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一、满汉贵族官僚地主相勾结和清军入关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月初，李自成农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挥师直抵京畿。腐朽透顶的明王朝，分崩离析，危在旦夕。二十三日，农民军开始攻城，经过两天的战斗，终于解除了明王朝在京城的全部武装。北京古城沸腾起来了，人民张灯结彩，焚香设案，家家户户门上粘贴“永昌元年顺天皇帝万万岁”的黄色纸联，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迎来了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午刻，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骏马，率领广大农民军，浩浩荡荡开进明王朝盘踞了二百多年的反动统治中心——北京。
显然，农民起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民军由李自成、刘宗敏、李过等数十名将领组成领导核心，凭借他们所代表的农民阶级对现存社会的极端憎恨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他们的经验、智慧和才干，力图实现一种合乎他们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农民军大队人马准备进入北京城时，李自成曾拔箭去镞，向后军中连发三矢，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1]。且各处张示布告：“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2]，免除平民赋税。进城当天，“兵政府榜曰：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民闻大喜传告”[3]。李自成还两次亲自会见城内外老百姓，询问“民间疾苦”，检查军纪，宣传农民军推翻明王朝是为了“救民水火”的道理。[4]于是，市民“安心开张店市，嘻嘻自若”[5]，农民等就这样迅速地建立起革命新秩序。
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在摧毁、裁撤明朝的政权机构和建立、充实各级农民政权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健全官制、设置各级官吏；开科取士，团结那些支持农民政权的封建知识分子等等。农民政权表现出保护人民利益和镇压地主阶级反抗的至高无上权威。它爱憎分明，立即释放被囚禁在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明代特务组织）的一切无辜犯人，同时设立由刘宗敏、李过主持的“比饷镇抚司”，专门从事镇压封建官僚地主和追赃索饷工作。
当时，农民政权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的一部分地区。形势要求：必须进一步巩固农民政权，争取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迅速排除来自东北清军的威胁，同时又要摧毁明朝在南方的残存势力，把起义推向全国。大顺政权虽然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彻底解决推翻明朝统治以后提到日程上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随着形势的推移，他们看不清摆在面前的艰巨任务，以为战争已经胜利，滋长起麻痹思想，纪律逐渐松弛，打仗多年的许多士兵渴望回家种地；起义军将领中沾染上享乐腐化思想，占住豪华宅第，贪求钱财，不关心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领之间，矛盾加深，不能团结一致；队伍大量扩充，粮饷困难，整顿和训练跟不上去，战斗力削弱；大批官僚、地主混进农民革命队伍，鱼龙混杂，带来了许多封建腐败习气；对贵族、官僚追赃比饷是必要的革命措施，但刑罚太重，打击面太大，没有区分首恶、从恶，策略上失当。农民起义军暴露出了难以克服的许多弱点。当时，制将军李岩建议四事：一，李自成登基；二，追赃区别对待；三，军队撤出北京城外；四，招降吴三桂。但是，这四项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建议，没有迅速地全部实现。
明王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时刻准备着反扑。在南京的明朝大地主官僚，听到王朝覆亡、崇祯上吊的消息，“北向恸哭”，“誓师浦口，欲长驱死战”，“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6]。一六四四年六月间，他们拼凑了一个南京弘光政权，企图与农民政权相对抗，恢复他们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尤其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着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吴三桂出身官僚豪门，他的父亲吴襄是明朝的武将。吴三桂以武举出身，“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7]。他的舅父祖大寿是辽东一带的实权人物，明朝东北边防“倚祖大寿为保障”[8]。吴三桂参加了以祖大寿为中心的军事集团，因此得以飞黄腾达。在吴三桂统率下，“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9]，成为明朝政府抵抗清兵的屏障。他与其父吴襄在辽东、北京都有大量田庄财产。李自成农民军打下北京之前，吴三桂的上司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及其政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投降清朝。清统治者皇太极利用吴三桂同这一集团的特殊关系，曾下书晓以利害，劝他投降。洪承畴、祖大寿和他的哥哥吴三凤、表兄弟祖可法以及亲友张存仁等，也先后写信劝降。吴三桂态度暧昧，犹豫未决。他对明、清、农民军三方面的力量还看不清楚，鹿死谁手，在当时也不甚明朗。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和庞大家业，他按兵不动，骑墙观望。直到三月初，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陷阳和，下真定，京师戒严，崇祯帝急忙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命令他放弃宁远，火速率部入关保卫京城。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兵抵山海关，二十五日农民军打进北京城，二十六日吴三桂的部队才到达丰润。当他听到京都陷落、崇祯吊死的消息后，就把队伍撤回山海关了。
吴三桂是明朝大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与农民军誓不两立，曾扬言“为复大仇、歼大寇”，“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10]，表示他和农民起义军存在着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但是，吴三桂又是一个阴险狡猾的野心家，他发觉以他的孤军对付刚刚取得伟大胜利的几十万农民军，无异以卵击石，自取覆灭。所以，李自成派人敦促吴三桂归降，他一方面迫于农民军的强大压力，接受大顺政权的四万两犒银，以欺骗手法，摆出一副愿意谈判罢兵归顺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与清朝的旧关系，依仗山海关是清军入塞的必经之地，积极与清朝勾结，要求清军援助，共同对付李自成农民军。
当时，在吴三桂驻军北面的满族地方政权，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虎视眈眈，企图取代明王朝，建立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皇太极死后，福临继位，掌握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间发生权力冲突。当崇祯帝下令吴三桂撤兵进京保卫他的统治巢穴时，满族统治者认为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时机已到，暂时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举兵南下。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后，清统治者立即更改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11]，改变过去进关内劫掠的暴行，而要夺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实现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正如多尔衮道出的：“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1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农民军，扬言要为崇祯报仇，“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13]，并以此为号召，招降汉族官僚地主——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共同绞杀农民起义。
清统治者这一招，得到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赞同。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农民起义军，也就存在着互相勾结的基础。一六四四年五月二十日，当多尔衮进兵至辽宁阜新附近的翁后，吴三桂遣人送书，甘愿以“财帛”和“裂土”为代价，乞求“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14]。吴三桂请兵的举动，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正中下怀。多尔衮立即回书，表示清军不仅要镇压农民起义，而且要实行对全国的统治。多尔衮用“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为饵，引诱吴三桂“率众来归”[15]。吴三桂马上答应多尔衮的条件，并进一步献策：“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加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16]从多尔衮和吴三桂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满汉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已经互相勾结起来了。
