》清楚地表达了一种革命性的哲学观念，它塑造了分析哲学的未来。根据这种观念，哲学绝对不同于科学（1922：4.111）。哲学中不存在假设，它并没有描述摩尔和罗素所认为的关于宇宙最普遍的真理，它也没有描述弗雷格认为的抽象实体之间的关系。它没有描述英国经验论者和心理学家所认为的人类心灵活动，也没有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去研究对经验的形而上学预设并把它们描述为先天综合命题。不存在可以用命题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为唯一可表达的必然性只能是空洞的逻辑重言式。任何表达形而上学真理的企图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与感觉的界限相冲突。《逻辑哲学论》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最后挽歌，因为它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没有哲学命题，也就没有哲学知识。哲学不是一门认知学科。它的成果并不是人类的知识，而是人类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逻辑澄明的活动（1922：4.112）。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则是通过对有问题的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这些命题明显暴露了形而上学论断是无意义的（1922：6.53）。这种哲学观对剑桥的分析家和维也纳小组都同样是决定性的。石里克后来写道，这构成了哲学中的“关键转折点”。

第四，《逻辑哲学论》带来了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虽然它并未完成这一转向。这标志着与弗雷格、摩尔和罗素的戏剧性决裂，维特根斯坦大胆地宣称，“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1922：4.0031）。该书的下列陈述表明了这种转向：（a）设定思想的界限是由于设定了语言的界限，即确定了意义与无意义的边界。（b）未来哲学的积极纲领是对命题即有意义的句子的逻辑—语言分析。（c）未来哲学的消极任务是表明，形而上学断定是竭力想说那些按语言的本性（1922：4.5）。（e）对经验现象所做的语的言逻描辑述分析，产生了对的天性根本无法说出的东西。（d）维特根斯坦努力的关键在于澄清命题记号“现象”的逻辑研究，即对逻辑的应用（该书纲要性地提出了这一点，但直到1929年“关于逻辑形式的几点评论”才得以实行）。（f）对符号系统的研究产生了该书的最大成就，即对逻辑真理的阐明。“逻辑命题的特征是，人们单从符号就能够知道它们为真，而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着整个逻辑哲学”（1922：6.113）。我已经指出《逻辑哲学论》带来了“转向”，但并未完成它。只有把该书的语言倾向与其毫无成果的关于符号体系（例如，只有简单名称才能代表简单对象，只有事实才能代表事实，命题是事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分离开来，才能完成这种转向。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维特根斯坦抛弃《逻辑哲学论》的形而上学才得以产生的，它使逻辑摆脱了任何形而上学的和“元逻辑的”（维特根斯坦讽刺性地使用这个词）基础，而且受其影响，维也纳小组也促成了这一转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分析哲学分裂为两个支流，即剑桥分析和逻辑实证主义。剑桥分析来源于摩尔、罗素和《逻辑哲学论》。摩尔发表的东西很少，但他在剑桥的教学却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他与布劳德共有的对感觉材料知觉论的关注成为剑桥分析最有特色的主题之一。^[20]他那注重细节的分析风格和坚持哲学工作就是对意义的分析这一信念同样对剑桥分析产生了影响。然而，语言转向的一个后果是，年轻一代把摩尔所谓的“意义”从直观思考的客观概念转变为自觉地努力分析表达式的语言意义。罗素虽然并不在剑桥，但他同样很有影响。布雷斯威特在1933年写道：

在1919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伯特兰·罗素的著作支配着剑桥的哲学思想……他的那些发挥着他不断变化的哲学的著作和文章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而且成了G.E．摩尔和W.E．约翰逊讲座中被详尽评述和批判的对象。

