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疑是山穷水尽无出路之际，忽有惊喜，千帆若隐若现而来。尽管当今之世，世事多变，危机如山，重重叠叠，遮蔽视线，然而千帆竞渡，冲破盘绕重叠，希望在前。中华民族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反思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随着人类面临的冲突、对抗、危机、挑战的增多，如何实现张载的“四句教”，是当今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化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以能助推当代全球治理的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辉煌的愿景。
一、新时代、新特点
当今时代的新特点，为五化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普及化，危机多发化，文化多样化。
世界多极化。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冷战后，在20世纪90年代，按照西方现成的答案是多党议会民主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来治理世界，世界上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历史终结了”。冷战后，美国获得暂时的单极政治，但时间不长。“9·11”事件发生后，福山又写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认真剖析西方资本民主政治形态的弊病。他在《美国利益》2014年 1—2月号上发表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联盟出现，新兴国家崛起，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七国集团”主宰世界治理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已被削弱，出现了20国集团，形成了多极世界，不再是美国一国主宰的局面。特别是中美俄三极鼎立格局的出现，以及欧盟、非盟、东盟等多极格局的形成，虽有种种问题，但已是当今世界的大势。
经济全球化。尽管当前有人反对全球化，认为它加剧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倾向、不平等和社会差别，但就全球化的基本形态来看，是人、财（资金）、物、技术和企业的跨境流动。这使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力数量（利润的源泉）翻番。新兴国家的廉价产品保证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使出口贸易和投资增长，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资源输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全球的冲突、危机，一国难以应对，只有合力才能共同化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放任资本逐利，结果发生新的经济危机。缺乏道德市场，难以支撑世界发展繁荣。贫富差距拉大，有违公平正义，要“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以免经济再度出现危机。当今中国引领世纪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奔腾向前。
信息普及化。当前信息智能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世界不是相隔千山万水，而是就在眼前。它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改变了社会政、经、文、制，以及人的衣食住行用的一切方式。人的四肢变大、变远、变长、变强，人对外界的体验式感受被信息所取代。冲击着传统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也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理想。它营造了一个虚拟的时空，使以往的不可能成为可能，不能及的成为可及。人的生活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以至于战争方式都变得信息化了。
危机多发化。自然生态（气候）、政治（难民）等威胁，恐怖、动乱、局部战争、贩毒等屡发，伦理道德失落（不文明行为，丧失了忠孝信义和仁义礼智），这些威胁着人的生命和生活安定；贫富差距拉大，财富以极端不平等和不合理的方式被分配；宗教冲突、经济危机等各种危机接踵而至。
文化多样化。宗教冲突，教派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巴米扬大佛被破坏，巴以冲突，叙利亚冲突，占领华尔街运动，巴黎爆发骚乱，希腊紧缩政策引发骚乱，这些均为不同宗教、不同信仰造成的冲突，显示了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差异。
此“五化”一方面给世界带来发展、和平、合作、共赢的契机，另一方面也使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冲突加剧，因此，需要化解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等危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
二、资本民主政治形态走向腐烂
各国各民族根据文明历史和发展的实际国情，选择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然而合理的社会政治形态，不一定是现实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不一定是合理的，这是一种基于政治价值观的判断，所以，不同的政治价值观面对社会政治形态的选择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究竟如何选择是合理的、唯一的标准，即是否对人民有利，对全球人民有利。无数中外历史都证明这样的真理，“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人民不利就会失民心，失民心则失国。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犹如水，人民能使国家存亡，所以社会政治形态的选择要合民心，即益民、利民、惠民、贵民、爱民，民是主宰社会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意愿，就是我们的目标。
当今世界现存政治形态，概而言之，有民主、专制、集权、分权，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代议制、共和制、军国专政等，其中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其间所占比例不同，没有纯之又纯的一种形态。当前，无论哪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民族国家，都应认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合作的人类共同价值，这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国也以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和谐为核心价值，然而，自视民主政治的国家总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价值观来遏制所谓非民主国家。
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和形式。就资本民主政治形态而言，我们疑惑不解的是：民主政治形态为什么要挑动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动乱？为什么制造谎言，出兵推翻别国的政权，杀害其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打压别国、别民族，制裁、遏制别国？为什么支持一派，打一派，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出现难民潮？为什么干涉别国内政，不让别国人民自己做主等？这些都需要深刻反思。
