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一、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
把抗清斗争坚持到最后的是郑成功领导的海上武装。
郑成功（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六二年，明天启四年至清康熙元年），原名森，字大木，是郑芝龙的儿子。少年读书，考中了秀才。后来得到南明隆武帝的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因此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苦劝不听，遂率部拒降，“不受诏、不剃头，其意如山”[1]，在广东南澳招兵买马，组织义军，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坚持抗清斗争，先奉隆武后奉永历的年号。
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四年至六年），郑成功率领海上义师，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并攻克泉州、闽南沿海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在金厦地区建立抗清基地。厦门在明朝称中左所，郑成功占据后改名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健全行政机构，团结各方面的抗清力量。金厦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的安定，海外贸易有所发展。各地商民集中到思明州，“井里烟火，几如承平时景象”[2]。抗清义师也迅速壮大，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一带。
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大西军掀起反清高潮，郑成功率兵十万，攻进海澄、长泰、漳州、漳浦等地，遥相呼应，声势大振。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为了接应李定国进军广西，郑成功派水师南下至潮州，又与鲁王旧臣张名振合师北上，入长江，驻军于崇明岛。次年（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李定国约郑成功会师广东，共攻新会，因郑成功所遣部将失期，会师的计划没有实现，李定国战败，退回广西。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张名振再入长江，破仪真，泊舟金山，遥祭明孝陵。此后，郑成功一直在福建沿海作战，屡败清军，期待着和李定国一起北伐，“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表；表里合应，立洗腥羶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3]。另外，张名振死后，余部由张煌言率领，和郑成功密切合作。李、郑、张以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的夔东十三家军这四支武装力量转战于山区海岛，历尽艰辛，不屈不挠，互相支援，始终高举着抗清的旗帜。
郑成功画像（黄梓绘）
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兵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李定国军，郑成功、张煌言认识到自己与李定国军休戚与共的关系，为了解救西南的危急局势，举兵攻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不幸在海上遇到飓风，覆舟丧师，被迫撤退。但郑、张不因失败而气馁，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六月又大举北伐。郑成功为招讨大元帅，张煌言为监军，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部队在崇明岛登陆，七月至焦山，破瓜州，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张煌言率一路军沿江而上，攻克芜湖，分兵四出，收复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三十余府、州、县，在广大的江南、皖南地区再一次点燃起抗清的烽火。当地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4]。攻克芜湖的张煌言的部队，“军不满千，船不满百，但以大义感召人心。而义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5]。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持抗清武装，形势十分有利。
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全国，清顺治帝认为局势紧迫，甚至准备亲自出马进行镇压。[6]可是，郑成功骄兵轻敌，满足于附近州郡望风归附，扬言“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7]。认为南京指日可下，可以不费什么气力了。清朝总督郎廷佐困守南京城内，无力抵抗，假装要和郑成功谈判投降，郑成功误信了诡计，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没有及时以全力攻取南京。将士们顿兵坚城，无所事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竞邀游江上，“日夜张乐歌舞”[8]，“释戈开宴，饮酒捕鱼为乐”[9]。清将梁化凤趁着南明军战斗意志松弛的时机，率兵从南京城内突然出击，南明军战败。郑成功的主要将领甘辉被俘牺牲，全军大乱，纷纷溃退。郑成功立脚不住，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张煌言在皖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清军全力对他进攻，所得城镇，又被清军占领，军队被击败四散。最后，张煌言只身从山间小路逃到浙东天台，图谋再起，但力量消耗太大，不再能有所作为了。一六六四年（清康熙三年）八月，张煌言在海岛上被清军逮捕，十月英勇就义于杭州。
郑成功北伐江南的失败，陆军几乎损失半数，仅手下将领就牺牲了数十人。回到厦门，正待重整旗鼓，清军已尾随追击，企图一鼓作气把这支抗清力量彻底消灭。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五月，郑成功经过半年的休整和补充，在漳州海门港大败清军的围攻，清安南大将军达素仓皇逃走，缴获船只甚多。这一战的结果，恢复了士气，扩大了部队，保证郑成功有足够的力量去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
郑成功领导的义师退出江南以后，清统治者为了防范这支部队再次北伐，以便最后消灭它们，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发布“迁界令”，命令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渔舟商舟禁止出海，田园荒芜不得耕种，人民性命财产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时，清朝在北方已经形成统一的局面。西南地区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抗清斗争，也转入低潮，清统治者可能集中更多兵力，对付东南一角的厦门。面对这种局势以及把外国殖民侵略者赶出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一六六一年二月，郑成功“集诸将密议曰……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10]。于是决定暂避清军的攻击，收复海岛台湾，作为积蓄力量，继续抗清的基地。