农民军领导集团对这一严重局势缺乏足够的估计，尤其对满汉贵族官僚地主可能勾结、清军可能入关这些问题认识不足，看不到吴三桂同农民军假装谈判归降的过程，就是他同清朝勾结准备镇压农民军的过程。等到李自成认为形势紧张，不得不出兵时，时机已晚。五月十八日，李自成亲自统率二十万农民军开赴山海关。二十四日，农民军三面包围了关内城镇——山海城，又出奇兵二万骑，从山海西一片石北出口，东突外城，进抵关门，截断吴三桂军与关外的通道。吴三桂军处于被围的困境，战斗的态势对农民军是有利的。可是，到了二十六日，清军进距山海关外十里，击溃由唐通（明降将）率领的农民军于一片石地方。吴三桂乘机炮轰包围圈，从间道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薙发称臣。并“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17]，开关迎入清军，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于是，二十七日，多尔衮兵分三路，进入关内。[18]
清军入关，使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加上清军劲旅十四万，力量陡增。尤其农民军丧失警惕，事先不知清军入关，毫无准备，等到战斗打响，双方殊死酣战，“阵数十合，围开复合，自成按辔高岗上，见白旗一队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挥后军亟进”[19]。正当农民军奋起歼敌之际，忽尘埃散开，发现是带甲而辫发的清兵冲来，霎时抵挡不住，由胜转败，“拉然崩溃，坠戈投弓，自相蹂践，死者数万人”[20]，主将刘宗敏中箭重伤。三十一日，李自成农民军撤回北京。
山海关战斗失败，清军直逼北京，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北方的汉族官僚地主眼看时机已到，把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变成行动，大批投靠满族贵族，与清军沆瀣一气。山东、河北一带沿运河的青州、临清等地，地主阶级制造叛乱，大搞反攻倒算，杀害农民政权官员，切断农民军从南方取给粮食的运输线；有的纠集残余乡团，为清军开路，使农民军遭到里外夹攻的威胁；原来归附农民军的明朝军队，也“溃散相继”，甚至在京城内大肆制造谣言，动摇军心。
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以前，屡获胜利，所向披靡。但是，胜利又多么迅速地腐蚀了这支革命队伍！山海关一败以后，竟然丧失了整军再战、保卫北京的力量和意志，决定放弃北京，返回关中，重新组织力量。六月三日（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匆匆忙忙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第二天，大顺军即撤出北京。这时，农民军的部署已乱，既未在北京以外组织抵抗，阻滞清兵的前进，又携带着大批辎重财货，行军速度迟缓。吴三桂引清兵追来，农民军在保定、定州、正定进行了英勇抗击，杀退了追兵。但李自成在战斗中负伤，农民军受到一定的损失，从固关向西撤退。
起义军从进北京到出北京，时间短暂，总共才不过四十二天。虽然由于一个新的强敌突然出现在面前，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但是根本的原因，“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21]，所以，即使像这样成熟、如此规模之大的农民战争，也终归要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和失败。
李自成农民军没有能够认识到代表明王朝的崇祯皇帝被打倒了，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各地的小“崇祯”，甚至拥有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还要负隅顽抗。他们被军事上的暂时胜利冲昏头脑，进北京城以后，更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可以弃甲归农，安居乐业了。部分将领发展享乐腐化思想，战备观念松弛，不想再事进取，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进京后基本上停止了武装斗争。他们对崛起的清王朝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威胁估计不足，又轻视吴三桂这股顽固狡猾的反起义力量，宣称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靴尖踢倒耳”[22]。他们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造成在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以致坐失时机，终于被迫退出北京，使政权得而复失。
清军逼近北京，多尔衮进一步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宣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谋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23]。于是，在“复君父仇”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北京的大批明朝官僚，包括曾经向农民军低头认罪的，这时纷纷调转头来，屈膝在多尔衮的脚下，至五里郊外迎接清军入城。他们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清军吹捧为“仁义之师”，胡说满族贵族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是“仰承天命吊民伐罪”，“圣人出而解民悬”[24]。至于那些逃窜僻野山谷的官僚地主，则“莫不大悦，各还乡里，薙发迎降”。六月六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公开宣布：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25]，披露了清军入关的最终目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为崇祯帝服丧；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薙发归顺，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不夺其王爵等等[26]，以此来调整同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扩大统治基础，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
一六四四年十月间，清王朝统治者福临进驻北京，十月三十日（阴历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清王朝中央政权的确立，出现了一个封建王朝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代替另一个封建王朝的局面。
二、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满族贵族集团入关后，一方面拉拢汉族的上层，另一方面对汉族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军事上，凡不“归顺”、“迎降”者，“即行诛剿”[27]，采取血腥镇压手段；政治上，严格规定满族贵族的统治特权，强制汉人薙发、易服、当奴婢；经济上，圈占汉人土地房屋，强迫投充等等。这种民族高压政策的目的是维护和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它直接触及土地问题，把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作为满族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广大农民成为这种民族高压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同时，就全国范围讲，这种民族高压政策也危及汉族和其他民族各阶层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全国各地，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六月到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底，在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和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浴血奋战下，秦岭南北，大河上下，掀起了全国抗清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的形势，清军兵强马壮，进关后连接取得胜利，士气旺盛，同时招降了许多明将，扩大了兵力。它把农民军看做夺取全国统治的最大障碍，说：“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28]，“破此，则大业成矣”[29]。因此，集中全部精锐兵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李自成的大顺军。而大顺政权虽然撤出北京，失去了大片土地，但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从大顺军本身来看，太原有陈永福率重兵镇守，延安、绥德有李过、郝摇旗率雄师占据，加上有黄河、潼关天险，也存在着一定的有利条件。因此，大顺农民军怎样来进行这场艰巨的抗清斗争，这是摆在大顺军领导人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自成退兵西安以后，制定了南取汉中，西征甘肃，攻克兰州，确保关中，以关中作为抗清基地的战略计划。并下令权将军刘体纯率领十万大顺军过黄河北上。八九月间，清军沿太行山南下，并从大同入代州、忻州，直逼太原，占领偏关，威胁陕西边境。大顺军由府谷向大同进攻，又在畿南联合义军阻击，切断清军归路，从而抵制了清军的进攻，同时在井陉、宣化、蔚州等地，多次挫败清军。