反思这些问题后，我们不能不说资本民主政治出了大问题，它已经衰败。福山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中坦言：“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美国历史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对比，我们就会注意到美国政治文化中三个关键的结构性特征……都出了问题”。他讲的三个关键结构即行政、司法和立法。他认为，由于司法和立法部门的影响力过大，加上“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影响力在增加，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而且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原设计的三权制衡就变成了否决制，什么事都很难办成。[2]这就是说资本民主政治形态结构性面临严峻危机。
资本民主政治形态根子已经腐烂。2015年是《大宪章》诞生800周年，英王约翰在1215年签署的这份文件启动了世界各地旷日持久的民主和民权斗争，如今传统民主陷入了困境，“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显示，全球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连续第九年出现了退步。2014年，一些国家的民主遭遇了25年最严重的威胁。美洲晴雨表报告，从智利到加拿大的25个美洲国家对选举的信任度急剧下降。[3]“民无信不立”，人民对国家不信任，国家是立不住的，民主便成为一纸空文。
美国2014年11月中期选举，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1月6日刊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的文章《理解和克服美国财阀统治》，文中写道：“可怜的美国公民以为他们刚刚选出了新的国会，从名义上说他们当然做到了这一点，公众确实投了票，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并未真的选出自己的政府。”他指出：“政客一旦当选，就会支持主要捐款人的立场，于是政治的结果会趋向巨额财富。”这就是当前西方政治的病根。美国2016年的大选更证明这一点，“政治体制实际上是相对统一的，并且非常有效地服务于最有钱的富人们。”现在政策迎合四支重要游说力量：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防务承包商、医疗保健巨头。有的众议员认为，新总统给全球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并加重激发国内外诸多冲突和不稳定，预示着“美国式和平的终结”，转向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4]
“民主根子的腐烂”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贾森·布伦南的话，揭示了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最终会引发全球冲突和对抗，也加剧了本国各方面的冲突。譬如作为资本民主政治形态支撑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金融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将加剧。以往金融为实体经济融资并为其服务，今天金融功能变成了为自身融资，用钱套取更多钱，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当代金融资本出现了三大趋势：（a）金融资本挟持政府、整体经济，控制政府决策；（b）金融资本不产生就业，用货币炒作货币，用高科技高度计算机化，不需要大量人员；（c）金融资本迫使世界上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无形有形、物质非物质。
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冲突加剧。在西方，一些人视此两者为孪生体，民主是维护资本主义的政体，资本主义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并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多党议会民主是唯一普世真理。为了民众的选票，民主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在大量福利和公开支出剧增，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向人民、国内外和未来借债，导致出现国家债务危机。[5]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停摆三周，政府对在职者承诺的提供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是具有欺诈性的，因为主宰美国政治生活的力量是少数金融寡头，他们受到利益驱动，轻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与人民社会权利的不兼容性。[6]这种不兼容性，更加剧了其间的冲突而不可调和。“新自由主义最灾难性的特征是不平等的急剧恶化”[7]。它驱动着当前席卷西方的对民主政治形态的不满。
当前，多党制议会或选举是民主唯一合法性的标志和普世的价值观点受到质疑。民主的精髓并非就是多党制。所谓多党制，归根到底是两党制。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也在维护所谓两党制，然而两党注意力“主要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在两党制的体制下，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的国家，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8]，对人民负责才是民主的真谛。
资本民主政治形态在今天已没有能力解决复杂的现代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全球变暖和多种形式的资源消耗，以及恐怖活动，即使最稳固的资本民主政治形态的国家也没有提供好的公共产品。新近资本民主政治形态化国家尝试的民主，甚至更没有效率。2003—2004年英美联军驻伊拉克临时当局引进民主体制，“表面下没有多少实质功能，制造民主幻象，几年后阿拉伯之春，民主过渡再次失败”。“民主制度中没有固有的东西令它同阿拉伯或其他文化难以兼容，相反，失败源于注重形式多过实质，他们复制了一个民主形象，而不是引入一个适应当地需要的运作良好、有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决策体系”[9]。他们不根据当地社会实际，强行推行他们的所谓民主价值观，制造民主假象，只能以失败告终，也丧失了民主的信任度和影响力。
三、民主政治价值观带来的灾难
民主是很动人的字眼，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美国自诩为其模板，然而其前总统卡特说：“美国没有行之有效的民主”，“我们的选举程序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程序之一，这是因为过度的金钱介入”。在这种制度下，超级富豪及其代表、两党领袖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人，其他政党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参与选举的门槛之外。总统选举并不是直接和普遍的，更不是由选民一人一票决定的，而是由选举人团决定的，这是一个由538人组成的团体。[10]2016年美国大选，尽管希拉里多赢了286万张普选票，但选举人团选出了全国普选票数未占多数的特朗普为总统，而希拉里则创下了输掉大选但赢得普选票数最多的美国纪录。这种民主显然不是真民主，而是一种专制的变种。事实上专制资本主义打击了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制度已被证明是最可靠、持久的政治制度，福山说：“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但“伊斯兰国”的兴起，令西方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似乎显得空洞。罗伯特·库伯说：“比如我们谈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究竟是什么时候，意大利妇女才获得投票权？而美国南部的黑人呢？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标准很肤浅。”（在意大利是1945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1965年之前，选举在美国都并非不受限制。）民主并不是绝对性普世价值。
