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满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发展
一、满族的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满族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里勤劳勇敢的一个成员。满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以勤劳的双手，披荆斩棘，对开发祖国边疆、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的先世在遥远的古代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据最新的考古消息：在黑龙江右岸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人民公社境内，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多年，出土石器一千零七十件，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华北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2]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外兴安岭，西自黑龙江上游和嫩江两岸，东至海滨和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内，发现了大量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研磨得比较精致的新石器和其他器物，其形制和中原地区，特别是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很相似。例如：作为龙山文化特征的半月形石刀和黑灰陶，在东北各处遗址中发现了很多。[3]某些陶器可说是古代黄河流域同类器皿的仿制品，其表面纹饰是用划或压以及划、压结合的技巧绘制的，制作技术与纹饰种类是中原地区常见和流行的。[4]又如，乌苏里江出土的玉璧、玉珠，和黄河流域出土的同式玉器几乎完全一致。[5]可见，在遥远的古代，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满族的祖先肃慎人，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武王灭商后，前来祝贺，“贡楛矢石砮”[6]。此后，肃慎曾多次遣使入贡，周王皆以厚礼相待，并把肃慎进献的箭，分给异姓诸侯，可见当时肃慎人已经和西周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西周、春秋时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7]。
汉代，肃慎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挹娄更名勿吉。隋朝，勿吉又叫靺鞨。自汉至隋前后经过七八百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尽管中原王朝时常更迭，肃慎也三次易名，但是满族的先世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遣使入贡，史不绝书，甚至一年进贡两三次[8]，贡者一次多达五百余人[9]。“白山黑水”出产“赤玉好貂”，是入贡和交易的珍品，在中原地区享有盛名。由于他们同中原地区来往频繁，不断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从而对这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唐朝，满族先世靺鞨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新的时期。早先，靺鞨内部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白山、黑水七部，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10]，它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东至海滨，北至鄂霍次克海。七二二年（唐开元十年），唐朝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附近，设置勃利州，任命当地靺鞨首领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11]七二五年（唐开元十三年），又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军。[12]七二六年（唐开元十四年）又设立黑水都督府，命靺鞨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职，并由唐朝中央政府派人前去担任“长史”，直接参与管理地方行政事务。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八世纪初，中国唐朝政府已在黑龙江流域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行使主权，该地成为我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靺鞨的粟末部位于其他六部的西南，分布在松花江、辉发河一带，该部首领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他死后由其子大祚荣统领部众，兼并周围各部。六九八年（武周圣历元年），大祚荣自建震国，称震国王。[13]七〇五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去招慰，大祚荣也“遣子入侍”[14]。七一三年（唐开元元年），唐朝在粟末辖区设置忽汗州，特派鸿胪卿崔忻前往，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15]，于是大祚荣“去靺鞨号，专称渤海”[16]，这是满族先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地方政权。从此，渤海经常派王子或特使入贡述职，唐朝政府也不断派人前往渤海，了解地方情况，册封其国王或官吏，交往十分频繁。渤海共存二百二十九年，传十五王，唐朝派往渤海的正式敕使前后共有十九次[17]，渤海向唐朝贡更多达一百三十二次[18]。
渤海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极为密切。通过纳贡和贸易，渤海的土特产貂皮、人参、鹰、马等运往中原，而中原地区的绢、帛、金银器皿也大量输往渤海。唐朝在青州（山东省益都县）设立了“渤海馆”，专管与渤海的贸易。[19]在文化上，渤海派遣了许多学者和留学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20]。他们抄回去很多汉文书籍，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渤海的官制和府州设置都模仿唐朝的制度，渤海通行的文字，“大抵汉字居十之八九”[21]。由此可见，在政治上，渤海是臣属于唐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正像唐朝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国》一诗中咏颂的，“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园，佳句在中华”[22]，这首充满激情的诗句，反映渤海和唐朝，满族先世同汉族人民早就是一家人了。
烜赫一时的唐王朝，在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毁灭了，各地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于是我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战火纷飞的混乱时期。居住在东北的契丹族开始兴起，其领袖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向四周扩展。五代时，靺鞨改称女真，渤海势力日渐衰落，经过数十年的战斗，契丹灭渤海。阿保机在渤海故地建立东丹国，以其子图欲为国王，每年索取“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23]，遭到渤海遗民的反对，于是“诸部多叛”[24]。契丹统治者索性把大批渤海遗民迁移到临潢（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东平（辽宁省辽阳），还有一部分人逃往朝鲜，留下的人极少。这次强迫迁徙的结果，造成满族先世靺鞨人经过二百多年辛勤创造的渤海文化，受到毁灭性的大破坏，渤海故地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原居北面的黑水靺鞨部，有些部众开始南迁，到渤海故地重新经营开发。