凯恩斯（J.M.Keyens）在1924年写道：《逻辑哲学论》“自写成以来一直支配着剑桥的一切基本讨论”（Wittgenstein 1974：第116页）。它是对年轻的拉姆塞、布雷斯威特和威斯顿的主要影响。剑桥分析转向了还原论和逻辑建构的纲领。一些人接受了关于事实的（但不是简单对象的）本体论，寻求分析事实的逻辑形式，并力图表明某些事实仅仅是出自其他事实的逻辑构造。威斯顿发表于1931—1933年《心》杂志上的文章《逻辑构造》使这一纲领达到顶峰。逻辑主义在剑桥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拉姆塞在那里则致力于修补它的漏洞。在他1930年英年早逝之时，他已经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劝告：那是无法修补的。非认知的哲学观念使老一代大吃一惊，但却使新一代迷恋不已。布雷斯威特指出，把麦克塔格特（J.M.E.McTaggart）的《存在的本性》（1927）作为其“令人敬畏的例证”的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已经被抛弃了。因为维特根斯坦已经表明，“我们可以事先肯定，宣称从逻辑上必然的前提出发，凭借逻辑上必然的蕴涵，派生出有意思的经验命题的系统，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Braithwaite 1933：第23页）。由《逻辑哲学论》带来的这种革命性哲学观念激发了整个30年代的英国关于哲学的性质、分析的特征及其与逻辑和语言的关系等的更广泛讨论。1930年之后，维特根斯坦本人也在剑桥讲课，并且改变了他早期的大多数思想。这就改变了剑桥分析的方向，从经典的还原分析和逻辑构造转向《哲学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支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哲学。

两次大战期间分析哲学的第二个支流产生于维也纳，随后扩展到德国、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群岛，再后来扩展到英国和美国。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在1929年前的剑桥。这无疑部分地是由于他在1927年和1936年间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往，部分地是由于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密切关注。^[21]他们抛弃了逻辑原子论关于简单对象和事实的本体论，反对说出与显示的理论及其毫无效果的形而上学，放弃了认为每种可能的语言都必然地具有反映事实的逻辑形式的相同逻辑句法这种想法。但他们欢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只有必然性是逻辑的，而逻辑真理则是空洞的重言式。他们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对逻辑联结词和外延性论题的论述。以下五个主题刻画了逻辑实证主义，它们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有时甚至被看作是一种误解。

第一，维也纳小组的哲学观来源于《逻辑哲学论》。哲学不是一门认知学科，它与科学截然不同，根据卡尔纳普，哲学的积极用处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并为科学和数学建立基础。传统哲学问题或者是伪问题，或者经过阐明是经验问题。哲学是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的阐明。

第二，维也纳小组拥护对形而上学的破坏，这样他们接受了《逻辑哲学论》的主张，即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命题，坚决抛弃关于只能显示而无法说出的那种毫无效果的形而上学真理的观念。

第三，他们提出了证实原则，这来自他们在1929—1930年间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他们把可证实性看作经验意义的标准。

第四，他们旨在坚持“连贯的经验论”，否定理智可以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来源。经验论的传统绊脚石是逻辑真理、算术的和几何学的真以及形而上学问题。在他们看来，《逻辑哲学论》对逻辑真理的论述恰好使连贯的经验论成为可能。但与维特根斯坦不同，他们对逻辑真理的论述是约定论的。当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看作是来自命题双向性质的流动时，维也纳小组则把它们构造成符号系统任意约定的结果，即它们由于逻辑联结词的意义为真。他们接受了希尔伯特对几何学的约定论陈述，（错误地）认为维特根斯坦把算术命题看作是可以还原为空洞的重言式。

第五，他们采纳了科学统一的论题，承认一种归纳主义的纲领，即把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都揭示为可以从构成“所与物”的基本命题中推演出来。这个论题可以追溯到笛卡儿，而这一纲领则追溯到罗素，但他们认为一切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这种思想（即外延性论题）来自《逻辑哲学论》。假定初始命题是可以在直接经验中得到证实的，这就证明了这种还原论纲领。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维也纳小组的观点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在《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小组》中表达的卡尔纳普—纽拉特正统实证主义一派；另一支是石里克—魏斯曼，他们深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是在与《逻辑哲学论》相反的方向上发展的。维也纳小组的思想统一由于内部的批评而开始瓦解，但其组织上的统一则由于纳粹的兴起而遭到破灭。它的主要遗产存留在二战后的美国，维也纳小组的许多成员定居在那里，并塑造了战后的美国哲学。

