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第一章 满族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与中国
一、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形势和早期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
当十七世纪前期，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世界和中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和动荡之中。
这时，英国是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最领先的国家。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由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全部社会发展进程所准备起来的革命。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最后必然要冲破封建旧制度的桎梏。革命以后，英国国内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秩序。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推动着欧洲和北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中国正经历着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伟大农民革命。这场革命在性质上、作用上以及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上不同于英国的革命。它是一场单纯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周期性危机的新爆发。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但是，单纯的农民革命不可能根本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封建制度在改变了某些环节和某些形式之后仍被保留下来。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只有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之后，才能给封建旧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封建主义必将被资本主义所代替，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中国历史并没有离开这一发展趋势。当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上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外力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但十七世纪前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离资本主义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十分强固，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掠夺了农民的大部分生产物，农民无法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只有在农业劳动之外，全家男女老幼辛勤地从事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才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农业和小手工业到处强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强大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
第二，由于新的经济力量发展不充分，相应地新的政治力量也发展不充分。当时，少数城镇中虽然有了许多手工业工人和一些经营工商致富的人，也发生了一些暴动和斗争，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上还没有产生出像西欧市民等级那样足以和地主阶级对抗的强大政治力量。
第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机构庞大，组织完备，广泛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强大、有效的镇压手段。它顽固地阻挠一切新事物的成长，拼命维护旧基础。
第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广大的腹地，经济、文化就比较落后，还有偏僻地区和边疆地区则仍然停留在封建初期阶段或奴隶制阶段，甚至原始社会阶段。在西欧，许多独立的国家同时并存，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跨入资本主义，此后两百年左右，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彼此的影响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可是，在像中国这样由一个政府统治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封建大国内，一小块经济最领先的地区被周围大片的后进地区所包围，不可能单独地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首先进入资本主义。
第五，十七世纪前期，作为官方哲学的典型的封建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已走过了全盛时期，但还远远没有衰竭死亡。在封建政权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它仍然是中国社会前进的重大绊脚石。
由此可见，中国要发展到资本主义，还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难曲折，还需要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清代前期的二百年，中国历史还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就总体而言，十七世纪前期的中国，已经落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的后面。
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西欧的历史面貌在迅速改变，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凌厉的态势摧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旧关系、旧思想，生产工具在迅速改进，交通发展了，科学技术很快地进步，生产力一日千里地蓬勃增长。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掠夺是资产阶级存在和发展的原则，它必须吮吸本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汗才能够养肥自己，一部资产阶级发家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殖民主义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疯狂的殖民掠夺，为推销工业品和取得原料找到了市场，带来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巨额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刺激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加强了它进行殖民扩张的力量。从此，亚非拉广大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逐步地沦为欧洲资产阶级殖民奴役的对象。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的海洋航线的开辟，它们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武装船队走遍了世界各地。