文化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1986年说，民主的实质是人民主权，这意味着政治和社会平等。民主不能强加于人，只能逐渐发展而来，取决于“不同的要素和条件的集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主任威廉·伯恩斯认为，“更加开放的民主制度有一个核心，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这个核心就是“人权的广泛概念，即人们有权参与对自己来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并参与法制进程，以使这些权利制度化”。[11]事实上资本民主政治形态既没有使人民真正获利，相反使政客、富豪获利，也没有使人民真正享有政治、经济的决策权和唯变所适地应对复杂的压力，反而由于争权夺利，使冲突和压力加剧。
资本民主政治形态的新自由市场主义埋下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的祸根。这三大危机的祸根在于新自由市场主义本身的不合理性。马丁·雅克认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和两极分化越演越烈，在美国尤为如此，而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来，因此目前面临的不止是一场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这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才行。”凯利·布朗认为，“社会体系中最大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现实”[12]。“在自由市场开放的框架内，通过对债务结构、货币和利率操纵，而将更多的钱转移到国际资本家囊中。所谓的1%的人从99%的人腰包中攫取利润，因此导致了民众对垄断资本及其对政治制度的操控产生了怨愤之情。”[13]这种资本民主政治的恶瘤，只有变革社会体系中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不民主的弊端，才能化解。
资本民主政治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包治百病，只是有用的工具。民主政治形态的民族国家，有君主式的民主，有宪政式的民主，有总统式的民主，形式多样。民主政治形态的选择，应根据各民族、各国家的国情和实际需要而抉择。然而，西方资本民主政治形态的一些国家，为了推行其所谓的民主价值观，而采取各种卑劣的、不人道的手段：（a）以武力干涉推翻一个世俗政权，而实行形式上的所谓民主，如伊拉克、阿富汗，结果带来更严重的恐怖活动和人道主义灾难，人民不能生活下去而成为难民。人民生活更不安定，自杀性爆炸不断，死亡无数。“在10多年后，我们仍要面对进攻伊拉克的结果。基地组织进化成“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演讲中质疑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他说：‘美军执行了所有任务，花费了约1万亿美元，但至今伊拉克依旧处于纷争之中’。”[14]（b）武力支持反对派，推翻卡扎菲世俗政权。英国《独立报》网站2014年9月27日发表迈克尔·哈利伯顿同基辛格的一段访谈：“基辛格说：‘利比亚是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要比卡扎菲统治下多——这是一种可怕的结局’。我对他说，卡扎菲当政时期我曾在利比亚旅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发现夜间在的黎波里外出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安全。”[15]现在利比亚部族武装互相作战，人民苦不堪言，制造了大量难民涌向欧洲，而数千人葬身地中海海底。（c）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企图推翻巴沙尔政权，助长了“伊斯兰国”的诞生和扩大，法国《回声报》2014年9月29日刊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米尼克·莫伊西的文章：“（伊斯兰国）是小布什时期美国的错误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经历的政治、种族和认同危机结合的悲剧产物”。美国军队打着民主反恐旗号闯进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本来被压制的教派、种族利益集团和国与国之间的宿怨爆发出来，以致战争、动乱不断，人道主义灾难更加严重。这是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失败。这个结果给西方那些迷信民主政治价值观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人一记耳光。
当今难民涌向欧洲已令欧洲人不堪忍受，“难民人数创纪录不止是一个地区的失败，而是全球的失败”。为什么有这样多的难民？难民潮的祸根在哪里？其原因何在？现在难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从“2015年1月到7月，超过16万难民抵达希腊，其中超过60%是叙利亚人”，“如今利比亚国内局势混乱，各派冲突不断”[16]。400万叙利亚难民生活在土耳其、黎巴嫩、约旦，这些国家已没有能力接收。追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推行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在美国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而大力支持反政府的反对派武装推翻巴沙尔政府。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伊斯兰国”，“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国家对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17]。给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痛苦，自己也尝到果苦，这是现世现报。破坏一个国家的安定，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安定。难民造成欧盟的分歧，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不会接受吸纳难民的强制或固定配额，也担心新来的穆斯林如何融入以天主教为主的社会，“我们没有清真寺或相应的机构为他们服务。这可能使极端化问题更为严重”[18]。最近，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活动已造成130人死亡，参与恐怖活动的据说有混入难民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德国自去年以来接纳了100万人以上的难民。在南部巴伐利亚州，7月发生了阿富汗难民制造的袭击事件。”[19]
难民潮动摇了《申根协定》，1985年法、西德以及比荷卢经济联盟（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签署了《申根协定》，目的是逐步取消在这些国家共同边界的检查，设立人员自由流动的制度，1996年生效，如今欧盟28个成员中有22国加入。难民潮引起重新边界检查。[20]这对欧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长期的，欧盟将要慢慢尝到这个苦果。
