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

N．雷谢尔

1．盎格鲁-美利坚分析哲学的灵感

盎格鲁美利坚分析哲学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立场，*毋宁说是探索那些争论问题的一种方法，也即关于在该领域内如何恰当地工作的一种意识形态。构成它的基础的，是关于从事哲学探究的恰当方式的一种观点，以及对这种方式的研究结果所做的预见。

从考虑给它提供了最初推动力的那些特殊论题和理论入手，也许是理解作为学说立场的分析哲学本性的最佳方式。就分析方法具有持续且重大的影响而言，一系列特殊的研究起到特别的影响作用。这个进程中最精彩的事件可以列举如下。

罗素论非实存对象。在其1905年的经典论文《论指示词的逻辑》中，伯特兰·罗素认为，设计一个包含非实存对象的本体论— — 例如，就像迈农（A．von Meinong）力图去做的— — 是根本错误的。罗素坚决主张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某种非实存对象，反而认为，所存在的只是表“达当式今的法国国王”，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在语句的语境中起作用— — 这种方式会导致所像有“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一类的直谓陈述句都为假的结果。我们这里正在处理某类相当特殊的对，象这一想法是一个语言方面的（而不是）视觉错方面觉的。

摩尔论善。摩尔关于善的“意义”的仔细思考，导致了下述结论：“善”是一个必须根据其自身来理解的观念— — 这个表达式的意义不可能以下述形式的重新定义公式而获得，即“善是那个……（引起快乐，有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对‘善’的定义性阐明注定是无效的。”对善的本性的定义性思辨做哲学探索，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但它是一种幻想。诚然，这种审查并没有完全挫败澄清方案。因为我们必须区分对善的定义和对善的—解 释— —而这就是善的构成特征与善的行为特征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涉及友谊、快乐等等。由于未能足够地注意其语言特性，哲学家们已毫无成效地对那个错误的问题喋喋不休。摩尔把这一结果视为“分析悖论”所固有的，而“分析悖论”则内在于下述两难推理之中：一个所建议的分析或者不过是重（述在这种情形下，它是多余的），或者是（误在述这种情形下，它是不正确的）。哲学家们提供定义性阐明的尝试，因此经常（也许总是）导致错误，而较仔细地注意语言的恰当使用却可以并且也应该能够避免这些错误。

爱因斯坦论时空。爱因斯坦狭义相对性的明显的哲学方面也使分析哲学家获利。假使没有任何讯号（以及没有任何自然进程）可以比光速传播得更快，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途径去落实同时性观念。而没有同时性，爱因斯坦关于测量的经典思想实验，即“与一束光线一道旅行”，就意味着：我们被迫依赖于物理传输过程（诸如一束光线的运动）来确定认识论关系。这导致下述结论：时空并不是一个拥有其自身的形状和结构的物理容器，而只不过是自然事件的结构特征。这反过来又证实了下述观点：传统科学和哲学已误解了像时空之类如此基本的东西之本性，而一种恰当的概念的或科学的分析可以矫正一个如此根本的（错误）看法。

（早期）维特根斯坦论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澄清关于存在问题的事实性断言的本性。《逻辑哲学论》坚持认为，有意义的事实性命题基本上有一个形式（一个“逻辑形式”），它可以被显示（被例举、被例示），但不能被解释（以某种描述形式给出定义性勾画）。照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学家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解释关于世界终极要素的断言的逻辑特征。但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显示，不可以言说，并且“对于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拉姆塞论真理。哲学家们以为他们可以解释真理的本性。但对这个问题的理性分析表明，（对它的）任何定义性刻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应付的一切是只能够显示真理是怎样通过“冗余论说明”起作用的— — 冗余论根源于这样一个等价式：“P”为真当且仅当P。追求对“真理的意义”（作为与事实相符合，或者作为融贯性，或者作为断定、效用，或诸如此类的事情）的阐释性分析之观念，就是在追寻一个幻觉。声称一个断言为真，不多不少恰好就是提出那个断言本身。对此问题的一种通晓逻辑的细究表明，对意义的定义性重述是办不到的。传统的哲学真理论（符合论、融贯论等）已弄错了对象。在这一点上，任何有效益的哲学理论建构都是不可能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论“意义”。哲学家们已寻求为哲学关注的基本概念提供定义性公式。但是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这个方案注定是无效的。在这个概念领域内，所争论的现象简直过于纷繁复杂，以致不容许用一张最明确的网络去捕捉。考虑一下“游戏”这个概念。关于游戏，简直没有任何一贯的（实质性的）共同性。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不同种类的游戏之间的一组家族相似性。任何（对它的）定义性刻画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哲学理论建构也都是无益可获的。我们不得不使哲学家们从普罗克拉斯忒斯（Procrustes）^[2]意义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知识”视为一类特殊的产品（即“我们恰当地承认为如此这般的事实”），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知道某事就是以某种方式来对待它（即，把它用于某个人自己的想法中，并随时准备说服别人相信它）。