九四七年（辽大同元年），契丹建元大辽，辽对东北的女真[25]管理十分重视，把女真分为两部分，开原以南，称为“熟女真”，开原以北，称为“生女真”。“熟女真”在辽东和内蒙古地区，隶属辽朝南枢密院下属的东京道管辖，设置州县，编民入籍，这部分女真人很快被融合了。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的“生女真”，隶属辽朝北枢密院所属的东北路统军司、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汤河兵马司管理，各部经常向辽纳贡，进献马匹、貂皮、东珠、沙金、人参等名贵土产。
辽代，女真人不断起来反抗辽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到了十二世纪初，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原属黑水靺鞨的后裔、生女真的完颜部开始崛起，在杰出领袖阿骨打的领导下，逐渐团结和统一了女真一些部落，其势日盛。一一一四年（辽天庆四年），阿骨打兴兵伐辽，辽兵大败，阿骨打获得全胜。一一一五年（金收国元年）一月，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县），这是满族先世继渤海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经过十年战争，在一一二五年（金天会三年）灭辽，同年兴兵南下，一一二七年（金天会五年）灭北宋。一一四一年（金皇统元年）迫使南宋订立“绍兴和议”，以淮河为宋金的分界线。金朝为了对付南宋和西夏，把战略重点集中到中原地区，一一五三年（金贞元元年），从上京迁都到燕京（北京）。为了加强和巩固新占领的华北地区的统治，便于学习汉制，自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和各级官制都进行改革。随之有一批女真人迁入关内，同汉族杂居，借以监督和控制汉族人民，但是他们学汉语、穿汉服、改汉姓，不久就和汉族融合了。
虽然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了，但是金对留居东北的女真人没有放松管理。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以东，分别设置了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26]一九七五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蒲与路治所在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公社古城大队。[27]金的北部边疆火鲁火疃谋克在此以北三千余里，当在外兴安岭一带。近人在黑龙江流域，特林地区与伯力附近，还发现许多金人的遗物，有铁器、古钱、石碑、座石以及装饰品等。[28]一九七三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一枚“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29]，一九七七年在黑龙江省又发现一枚“胡里改路之印”，金代胡里改路的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管辖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广大地区。这是金朝政府授给绥芬河地区一个百户的官印。又如《满洲金石志补遗》收录的“合懒乌主猛安印”[30]模，这是金朝政府发给合懒路下属的一名千夫长的印信。以上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些地区是金的行政管辖区。
金代“胡里改路之印”及印文
金对自己故乡所在的东北地区积极进行了开发经营，自辽以来大批的女真人被迫迁往内蒙古和辽阳一带，开原以北人口稀少。金初，“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并“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上京）”，同时还把大批降人迁到“浑河路”（辽宁东部）、“岭东”（吉林中部）等地[31]，因此这个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上京、东京两路有十八万六千九百七十三户，仅上京会宁府就有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户[32]。
十二世纪，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兴起。一二〇六年（金泰和六年）铁木真被蒙古各部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从此，蒙古族建立了封建国家，不断向四周扩展，一二一三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兵分三路进攻金，“是岁，河北郡县尽拔”[33]，第二年（一二一四年，金贞祐二年）金被迫迁都汴京（河南省开封市），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皆为蒙古占领。此时，金咸平招讨使蒲鲜万奴在成平（辽宁省开原县）自立，建立东夏国，年号天泰。一二一八年（金兴定二年）蒲鲜万奴东迁，建都南京（吉林省延吉市），统辖南京、开元、率宾三路，直到一二三三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兵攻占南京，蒲鲜万奴被俘，东夏国灭亡，至此整个东北地区都置于蒙古统治之下。
蒙古在一二二七年（金正大四年）灭西夏，一二三四年（金天兴三年）灭金，一二七九年（元至元十六年）又灭南宋，从此，结束了从五代以后宋辽夏金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出现了统一的元王朝。
元继金统治东北的女真族，在这里设立辽阳行中书省管辖辽阳、沈阳、广宁、大宁、东宁、开元、合兰府水达达七路。开元和合兰府水达达路专管女真地面事务，合兰府水达达路下设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万户府。一九七七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一枚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印面为八思巴文（元代蒙文），“达鲁花赤”是元代官员的名称，这方官印说明元朝政府对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行有效管辖。元朝还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特设东征元帅府，管理特林地区和库页岛。元朝对女真采取“设官牧民，随俗而治”[34]的办法，征调女真从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35]，当时缴纳赋税“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36]，一般征收貂皮、海东青等土产品。元朝政府为了开发女真地区，加强和内地的联系，积极开辟驿站，据统计辽阳行省有驿站一百二十多处，为了鼓励女真人开荒屯田，政府还发放“牛畜、田器”，从而促进了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及印文
二、明王朝对女真的管辖及女真各部的发展