西方曾经有人认为推翻卡扎菲是错误行为，“意大利外长在2011年3月曾提醒打算向卡扎菲政权开战的法国和英国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和非法移民偷渡网络扩散的风险”。“欧盟可以要求美国为他们在欧洲大陆毗邻国家执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作出资金补偿。这种意识形态摧毁了当地政权，强加选举民主（在伊拉克演变为部落主义）或国家划分（在南苏丹演变为族群战争）。”[21]美、英、法向卡扎菲政权开战，推翻其政权，消灭其身体，其结果是部族战争不断，造成难民涌向欧洲，这就应验了一句古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四、资本民主政治的衰败
民主价值观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会转变为专制主义形式。有军队推翻民选政府形式，有君主立宪式民主形式。日本2015年9月19日在自民、公明两党在参议院议员占多数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是在民主党、维新党、共产党等在野党反对下通过的。安保法案引起日本国内民众强烈反弹，市民上街游行，每天在国会外聚集，反对者除认为安保法案破坏和平宪法外，亦批评安倍晋三独裁手段。德国《世界报》网站9月18日文章：“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表明，这位首相在自己国内被很多人不信任。在抗议者高举的标牌上，有时他被和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22]这是当代一种多党制民主政治形态向专制、独裁演变的新形式。
就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政治形态与一党制的两会民主政治而言，从决策效率上讲，皮特·鲍泰利说：“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阿兰·皮萨说：“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的体制下，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的国家，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强大的实力。”[23]民主政治形态的两党为争权夺利，不顾及国家人民利益，互相对立否定，即使是对人民有利的法案，也很难通过。
从多党民主政治与一党民主政治的民主要义来看。鲍泰利说：“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但是或许中国能做到。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与法律的权力分开来。……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性的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24]鲍泰利又说：“根据普遍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利用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民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我觉得中国或许能够开创历史先河，但这没有历史经验可循。而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25]中国若能开创先河，必须把民主与集中关系处理好。
如何运用好一党制民主与集中关系，内森·加德尔斯认为：“中国应当给予个人更多的尊严和权利，确保更多的言论自由，强化问责制，更加坚定地反腐败，‘但不应该搞多党选举’。他认为，正是得益于政治体制的优势，中国在30年内令如此之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经济总量跻身于世界前列。”[26]构建美丽中国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个人的尊严、权利是其中应有之义。
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来看。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重创了几乎每个主要资本民主政治形态国家的经济，而在经济低迷时期，中国却几乎毫发未损。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采取试探性的态度，不仅质疑自己的经济制度，而且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包含严重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说，这场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模式……陷于困境”。与中国领导层合理的、迅速的决策相比，这些缺陷尤为明显，因为中国领导层不必应对种种障碍，诸如实际上可能会质疑或阻碍其行动的立法、司法机构以及自由的媒体。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原创了“华盛顿共识”一词，就连他也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北京共识’看来正在损害‘华盛顿共识’并迅速流行起来。”“‘中国模式’已经成为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自由化的简略表达方式。……中国也为外商投资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然而，在中国模式中，政府保持着对经济的控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本国经济，但也确保政府控制战略行业，精选商界获胜者，通过动用国有资金决定投资，并推动银行业支持国家龙头企业。”[27]“全球经济危机过后，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对民主制度不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正在更为仔细地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最终会促成他们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28]其实，在整个东南亚，中国的模式都已获得相当的好评，著名的印尼学者伊格内修斯·维博沃写道：“当然，东南亚国家没有就自己决定追随‘北京共识’与否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人民是无意识地受到吸引而采纳中国模式的。”[29]中国并没有主动推行中国模式，也没有要别人采纳北京共识，但中国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实绩呈现在世界舞台而引世人注目、学习。
从一党制的权力过分集中来看。邓小平在1980年8月所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利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派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30]这是邓小平30多年之前说的话。