首先遭到殖民侵略的是非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从事奴隶贸易和黄金掠夺，西班牙人则在中美洲、南美洲灭绝人性地残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和印加人，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亚洲的许多地方也开始遭到殖民主义逆流的侵袭。一五一〇年（明正德五年），葡萄牙侵占印度果阿；次年（一五一一年，明正德六年）侵占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马六甲；接着，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城堡。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第一次闯到中国广州，强求通商。此时，西班牙也侵入了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其后，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来，荷兰排挤了葡萄牙、西班牙的势力，控制了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也先后渗入印度和东南亚。欧洲的殖民强盗们在全世界和远东到处都进行着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
殖民主义的逆浪在全世界翻滚咆哮，古老的中国和许多被压迫国家、被压迫人民一起，被卷进旋涡，成为欧洲强盗们侵略的对象。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反对早期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息息相关、呼吸相通的，它们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影响。在客观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前期，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分别从东南沿海和北部边疆伸进了中国，一方面葡、西、荷、英、法从海洋爬上中国的领土。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窃据我国的澳门，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荷兰侵占我国的澎湖和附近岛屿，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又占领台湾，修建了赤嵌城和台湾城，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侵占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另一方面，当时还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的沙皇俄国也老早加入了殖民国家的行列，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哥萨克的铁蹄越过了辽阔而寒冷的西伯利亚，蹂躏了许多弱小而无防御力量的民族，窜到中国的边境。十七世纪初，它来到了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部落，诱骗和胁迫他们臣服俄国。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沙俄匪帮第一次窜犯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强占中国的土地，逼迫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称臣纳贡。这些殖民强盗在中国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掳掠人口，贩卖奴隶，勒索贡税，抢劫金银毛皮。例如荷兰占领台湾后，每年向当地中国人勒索地租和人头税，掠夺鹿皮、蔗糖等土特产，并公然在海上剽劫商旅，经常派“大舟巨炮截我船于交州、吕宋之间者，殆无虚岁，丝棉货物，悉为彼有”[2]。它还在中国沿海一带掳掠居民，转卖到南洋和欧洲充当奴隶，一六二二年，荷兰殖民者一次就掠走了一千四百多名中国人，运到南洋等地作为奴隶卖掉了。又如俄国侵略者在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一次就杀死不肯屈服的中国达斡尔族人民六百六十一人，俘虏妇女、儿童三百六十一人，抢劫了大批牲畜和贵重的貂皮，另一批俄国强盗甚至在一个冬天灭绝人性地吃掉了五十个中国人。
中国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占领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南头等地，被当地人民和明军击败退走；一六二二年，荷兰侵占澎湖诸岛，不久也被明军所驱逐；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强盗抢占我国黑龙江流域，被当地中国少数民族和清军打得狼狈逃窜，不得不撤离黑龙江；被荷兰强占的台湾，在郑成功率领的军队的英勇反攻下，返回了祖国的怀抱。
当亚非拉广大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还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屡次粉碎早期殖民强盗攘夺中国领土的阴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住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在地理上离开西方殖民国家很遥远，无论是从海路绕越非洲好望角，或者从陆路越过西伯利亚，中间山海阻隔，路途艰险，旅程往往要经年累月。早期殖民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地远征中国的实力，而且，它在一路上要碰到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族的抵抗，必须逐步地推进，先对付这些国家和民族，摧毁它们的反抗，在通向中国的遥远路程上建立一系列的前进据点，才能够在远东和中国加强其侵略势力。因此，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百年内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是和亚洲、非洲各地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人民具有英勇斗争的传统和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在殖民国家到来之前，中国早就是个统一的、组织程度很高、防御力量强大的国家，因此，早期殖民主义在中国遭到了有力的抗拒。在殖民强盗到处横行的时候，中国仍长时间地岿然屹立在东方，阻遏着殖民主义的逆流。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也有效地支援了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
但是，十七世纪中国与早期殖民国家之间的冲突斗争和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侵略的一方即将发展到资本主义，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以空前的速度飞速增长；被侵略的一方是封建的中国，它缠绕在陈旧关系的层层网络中，发展缓慢，步伐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中国方面的防御优势正在丧失。历史的巨变常常从细微而未被人们觉察之处开始，斗争态势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会显示出它清晰的轮廓，表现出它深远的影响。当十七世纪前期，谁能判断从东南海上和东北边境“偶然地”闯来的不速之客将会发展成为蹂躏践踏全中国的巨大侵略力量呢？又有谁衡量了中国与西方已经出现的差距而感到迫切需要急起直追呢？人们的眼光和头脑往往局限于当前的情势、细小的个别事件，陶醉于暂时的安全，但是，历史却悄悄地而又无情地按照客观的规律前进。人们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发展得迟缓，谁必定要受欺挨打！