战争造成了哲学的中断。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牛津成了分析哲学的主要中心。领袖人物是赖尔和奥斯汀以及有力支持他们的魏斯曼、格赖斯、哈特、汉普谢尔和伯林（I.Berlin），还有他们的晚辈如斯特劳森、厄姆逊和后来的黑尔（R.M.Hare）、皮尔斯、奎因顿和瓦诺克。主要影响来自后期维特根斯坦，他的思想在其遗著《哲学研究》发表之前是由魏斯曼、保罗（G.A.Paul）和后来的安斯康姆（E.Anscombe）传送到牛津的，但许多重要的人物，如奥斯汀、涅尔和格赖斯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维也纳小组不同，牛津分析哲学并不是一个“学派”，它没有发表什么宣言，也不坚持某种正统观念。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的观念是被同化的而不是被用于训练的。牛津分析哲学是由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观念构成的，用“日常语言哲学”这种使人误解的说法去归类，只能是一种无知。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某些共同的东西。形而上学被抛弃了，而这个词本身只能出现在索引中。当斯特劳森在《个体》（1959）中使这个词重新流行起来时，它已经有了更好的涵义。因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并没有要求获得超验的知识或描述世界的逻辑结构。它规定自己是一种对我们概念图式最普遍特征的描述，即对我们的语言或任何可以区分经验及其对象的语言的描述。这样看来，描述的形而上学就是对诸如客观殊相、个人、经验和时空等这些最普遍结构性概念的关联分析式的研究。

如前所述的分析和两次大战期间流行的还原和逻辑构造纲领，也都被抛弃了。但分析的术语，亦即现在盛行的“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则被保留下来，这就是说，为了哲学阐明而去描述相关概念的相互关联性，描述它们的蕴涵、可比性和不可比性，描述使用哲学上有疑问的表达式的条件与场合。逻辑上独立的初始命题，或简单地说，不可分析的名称或概念，并不是这种分析的终极结果。它是以清晰性为终结的，而只有当通过所有相关网络回溯到概念之网时，我们才能获得关于给定问题的清晰性，斯特劳森的“关联的分析”一词就恰当地表明了这种方法。

在这种松散的而非还原的意义上，从属于分析的是语词在句子中的用法。摩尔式的对概念的看法已经被抛弃了，谈论概念被看作是它可以证明为对语词用法的抽象。人们并不是普遍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是有关语言的问题，或它们都是出自语言而产生的伪问题，更不用说认为它们都可以通过设计一种“理想语言”而得到解决了。没有什么人相信谓词演算系统提供了解开哲学难题的钥匙，更不用说相信它构成了可能语言的深层语法。但人们始终普遍承认，解决或消除哲学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对它们所在的自然语言中相关语词用法给出耐心细致的描述（这些语词可能是或不是某门特殊学科的专门术语）。

尽管后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式的哲学观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 至少不是作为整体来接受，但他的下述观点则因不同程度的论证而达成广泛共识，即哲学不是科学的延续，它只是对人类理解的特殊贡献，而不是对人类知识的延伸或增加。尽管他对“语法的”一词的特殊用法并没有得到继承，但他的这一说法则得到了延续，即“语法陈述”是先天的，翻译成牛津的术语就是，“概念真理”是先天的。赖尔指出，哲学问题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特殊实体（诸如观念、柏拉图的意义或概念、逻辑对象或意向对象等）的日常问题。它们不是科学的经验问题，因而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或理论加以解决。