为纠此弊，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积极有效的措施：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着力从严从细管党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等，指出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是保证党内团结统一、保持党内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大法宝。这样，就可以把领导的权利关在笼子里，而不能过分集中了。要完善民主集中制，狠抓决策程序的系统化、严格化、合理化、群体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必须群策群力，充分反映群体和人民的意愿。要加强各级党委、纪委立德以民为本的思想，严格、认真自我监督，自觉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要强化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法宝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必须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制度化、实效化。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坦诚相见、开诚布公，这是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是领导人进步的助推剂，也是思想污染的除尘剂。要强化、完善各参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丰富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支持民主党派履行其监督职能，监督执政党在“执政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充分重视和改正他们提出的意见、批评，落实他们的建议。摆正民主与集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民主管控集中，集中体现民主，分权监督集权，集权寓于分权。使中华民族的治国理政，体现王道荡荡的态势。
即使是多党制所谓的民主政治国家，也不是真正实行人民做主的，尽管实行民选，似乎国家负责人的选拔由国民选举产生，但事实上候选人必须有巨大的经济实力、政治背景、演说能力、党派的支持等。一般平民百姓当选议员都不可能，更不用说竞选国家领导人了（总统、总理等）。在竞选过程中，各党派为了自己政党能够获得票数，就会编造各种谎言，蒙骗选民，这是政客们惯用的伎俩，当选以后他们不去实现其诺言，选民也无法追究。当选后的领导人必须按照自己代表的党派利益制定政策，而罔顾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的愿望根本不可能通过选举而获得实现。就此而言，选举的分权，实际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手段，一旦当选就成为集权者，甚至独裁者。分权是末，集权是本；集权是体，分权是用；分权是假，集权是真。
资本民主政治形态向集权演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如美国的选举人团，日本的“日本会议”等。日本《时代》周刊2015年8月31日发表文章《笼罩政权中枢的“皇国思想”》，文中记述8月15日靖国神社参拜道上架设的帐篷里聚集了约600人，这是“日本会议”正在举行“第29届战殁者追悼中央国民集会”，其中不乏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自民党政调会长稻田朋美等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的身影。“日本会议”会长田久保忠卫说：“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本报注）是侵略战争，那是东京审判编造的故事。”“日本会议”的兄弟组织为“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在第三届安倍内阁的20名阁僚中有15名是该会成员。“日本会议”的基本方针是“尊崇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皇室，培养国民的同胞精神”“推进制定基于我国原有国家性质的‘新宪法’”等。[31]安倍晋三在国内在野政党和国内民众强烈反对下通过新安保法案，显示了安倍的独裁和专制，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允许该国军队到海外作战，公然违反和平宪法。[32]
中国宋代曾有集权与分权之争，宋代作为中国王朝君臣共治的融突和合的国家治理形态，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科技发展，一般人认为是文艺复兴三大发明的罗盘、印刷术、火药在中国宋代以前早已被实用化了。李约瑟说：“11至12世纪（宋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顶峰。”据推测，宋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当时的西欧还高。宋代实行科举制、文官制度，行政、司法和军事分权，在这种“文治主义”下，文化方面硕果累累，绚丽多彩，也许可以说，在世界史上，宋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从两千年前到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一直占20%至30%，当前的中国应该说是“重回超级大国”[33]。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
“高山仰止疑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在世界五化的新时代，人类向何处去，人类未来的命运究竟怎么样？尽管有几个主义嗡嗡叫地干扰，前进道路荆棘载途，但难以撼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天大树。善知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二法门，人类未来将迈开大步曲折地通向别有天地的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康庄大道。
世界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已经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巨变。随着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是世界潮流，但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或处于过渡期。罗杰·科恩说：“过渡期是危险的，若不伴随着乐于重新思考已经改变的权利结构，这个过渡期的病态就会加倍。”[34]如何过渡？过渡到哪里去？科恩并没有说明。英国的吉迪恩·拉赫曼也说：“目前国际政局看上去迫切需要某些非凡的新思维，许多大国都陷入了外交上的困境。”[35]他所说的新思维，是讲“新的雅尔塔防御策略”、“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反击”和“疯子毛拉策略”，这不是新思维，而是新瓶装旧酒而已，不能治理世界无序状态。“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36]“现存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已经没有能力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防止它们之间的冲突。”[37]“美国对联合国也不那么关心了。在一些领域，当联合国的议程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美国干脆就不参加这些项目了。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所有国际组织。”[38]基于此，世界亟待创造新社会制度模式。世界必然会出现新的运作模式，来治理被危机困扰的全球秩序。
构建世界新秩序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新理念引领，未来和合天下需要妙合而凝古今中外文明硕果和价值理想的精髓，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实现。
（一）合作共赢、共同繁荣
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首要话题，在信息革命互联网时代“五化”的情景下，已取得共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2011年11月7日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发表《在当今的复杂时代，合作是唯一的生存手段》文章中认为：“科技进步的速度将以几何级数加快，加速发展的潮流速度、多样性和互联性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世界。政府、企业、科学和民间机构要携手努力，打造一个更妥善的、以全球规则为基础的系统”。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说：“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超级大国的时代和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结束，世界正在从单级时代向合作时代过渡。”[39]“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已成为时代的心声和潮流。