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明朝灭元，但盘踞东北的“故元遗兵”仍有相当实力，对于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是个很大威胁。明太祖朱元璋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37]；另一方面派明军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献辽东图籍投降，于是一三七一年（明洪武四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一三七五年（明洪武八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38]朱元璋为了继续向北推进，完全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加强对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统治，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其中燕王封于北平、辽王封于广宁、宁王封于喀喇沁、韩王封于开原，目的是“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39]。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在金山（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剌张、也速之等元朝残余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40]，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一三八七年（明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元朝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明初，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明继元统治女真地区，采取一系列积极经营开发的措施，使得明王朝与满族先世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已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永乐时期，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北方，除征抚蒙古外，更加强了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况，亲自找女真人讯问地方风俗人情。[41]一四〇三年（明永乐元年），永乐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42]。一四〇四年（明永乐二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43]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44]，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一四〇九年（明永乐七年）奴儿干卫官员忽剌冬奴等人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45]一四一一年（明永乐九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儿干都司”[46]，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47]。以卫所而言，则东起库页岛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外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下属三百七十个卫，二十个所。[48]今天，明代设置的卫所早已废圮，但是，一四一三年（明永乐十一年）明朝官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修建永宁寺时刻有石碑《敕修永宁寺记》，以及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重修永宁寺时又刻有《重建永宁寺记》的石碑。这两块石碑详细记载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另外还有《昭勇将军崔源墓志》记载，“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正统元年，奉敕抚安忽（剌）温野人”[49]，以及《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记载宋国忠的高祖宋卜花，在明初奉命招谕奴儿干的事迹[50]，这两块墓志反映的事实和永宁寺两块石碑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明奴儿干都司辖区
“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51]，“看守地方”[52]。“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53]的政策，他们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如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增加赏赐等，必须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54]、“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55]、“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56]、“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57]、“塔山左卫之印”[58]，以上的“印信”是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最好物证。
明奴儿干都司所属“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印文
根据明王朝的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要“以时朝贡”，“朝贡”包含政治和经济双重内容。卫所的官员，要按朝廷指定的期限赴京述职，报告地方情况，同时还要向明朝政府交纳贡赋，明廷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59]，实际上是向女真征收的赋税。建州和海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60]。随着卫所不断增设，入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仅一五三六年（明嘉靖十五年）来京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61]卫所朝贡人员到达北京后，由会同馆负责接待，女真贡使“俱于北馆安顿”[62]。贡品皆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鼠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明廷对朝贡者按照官秩大小授给抚赏，贡品给予回赐。[63]他们所带来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政府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女真地区，由此可见，朝贡除了政治作用外，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女真地方的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和汉人以及东北各族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马市开设始于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明朝政府应蒙古福余卫的请求，“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64]，由于前来马市交易的人很多，所以一四〇六年（明永乐四年）明廷正式开设马市，派千户答纳失里等主持马市事务[65]。此时马市有三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66]。以后马市贸易不断发展，又陆续增设一些马市，一四六四年（明天顺八年）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67]成化时在古城堡南为海西女真开设马市一处。一五二三年（明嘉靖二年）迁到庆云堡北。万历初年，在清河、叆阳、宽甸三处开设马市，不久又开设义州木市。