人们已经承认，哲学是没有等级之分的。那种认为逻辑是哲学的基础，或被称作“语言哲学”（这个词当时甚至并不存在）的学科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的假定不再被接受了。没有哪一部分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在先的或基础的。但语言的转向毕竟已经发生了，而且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了。虽然哲学的不同分支不能看作是生长于某个主干，但它们的统一显然是由于哲学难题的共同特征和共同的解决方法。哲学的核心是关注意义和对表达式意义的澄清，这并非出于自身的缘故，而是出于解决哲学问题。因而，首要的方法是描述语词的用法，而不是根据支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美语言哲学的戴维森纲领去构造一种意义理论。到那时，分析哲学就开始衰退了。

走向何方？

20世纪分析哲学的统一是历史性的，这是差异中的统一，因为没有明确的特征可以描述分析运动的所有阶段。但每一阶段又都共有某些先前的或同时存在的特征。某些特征有着共同的祖先，譬如分析（根据某些解释，是“语词方式”），抛弃形而上学，但它们是以更新的方式或比先前更彻底、更精确的方式得到展开的，并以更新的论证得到捍卫。还有的特征是较新的，如把新逻辑用作分析的工具和非认知的哲学观。我认为，用“分析哲学”来命名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显著的混合观念之流，是最为明白和很少误解的。由于许多这样的观念都有古老的祖先，因而，我们可以根据其哲学和哲学方法与20世纪的这场运动中这个或那个阶段的相似性，相对无可争辩地确定分析哲学的先驱。而这场运动本身则最好是用描述而不是用分析来加以确定。

我认为，分析哲学在70年代之后就衰退了。我愿意通过阐明这一点而得出结论。分析运动的每一阶段都是由革命热情激起的。倡导者们热忱地相信，他们正在使哲学摆脱自命不凡，清除藏污纳垢的处所，重新树立哲学的形象。到了70年代，这种革命的日子就已经过去了。科学理性的精神是无须辩护的，这是技术的胜利，是20世纪科学最伟大的理论发现的胜利，自满情绪就由此产生了。分析运动所有阶段在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特征就消失了，因为哲学似乎不再需要辨明了。关于哲学是什么，我们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什么，以及哲学命题是什么和它们是如何与科学命题相关联的，对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任何严格的争论了，这就是20世纪晚期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科学主义成为许多当代哲学，特别是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尤其是受理论语言学影响的部分）的标志。分析传统的批判功能已经被抛弃了。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其区别既不是由于它的思辨特征，也不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如同罗素认为的那样）。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是哲学之外的。在哲学内部，主要的人物是蒯因。他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抛弃，本身并不是与分析传统的关键性决裂，而只是与卡尔纳普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决裂。因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同样避免这种术语，它在牛津哲学家们中也没有起到主导作用。^[22]但我认为，全盘抛弃分析与综合、偶然与必然、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一区切分或相区关分的，却是一种关键性的决裂。因为随着抛弃这样三种区分以，及一切那类似种的区分把哲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截然不同于科学的批判学科，看作一种先验的研究，看作与作为原告的摆在面前的自然相对的意义法庭的哲学观就瓦解了。但正是这种元哲学的观念描绘了（尽管以多少不同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分析哲学，即从《逻辑哲学论》的发表，经过维也纳小组和剑桥分析，直到《哲学研究》和牛津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或许恰当地抛弃了由康德、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等人划定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把必然与偶然的区分看作研究和阐明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看作分析学派依赖的基础。但如果它必须同样放弃先天的意义问题与经验的、后天的事实问题之间的任何区分（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关于语法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的区分，即句子的用法之间而不是句子类型之间的区分的一种形式），那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哲学就会遭到破坏，而且这就意味着分析哲学的终结。它敞开了通向伪哲学的毫无观察、实验和确证之虞的思辨科学之门。

人们或许有理由认为，蒯因回到了《逻辑哲学论》之前的分析哲学早期的罗素阶段，因为他的哲学观与罗素有着相近之处。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应当把它看作是对早期罗素与实用主义结合的最新发展呢？人们无法在历史长河中倒游。倘若1911年在剑桥遇到罗素的是年轻的蒯因，而不是年轻的维特根斯坦，那么，分析哲学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了。但分析哲学的河床毕竟是由《逻辑哲学论》带来决定性转变的，而且这一转变的方向是与罗素的分析观相对立的，后者并没有对这一运动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直到1960年蒯因的主要著作问世，他没有追随分析哲学已经走过40年的主流。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决裂。虽然蒯因在某些方面回到罗素，但他从未接受罗素的分析观，即表现为先是逻辑主义，然后是《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和后来的《心的分析》与《物的分析》中的还原论。