农民军虽然在军事上做了很大努力，但已不能够挽救全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对原占领区内建立的农民政权没有大力进行巩固，地主阶级配合着清军，纷纷反攻倒算，各地农民政权相继被摧毁，大顺军失去了可靠的后方。领导集团中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李岩自请领兵二万，往河南镇压地主武装的叛乱、保护农民政权，反而遭到李自成的怀疑。混进农民军的地主阶级分子牛金星，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招揽权势，腐蚀起义将领，此时又大搞破坏活动，向李自成进谗言说：“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30]，唆使李自成杀害了李岩及其弟李牟。这一事件引起许多起义军领袖的不平，“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骂曰：彼（指牛金星）无寸箭功，敢杀两大将，我当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31]。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清统治者分兵两路，向大顺农民军进攻。一路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吴三桂、尚可喜等满蒙汉军队，由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从陕北南下西安；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耿仲明等军，从河南怀庆直攻潼关。两路军预定在西安会师，妄图把李自成农民军消灭在西安。
十一月间，阿济格一军付出重大代价，攻陷太原、平阳等城。山西全部丢失，大顺军退守潼关。多铎一军，到河南卫辉就惧怕不敢前进，只是由于多尔衮的多次斥责，才于第二年（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一月渡河到孟津，与大顺军大战于洛阳、陕州（陕县）、灵宝一带，一直进逼至潼关东三十里处。潼关保卫战是一次十分激烈的战斗，李自成亲自指挥作战，两军相持一个多月，至一六四五年二月八日，清军增援兵力和火炮，潼关失守。是时，阿济格、吴三桂率清军自保德渡河进入绥德，明降将唐通叛变投清，李过、郝摇旗率领大顺军经过激烈战斗后被迫从陕北南撤，延安、鄜州相继失陷，西安遂成为清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大顺军腹背受敌。九日，李自成主动放弃西安，经蓝田下陕南，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退入当年战斗过的商洛山区，于一六四五年四月出武关到达湖北，进入襄阳，占据了武昌城。
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虽然接连失利，但部队到达湖北地区尚有几十万人，整编为四十八部。[32]由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率领的队伍，驻扎在荆襄一带。由李自成、刘宗敏率领的队伍，屯兵于承天（今湖北钟祥县）。大顺军在武昌期间，改江夏为瑞符县，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官员，铸造永昌钱币。当时，李自成认为，“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33]，提出了夺舟东下，占领宣歙一带，在东南地区建立基地，继续与清军对抗的主张。五月底，部队正在做出发准备，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大顺军仓促弃武昌南走，到达通山（湖北通山县）。
在这次战斗中，大顺军英勇善战的主将、李自成的亲密战友刘宗敏负重伤被俘，英勇就义，部队伤亡很大，大顺军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失。尤其队伍到了陌生地区，革命处在低潮，从北京开始撤退以后，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淮阴、湖广等地，明朝的残余势力纠合反动地主武装，处处与农民军为敌，甚至勾结或投靠清军，联合向大顺军进攻。[34]而大顺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也在这时投敌叛变，居然“瓒列卿寺，勔颜朝右”[35]，充当清军进攻农民军的鹰犬。
显然，大顺军面对着的不止是一个敌人，而是几个敌人，部队损失太大，抗清斗争处于十分艰难危险的困境。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同广大将士坚强不屈，殚心竭力，对付这难以撑持的局面。一六四五年六月间，大顺军到达通山九宫山麓时，李自成率轻骑二十余登山探路，遭到反动地主武装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
李自成以他不屈不挠、英勇奋战的一生，记载了古代被压迫农民砸碎封建枷锁的不朽的英雄业绩，为我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李自成牺牲了，但大顺军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起义将士化悲痛为千钧力，高举抗清旗帜，一直战斗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三、在大顺军推动下北方各省农民的抗清斗争
大顺农民军点燃起来的抗清烽火，首先在北方地区蔓延开来。清军入关后，清统治者在河北和北京地区圈占大量土地，掳掠大批人口充当奴仆，京东各地，受害更甚。所以在大顺军的影响和推动下，三河县农民开始发难，接着北京的昌平、海子红门和天津一带农民，持刀枪而起，大有围困北京之势，使“京师采煤西山……两月不至”[36]，直接威胁“辇毂近地”[37]的安全。
河北保定、真定、霸州等地农民武装，直接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作战，牵制清军兵力，出现“国初以来有积寇盘踞险要，赋税不供，招纳亡命……吏不敢问”[38]的局面。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八月，当刘体纯率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进攻大名、固关、井陉等地时，该地区农民纷纷响应，“倚山踞寨”，积极协同农民军作战。大名、内黄一带农民，占据内黄县城，“各称总督、大元帅，并联山东、河南‘贼寇’，势将燎原”[39]，“呼百召千，妄窥城市”[40]。
第二年（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宣化、大同等地农民抗清起义蜂起，迫使清统治者惊呼：“但见满山遍野，俱是‘贼兵’，多持枪刀弓矢，其中又拿椽标者。妇女腰系红裙，亦各持椽木双刀，飞舞跳跃，各各前来……我兵对敌，从辰至未……不能敌众，遂收兵回城。”[41]此外，在河北的饶阳、交河、曲阳、保定、定兴、南宫、平山、承德等地农民，相继发动，攻打县城，反对清朝统治。怀来县农民，“乘闯‘贼’肆乱已后，负隅啸聚，西‘劫’蔚州，北攻怀来，攻斋塘杀守备破马水口，‘抢’保安州，屡败官军，势大炽”[42]。可见，河北及邻近“京畿”要地一带农民的抗清斗争，有力地打击清军，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山东的农民起义在明末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一六四四年八九月间，大顺军西撤以后，闯王的旗帜仍招展于山东。兖沂邹滕一带农民军，即转入截击和阻止清军南下的斗争。衮沂所属州邑，农民抗清队伍不下数十支，最大一支达数万之众。著名的如满家洞农民军，“聚集数万”[43]，“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44]。他们“建营立寨”，“攻城掠地”，“五兵火器，件件俱全”，“旗帜上大书闯‘贼’年号”[45]，“官兵所望而却走”[46]。邹滕一带农民军，也有数十支。著名的有滕峄农民军，团结其他农民队伍，以苍山、花盘山、抱犊岗一带为抗清基地，与清军坚持战斗达八九年之久。
鲁东地区农民于一六四四年秋在青州杀死清朝的招抚使，举行抗清起义。登莱青三府农民群起响应，“结聚数万，延蔓东海”[47]，有的自称威振山东提调总镇，有的称总兵大元帅等，声势浩大。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八月，鲁东农民军攻克高宛、长山、新城等县。鲁西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原是一支坚强的反对明朝统治的起义队伍。清军打进北京，榆园军转入抗清斗争。一六四五年李自成牺牲以后，榆园军执行了团结其他阶层抗清力量共同对敌的正确政策，“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十万”[48]，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形成抗清的中心力量。
李自成农民军西撤以后，在河南的大顺军二万余，“渡黄河，攻怀庆甚急”[49]。他们在卫辉、怀庆一带继续与清军作战，并推动和影响原武、新乡等地农民的抗清斗争。
山西是李自成农民军控制的地区。一六四四年八月，清军主力攻陷太原，平阳、汾州、潞安等地落入清军之手。广大农民自一六四五年起，在阳曲、岚县、交城、岢岚、孟县、静乐、五台、朔州、永宁、平阳等地纷纷起义[50]，掀起全省的抗清热潮。
明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陕西，在清军进剿西安后，各地农民军受到血腥镇压。从一六四五年开始，西安人民及西安周围山寨农民奋起抗清，以后又有陕南农民军团结明朝旧将在五郎山举义，配合其他农民军，围攻西安达七个月之久。
总之，在大顺军影响和推动下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省农民的抗清斗争，虽然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的行动，但在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还未稳固的时期，这种抗清斗争，阻止清兵南下进军，对于形成全国的第一个抗清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抗清斗争的主力军。