当中国与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接触，双方力量对比和发展速度的竞赛开始了。可是，中国却正经历了明王朝的盛世而转向衰落，明朝政府面临着国内两个最重大紧迫的问题：一个是由土地兼并而引起的农民战争，一个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力量衰落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而引起的国内民族斗争，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老问题，它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演变为特殊的政治斗争的形势，造成了清王朝兴起、强大并得以统治全中国的历史条件。
二、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
十七世纪前期，明王朝已经过了二百数十年的统治，各种矛盾长期地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统治机构腐败，社会危机加深，人民生活痛苦，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过了兴旺的阶段，到达了日薄西山的黄昏。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剥削农民，兼并土地，“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3]，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贫富的急剧分化。明朝皇帝是最贪婪的头号大地主，强占民地，建立“皇庄”并赐给皇子、勋戚，称为“王府庄田”。明代受封建藩的亲王就有五十个，分散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地。他们除了在京师附近有养赡田和香火地外，在各自藩府地区又有大片庄田，有的庄田地跨两三省，如神宗的儿子福王常洵在河南、山东、湖广就拥有庄田两万多顷。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竟达五十万顷之多。
除上述“庄田”之外，地主官僚也疯狂侵夺土地。他们通过霸占、夺买和投献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将许多民田占为己有。万历时，江南地区就有占地七万亩的地主，陕西也有占地万亩的豪绅。天启朝的礼部尚书董其昌就夺买民田万顷。至于一般官僚、地主也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
由于皇室、勋戚及地主官僚大肆侵夺民地，到万历年间，土地占有情况已经非常集中，天启、崇祯两朝更有过之。从黄河两岸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有的省“半入藩府”[4]，有的州县“尽入绅衿富豪之手”[5]。“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
封建地主阶级掌握大量土地，一般都不直接经营，而是把土地零散地分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封建地租。这种地租剥削是十分苛重的。正像毛主席说的，“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6]。许多贵族官僚、土豪劣绅，倚仗权势，“租之多寡，胥悬其口”[7]，想收多少，就要多少。更荒唐的是天启年间，熹宗想赐给惠、桂二王三万多亩土地，但是已无地可授，于是把赐田应征收的地租分摊到各州县，称为“无地之租”。当时福王每年榨取地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潞王每年搜刮地租也多达四万余两，使得“河南、山东，搜括已尽”[8]，其他地区都有类似情况，所以封建地租成为压在劳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农民除了负担沉重的地租外，还要向明朝政府缴纳繁苛的赋税。正赋之外，又有加派，加派之外，还有预征。确实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9]，“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10]。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以发动对后金作战为由，开始征收“辽饷”，先是亩征银二厘，不久增加到九厘，每年勒索银九百万两。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征收“剿饷”，每年索取银三百三十余万两。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再征收“练饷”，每年敲诈银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项征银高达二千万两。[11]此外还增加关税、盐税、杂项等，每年榨取银二百三十九万两。田多地广的地主、官僚，有免纳赋税的“优免”特权。他们“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12]，把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13]，这是明末统治阶级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的真实写照。
明末以来，政治极端腐败，万历皇帝“二十余年深宫静摄，付万事于不理”[14]，却用八百万两的巨款，修建自己的陵墓。而主管中央政府日常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也“悠悠忽忽，若罔闻知，一应票拟，动多错差，危而不持，颠而不扶”[15]。“皇上业静摄深宫，辅臣复偃卧私室。”[16]因而，整个统治机构“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17]。例如户部“停阁已久……各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批收”，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礼部“亦以部堂无官，遂至停滞”[18]。从上到下是五官犹存，运动皆滞，如同一部生锈的机器，无法开动运转。而许多官吏则忙于争权夺利的“党争”，当时“门户遂立，藩篱既树，衅隙弥开，始而气味，继而参商，又继而水火矣。始而旁观，继而佐斗，又继而操戈矣。株连蔓引，枝节横生”[19]。明朝灭亡前的几十年内，朋党丛生，明争暗斗，接连地掀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的政治风潮。官场里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连崇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20]这段话多少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吏治腐败的情形。
残酷的压榨，使农民失去了抗灾的能力。从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到一六三九年，这二十年间，水、旱、蝗、雹等灾连年不断，遍及全国。特别是陕西、河南、山东遭灾最重。如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人皆为其所食”[21]。又如河南，自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起，接连三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而食者”[22]。崇祯末年，山东、河南等地又遭虫灾，“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23]。这种饥馑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在地主和官僚极端残酷的剥削下，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破产失业，流散四方，卖妻鬻子，不得一饱。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诅咒这个黑暗的世界，痛恨那些吃人的豺狼，胸中怀着无限的悲愤，郁积着炽烈的怒火。他们只有起来造反，用自己的双手砸烂套在身上的枷锁，摧毁明王朝的统治殿堂，在火热的斗争中寻找一条活路。经过长期积累而变得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推动着千百万群众起来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明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三月，陕西澄城县一带以王二为首的农民，最先举起义旗，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到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已有上百支起义军，各自为战，分合不定，流动转战各地。