蒯因对上述三种区分的攻击在美国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但这并不是他提倡哲学中科学主义努力的唯一特征。我认为还有四个特征值得注意，即蒯因的本体论转向，他的物理主义，他对自然化认识论的提倡，他的行为主义以及随后对语言哲学中规范性问题的排斥。第一个特征是把注意力从关于在各种论域中存在的属性（即认为存在颜色或存在精神状态或存在法律体系或存在虚构人物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分析问题，转向关于某些“实体”是否存在，或是否需要出于科学的目的，或为了关于确实存在之物的最佳“理论”而设定它们存在，这类假定的本体论探究。蒯因认为，唯一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知识。他声称，物理学研究“世界的本性”，支配一切现存事物行为的根本规律就是物理学规律。“如果我们是在描绘实在的真实终极结构”，我们就应避免意向的用法，因为没有必要假设精神状态的存在，我们只是应用唯一指称“有机体的物理构成和行为”的严格图式（Quine 1969：第221页）。因而，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终极说明也都是由物理学提供的说明，蒯因的物理主义是20世纪70—80年代涌现的消除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主要灵感。他的自然化认识论“占据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Quine 1969：第82-83页）。因此，对知识陈述中所涉及的辨明模式和概念构造的分析研究，也就展现为刺激模式的输入如何导致语言行为和其他行为的输出这个问题的研究。自然化的认识论最终又恢复了分析哲学反对心理主义时竭力根除的发生学。他的行为主义以及对语言论述中规范性的拒斥，排除了对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界限的研究，后者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着分析哲学的中心。

蒯因的哲学观培育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哲学是科学的继续，它与科学一样关心理论建构。像科学一样，它的目的在于增加人类关于实在的知识。如果蒯因正确的话，由于每一种概念图式都是理论的，涉及本体论的承诺，在许多同代人看来，日常语言仅仅是关于一种文化的前科学的概念图式，有利于它为之演化的世俗目的，但却承诺了大量错误构想的前科学理论。前科学的物理学和心理学也嵌入了这样的日常语言之中。所以，哲学的理论化不必比物理学或心理学更多地关注表达式的日常用法。它的目标既不是清除出自感觉限度上的细微冲突而产生的混淆，也不是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精妙构造，而是对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做出贡献。

由蒯因引发的这种倾向从哲学之外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乔姆斯基的理论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神经生理心理学（特别是在视觉理论领域内）的成就。随着（为蒯因所诅咒的）后行为主义认知科学的诞生，分析的心灵哲学就衰落了。心理学哲学本身就是与对认知科学的思索相关联的，而在对心理学概念构架的分析研究与关于大脑机制的假设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同样，分析的语言哲学与理论语言学的界限也遭到了侵蚀。

对分析哲学的衰落可以采取一种启示性的看法。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结束了哲学自命不凡地宣称能够获得科学难以达到的先验真理，而分析哲学则通过终结下述哲学目标即揭示先天综合真理以及约束纯粹理性在数学领域获得这种真理的自命不凡，最后完成了对这一学科的毁灭。通过剥夺哲学自己拥有的任何题材，分析哲学不就使这门学科走到尽头了吗？值得注意的是，石里克的“哲学的转折点”就得出了关于未来图景的结论，在这种图景中，“没有必要再谈论‘哲学问题’，因为人们会哲学地谈论有关的一切问题，即清晰地和有意义地谈论”。卡尔纳普询问，如果一切有所表达的陈述都是有关经验性质的陈述，都属于科学，那么给哲学还留下什么？他答道，“留下的不是陈述，也不是理论，也不是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他认为，逻辑分析的积极任务“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建立逻辑的基础”。这就是，而且只有这才会是关于未来的“科学的哲学”（Carnap 1959：第77页）。但人们或许认为，如果卡尔纳普为哲学留下的专门领域完全依赖于他所坚持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如果蒯因消除这种区分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种“科学的哲学”也就合并为科学了。哲学的转折已经导致了哲学的终结。