当前，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无合作哪有共赢、繁荣？每个国家、民族生活在全球化、网络化社会中，国家要繁荣发展、世界要繁荣发展，唯有合作，不合作就会滞后、落后，就会被潮流排除出去，就不能生存。要生存，要繁荣发展，唯有合作，合作是获得共赢、共同繁荣的最佳选择。如何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国语·郑语》记载“以他平他谓之和”。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彼此之间，他与他者之间是和平、和谐的，若以邻为壑，彼此为敌，他与他者搞对抗、搞冲突，把危机、灾祸转嫁给他者，就不能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而是敌对双输；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就要他与他者之间、彼此之间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他与他者（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互谅互解、互帮互学、互鉴互信、同舟共济，化解分歧、误解、误判。共赢需要互利互惠，不要利此亏彼、彼赢此输，唯有共赢，才能持久合作。若“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能化解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形态中各党为本党利益而不顾他党利益的矛盾；能协调各国、各民族、各文明间冲突，避免产生对立、对抗而损害人民利益，造成不公平、不平等、不公正的格局，甚至社会发生动乱。推动全球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新秩序、新思维、新观念、新价值、新准则、新道德、新世界的基础理念。
（二）民主协商、共惠共治
世变无穷，御变之道亦无穷。世界千差万别，在世界多样化、危机多发化的情况下，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各党派错综复杂，各有各的利益中心、诉求指南、威胁问题，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互相差分，以至价值理念、伦理道德、思维方法存在差异。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其同归一致的御变之道是民主协商、共惠共治。民主的真谛是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一人做主。也不是几个政党轮流做主。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世界是天下人的世界，非一个人、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的天下，非利益集团、金融集团、权力集团的天下。正如黄宗羲所批判的：“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40]他们以天下为自家的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41]。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是依民心、顺民心、尊民心，为民心办事，这便是得民心得天下。全球的事情由人民来民主协商，体现民心所向，其最低限度是安居乐业。在难民营中的人、在逃难途中的人、在地中海葬身海底的叙利亚儿童，他们希望动乱吗？希望战争吗？他们迫切冀望安居乐业，他们痛恨挑起动乱者、发动战争者、破坏他们原有生活方式者、使它们流离失所者、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者。难道这是那些标榜自己是“民主价值观”实施者、传播者所应做的吗？难道这是合法、合理的吗？难道这是合人性的吗？这简直是天下灾害的制造者，天下之罪人，必为天下人所指，应毫不留情地谴责其不可饶恕的罪行。
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协商，要依靠人民共治，才能实现共惠。要让人民讲话，讲心里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应该遵守这种底线原则。在这种基础上，民主协商化解分歧、误解、误读、误判、怀疑和猜测。这就需要建立全球共惠共治机制，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应把全球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无私忘我的精神，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相互包容、相互妥协、相互诚信、相互谅解，并平等参与共治，享有共惠的权利，使全球人民成为生死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打造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新世界的必要条件。
（三）和达发展、共建共享
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不发展则停滞，停滞就会产生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制度的危机。当前世界各种矛盾复杂、冲突重重、危机多多，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则矛盾冲突、危机更加严重，产生恶性循环，唯有发展才能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危机。这大概是当前各国、各民族、各宗教的唯一出路和唯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之路。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独立了也要使别人独立，要让他者根据自己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自己发达了、发展了，也要帮助他者发达、发展，以达到共建、共享发达、发展的成果。如何发展？
第一，和平合作发展。这是发展的首要条件，没有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是不能发展的。动乱、战争唯有破坏，根本谈不上发展、共享。当前那些发生动乱、战争的国家，不仅没有发展，而且还在倒退，是全球难民的来源国，让世界承担其灾难、痛苦，这将对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必须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合作包容才能发展，合作才能相互借鉴，相互帮助，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促进相互合作共赢发展，共建发展共赢机制，共享全球和达发展共建的成果，使各国、各宗教、各文明在全球合作中的权利、机会、规则平等、公正，使全球治理体系能真正代表全球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促使全球进入真发展。
第二，正义公平发展。“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发展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为利、互益为益，不能以个体、集团、党派、民族、国家之利为利、之益为益，更不能重利轻义、唯利是图，而牺牲他者的利益。若能正其义而不刻意谋其利，明正义之道而不计算他者。以公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公，背公为私。要做到“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这样，和达发展就能正义、公平地进行。只有共建共享，发展的机会、发展的分配、发展的红利才能均等，才能激发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参与全球和达发展、共建共享的积极性，也只有使参与全球和达发展、共建共享的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成为正义、公平的受益者和互利共赢者，才能真正发挥其和达发展、共建共享的积极性。