在广大农民的抗清声浪中，北方地主阶级中的少数人，也曾在河北雄县、鸡泽等地起兵抗清，但未能坚持到底。河南的部分地主武装，以汝宁、南阳、洛阳为主要地区，安营结寨，势力相当雄厚。他们在明末本是纠集起来抵御农民军、坚决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清军进入河南，这些地主武装，有的投降了清朝，有的调转枪头，与清军作战，但在清军的诱惑和袭击下，软弱动摇，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四、清军进攻南京和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六月十九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在明朝大官僚军阀的扶植下，明福王朱由崧（明神宗的孙子）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这个政权刚一建立，就抱定“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51]的宗旨。弘光即位的“诏书”，大肆攻击农民起义，咬牙切齿，号召全国地主阶级一切反动势力，“僇力匡襄，助予敌忾”[52]。弘光王朝当时拥有相当庞大的兵力，总兵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各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反动地主武装，有的打着弘光年号，有的编入南明朝廷军队系统，拜官封爵。这近百万军队，矛头首先是对准农民军的。
弘光王朝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提出“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区，议设四镇，分辖其地”[53]。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坐镇扬州；命高杰驻守泗州（安徽泗县），管辖徐州等十四州县，“经理河北、河南、开（封）归（德）一带招讨事”；刘泽清驻守淮安，管辖淮海等十一州县，“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刘良佐驻守临淮，管辖凤阳等九州县，“经理河南陈杞一带招讨事”；黄得功驻守庐州，管辖滁和等十一州县，“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54]。他们设此四镇作军事据点，以屏障南京，确定如果农民军“在河北，则各镇合力协防淮徐”；“在河南，则各镇协守泗凤”；“在河北、河南并犯，则各镇严兵固守”[55]的战略，然后整装北伐，企图完成扑灭农民起义的“中兴大业”。
弘光王朝并没有把清军入关当作主要威胁。当时清统治者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减少来自汉族官僚地主方面的反对。进驻北京后，又把全部兵力投入镇压农民军的战争，而对南明王朝暂作妥协姿态，尤其针对这个政权庸懦无能、苟且偷安的本质，拉拢其中的大官僚大军阀，制造和谈与偏安的幻想。一六四四年七月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的消息传到南京，南明统治者急忙晋封已投降清朝的吴三桂为蓟国公，还准备从海运输米十万石，酬劳他“借来”清军击败农民军的“功劳”。七月间，传闻多尔衮在北京扬言“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56]，宣示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野心时，弘光政权只向河北、山东颁发“诏书”，告示南明小朝廷的存在，“以安中外臣民之心”[57]，不敢表示与清朝公开对抗。八月间，弘光政权派出和谈使臣赴北京，携带黄金一千两，白银十万两，并以割地、岁纳白银十万两等为条件，乞求清军不要南下，并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农民军。[58]
弘光政权是明朝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派系斗争的产物，它本身依靠几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而存在。一边是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集团，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带；另一边是江北四镇的高、黄、二刘横行于江淮之间。每个军阀各有地盘，各有军队，纷争攘夺，鱼肉良民。如江北四镇“一切军民皆听统辖，州县有司皆听节制”，“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石），折色银四十万（两），悉听各属自行征取”[59]，“所在兵民相角……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60]。各个军阀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左良玉与四镇矛盾，四镇之间又相互矛盾。因此弘光小朝廷里也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如水火。两派都主张用全力扑灭农民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政府实行妥协。直到弘光政权派出的议和使臣被打发回来，和谈破裂，清军南下，直接威胁弘光小朝廷的存在，史可法等才实行“和不成惟有战”的抵抗方针。[61]而在大官僚军阀卵翼下被抬出来的弘光帝，则是一个极端腐化昏聩的傀儡。他“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62]，终日沉湎酒色，“惟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63]，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个封建小朝廷的反动头子，把“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的堕落的人生哲学作为座右铭，当然就不可能担负起抗清斗争的任务。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初，清军占领潼关、西安，大顺农民军被迫南撤，明朝的残余武装纷纷降清，清军的力量扩大了。清统治者的下一步行动是要摧毁弘光朝廷，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命令进入西安的豫王多铎率军东下。四月三日，多铎统兵出虎牢关口，分兵自龙门关及南阳三路并进，十八日占领归德。然后分道南下，“如入无人之境”[64]。五月四日打下军事重镇徐州，守卫的明总兵闻风而逃，弘光小朝廷面临“燕巢危幕，朝不保夕”的局面。
这个政权毕竟太腐败了，就在清军打到淮徐，江北快要保不住的时候，守备在江北的四镇还在抢占地盘，相互火并。其中，拥兵最多的高杰已被投降清朝的许定国设计杀死，其他军阀听说高杰被杀，“皆起至扬，将分其军”[65]。南京小朝廷里也迭起风波，马士英等把持朝政，压制东林余党。屯兵武汉的宁南侯左良玉，袒护东林余党，率兵几十万东下九江，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与马士英派争夺权力。五月八日，左兵打到安庆。九日清军由泗州渡淮河。四镇中的刘良佐、刘泽清害怕退缩，“以入卫为辞，避而南下”[66]，逃之夭夭。史可法虽然竭力筹划防御，但江北都是既跋扈、又怯懦的将领，不服调度。他身为督师而实无师可督，只好退守扬州。十三日清军兵临城下，包围了扬州城。十四日弘光帝召见群臣，有大臣提出“淮扬最急”，应赶紧调兵防御增援，反对马士英撤二镇江防兵去对付左良玉。然而“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67]的马士英，却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68]，吓得连傀儡皇帝也不敢吱声。甚至史可法的“血疏告急”也被撂在一边，不加答理。[69]真是“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70]，把派系斗争看得高于一切。这样腐败而分崩离析的弘光朝廷自然是一触即溃，二十日，少兵无援的扬州孤城，经过英勇战斗，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炮火，终于陷落，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慷慨地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71]，于是被清军杀害。其部将刘肇基等率残部和城内人民一起，继续与清军鏖战，直到矢尽人亡。清军痛恨人民的反抗，入城后实行血腥大屠杀，将一座有悠久历史的繁华富庶的城市毁为废墟。[72]
清军血洗扬州之后，乘势渡过长江，六月二日占领南京的门户镇江。第二天深夜，昏醉在醇酒歌舞中的弘光帝急忙溜出南京，夺路而奔芜湖，投总兵黄得功庇护。小朝廷内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有的纷纷逃窜如鸟兽散，有的“奉舆图册籍”准备迎降。南明武装的基本力量，如左良玉（已死）的儿子左梦庚、刘泽清、刘良佐和高杰（已死）的余部，这时都投靠清朝。甚至守卫南京的二十三万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73]清军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六月八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开进南京城，宣告了弘光小朝廷的覆灭。降清的刘良佐抓住弘光帝，押回南京，“百姓夹道唾骂，甚有投瓦砾者”[74]。这个维持不到一年的腐朽政权，并没有真正抵抗清军的进攻，甚至阻碍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而它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达到了敲骨吸髓、无以复加的程度，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六月底，清军由常州、无锡直取苏州。七月四日打到杭州，逃避在杭州的潞王开城门迎降。接着在绍兴的瑞王等明朝宗室，也纷纷举表投诚。
多铎进入南京，南明一大批官僚，冒滂沱大雨，任衣冠淋漓，跪道边迎降，然后“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十数堆”[75]。清统治者于是任命江宁、安庆巡抚以下降官三百七十三人，作为其在江南建立统治的基础，同时改南京为江宁府，派八旗重兵镇守，并以南京为中心，继续向南方推进，扫荡各地的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