我相信，这种反应可能被深深地误解了。我不知道分析哲学的消失是否只是时间上的某一阶段问题，但这的确是非常明显的。分析传统为哲学留下了两个可以为后代继续完成的普遍任务。第一个是批判的任务，即消除既在哲学中也在人类思想与反思经验的其他领域中出现的概念谜团和概念混淆。对这种哲学角色的清晰阐述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完成的。经过恰当的阐释，这种阐述至少部分地刻画了哲学史上的许多主要哲学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一种（或一类）方式。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无须阐述了。有时这种阐述也被责怪为过于“消极”和“安静”了。但仅仅在医学是消极的（即“仅仅”使病人恢复健康）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消极的。而且正像医学一样，哲学所要治疗的许多理智疾病都是长期存在的，需要在不同的变化中代代医治。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不是安静的，这明显地表现为进一步的特征。最初，哲学一直是得到允许进入科学的。因为概念谜团和混淆并不是哲学才有的。分析哲学在其革命时期的劲敌，即思辨形而上学的神话，宗教在科学事务上表现出的自命不凡，以及在伦理和政治事务上的专横独断（ipse dixitism）（用边沁巧妙的术语）等，可能都已经被击败了，至少是暂时地被击败了。理性的科学探索和理性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其本身的范围内，现在大多摆脱了我们文化中的这样一些障碍。但这不应当引起自满。因为现在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如果科学志得意满，那么它同样是神话和神秘化的来源。因为真理的每一种来源也都必定是这两类错误的可能来源。相对于经验的错误而言，各门科学是装备优良的，虽然它们之间的战斗可能是很艰难的。但相对于制造神话、概念的神秘化和混淆，它们却谈不上装备优良。因为人们所面对的难题并不是理论上的；过错并不是假话或有缺陷的理论，而是缺乏意义。分析哲学非常适于与此作战。哲学的一部分关键任务不是去质疑真理，而是去质疑（例如）理论语言学家关于下面这些东西的谈论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思想的先天语言，“语言基因”，或无意识地“认识”到普遍语法理论的一个语言的说话者，或为相互理解所必需的解释理论。哲学的一部分任务不是去探究下述说法是否为真，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即像许多实验心理学家认为的那样，为了让一个人能够看见东西，大脑就必须构造假设，应用归纳逻辑，推理，构造视觉域图像，并根据适合它的信息指派物体表面的色彩。类似的供探究的问题，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以及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分支中，都是共同的。批判的分析哲学并不是科学的延伸，而是意义的法庭。当科学不知不觉地陷入构造神话和堕入概念混淆时，它就应当在这样的法庭前受到审讯。

第二个任务是补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在给定的论域中清晰地展现我们语词的用法或我们语言的语法（在维特根斯坦独特地使用“语法”一词的意义上），或者用斯特劳森的语言，是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结构或其中的某些片段；或者用赖尔的隐喻，是划分和调整我们已有知识的逻辑分布图。（这里有许多差别，但眼下不必考虑它们。）这里划出的地图可能是非常一般的，代表一种从卫星俯视的角度— — 如果人们的目的恰好是一般的，正像斯特劳森在《个体》中所做的那样。或者它可能代表一种鸟瞰式看法— — 更详细地，但只是针对所选的领域，正像冯·赖特在《善之种种》中所做的那样。或者它可能集中在某个极专门的地方，正像阿兰·怀特（Alan White）在《注意力》中所做的那样。但无论人们的目的是在于描绘全球、一片大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郡县，这个任务都会出于其独立的兴致或出于与专门的哲学问题相关的专门目的而得以完成，虽然概念的（非经验的）东西并不必定是混淆的表达式和概念的纠缠。无论如何，实现这个任务也就必然会竭力根除概念的混淆。