奥斯汀论知识。力图辨别与刻画“知识的本性”是一个错误。知识观念，不是带有某类同一性概念硬核的观念资源。再一次，知识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断言，毋宁说是一种实践承诺。声称“我知道P”，就是许诺要发行一张期票：“你可以信赖我，相信我的话，指望我能实现诺言”。（因此，“我知道，但也许可能是错误的”简直荒谬透顶。）关于事实，哲学既不做任何阐明，也不做任何解释— — 它只不过描述通行的语言用法的真实情况。

这些教义— — 以及属于同样普遍类型的许多其他教义— — 提供了这样的哲学典范，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们向它们看齐，去形成他们关于在这一领域内工作所应采取的恰当方式的观点。^[3]

2．分析哲学的学说观点

在前一节所概述的各种研究中，从事哲学探究的分析方式都得到了例示；这一分析方式被分析运动的信徒们看成证实了关于哲学本性的一系列学说训诫。

（1）语言的魔咒。哲学的论题和理论一般反映了由语言误解所引起的错觉和误解。事实上，整个哲学理论（学说）经常，也许甚至一般地是以对语言性质及复杂度的一个不充分的领会为基础的。即使在争议中只有一个单一词语（知识、真理，或者无论什么）的地方，一般说来，根本就没有一个如此的争议条目，以致人们可以恰当地展开哲学式畅谈。

（2）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的止痛剂。由哲学困惑及谜团所引起的苦恼，可以由逻辑—语言分析来消除。通过消除关注对象，留意逻辑和语言的真实情况，就会解决或消解我们的哲学问题。

（3）归约为科学剩余物。在从哲学关注的领域中消除掉逻辑和语言的误解，并且也清除掉哲学的错觉以后，无论还剩下什么样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形式性实质的或事实性实质的）科学性问题。于是，即使恰当的分析没有消解一个哲学问题，这样的分析也会将其归约为一种剩余物，它可以并且应当用科学的手段来解决。

（4）科学的优先性。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拥有的并且是有意思的［significant，在这个词的两种涵义上，即有意义的（meaningful）和值得知道的（worth knowing）］唯一知识，就是科学知识— — 或者是形式性的（逻辑的、语言理论的、数学的）知识，或者是事实性的（即适合于几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

（5）哲学理论建构的终结。相应地，没有为哲学本身留下任何特殊的实质性使命。作为一项独特的认知事业，传统的哲学理论建构走到了终点。把哲学设想为一门学科— — 认知探究及理论建构的一个部门，这么做是错误的。转向分析，将此前通常理解和实践的哲学带入了死胡同。传统哲学是以误解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恰当的分析得到消解，或者可以转换为恰当地属于形式性科学或事实性科学的问题。所有那些陈腐的哲学争论都可以根据对相关争论问题的分析性澄清而止息。

于是，照分析学派的理论家对问题的看法，哲学探讨中唯一合适的步骤是这样一种分析，它导致消除（通过消解或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本身。分析的任务是利用逻辑—语言的澄清工具去揭露哲学争论问题：它们或者是关于实际上什么是真正科学问题的误解，或者是关于它的概念（而不是视觉）的错觉。凭借这样的消除，语言分析导致对哲学争论问题的解决。分析家相应地把自己视为这样的传统观念的批评者，他们使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即逻辑—语言分析的方法论，并以这样一种方式转变我们对哲学争论问题的理解，即：或者将它们阐明为由语言误解导致的虚无，或者将它们变形为掩藏在一个不同的、成问题的伪装物下的事实性／科学性问题。以这种方式，分析哲学期待这一领域中新的一天的来临。

对于哲学学说来说，情形时常是如此：通过考虑它所反对的观点和学说，才能最好地澄清它的前景和教义。据此，指明下述一点将是有益的：分析运动将下列人物视为它的主要对手。

（1）体系的建构者。即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捍卫大规模的理论和体系，他们关注大画面的产出，而不是让大场景只从大量精细的研究中产生— — 他们要求大规模的（全景式的）解释，而不是小规模的（局部的）解释。