五、清军南下和南明几个政权的覆灭
清朝入关，在一年多时间内，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席卷了半个中国。但这一切，还只是清朝夺取全国统治的开始，今后的斗争还相当曲折而漫长。清王朝是新崛起的力量，它组织严密，战斗力强，领导集团比较稳定而有进取心。因此，它的军事行动如同霆击飙举，凌厉无前，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胜利。但是，它对农民军的血腥镇压，它在胜利进军中野蛮的烧杀劫掠，以及由于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社会制度的差距，它入关后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农民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也使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处于矛盾之中。国内的民族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随着清军向南胜利地推进，一股强大的保卫民族权利和民族文化的感情在广大汉族群众中汹涌奔腾起来。这种民族感情不但滋润培育了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也使濒于覆灭的明王朝残余势力得到了复苏，这是清朝夺取整个中国统治权的严重阻碍。清朝的武装力量固然强韧善战，但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夺取全国的统治，只有在政治上作出重大的努力，逐步减少屠杀掠夺行径，改变某些高压政策，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才能够分化和削弱抗清势力，显示自己的优势，以至赢得全国的统治权。
当清军向弘光政权进攻的时候，李自成的余部已退到湖南。对农民军来说，这是一段喘息和调整的间隙。他们新遭大败，失去了领袖，元气大丧，于是一面休息整顿，恢复力量；一面注视着清朝和南明之间的搏斗，以筹划下一步的战斗方针。张献忠的起义军则还在四川和地主阶级进行苦战。农民军和地主阶级已经作战十余年，彼此之间蕴积的仇恨是不可调和、无法平息的。当形势已经改变之后，双方还不可能自觉地改变战略目标和打击的方向，只有在清军进一步推进时，双方才会在一个强大的共同敌人的压力下，被迫互相靠拢，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双方能否合作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将是决定抗清斗争前途的关键。
南明弘光政权由于腐败和内部纷争，理所必然地迅速灭亡了。接着，清军的进攻矛头指向浙、赣、闽、粤东南地区。清军铁蹄蹂躏的范围日益广阔，国内民族矛盾继续激化，人民群众和许多地主士大夫纷纷卷进了抗清斗争的潮流。抗清武装中，既有下层农民和市民对清军残酷暴行的自发的反抗，也有汉族士大夫为恢复明朝统治的狭隘的图谋。他们有的撄城固守，抗拒强敌；有的结寨深山，自保家园；有的困守海岛，矢志不屈。弘光王朝土崩瓦解之日，正是抗清武装风起云涌之时，各地处于民族斗争的鼎沸形势之中。
抗清斗争中，有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在内，甚至，许多次斗争是由他们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他们标榜“君亲之尊”、“华夷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激扬民族感情，掀起重重波澜。当然，他们那种冠冕堂皇而鼓动人心的口号背后都有切切实实的阶级利益作为后盾。在残酷的国内民族战争中，除了投降派以外，许多地主分子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园被毁，财产和权力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他们要恢复“大明江山”的大声疾呼，归根到底不过是要重建汉族地主的统治而已。
即使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抗清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和清朝的斗争简单地看做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清军入关，进行的是一场野蛮的掠夺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破坏，受损害最严重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国内的民族斗争也有一个是非问题，人民群众理所当然要起来反对压迫、反对掠夺。只有在广大下层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高潮中，才会出现像史可法、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郑成功等比较英勇坚定的人物。当然，地主阶级参加抗清斗争必然抱有本阶级的动机，但是，评价历史人物及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根据其动机和表面意义，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的效果常常会超越其狭隘的动机，而一个政治口号在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手中也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地主阶级的抗清武装和农民的抗清武装，自然存在着差别和矛盾，但两者处在同一条战线上，都是抗清力量的组成部分，对于其中抗清比较坚决的人物和集团，理应给以肯定的历史评价。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七月，在抗清义军、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的扶持下，由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建立政权。鲁王政权当时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驻守浙江的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的部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他们依凭钱塘江天险，抗击和打败了清军。当时，一个住在附近的外国传教士说：“如果他们追过江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在南岸设置防线同鞑靼军队（清军）对垒，鞑靼远征军就这样被阻挡了整整一年。”[76]妨碍鲁王政权积极抗清的原因是它的政治腐败，当时，军阀专横，外戚宦官专权，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对人民横征暴敛，而真正抗清出力的士兵和“义师”得不到粮饷。正如钱肃乐所说的，“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合藩镇之兵马，不足卫小民之一发”[77]。又由于与福建的隆武政权争夺皇位继承权，内外矛盾重重，无心抗清。到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六月，清军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攻破绍兴。总兵方国安的守军望风披靡，惊慌溃散。方国安等向清朝投降，鲁王出走逃命。这个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工夫就垮台了。
鲁王监国的同时，在福建军阀郑芝龙、郑鸿逵和明官吏黄道周等的扶持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这个政权建立之初，对抗清事业作过筹划，俨若有一番作为。他们以建宁、天兴、延平、兴化为上游，漳州、泉州、邵武、汀州为下游，各设巡抚。对闽北自仙霞岭以外一百七十处设兵把守，以十万兵防镇，十万兵讨伐。
可是，隆武小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福建大军阀郑芝龙手里。郑芝龙又名一官，福建泉州南安县人，原是海盗首领，以后接受明朝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拥兵二三十万，又把持着海上贸易，往来于日本和南洋的商船必须得到他的许可，并向他交纳税款。他是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之所以拥立隆武，实为借此捞一政治资本，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掠夺。当大江南北义军开展英勇顽强的抗清斗争时，郑芝龙精兵利器，马肥粮足，却按兵不发，“坐山观虎斗”。隆武政权实际上无所作为，纵然有黄道周、张家玉这样一意想恢复明朝天下的谋臣，也无济于事。当清军直逼浙闽时，郑芝龙认为隆武已不起任何作用了，为了保存他在福建的权力和巨大家产，他暗中投降清朝。一六四六年六月，清军攻灭鲁王政权后，挥师南进。仙霞岭本是闽浙之间的天险，但郑芝龙丧心病狂地撤退了全部守军，清军在无人防守的山区长驱直入，进入福州。隆武王朝的文官武将，或逃或降，未作有效的抵抗。郑芝龙也薙发迎降，被送往北京。目睹这个小朝廷覆灭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写道：“那个隆武皇帝表现得像一只懦弱的绵羊，他带着‘强大’的部队逃跑了。我使用‘强大’这个词，不过表示这些没有心肝的人数量很多罢了。但他逃跑也不能挽救自己，鞑靼的敏捷的骑兵追上了他，用箭把这群愚蠢的绵羊都射死了。”[78]
一六四六年十二月，由明官僚苏观生等拥立隆武的弟弟聿
，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这个政权从未抗击清军，反而为了争夺帝统，和永历政权互相火并厮杀起来。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一月清军攻陷广州，存在不到四十天的绍武政权就如同儿戏般散伙了。
一六四六年十二月在肇庆建立的永历小朝廷，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名由榔，神宗万历之孙。隆武死后，由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先监国而后称帝于肇庆。