哲学的这种积极任务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得以完成，不可能存在单一的概念疆域地图，它依赖于绘图者的视角和目的。不同的地图总是要求符合各个时代不同的理智需求。尽管这个疆域的许多特征都是稳定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及其用法有着合理永恒的结构特征，但其他的特征则是变化无常的，受到风雨的侵蚀和属于偶然突发事件的冲击，如同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看法经历着周期性大劫难一样。

哲学的批判任务的确是西西弗斯式的。因为我们可能陷入的混淆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如神经生理心理学的当代发展），一旦提出新的理论（如相对论），一旦做出新的发明— — 无论是先验的（如现代逻辑演算的发明）还是实践的（如计算机的发明），就会出现概念混淆和理智神话的新来源，新的说明模式就会成为可以接受的并被明显地用于超出它们的合理限度，提出示众的新问题也被看作是不能经受经验方法和科学理论建构的考验的。试图达到顶峰的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可能仅仅用于自身一代，相关于困扰他们时代的问题。每一代都必须重新劳作。达到顶点的人可能会为他们能够告诉同代人阳光明媚和视野开阔而感到欣慰，即使他们也知道乌云在视野之外可能依然密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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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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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为哈克博士（P.M.S.Hacker）于1995年10月11日在英国牛津大学所做的讲演稿，承蒙作者允许以中文首次发表在《哲学译丛》1996年第5-6期，第42-58页。这里经作者允许，根据发表于《分析哲学的故事：情节与人物》（The Story of Analytical Phlosophy：Plot and Heroes，Routledge，1998）中的同名文章（第3～34页）修订。在此向作者哈克博士表示感谢。

[2]例如，Nagel 1936。

[3]我非常感激这篇有洞见的文章。

[4]斯特劳森在《怀疑论与自然主义：某些变种》（1985：第25页）中引入了“关联的分析”一词，并在《分析和形而上学》（1992：第2章）中做了进一步阐发。

[5]的确，这是一个判断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当白色变为黑色，有些人就说，‘这基本上还是一样的’。而当这种颜色使光点变暗时，其他人就会说，‘这完全变了’”（MS 125，记于1942年5月18日）。维特根斯坦遗著的所有引文都根据冯·赖特的编码。

[6]我在一卷名为《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1996）的书中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其中特别提到维特根斯坦对分析哲学的贡献。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该书写成。

[7]冯·赖特指出，“没有人能够否认，无论是作为《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还是作为《哲学研究》的作者，维特根斯坦对于分析哲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维特根斯坦本人是否能够正确地被称为分析哲学家，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对于《哲学研究》，人们会说它的精神是不同于甚至是敌视典型的‘分析’方法的。相反，《逻辑哲学论》在某些方面则可以看作哲学中分析倾向的典范，就这种倾向由罗素所提倡并随后由维也纳小组成员所发展的形式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后期维特根斯坦显现出与摩尔的某些近似”（von Wright，1993：第32页）。我同意这一说法。从1929年到1932年间，维特根斯坦完全放弃了经典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打印稿》（Big Typescript）中，他写道：“当一个句子的语法得到完全清晰的展现时，它就完全是逻辑上分析的”（BT，417）。这样哲学中的“分析”就意味着给出使用这种表达式的语法规则，澄清它与相关概念的各种联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随着这种转变，经典的分析就转向了“关联的”分析。

[8]关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必然性的一般性论述以及他对心理主义和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态度的专门论述的更详细讨论，请参看G.P.Baker和P.M.S.Hacker（1985：第263-347页），以上评论出自该书。