马市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明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称为官市；女真和各族人民之间换取“食用之物”，称为私市。马市贸易很繁荣，交换的商品来自女真的有马匹、貂皮、人参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有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明廷派官主持马市贸易，初期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到了一四一七年（明永乐十五年）改完“马价”，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了检查入市货物，还要征收商业税，叫做“马市抽分”[68]。而且，对于女真前来马市贸易的各卫所首领还给以抚赏，以资奖励[69]。
明万历十二年三月，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档案
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马市贸易。因此，到了万历年间，马市增设四五处，交易有了显著发展和变化。辽宁档案馆保存的一些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抽分清册”[70]，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马市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这些档案清册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马市开放的日期，不再是以前每月一次或两次，每次只有五天，到万历时几乎成了日市，每月开市不受限制了[71]；同时明朝政府对马市货物征收的商业税增加了，有的增加几成，有的增加几倍[72]；此外，女真各部前来马市交易的次数和人数都比过去多了，每次入市少则数十人，多达数千人，如海西女真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一千一百人[73]。建州女真的朱长革等一次进入抚顺关互市的就有二百五十人[74]；最后，明朝输往女真地区的货物中，主要是耕牛和铁制生产工具，这和以往输入大批生活用品不同了，根据《抽分清册》一〇七号记录统计，运进海西女真的耕牛二百一十六头，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75]。因为这些明代马市档案都是残档，反映的情况不全面，数字也不准确，但是从以上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马市的特点和变化，明朝与女真地区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来往更为频繁。再加上明朝政府不断派明军到奴儿干都司治所一带驻防、驻军定期换防、经常从辽东等地运送大批给养。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元代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或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内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76]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和交通运输，一四一二年（明永乐十年）就在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设立了满泾等四十五站[77]。一四二〇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朝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78]，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来往。
满族的祖先，在那数千年的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论历代王朝如何更迭，也不论哪个民族的贵族掌握中央王朝的统治权，他们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亲人。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62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78-01-24，第四版。
[3]参见《考古》，1960（1、4、7）；《文物》，1973（8）。
[4]参见《考古》，1960（4）、1974（2）。
[5]参见黑龙江省博物馆：《乌苏里江流域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6]《四部丛刊》本，《国语》二，一四页。“楛矢石砮”是用楛术为杆，以青石为镞的箭。
[7]《左传》卷二十二（三），七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8]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一一三九二页，北京，中华书局。
[9]参见李延寿：《北史》卷九四，《勿吉》，三一二五页，北京，中华书局。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五三五七页，北京，中华书局。
[11]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七八页，北京，中华书局。
[12]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五三五九页。
[13]参见［日］《类聚国史》一九三，“文武天皇二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日文武天皇二年，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256页。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〇页。
[15]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五三六〇页。崔忻完成使命回京时途经旅顺，在黄金山下的井栏上刻石留念，写道“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见北京图书馆藏《唐册封渤海井栏石刻》拓片）。这个奉使遗迹是唐朝政府此次册封的历史见证。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〇页。
[17]八三三年（唐大和七年）秋天，唐文宗派幽州卢龙节度副使张建章等人赴忽汗州，当时陆路为契丹所阻，他们便“方舟而东”，经辽东半岛北上，第二年秋天到达忽汗州，渤海王彝震得知张建章“赍书来聘”，以“重礼留之”，于是“岁换而返”，临行时“王大会以丰货宝器名马文革以饯之”，八三五年（唐大和九年）秋天回到内地。张建章回来后，把沿途特别是在渤海期间耳闻目睹的情况报告朝廷，并撰写《渤海国记》三卷，“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张建章墓志铭》，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一五〇八页）。
[18]参见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
[19]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一一四〇五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二页。
[2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又，近年在吉林省敦化县出土《渤海贞
公主墓碑》，贞公主是渤海王大钦茂的二女儿。碑文用汉字书写，文体也是唐朝的格调。
[22]《全唐诗》卷五八三。
[23]脱脱：《辽史》卷七二，《宗室》，一二一〇页，北京，中华书局。
[24]脱脱：《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二二页；卷七二，《宗室》，一二一〇页。
[25]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讳，改女真为女直。
[26]脱脱：《金史》卷二四，《地理》上，五四九页，北京，中华书局。
[27]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流域历史的新见证》，载《光明日报》，1977-02-09。