永历政权刚一建立，就颠沛流离，到处奔跑，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一六四七年初清军进入广州，永历慌忙离肇庆逃往梧州，梧州告急，他又仓皇逃到桂林，拥立他的大小官僚，或投降清朝，或弃职而逃。以后，永历又从桂林跑到全州，从全州逃到柳州，又逃回桂林。他其实是一个闻警即逃的皇帝。这个人，懦弱寡断，昏庸腐朽，苟且偷安，贪生怕死；而且政治腐败，大权旁落，信赖宦官权臣，内部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毫无作为。只是在抗清较为坚决的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拥护下，特别是在大顺农民军和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这个政权才能够维持了十五六年之久。
六、江南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节节胜利，连续攻灭了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它的战争机器的效能，显示了在军事上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子女玉帛”，捆载而去，供满族贵族的享受和驱使。东南繁华之区到处是颓垣废墟，变成一片荒凉景象，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军的骚扰侵害。一时，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
江南一带，在清军南下之前，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革命组织。如溧阳潘茂、潘珍领导的削鼻、珐琅诸党。清军南下以后，这些农民组织团结广大贫苦农民，同仇敌忾，开展抗清斗争。仅溧阳一地，其力量发展“遂至十六区”[79]。徐州的农民队伍，曾一度占据徐州西部，阻止清军南下。[80]清军打到南京，腐败的南明官军不战而溃，但南京周围的农村，如王
、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等地农民，“借练乡兵为名”[81]，奋起与清军作战。
由于抗清斗争的普遍开展，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八九月间，溧阳、金坛、兴化等县农民军二万人，曾配合明宗室举兵进攻南京，兵抵神策门。虽然由于机事不密，城内策应遭到清军野蛮镇压，攻城未成，可是，农民抗清力量如此迅速扩大，并且敢于攻打大城市南京，的确大出清统治者意料之外。以后又曾多次袭击南京，使清统治者坐卧不安。
抗清斗争发展到太湖地区。太湖广大贫苦农民、渔民，在赤脚张三的领导下，以淀山、长白荡、澄湖为基地，组织抗清起义。农渔民抗清队伍阶级立场鲜明，把地主豪绅、渔霸的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渔民。“虏富家子置山寨，勒千金取赎”，以充军饷。对广大“村农贫人”，“仍公平交易”，“故众多归之”[82]，得到太湖人民的热烈拥护。
太湖农渔民起义威胁清朝在苏（州）松（江）一带的统治，鼓舞了抗清的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七月，太湖农渔民军参加吴江进士吴日生等发动的抗清起义。起义战士一律用白布裹头，称“白头军”。白头军以农渔民军为主力，攻下吴江，活跃在太湖地区。他们主动出击清军，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兵力。白头军曾挥师东破浙江的海盐，回攻嘉善，声威震动江南一带。只是由于内部成分复杂，一六四六年七月以后，在清军的围剿下屡遭失败，吴日生被杀。太湖农渔民仍在赤脚张三领导下，坚定顽强，继续奋战。他们攻克宜兴，出没于苏常等地，多次挫败清军，使清军不敢正面进犯，“湖路梗塞，莫可如何”[83]，成为江南抗清的一面旗帜。
在安徽江北一带，抗清斗争以英霍山区为基地，“内抚有二十四寨，外联络蕲黄四十八寨”[84]，颇有声势。这些抗清武装，其中有农民起义军，也有当地豪绅官僚拥明宗室建立起来的地主武装。他们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合行动，其势力曾扩大到安徽之六安、英山、霍山、舒城、潜山、太湖，河南之固始，湖广之罗田等县。在皖南的池州府属东流、建德等地农民军，联合江西彭泽、鄱阳、都昌等处农民起义队伍，以了悟和尚和赤脚黑先锋为领袖，在建德山区建立抗清基地，“众至数万，弥漫彭都”[85]，并曾西进到江西的饶州、鄱阳、永丰一带。所有这些农民的抗清起义，“构结招集，一线串合，举动甚大”，吓得江南的清统治者惊呼：“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可虞”[86]。
清军对江南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以后，为了实现对全国人民进一步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企图从制度到生活习俗等方面，清除明朝统治的痕迹和影响。
一六四五年八月，清政府下令剃发梳辫，改换明朝衣冠，强调这是清朝的制度，强迫人民从衣冠装束到精神观念，承认清朝对全国的统治，确立满族贵族对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主奴关系。[87]清统治者竟然规定：自布告下达后十日之内，各地人民一律薙发。凡是不剃的，迟疑的，上表章请求保存明朝制度的，一律“杀无赦”[88]。在州县的命令上，更写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89]等语。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派兵丁巡行街头，武装强迫剃头，稍一反抗，就把头砍下来。
本来，由于清军在江南的暴行和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的颁布，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抗清斗争像燎原烈火，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汉族中除一批官僚地主豪绅投诚依附，引导清军加倍压迫和奴役人民以外，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灶丁、渔户）、城市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不少地主和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清义军，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薙”[90]，开展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它是第一个全国抗清高潮的组成部分，许多城市，如江苏的常州、无锡、宜兴、江阴、常熟、松江、昆山、华亭、吴江、崇明、金山卫，浙江的嘉兴、平湖、嘉善、湖州、绍兴等地，都先后举行抗清起义。尤其松江、苏州等地城乡，以奴仆为主体的乌龙会，站在反薙发斗争的最前列。[91]
反薙发令最激烈的江阴人民，于一六四五年八月，举行了抗清起义。江阴是江南大县，所谓“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东关外设朝阳驿，扼苏松浙闽往来南京之要冲。城北黄田港，帆船一昼夜可通达海口[92]，成为长江下游采石以东第一重要门户，关系清军南下的战略要地。江阴人民占领县城后，推举下级官吏、前任典史阎应元指挥作战。阎应元整顿队伍，严密部署了防务，誓死抗击清军。清统治者前后调动了二十四万清军，进行疯狂围攻，双方攻守争夺，十分激烈，尤其远近农民军英勇参战，“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虽死无悔”。“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附首效顺也……是以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93]。在二十万农民军的直接支援下，江阴人民坚持守城八十天，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清军用大炮破城，守城人民经过英勇巷战，全部壮烈牺牲[94]。清统治者残暴地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95]。清军付出了七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江阴城，但江阴人民，主要是周围农民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停止。在距江阴东南二百多里的嘉定城，也爆发大规模的反薙发起义。嘉定人民在黄淳耀、侯峒曾的领导下，以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无所畏惧地对抗清朝大军，连续遭到清军的三次屠城。除此以外，还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联合太湖的抗清义师，攻打苏州，未能成功，此后陈子龙劝说已经降清的提督吴胜兆举兵反正，又告失败；王佐才、顾炎武、归庄、吴其沆起兵于昆山，艰苦支持，力抗强敌，失败后，昆山被屠城；卢象观起兵于茅山，谋袭南京，因消息泄露，失败退入太湖；沈廷扬、荆本彻率舟师退保崇明岛，不久也被清军攻灭；金声、江天一、吴应箕起兵于徽州，联络各地义军，在皖南山区建立了广阔的抗清基地，和清军展开激烈搏战，最后，因一些降清奸细的破坏，被清军镇压。在这些斗争中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勇坚强的人物，他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96]。清统治者痛恨人民的反抗，用血腥的烧杀屠城的手段使这些地区几乎成为废墟。
反薙发斗争是反对满族贵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一种斗争形式，它是汉族大众保卫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斗争，也是广大人民不肯承认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权，这场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它揭起的是“大明中兴”的旗号，其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阶级士大夫手里。一部分明朝的遗臣皇族，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和传统观念，力图把斗争引向恢复明朝统治的目的上。