第三，开放创新发展。发展的本质是开放性的，任何发展都是开放型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不能开放创新发展的，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在全球发展的规则制定中，一些强势国家在制订全球发展规则中只顾自身、自集团、自民族国家利益，而罔顾或损害弱势国家的利益，这是单边发展，必将关闭发展，阻碍发展，以至倒退不发展。发展必须是“日新，日日新”，要不断创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日创新才能有最大的获得，这也是一种创新的德性。世界唯有日日新，才能生生不息，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和生命力。不开放创新发展，生命力就枯萎了，凋谢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唯有在开放创新中打造和合天下。
第四，治理健全发展。建构全球治理发展协调机制，协调多方错综复杂的危机、冲突、矛盾，做到真正公平、正义、合理、合法、合作、互惠、共赢、共享，使全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新思维、新价值观的引领下，凭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真正做到自己不要的，不加给别人。换言之，我要发展，也要使他者发展；我要幸福，也要使他者获得幸福。使共建全球和达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各国人民。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共同繁荣，才是真繁荣。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的和达发展、共建共享的宗旨。
（四）保合太和、协和万邦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万邦”，蔡沈注曰：“天下诸侯之国。”唐尧之时，部族众多，不可胜计，即使到了西周，据传仍有诸侯八百。各诸侯国虽以周天子为共主，但军、政、财、法的权力以及人事官员任免均由诸侯国独立决定。所谓协和万邦，是指协调亲和各诸侯国，即融突和合天下诸侯，构成类似于今天的“联邦制”形态。百姓在尧的教化下，皆能自明其德性，即能自觉地改恶从善，万国之间亲如一家，和谐相处。中华民族三千多年来，一直坚信和合，坚持崇尚和平、合作，以“和为贵”，视“和”为最珍贵、最有价值的理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世界千变万化，万事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生命，万事万物都保持它最大的和合，这是大吉大利的。它诞生万物，给予天下万国以平安和康宁。
唯有“保合太和”，才能“协和万邦”。如何“协和万邦”？一些有碍“协和万邦”的单位、团体、政党、国家逐渐被边缘化，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譬如宗族势力的扩大，“1988年湖南岳阳市发生宗族纠纷，械斗600多起，造成人员伤亡500多人。”临湘县有8个《村组法》试点村，在选举中，有4个村选举了自己的族长为村主任。赵家村有赵、彭两姓群众，赵姓势力大，以多数票选赵姓族长为村主任，此后赵姓以强凌弱，用武力驱赶彭姓群众搬出赵家村，并打伤多人。[42]宗族势力甚至为维护宗族利益而抗法，而且制造种种以强凌弱的暴力事件，妨碍社会安定。[43]至于家庭，如果克隆人突破道德底线，以一个人的基因，克隆2 000个人，那么家庭作为生儿育女、延续人类生命的功能就荡然无存。若同姓结婚泛滥，传统家庭也就丧失了其存在意义了，那么家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当前一些国家被利益集团、金融集团、权力集团所操纵、控制。换言之，政客、政府、富豪、旧军官、大公司，以权金、权利、利金权三位一体，相互交易、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而造成人际、社会、文明、宗教国际间的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不和合的危机，造成人们背井离乡、妻离子亡、人际分离，社会动乱、恐怖、战争，生命财产朝夕不保，万国不宁。中亚、北非的难民潮汹涌冲击国际社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所谓政党，在一些国家就是这三大集团的政治代理人，以不正义、不公平、不合法的手段谋取三大集团的利益，破坏“协和万邦”的实施，鉴于此，取消此三大集团，代之以非利益、非金融、非权力集团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为全球人民谋利。权力集团就是利益集团、金融集团的政治代表，权力集团是一个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制度、环保、人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规则和原理的制订者、实施者于一身的集团。这些规则、原理的制订者，首先是贯彻三大集团的利益，而罔顾全球人民大众的利益。弗朗西斯·福山说：“美国又重新世袭化了。”世袭化的政治制度，就无可避免地、肆无忌惮地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格局，当权者为了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独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以及人事权，不惜排除异己，启用臭味相投者、裙带亲信者、投机拍马屁者等佞臣，这就完全破坏了“协和万邦”的实施。鉴于此，这就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新世界，融突和合各种各样的利益之争，以“申根”形式，融突边界之争。人类应以朱熹的“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胸怀、王阳明的“其视天下犹一家”的气魄，打造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
（五）和爱天下、真情一家
和爱是天使，任何宗教都讲爱，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普度众生，伊斯兰教讲爱每个人，道教讲爱己爱人，儒教讲泛爱众、仁者爱人爱物。爱是人类之所以延续至今而不灭亡的所以然，人类正是由于有这份爱，才在艰难险阻中能够克服种种错综复杂的危机而奋勇向前。爱犹如阳光，给天下人以温暖，给天下人以朝气，给天下人以方向；爱犹如月光，给天下人以洁白，给天下人以宁静，给天下人以亮光。爱吹散了天空中的雾霾，清除了大地的污泥，肃清了社会的浊水，消除了人际的病虫。爱给天下人以幸福、给天下人以快乐；爱也会给人以悲哀，给人以痛苦。“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之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大本达道。
和爱天下，是人间真情，人类不能割断真情、遗忘真情、忽略真情。“真情，是不虚、不私、不妄之情。真情不虚就是要忠诚老实、诚恳待人，真情不私就是要砥砺品德、刚正无私，真情不妄就是要光明磊落、坦坦荡荡。”[44]如此，亲情、友情、爱情才能高尚恒久，才能有益于自己、亲人、友人、天下人，“才能铸就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间大爱”。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吹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给天下人带来真情一家的温馨、幸福和美满。