[28]参见［日］鸟居龙藏著、汤尔和译：《东北亚洲搜访记》，140页。
[29]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
[30]罗福颐：《满洲金石志补遗》。
[31]参见脱脱：《金史》卷四六，《食货》一，一〇三二~一〇三三页。
[32]根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上京路和东京路的户数统计的。
[33]宋濂：《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一七页。
[34]宋濂：《元史》卷五九，《地理》二，一四〇〇页。
[35]宋濂：《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二一五页。
[36]宋濂：《元史》卷五九，《地理》二，一四〇〇页。
[3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38]参见万历《四镇三关志》卷一，《辽镇》。
[39]王世贞：《輶州史料》前集一。
[4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41]参见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三二，金幼孜：《金文靖公北征录序》。
[4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直》。
[43]参见《李朝实录》第二册，太宗卷七，四一九页。
[44]毕恭：《辽东志》，《辽东志书序》。
[45]参见《明太宗实录》卷六二，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46]《敕修永宁寺记》碑文，见《历史的见证》附录，载《历史研究》，1974（1）。
[47]陈循：《寰宇通志》卷一一六，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48]关于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卫所数目，许多文献记载不一。此处数字是根据《明实录》的记载统计的，但是《明实录》没有记载建州左卫的设置年代，然而在《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二月壬午条记载“赐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等宴”，可见在此以前就设建州左卫了，因此把该卫统计在内。
[49]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卷六。
[50]参见辽宁博物馆藏：《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
[51]《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七，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己卯。
[52]罗福成：《女真译语》二编，《肃慎馆来文》。
[53]《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直》。
[54]参见《青丘学丛》第十五号，印文：“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 礼部造 永乐三年十二月 日”。
[55]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印文：“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 礼部造 永乐四年十月 日 慈字五十五号”。
[56]吉林省博物馆藏，印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 礼部造 永乐七年九月 日 礼字四十三号”。
[57]参见金毓黻：《东北古印钩沉》印四十一，印文：“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 礼部造 永乐十年十月 神字七十三号”。
[58]参见《满洲金石志》卷六，印文：“培山左卫之印 礼部造 正统十二年”。
[59]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一〇八，《朝贡通例》。
[60]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女直》。
[61]参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四、一八五、一八七、一八九。
[62]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会同馆》。
[63]据万历《大明会典》礼部、给赐、东北夷条记载：都督给彩段四、折钞绢二、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都指挥给彩段二、折钞绢一、绢四、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指挥给彩段一、折钞绢一、绢四、素紵丝衣一、靴袜一；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给彩段一、折钞绢一、绢四、靴袜一，以上是抚赏数字。回赐，马一匹给彩段二匹、折钞绢一，貂皮四张给绢一匹。
[64]《明成祖实录》卷三四，永乐三年三月癸卯。
[65]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四一，永乐四年三月甲午。
[66]毕恭：《辽东志》卷三，《边略·马市》。
[67]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七月乙未。
[68]毕恭：《辽东志》卷三，《边略·抽分货物》。正统初年，骟马一匹银六钱，儿马一匹银五钱，骒马一匹银四钱，牛一头银二钱，缎一匹银一钱，锅一口银一分，貂皮一张银二分，人参十围抽一等。
[69]毕恭：《辽东志》卷三，《边略·马市》载，都督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三壶。都指挥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一张，酒一壶。一部落每四名猪肉一斤，酒一壶。
[70]辽宁档案馆藏有关女真档案资料，从编号乙一〇一至乙一〇九号，都是万历时期的马市贸易档案（残档），反映了新安关（对蒙古）、镇北关（对海西女真）、广顺关（对海西女真）、抚顺关（对建州女真）的贸易情形。
[71]原先明朝政府规定：开原每月自初一至初五开马市一次，包括开原的二处马市，北关（镇北关）和南关（广顺关）都如此。现仅从明档乙一〇七号《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所记录的开市时间进行统计，可以清楚说明马市贸易时间的变化。该件档案的时间是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广顺关和镇北关有以下日期开市：初二、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因为这是份残档，开市日期不完全，即便如此，开市不少于十七天，比过去多三倍。从开市时间顺序来看，可以看出开市日期不受限制了。
[72]我们以《全辽志》卷二《马市抽分》的额数（该书是嘉靖十六年修的）和《明档抽分清册》（该册是万历年间的）对照计算所得：《全辽志》 马：儿马一匹银五钱，马驹一匹银三钱，骟马一匹银六钱，小马一匹银二钱，骒马一匹银四钱。牛：大牛一头银二钱，小牛一头银一钱，中牛一头银一钱五分，牛犊一头银五分。羊：绵羊一只银二分，山羊一只银一分。貂皮：一张银二分。袄子：一件银五分。 《明档抽分清册》 马：一匹银七钱。牛：一只银二钱五分。羊：一只银二分。貂皮：一张银二分五厘。袄子：一件银一钱五分。
[73]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74]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五号万历六年，《定辽后卫经历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
[75]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76]参见毕恭：《辽东志》卷九，《外志》。
[77]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八五，永乐十年九月丁卯。
[78]参见《吉林阿什哈达摩崖》，载《文物》，19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