（2）哲学自主论者。即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视哲学为一项实质上的认知事业，有别于也许甚至相互平等于（形式的和实质的）科学— — 他们把哲学问题看作是充分地独立于科学问题的，以至于赋予这项事业为科学教义提供重要补充信息的能力。他们把哲学视为一项提供实质性信息的事业，而不是一项从事概念澄清的事业。

（3）历史的敬重者。即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认为过去时代的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传达了关于事物的真理的重要洞见；他们没有看清楚，当前的哲学与过去的哲学是断裂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新转向，使得发现“真正的方法”之前的所有哲学探究都成为过时的和无用的（除了偶尔预见到一些当代的洞见之外）。

（4）感伤主义者。即那些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把认知的效用和证明的权威赋予情感、感觉、传统— — 实际上是赋予在专属概念和证据的领域之外的任何事物。他们根据其哲学意义和重要性的优先等级，给人类经验的情感方面以骄人和显著的地位，给客观的非个人观察以同等的（也许甚至是从属的）地位。

（5）道德说教者。即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将智慧问题（即“怎样生活”的问题）处理为一点儿也不比知识问题（即“去思考什么东西”的问题）次要。

分析家希望成就的事情是使那些教授们大吃一惊，使那些头脑糊涂的旧式哲学教授们不舒服，后者把自己视为独特的人文传统的守护者。在利用形式科学（逻辑学和语言学）工具时，分析家认为自己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在严肃、冷静的科学家与人文主义者（纯粹人文科学的实践者）经年累月的斗争中，把可靠而永久的胜利交付到前者的手上。分析哲学于是就倾向于一个实证主义的偏见，即把知识看作是理性文化的唯一合法的护卫者。照这个运动的主要信徒的看法，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开创一个后哲学时代，它抛弃了按传统设想的哲学探究，并最终将哲学推上“科学的康庄大道”。

3．对分析哲学的冲击

分析“运动”纲领的基本建筑块料，是由像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拉姆塞这样一些哲学家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世纪放置到位的。竭力使它发展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纲领，则是这些哲学家的后继者们在20世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的任务。这里很容易列举出一些主要贡献者的名字：英国的赖尔、奥斯汀、厄姆逊和斯特劳森，以及美国的蒯因、大卫·刘易斯、弗兰克纳（Frankena）、齐硕姆。但这只是冰山之尖的顶部。这个运动变得太流行与散漫，以至于不容许把它的发扬者全部登录在册，那些发扬者实际上多得不计其数— — 而且这一运动还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和科学的认识论者掺和在一起。^[4]

但随着该纲领的演变，某些洞见逐渐明确起来，并且越来越明晰，它们给那些为分析哲学提供了最初推动力的主要学说观点以猝不及防的冲击。

（1）在分析哲学自身中所争论的基本观念之模糊性。在诸如科学／非科学、分析的／综合的、形式性的／事实性的、有意义的／缺乏意义的这样一些分析性基本对比中，达到任何清晰的区分都是办不到的— — 这一点主要在维特根斯坦、波普尔（K.Popper）、亨普尔、蒯因和戴维森的著作中得到了阐明。实际上，甚至像“哲学”、“语言”、“意义”以及它们的同类物这样如此基本的概念，都抗拒一切对所争议之点做解释性刻画的企图，而是消解为“松散的群体”、“家族相似簇”、“本质上令人满意的观念”或类似的东西。正是这些研究工作参照的词条，哲学分析家们原本打算以它们为手段开展他们的工作，似乎消失成为稀薄的空气，以至于难以被他们所把握。举例来说— —

（2）知识的复杂性。即使我们不能提供关于知识本性的再定义性阐释，我们确实还会希望并期待达到对形如“X知道P”的断定的使用条件的某些分析性澄清。一个有指望的建议，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的那个建议一样古老，它有着这样的公式：

“X知道P”当且仅当P为真并且X相信P并且X有充分的根据去相信P。

但正如针对这一表述的罗素—盖梯尔反例的广泛讨论已表明的，一切试图提供关于这样一种使用条件的阐释的有指望尝试，不久都遭到挫败。在分析中不得不引入一轮又一轮的复杂化，即使这样，分析也从未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