清军攻下江南，挥师进入浙江，浙江人民的抗清斗争也迅速开展。当时海宁、平湖一带农民，武装反对清军占领。衢州、严州、处州一带，“十里俱是‘贼’巢，邻县悉为‘贼’据”[97]。仅泰顺县农民军，就拥有二万余众，曾攻下福宁、寿宁、福安等县，并且围攻泰顺县城，打得清军“弃城鼠窜，县官印信，俱无下落”[98]。特别是著名的浙江四明山和舟山岛上的抗清军与清兵相持很久，影响极大。
一六四五年七月，由于南明将领降清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拥而起。赣南农民在宁都首揭义旗以来，农民抗清起义大小不下数十处[99]，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上犹、九江、南昌等地[100]。这些队伍同福建、广东的农民抗清斗争遥相呼应，声势很大。
江西南安、赣州二府，“逼居东南，远在天末”[101]，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这一带地瘠民穷，农民受地主阶级统治压迫最重。山上有开矿的矿工，又有从闽、川、湖广逃来的难民，聚集垦荒，结棚居住，称为“棚民”。这些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富有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传统。清军进占江西以后，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抗清使命，组织各种武装，发动起义。其中著名的有以赣州山区鱼骨、莲花、丁田等寨为基地的农民军；在袁州宜春一带的棚民军，曾攻占袁州万载；在兴国一带农民军五万余，曾攻陷兴国州，势力扩大到永丰、万安、泰和、雩都境内。此外，在桂阳的红头军，曾攻克武冈、宝庆；雩都农民军，从雩都进入广东；永丰农民军在九仙山屯积粮草，决心和清军血战到底。所有这些抗清队伍，或据险扼守，或主动出击，造成清军不能长期占领江西和建立稳固统治的困境。清统治者视之为“心腹大患”，对它“束手无策”[102]。南明官吏万元吉、杨廷麟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坚守赣州，力抗清兵，达二年之久。
清兵进占福建，掳掠抢夺，也激起福建人民的反压迫怒火。抗清起义遍及八闽（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尤其漳泉汀一带农民军，发动最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力量也最雄厚，即使清统治者也惊呼：“闽省遍地皆‘贼’”[103]。
总之，江南、东南和全国其他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持续不断，成为清朝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大障碍，所以清统治者把主要兵力集中放在消灭农民军上面。只是由于这些抗清斗争，大多数是分散的，即使在一省，甚至一县之内，也是地自为守，人自为战，没有形成联合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终于失败。然而，这些抗清斗争打击了清朝劲旅骄横的气焰，拖住了大量清兵，使它在猛冲到广东以后不得不回过头来，用大力扑灭后方的抗清烈火。这样，就有力地支援了战斗在湖南、四川的大顺军、大西军，也使漂泊而濒于覆亡的永历政权得到了喘息和暂时的安定。从此以后，清军进攻的锐气大受挫伤，一败涂地和连续退却的抗清局势开始改观，出现了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主体的抗清武装与清王朝长期相持的局面。
七、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全国第一个抗清高潮的最后一仗，是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跃马扬鞭，从湖南西入四川，提出“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104]的响亮口号，决心把农民战争进行到底。九月破成都，分兵攻崇庆、新津、彭县、什邡、绵州、绵竹、仁寿诸县。十一月占蒲江。十二月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定成都为西京。
大西农民政权设置东阁、五府、六部官员[105]；造新历，铸“大顺通宝”钱币；开科取士[106]；派兵镇守各占领地区[107]，并分兵为一百二十营。以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108]。四将军掌握大西农民军的主要兵力。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清统治者派员劝说张献忠投降，妄想大西农民军放下武器，俯首归顺。同年十一月，清帝顺治下诏，认为“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予以谅解，要张献忠“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倘稽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109]。然而，诱以官禄也好，胁以杀戮也好，丝毫没有动摇张献忠所代表的农民阶级抗清的决心。大西农民军勇敢地担负起抗清的艰巨任务。
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年初，清统治者派遣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诸军，南下汉中，准备进犯四川，全力对付大西农民军。当时在四川的明朝残余武装，如总兵官曾英屯兵二十万于重庆；杨展纠合几十万人驻扎嘉定；朱化龙拥兵茂州；曹勋据大渡河所；赵荣贵屯兵来归；明巡抚马乾率军三万守内江；总督樊一蘅领副将侯天锡驻泸州；卫副总兵屠龙屯兵纳溪等等，一直在和农民军进行激烈的战争，反动气焰特别嚣张。此外，自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六年三四月间，散布在四川各地的反动地主武装，还有三十九股之多。他们占据城邑村落，凭借山谷险塞，骚扰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坚决与农民军为敌，川北的反动势力，公然用马粪涂抹大顺年号，改写弘光年号，把大西政权所派置的府县官员，或刺死，或投入水火。[110]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在一县之内，仅三四个月期间，连续被杀的县官达十余人之多。[111]四川官僚地主反动势力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给大西农民政权带来严重威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张献忠农民军对官僚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给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一六四六年夏，张献忠研究了全国形势，决定乘清军主力南下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时候，率队伍北上陕西以蹑敌后，揭开反对清朝统治以挽救农民革命的新战斗。临出发前，张献忠以必死的决心，指定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组成一个预备性的二线领导集团，以备不虞。
十月，张献忠放弃成都，下令四将军各领大西军十余万北进。当时部队共有五六十万，沿途旌旗蔽野，声势浩大，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十二月，部队进抵西充的凤凰山。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一月二日，由于叛徒勾结清军的突然袭击，大西军毫无防备，弄不清是哪一路的敌人，仓促应战。张献忠不幸被箭矢所中，英勇牺牲。
张献忠牺牲以后，清肃亲王豪格分兵四出追击，大西军一时失去统帅，队伍大部分溃散。这时，新的大西军领导集团当机立断，改变进军路线，由顺庆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终于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又取得了渠河战役的胜利，扫清了前进的道路。接着，大西军以无比顽强卓绝的勇气，强渡长江天堑，射死总兵官曾英，歼灭前来堵击的二十万残明军队，一举攻占重庆，并乘胜打下綦江，从而获得了休整和收集亡散的时机。
当时，大西军新的领导集团在綦江发布著名文告，指出：“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也。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成大事。”[112]这一“綦江文告”，虽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的篡改，但字里行间，仍闪烁着它的战斗锋芒和革命精神。文告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进行二十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质；缅怀张献忠的功绩，恸悼自己领袖的不幸牺牲；号召全军团结一致，继续战斗，以完成张献忠的未竟事业。据记载：“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113]显示了这支农民队伍继续抗清的决心。
注释
[1]钱
：《甲申传信录》卷一。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五居庸关陷》。
[3]谈迁：《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三月。
[4]参见《甲申纪事》卷六；《再生纪略》（下）；《燕都日记》卷五（见《玄览堂丛书》，第一百十一册）。
[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五居庸关陷》。
[6]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史可法传》。
[7]《清史稿》卷二六一，《吴三桂》。
[8]《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又卷二十二载：祖大弼在与农民军作战失败后，向崇祯吹嘘：“欲破流‘贼’，必得臣兄大寿所统宁锦兵方可，其他皆不堪用。”
[9]徐鼒：《小腆纪年》卷四。