和爱天下、真情一家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的基础和出发点。唯有和爱天下、真情一家，才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世界，是“兼相爱”的世界。墨子把“兼爱”的世界看作安定富足、没有战争、没有相篡、没有相贼的人人相爱的理想世界。他主张无差别的、无差等的爱，爱别人、别家、别国如爱自身、自家、自国一样。爱不分血缘亲疏，不论地位高低，不讲身份贵贱，不计区域远近，是一种平等的、公平的、普遍的爱；兼爱是度越个体、集团、政党、民族、国家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的最佳价值选择。世界一切的冲突危机、动乱战争、假冒伪劣、恐怖杀人，一言以蔽之，“以不相爱生”[45]，“乱何自起，起不相爱”[46]。若天下人人相爱，天下就和平、合作、幸福、快乐、发展、富足。
和爱天下、真情一家何以可能？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47]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心之仁本若是”。“仁本”即是仁者爱人之本性如是。譬如，“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48]。若如此，便能真情一家地不虚、不私、不妄，便能大爱天下，和爱全人类。
和爱天下、真情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其最低限度应如《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所规定的“全球伦理的原则”。（1）坚持尊重生命，不要杀人。“一切人都拥有生命、安全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只要不伤害别人的同等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伤害，更不用说杀害任何其他的人。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宗教，都没有权利仇恨、歧视、‘清洗’、驱逐，更不用说消灭行为方式或信念与自己不同的‘异己的’少数派。”当民族、种族、国家、宗教消失之时，唯有尊重生命的和爱真情。（2）坚持诚实公平，不要偷盗。“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以任何方式抢夺或剥夺他人或公众的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全球的公正，就没有全球的和平！”“我们在利用经济和政治力量时，必须服务于人类，而不是滥用于争取控制权的无情战斗……特别关注儿童、老人、穷人、残疾人、难民和孤独者。”贪婪，使“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自由、宁静和内心的和平，从而丧失了使其成为人的那些东西”。人之为人，其底线道德，就是仁民爱物、民胞物与。（3）坚持言行诚实，不要撒谎。应该不断地追求真理。“我们应该勇敢地为真理服务，我们应该保持表里一致、真实可信。”（4）坚持彼此尊重，相亲相爱，不要奸淫。“我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关心、宽容、爱心与和解的意愿。”[49]互相尊重、诚信、平等，是和爱天下、真情一家的基础。
和爱天下、真情一家的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是真善美的世界，真实、全善、完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世界，是一个人和、地和、天和，人乐、地乐、天乐，人美、地美、天美的天地人和乐、和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也是未来人类命运的终极境界。
注释
[＊]本文承蒙著名经济学家杜厚文教授的诸多帮助，王文军、全定望等博士帮助输入电脑，特此感谢！本文原载于《学术前沿》2017年6月号下半月刊
[2]詹得雄．资本主义在危机中求生存．参考消息，2015-03-27．
[3]800年后重塑民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5-01-29．
[4]鲁比尼：美转向孤立主义或引发灾难．参考消息，2017-01-09．
[5]丁其林．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中）．参考消息，2012-01-19．
[6]郑讴，译．美国政府关闭进入第三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0-16．
[7]马丁·雅克：民粹主义正在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参考消息，2016-08-24．
[8]赵忆宁．多党制并不是民主的精髓——美国学者述评美式民主．参考消息，2013-12 26．以上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皮特·鲍泰利教授的观点。
[9]约翰·博伊克，加里·米兰特．民主僵化亟待重启．参考消息，2015-03-23．
[10]詹姆斯·科克罗夫特．美国的选举和未来：五个事实．起义报，2016-05-30；参考消息，2016-06-02．
[11]史蒂芬·德郎．西方价值观正在失去影响力？．纽约时报，2015-09-12；参考消息，2015-09-14．
[12]王亚宏．新自由市场主义埋下祸根．参考消息，2012-01-18．
[13]詹姆斯·科克罗夫特．美国的选举和未来：五个事实．起义报，2016-05-30；参考消息，2016-06-02．
[14]外媒称美反恐14年换回新恐怖．朝日新闻，2015-09-11；参考消息，2015-09-12．
[15]詹得雄．世界在深刻变化中加速调整．参考消息，2014-12-25．
[16]赴欧洲难民为何激增．世界报，2005-08-27；参考消息，2015-08-29．
[17]法媒称“蛇头”实际掌控欧洲移民潮 已成产业．参考消息，2015-09-07．
[18]难民危机凸显东西欧分歧 德国守护神形象遭反对．参考消息，2015-09-10．
[19]日媒：美反恐陷入“越反越恐”怪圈．参考消息，2016-09-13．
[20]难民潮冲击申根协定．世界报，2015-09-14；参考信息，2015-09-17．
[21]法媒认为美应分摊欧洲“难民账单”．参考消息，2015-09-02．
[22]中方警惕日新安保法案出笼．参考消息，2015-09-20．
[23]赵忆宁．多党制并不是民主的精髓．参考消息，2013-12-26．
[24]同[23]．
[25]同[23]．
[26]骆珺．中国应积极发挥体制优势——专访国际著名专栏作家内森·加德尔斯．参考消息，2012-12-04．
[27]舒亚·柯兰齐克．为什么中国模式不会消失．参考消息，2013-03-28．
[28]同[27]．
[29]同[27]．
[30]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328-335．
[31]安倍被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左右．参考消息，2015-09-02．
[32]中方警惕日新安保的法案出笼．参考消息，2015-09-20．
[33]中国回归超级大国．日本经济新闻，2007-03-19．
[34]世界处于危险过渡期．参考消息，2013-11-20．
[35]国际政治棋局亟需新思维．参考消息，2014-12-10．
[36]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0-14．
[37]世界秩序重建与中国角色．参考消息，2013-09-26．
[38]同[37]．
[39]世界进入文明转换期．参考消息，2009-02-05．
[40]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
[41]同[40]3．
[42]新民晚报，1989-04-08．
[43]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81-182．
[44]习近平．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7-01-27．
[45]兼爱中／／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158．
[46]同[45]154．
[47]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卷26．明隆庆六年刊本．
[48]同[47]．
[49]孔汉思．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