二、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上的一大岛屿，隔海与福建相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几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台湾和大陆即有共同的文化联系。汉代台湾和澎湖列岛称为夷洲或澶洲[11]，三国及隋唐时，祖国大陆人民常往来于台湾。从唐、五代至宋元，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人民，渡海至台湾定居的更加多起来。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对台湾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和大陆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血缘亲支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宋时台湾及澎湖列岛隶归福建泉州晋江县。元朝曾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台，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明朝仍设巡检司，并派兵汛守澎湖。明末天启时，大陆流民大批移入，郑芝龙就曾组织福建饥民数万移居台湾。[12]
但是，十七世纪横行东方的殖民主义者荷兰，从一六〇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起，多次对台湾、澎湖进行侵略，被我国军民击退。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西南的海港鹿耳门，在沙洲上修建台湾城（热兰遮城，今安平）。第二年（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侵占新港社、蚊港，并用谎言和十五匹粗布骗取了大片土地，修建了赤嵌城（普罗文查城，今台南）。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我国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它把若干户台湾人民编为一小“结”，若干小“结”为一大“结”，指定“结”首管理，层层钳制。又把台湾的全部耕地据为己有，以“王田制”的名义，强迫农民交纳苛重的地租。每甲土地（约合十一亩）所交地租，“上田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二石二斗”[13]。凡七岁以上的人，每年要交纳人头税荷币四盾。又大肆掠夺台湾的土产，每年运往日本出售的砂糖达七八万担，鹿皮五万张，仅从这项贸易中获利就有三十万盾之多。荷兰侵略军还在各地进行征伐，灭绝人性地烧抢屠杀。一个参与这种征伐罪行的瑞士军官写道：“我们四队人同时开枪、击鼓、吹号，使他们（指中国居民）非常惊骇。我们的大炮，尤其使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大多数未曾听见过枪炮之声。有许多‘蛮人’给我们打死了，他们惨叫哀号，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有些人在逃走时被我们击伤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后放火烧掉一切。”[14]荷兰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正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指出：“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15]遭受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
荷兰殖民者还要把台湾作为侵略我国大陆的跳板。一六三三年（明崇祯六年）至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他们从台湾侵入福建沿海的厦门、诏安一带，“大肆焚掠”，“劫掠甚惨”[16]。对于在福建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义师，殖民者视为他们继续扩大对中国大陆侵略的最大障碍。为此，“福摩萨（即台湾）长官和评议会建议攻击国姓爷的基地”[17]。侵略者认为，如果把郑成功的义师消灭掉，他们“就会更加兴旺”，“就会在中国牢牢扎根”[18]。这些自白，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者贪婪、侵略的本性。因此，收复台湾，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反对把我国沦为殖民地，完全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郑成功实践了这一符合人民愿望的行动，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事业。
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和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台湾人民，从荷兰殖民者侵略开始就进行反抗斗争。规模较大的有一六二四年、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特别是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郭怀一领导的人民反侵略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前后被残酷镇压下去，但台湾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息，他们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最可靠的支持力量。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郑成功领导的反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由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日抵澎湖。四月二十九日到达台湾鹿耳门。荷兰殖民者事先已设防备，抢掠和屯贮了大批粮食，修筑炮台，堵塞航道，并严禁商船、渔民出海。但是，郑成功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拥护，台湾商人何廷斌痛恨荷兰殖民者的蹂躏骚扰，向中国军队提供情报和地图，又引导中国军队绕越荷军炮台和航道中的淤浅险阻，在北线尾岛和禾寮岛迅速登陆。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一听到祖国军队到来，纷纷前来欢迎、帮助。据中外记载：中国军队靠近海岸，“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19]。“各近社土番头目俱来迎附”，“南北路土社（即高山族人民）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20]。这样，中国军队很快就站住了脚，开始了收复台湾的战斗。