（3）逻辑的分崩离析。逻辑系统的激增是另一个绊脚石。逻辑—语言工具的多样化以及它们发挥作用方式的多样性，产生了一个如此完全多样化的选择范围，以至于人们再也不能恰当地以单数形式言及对某一概念或陈述或语言用法的最合适分析。维特根斯坦所想象的哲学概念的复杂性，也适用于哲学分析。而且不一样的手段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分析没有提供固定的概念小径的路标。实质上，有多少分析家，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分析方式。当存在如此多不同的这一类逻辑—语言系统时，究而言之，我们还怎么能够指望得到关于任一事项的一个唯一“正确的”逻辑—语言分析呢？

（4）价值的顽强不屈。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对价值语言做再多的澄清（分析），也不能将正确／错误、公正／不公正、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归约为那些只不过是事实性／科学性的问题，而不会留下任何本身显然是评价性的问题。分析价值概念的那些努力— — 不管它们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 恰恰都没有讲到这一领域内存亡攸关的实质性问题。^[5]特别地，我们面临着— —

（5）元伦理学的破产。哲学分析本身强调和澄清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鸿沟。但是，我们的伦理话语（或者正确／错误、好／坏、诚实／不诚实）是怎样的？对这一点的任何元伦理学分析都描述用法的事实。而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实质性伦理问题方面的鸿沟。但最终说来，这里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人们说什么是正确的。分析的元伦理学唯独关注对用法的阐明，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在放弃我们的伦理学关怀与（这种研究）之间做出残酷的抉择。

就分析哲学自身的评价而言，历史发展的进程相应地为此纲领的信徒提供了一系列痛苦的教训：

（1）分析的明晰性产生复杂化。当我们分析哲学问题时，我们发现情形并没有被简化或解决。相反，当更仔细地看待那些问题时，它们因此被认识到比预期的更纷繁复杂。分析并没有消解或解决那些问题，却使它们更复杂和更精致。它导致的不是坚定不移，而是分裂和增生。于是我们面临着— —

（2）问题的保留。老的问题既没有被分析所消解，也没有归约为可以解决的科学问题。经过分析进程后，它们以一种修正的、变形的、更精细微妙的形式生存下来。它们只不过披上了一件新生的、修补过的— — 也多少有点复杂化的— — 外衣。像变色龙一样，所有那些恼人的问题重新适应了新的概念环境状况。

（3）语言的可塑性和柔韧性。我们语言资源的流动性预先排除了任何单一的、唯一的、普遍的“分析”提议。分析进程根本没有提高问题解答的齐一性。分析选择的多样性，逐渐成为哲学问题解答所关注的那个问题的一部分。分析绝不是通向哲学问题解答的捷径。

（4）与科学的深层不相似性。在自然科学中，实验对理论的影响通过排除可选择对象而阻止了（选择对象的）激增。我们在实验情境下所做的观察用来裁定冲突，支持某些选择而不是另一些选择。至于哲学问题，相比之下，分析简直是突出与强化了分歧，却没有解决（消解或解答）争论。

这类考虑的总的结论是，逻辑—语言分析远不是一个解答问题的手段，它只不过提供了一块放大镜，能够更加详尽地揭示那些复杂情形。分析纲领被发展和推进得越远，它向它被设计以证实的学说提供的实质性内容就越少。那些传统问题并没有被消除或解答，相反却以一种更精巧、复杂和微妙的形式重新出现。分析只不过证明了其作为哲学领域内的问题杀手和争议解决者的无能。

如此证明为毁灭分析事业的祸根的东西，因此就不是来自外部的反驳性批判，而是来自内部的拆解。当分析纲领的信徒以空前强烈的献身精神和干劲推进它时，他们也被推入了这样一个发现领域，它嘲弄了对最初推动该纲领的学说之承诺。

4．死亡和变形

一个纲领性展望遭到挫败，不是由于外部的批判，而是— — 具有讽刺意味的— — 通过其内在发展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矛盾：这种现象在哲学史上如此频繁地发生着。分析哲学没有死于它的高龄，而是在其全盛时期被击倒。而且它不是被其对手所消灭的。它的死亡是由它自己造成的— — 实际上，这个纲领是自杀性的。

诚然，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在1990年反思他早期对分析哲学的概括性评述时，理查德·罗蒂写道：“我在1965年如此虔诚地参与的那些论战，在1975年似乎已经是古雅的了。到现在（1990年），它们似乎肯定是古式的了。”^[7]而伯纳德·威廉姆斯则多少有些轻蔑地写道：“‘语言分析’，现在已成为一种久远的哲学风格。”^[6]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家们已准备好将分析哲学丢入历史书籍中，并进而到别处去找寻他们的哲学灵感— — 不是在思索逻辑和语言中，而是在历史中，在科学中，在计算数学和计算机中，在人工智能中，在文学中，在东方神秘主义中，或者在无论什么样的东西中。