[1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11]《东华录》顺治二；《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
[12]李
：《沈馆录》卷七，见《辽海丛书》。
[13]《清世祖实录》卷四。
[14]《清世祖实录》卷四；《东华录》顺治二。
[15]《清世祖实录》卷四。
[16]《清世祖实录》卷四。
[1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18]参见佘一元撰：《山海关志》。佘是当时会见多尔衮的五个绅衿之一。曾咏：《述旧诗》叙当日情景，其中有“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返回……”之句。
[19]谈迁：《国榷》卷一〇一。
[20]谈迁：《国榷》卷一〇一。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5页。
[22]《謏闻续笔》卷一，见《笔记小说大观》第八辑本。
[23]《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传》。
[24]《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25]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五。
[26]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五。
[27]《东华录》顺治二。
[28]《清世祖实录》卷五。
[29]《东华录》顺治二。
[30]《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
[31]徐鼒：《小腆纪年》卷六。
[32]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3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
[34]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十一。
[35]《清史稿》卷二五〇，《季开生》。
[36]《贰臣传》卷四，《曹溶传》。
[37]《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38]柴桑：《京师偶记》；《清史稿》列传卷二十六，《沈文奎》。
[39]《清世祖实录》第八卷。
[40]《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1]《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2]光绪八年《怀来县志》卷十五，《杂记》。
[43]《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4]《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45]《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4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47]《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8]《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
[49]《清世祖实录》卷十。
[50]参见《清史稿》卷二十六，《祝世昌》。
[51]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二，《刘宗周传》。
[5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弘光诏书》。
[53]同上书，《史可法请设四镇》。
[5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史可法请设四镇》；《明通鉴》附编卷一上，附记一上，三四九六页。
[55]同上书，《史可法请设四镇》。
[56]徐鼒：《小腆纪年》卷六，一八九页。
[57]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
[58]参见明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卷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上；徐鼒：《小腆纪年》卷八，三〇三页。
[5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
[60]顾炎武：《圣安本纪》。
[61]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奏议和不成》。
[6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五，《朝政浊乱昏淫》。
[63]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64]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九，三四七页。
[65]《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6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三五六页。
[67]邹流绮：《明季遗闻》卷三；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弘光》。
[68]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议御北兵》；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69]参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70]《明季稗史初编》卷十六，《续幸存录》，《南都大略》。
[71]徐鼒：《小腆纪传》卷一，《弘光》。
[72]参见《明季稗史初编》卷二七，《扬州十日记》。
[73]参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74]《鹿樵纪闯》卷上，《福王》下。
[75]《明季稗史初编》卷十九，佚名：《江南见闻录》。
[76]［意］卫匡国：《鞑靼战纪》，伦敦，1654。（Martin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7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七，《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
[78]［意］卫匡国：《鞑靼战纪》。
[79]光绪《溧阳县志》卷八，《兵事》附；《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0]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七；《贰臣传》卷六，《王之纲传》。
[81]《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8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84]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二，《皖寨编》。
[85]《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7]参见《东华录》顺治四。
[88]参见《东华录》顺治四。
[89]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0]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1]参见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92]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3]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4]参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韩菼：《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
[95]参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韩菼：《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
[96]佚名：《照世杯》，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97]《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
[98]《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
[99]参见《贰臣传》卷一，《徐勇传》。
[100]参见光绪修《江西通志》卷九十七，《前事志》；《清世祖实录》卷三十。
[101]《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102]同治《广信府志》卷五，《兵事》。
[103]《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104]李馥荣：《滟滪囊》卷二；李天根：《爝火录》卷七；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105]参见阙名：《纪事略》。
[106]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张献忠传节略》。
[107]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
[108]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109]《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110]参见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九，三五〇页。
[111]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张献忠乱蜀本末》。
[112]佚名：《蜀记》。
[113]佚名：《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