[9]虽然我根据权威的说法，把这看作是也许会赢得哈曼和尼采的赞成（见Philipse 1992：第167页）。

[10]的确，在《哲学研究》第664节中，维特根斯坦引入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对比。这种深层语法的隐喻后来被生成语法学家们所接受，但它对维特根斯坦的目的而言却是完全不合适的，他用它所指的东西与乔姆斯基心中所想的正好相反。表达式的深层结构并不是隐而不见的、需要用分析将它们抽取出来的东西（正如《逻辑哲学论》所做的那样），而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 倘若某人只是想环顾四周，使他回想起表达式用法的一般模式，在这里，地形隐喻可能会比地质隐喻更为恰当。

[11]肯尼接受达米特（1993：第5页）的观点。“语言的转向”一词是由罗蒂于1967年编辑的关于语言哲学的同名文集而流传开来的。他把这个词归功于伯格曼（Gustav Berg-mann）的《逻辑和实在》（1964）。通常认为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提出者的意图。

[12]斯鲁格像肯尼一样追随达米特的足迹。达米特认为，“我们可以追随弗雷格把分析哲学描绘为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语言哲学是这一学科的基础”（1978：第441页）。

[13]斯特劳森在《个体》（1959）中显然是以康德的精神对形而上学努力抱有同情，并以分析的语调复兴了形而上学的用语，但这里复兴的只是传统认为的形而上学用语而不是形而上学精神，参见第22页之后。

[14]参见Philipse 1992：第168页。

[15]指“分析哲学”。— — 译者注

[16]弗雷格的确发明了新的逻辑，捍卫柏拉图式的反心理主义，实践着对算术的逻辑分析。在这种意义上，罗素认为他是分析学派的前辈之一。但他并没有影响摩尔，而且在继承关系上对罗素的影响也很小。罗素认为，他所遵循的数的定义“早在16年前就曾由弗雷格完成了，但直到一年前或者说直到我重新发现它时，我才知道这些”（Russell 1959：第70页）。弗雷格并没有实现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他并没有像罗素那样把逻辑分析推广到数学哲学范围之外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和心智哲学等。他清楚地认为，语言哲学并不是整个哲学的基础（包括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美学和宗教哲学— — 对此他只字未谈）。相反，他坚持认为，“无休止地反对那些未能自由地表达逻辑之物的语言和语法，这是逻辑学家的事情”（Frege 1979：第6页）。逻辑学家必须努力使我们摆脱语言的束缚（Frege 1979：第143页），破除语词对人类心灵的作用，使思想“摆脱缠身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性质”（Frege 1972：序）；因为“研究语言和确定语言表达式的内容不可能是逻辑的任务。想从语言中学习逻辑的人，就像是成人想从孩子那里学习如何思考一样。……语言并不是用作对应逻辑的尺度”（Frege 1980：第67页以下）。根据弗雷格，使我们得到分析命题（思想）的关键不是自然语言，而是他发明的概念记法。

[17]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欧洲文化中的另一场伟大运动，即浪漫主义。

[18]参见维特根斯坦可能是为《大打印稿》所写的“前言大纲”，载《文化和价值》（1980：第6页以下）。

[19]这一论点有两个方面，而这里只接触到其中一方面，即否定逻辑算子是逻辑实体的名称。另一方面是，诸如事实、对象、概念、命题和关系等形式概念不是实质概念，不能出现在有意义的完善命题中。因而，罗素认为“存在双重关系”是一个描述了有关宇宙的绝对普遍事实的逻辑命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20]另一个最有特色的主题是归纳和概率。剑桥的来源是凯恩斯的《概率论》（1921）。布劳德、约翰逊（ W.E.Johnson）、拉姆塞、伦奇（ D.M.Wrench）、杰弗瑞（H.Jeffreys）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的冯·赖特都对这一主题有所贡献。

[21]在1924年和1926年两个学年中，他们每周会面，逐行阅读讨论这本书。

[22]的确，早在蒯因1951年发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之前，魏斯曼就在1949—1953年发表于《分析》上的六篇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文章中对这种严格的传统区分提出了挑战。

[23]我非常感谢H.－ J．格罗克博士、O．汉夫林教授和J．海曼博士对本文初稿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