分析哲学已从盎格鲁美利坚学术舞台上退出，而它在那里仅仅是昨天还扮演了一个如此显要的角色。那么，一般来说，这件事对整个哲学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回归到像往常一样的（status quo ante）工作陈规，回归到事物先前所是的那种工作状态吗？

绝不！因为分析哲学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化，并留下了巨大的遗产。

事实是，分析哲学有两个实质上可分离的方面。一方面，它有其学说立场— — 它关于一个后哲学时代的意识形态展望，通过以下方式加以实现：或者去消解哲学领域里的传统问题，或者将其归约为经验的事实问题。这个意识形态是内在于这样的程序性命令之中的：抛开传统的哲学探讨，使用语言分析将哲学争论问题归约到一个科学体系中去— — 假如这样的分析没有简单地完全消解它们的话。所有这类批评传统观念的努力确实都遭到挫败。

但分析方案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除了学说以外，还有方法、技术以及运作程式。这涉及这个纲领的方法论方面，后者包含这样的程序性命令：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你的哲学工作中去。不要满足于模糊的观念和未经检验的假定，而要试图使你的哲学承诺尽可能的清晰与明确。发展和革新用于逻辑—语言分析的手段，然后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赋予你观点的激活与证实，以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那么多说服力和明晰度。

为了当前的意图，关键性的考虑是：（1）分析哲学的这个方法论或程序性方面是可以与它的意识形态或学说的方面分离开来的；而且，（2）在哲学领域，它的影响力仍然非常活跃，并继续在我们身边的哲学领域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分析哲学已经为盎格鲁美利坚背景下盛行的哲学（并且完全超出了这个范围）做出了持续贡献。因为撇开其学说或意识形态的成分，它的方法论成分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分析哲学没有对哲学家一般所持的那种立场产生持久的影响，但它却对他们（或无论如何，是对他们中非常多的人）从事哲学工作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影响。分析哲学坚持概念的明晰性和证明的说服力以及达到这样境界的进程— — 这些因素在当代哲学舞台上仍然非常有活力和号召力。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算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被证明是无限丰饶和多产的，并且在当代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

即使两次大战间的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衰亡时，它身后也留下了一个无限丰饶的科学的历史和哲学领域。同样，分析哲学的衰落也在其身后留下了逻辑—语言精致化的遗产，这笔遗产已经改变许多学术界人士从事他们的工作的方式，不仅在哲学中是如此，而且在语言学、历史研究等中也是如此。这两种哲学立场— — 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运动— — 都享有（或遭遇到）非常相似的命运。在两种情形下，我们都已看到了实证学说纲领的死亡，以及一个与之伴随的显著多产的方法论遗产的勃勃生机。

据此考虑未来，这是有趣的。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情况可以被视为从事“精确”哲学工作的风险范例，就此而言，它可能预示着等待目前时髦的“科学化的”哲学纲领的命运（这些纲领基于来自人工智能、形式语言学、计算理论、虚拟实在等的灵感）。这里，我们似乎也可以有理由期待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这样的“运动”作为切实可行的学说或意识形态立场，它们最终将从舞台上消失，但无论如何，它们总会在工作着的哲学家手中留下一些方法论工具和理智资源，这些东西代表着这一学科的永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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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译自Nicholas Rescher，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and Other Philosophical Studies．Savage，MD（Rowman＆Littlefield），1994，pp.31-42。

[2]希腊神话人物。— — 译者注

[3]在约翰·巴斯摩尔（John Passmore）的优秀历史著作《哲学百年》（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London：Duckworth，1957）的相关章节中，提供了关于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最佳说明。正如此书开始传播的，黑格尔的密涅瓦猫头鹰— — 学术死亡的预言家— — 刚刚开始它飞越分析哲学领空的行程。

[4]要得到一个资料丰富的概述，参看约翰·巴斯摩尔的《新近哲学家》（Recent Philosophers，La Salle：Open Court，1985）。

[5]逻辑实证主义者相当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但却做出了一个明显有问题的结论，即价值领域应当简单地退场，因为它不适合理性的审慎思考。

[6]伯纳德·威廉姆斯：《有必要成为怀疑论者》（“The Need to Be Sceptical，”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February 16-22，1990），第163页。

[7]理查德·罗蒂：《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Philosphical Method—With Two Retrospective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第371页。罗蒂的书仍旧是关于分析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最好和最全面的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