中国军队从海陆两方面，予荷兰殖民军以沉重的打击。在海战中，他们用木船包围荷兰的战舰，击沉荷兰的主要舰只海克托号，迫使荷兰殖民军狼狈逃窜。中国战船控制了台湾海面，切断荷兰侵略者在台湾城和赤嵌城之间的海上交通联系。在陆战中，荷兰殖民军失败更惨。荷军从城堡中出击，被中国军队包抄，受到前后夹攻。侵略军头子汤玛斯·贝德尔和一百一十八名侵略军被击毙。荷军全副武装，有大量大炮火枪，而中国军队只有弓箭和大刀。用这些简单装备战胜握有先进枪炮的侵略者，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郑成功军是在极端困难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为了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部队供给只靠大陆运来，部分从荷兰殖民者缴获补充，同时屯田开垦，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秩序。部队规定：“不准搅扰土社”[21]；“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22]等等。台湾人民踊跃参加斗争，配合郑成功军驱逐侵略者。据荷兰侵略者的记录，“好些居住山区和平原的居民及其长老，还有几乎所有住在南部的居民都投降了国姓爷。每位长老赏到一件浅色丝袍、一顶有金色顶球的帽子和一双中国靴。这些家伙如今辱骂起我们努力传播给他们的基督教真理……他们听到国姓爷来了的消息，就杀了一个我们荷兰人”[23]。“他们反而反对我们，拿了船上的桨和棒来打我们，夺了（荷兰）伍长的军刀，在他的头上打了几处创伤”[24]。
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郑成功军大获全胜。荷兰侵略者退缩到两个据点——赤嵌城和台湾城，妄图依据城堡工事作垂死顽抗。郑成功率部首先包围赤嵌城，并向荷兰殖民者重申，“该岛一向属于中国的……自应把它归还原主”。“如果你们仍旧不可理喻，违抗我的命令……那么我将立即……下令攻取你方城堡”[25]。在反侵略军大义凛然、勇猛刚强的气势面前，守城的荷兰殖民军被迫投降，撤出赤嵌城。郑成功部队随即又包围了殖民者的统治首府台湾城。当时，郑成功考虑“以台湾孤城无援，攻打未免杀伤”，决定“围困俟其自降”[26]。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尽管荷兰殖民者采取种种手法，或是用“谈判”拖延时间，或是乞求援兵解围，甚至妄图勾结清军合攻郑成功部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郑成功收复台湾、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我国领土的决心。侵略者是不打不跑的，在围困八个多月之后，郑成功决定采取攻势，给贪婪成性的荷兰殖民者以严惩。
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一月，中国军队的大炮轰响了。台湾城附近的防御工事被摧毁殆尽，缩小了对侵略者的包围圈。城内的荷兰殖民军，在被包围的近九个月内，饿死战死达一千六百多人，有战斗力的士兵只剩下六百名。[27]他们的外援毫无希望，即使有援军抵台湾也无法登陆。危在旦夕走投无路的侵略者才不得不放下武器，荷兰殖民军头子揆一（Frederick Coyett）决定“立即写信通知国姓爷，我们愿意和他谈判，在优惠条件下交出城堡”[28]。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荷兰殖民者在投降书上签名。郑成功对投降缴械的侵略者采取宽大政策，照顾他们的生活，允许带走个人财产。就这样，荷兰殖民军头目“揆一降成功，成功纵其归国，台湾平”[29]。荷兰侵略者对我国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美丽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伟大斗争的胜利，把“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准国家”、东方的殖民霸主荷兰侵略者驱逐了出去，严重地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凶焰，鼓舞了亚洲及其他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世界上反殖民主义斗争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荷兰侵略者向郑成功投降图
台湾收复以后不久，郑成功于一六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病逝。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为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同时，郑成功在台湾短短的时间内，努力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派士兵在各地垦荒，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又严格约束士兵，保护高山族的利益，给他们送去耕牛、农具，传授耕作技术。高山族在他的帮助下，“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30]。郑成功不仅是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又是团结各民族，发展生产，开发祖国台湾的先行者。
注释
[1]《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
[3]郑成功致李定国信函，转引自杨英：《从征实录》。
[4]许浩基：《郑延平年谱》。
[5]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九，《鄞张公神道碑》。
[6]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彭孙贻：《靖海志》卷三。
[7]杨英：《从征实录》。
[8]彭孙贻：《靖海志》卷三。
[9]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10]杨英：《从征实录》。
[11]参见《后汉书》卷一一五，《东夷列传》。
[12]参见黄宗羲：《行朝录》卷四，《赐姓始末》，见《国粹丛书》。
[13]连横：《台湾通史》卷八。
[14]［瑞］赫波特：《爪哇、台湾、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转引自《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三〇二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820页。
[16]《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七，《明外纪》。
[17]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8]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9]［荷］揆一：《被忽视的台湾》卷下。（C.E.S.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20]杨英：《从征实录》。
[21]杨英：《从征实录》。
[22]杨英：《从征实录》。
[23]《热兰遮围城日记摘录》，一六六一年五月十七日。
[24]［瑞］赫波特：《爪哇、台湾、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
[25]［荷］揆一：《被忽视的台湾》卷下。
[26]杨英：《从征实录》。
[27]参见《燕·克洛夫牧师写给锡兰巴尔道牧师的信》，见甘为霖：《台湾岛基督教会史》，第一卷。
[28]［荷］揆一：《被忽视的台湾》卷下，《可靠证据》。
[29]夏琳：《闽海纪要》卷二；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二。
[30]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