农民军在战斗实践中意识到各自为战，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于是逐渐团结在闯王高迎祥的周围，转战湖广、四川、陕西、河南等地，连续打败了明朝军队，义军力量迅速壮大。一六三四年，高迎祥率领起义军一举攻占河南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荥阳，声势大振。明朝统治者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增兵调将，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中原地区。在明军压境的形势下，一六三五年（明崇祯八年）一月，高迎祥召集各路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将领在荥阳集会，讨论如何粉碎明王朝反革命围剿的对策。闯将李自成沉着果敢地指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24]大会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战略原则，把各家起义军集中起来，分几路出击。“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战争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是农民军走向有计划联合作战的一个新起点。
“荥阳大会”以后，高迎祥、张献忠诸部的东路军迅速挺进淮河一带，攻下凤阳，粉碎了明王朝的反革命围剿。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高迎祥不幸被俘就义，众推李自成为闯王。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打下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不久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占襄阳，镇压了襄王朱翊铭。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农民军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大主力，各自拥有几十万大军。并且针对明末社会的矛盾，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免征，一民不杀”[25]，“霸占土地，查还小民”[26]，以及“平买平卖”[27]等政策。这些政策深得群众的拥护，从而动员、团结了广大人民，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李自成率军攻占襄阳，第二年（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三月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被推为“新顺王”，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农民革命政权。不久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打下西安，以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扩大了在襄京的政权组织。一六四三年五月，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也在武昌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次年（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进入四川，占领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两个农民革命政权的矛头所向，直接对准明王朝。一六四四年二月，李自成发布讨伐崇祯的檄文，率领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援。起义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28]。三月十七日就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崇祯自杀，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的最后覆灭。
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吴三桂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他们退守山海关，竭力拼凑反动武装，待机反扑。敌人在霍霍磨刀，农民军却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就在这个时候，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早有入主中原打算的满族贵族，得知农民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的消息后，立即驱军南下，联合吴三桂残余势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李自成的农民军对胜利后的客观形势缺乏科学分析，面对着这支突如其来的强大敌对势力，事先既无思想准备，临战又无正确对策，一战而败，节节退却。整个政治形势朝着不利于农民军的方向发展。于是，在东北积蓄力量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满族贵族，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腥胜利中浩浩荡荡地进入关内各地，开始和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王朝激烈地争夺对全中国的统治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天启二年十月。
[3]刘同升：《限田均民议》，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卷六一。
[4]陈继儒：《笔记》卷二。
[5]《南安县志》，《艺文志》卷十七。
[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
[8]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四十。
[9]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10]夏燮：《明通鉴》卷八二，三一五七页，北京，中华书局。
[11]参见《明史》卷七八，《食货》二，一九〇四页，北京，中华书局。
[12]《复社纪略》卷二。
[1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李岩作劝赈歌》。
[14]《神庙奏疏》，《吏部》卷二，杨鹤：《圣躬静摄多年疏》。
[15]《神庙奏疏》，《吏部》卷六，唐世济：《阁臣尸位疏》。
[16]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三五，薛敷政：《辽杀败坏难支疏》。
[17]夏燮：《明通鉴》卷七四，二八七三页。
[18]夏燮：《明通鉴》卷七四，二八七三页。
[19]《明记辑略》卷十一。
[2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责臣罪己》。
[2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
[22]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2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24]《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七九五三页。
[2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屠黄陂》。
[26]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张献忠下常德布告》。
[2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月十三日自成西奔》。
[28]李逊之：《崇祯朝记事》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