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讲 将自己
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的禀赋是善于智能创造，中国的发明创造曾助力西方资本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曾居世界鳌头。近代中国，由于闭关自守，落后于西方，而西方以军事、话语、经济、文化的强势实力侵略中国，这就刺激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中国落后的原因与西方先进的缘由，在这个追寻、检讨中出现一些偏差，一些人把落后的缘由简单归咎于中华思想文化。
一、迷失——中国哲学思想话语的缺失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文化话语权逐渐丧失。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下，一些中国人迷惑了，天朝帝国迷惑了，夷夏之辨倒过来了。在前赴后继地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中，一些人片面地认为东方文明是主静的，而西方文明是主动的；东方文明为自然、安息、消极、依赖、苟安、因袭、保守、空想的；西方文明为人为、战争、积极、独立、突进、创造、进步、体验、科学的。这种文明的比较，一贬一褒的文明价值判断，容易给人在心态、思维、观念上产生一种误导和迷惑，使人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信，出现了文化自卑和鄙视中华民族文明的心理状态。他们接受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一切以西方真理为真理的观念，导致了“一切不如西方的”一种强烈的与传统文明实行彻底决裂的观念，甚至出现了抛弃传统文化、丢掉根本、割断精神命脉的激烈行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人们思想迷惑的情境下，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绪论”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就肢解了中国哲学和哲学家思想的整体性、有机性、逻辑性、生命性，犹如庄子寓言，南北海二帝倏和忽，结伴到中央浑沌帝那里去玩，受到浑沌帝的热情招待，为报答浑沌，倏、忽商量按照他们的样子改变浑沌，七天凿七窍，凿好七窍，浑沌死了。把中国哲学选出、拣出西方哲学所谓哲学的资料而叙述之，这样中国哲学精神、灵魂没有了，中国哲学也死了。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照着讲”，即照着西方哲学讲。在迷惑之中，在有意无意、不知不觉间，丧失了中国哲学思想的话语权。因为哲学之所谓哲学的定义标准是西方制订的，我们只能照着讲，但冯友兰系统地讲中国哲学史，有开创之功。
1949年以来，我们学苏联，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准，以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的“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为原则。我们照着他们讲中国哲学史。1957年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代表先进阶级——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动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孔子为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于是其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老子为小农阶级代表，其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辩证的，后来听领导说老子是唯心主义的，又改老子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这就是我们失去自己哲学标准和话语权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极致，“打倒孔家店”就成为口头语。中国哲学以儒法斗争为线，儒家反动保守，法家进步。因此，以儒为唯心，法为唯物。“评法批儒”成为“破四旧”及打倒“封、资、修”的理论武器。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几乎都成了封建的糟粕、被烧掉的对象和被抄家没收之物。孔子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替罪羊。所谓“批林批孔”，这不仅不是照着讲，而且是打倒讲，完全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权，这样一来，话语体系就直接搬用和移植西方的。
二、辉煌——中国话语强势走出去
“话语权”是1939年英国著名学者卡尔提出的，他认为国际权力格局分为三种：军事权的胁迫力、经济权的收买力和话语权的吸引力（舆论控制力）。之后话语权的内涵、价值被强化、扩展，并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于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依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将军事力与经济力称为硬实力，话语力称软实力。他认为软实力有三个维度：一是文化背景，二是政治价值观，三是外交政策。依据此三个维度，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不了解软实力。[2]他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西方宣扬其政治价值观的工具和手段，并以此来建构其话语体系，然后渗透到各个领域，为其所制订的、代表其利益的各领域的规则、标准服务，为掌控世界舆论服务。
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其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吸引了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留学生，曾在东亚形成汉字文化圈，或曰儒学文化圈。
汉武帝时随着在朝鲜设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儒学亦传到朝鲜，随后其教育内容、形式、体制、目的都与儒学相关，并成为其政治理念和道德伦理标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正式成立大学、设博士，仿中国教育制度；新罗元圣四年（788年）模仿科举制度，始定读书出身科。朝鲜李朝成立成均馆、建文庙，研究儒家义理、传承朱子学，并成为其政治意识形态，形成朝鲜儒学的话语体系。
日本史书《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百济博士王仁以《论语》献给朝廷，儒学的政治理念、道德观念被日本上层所接受。仁德天皇实行仁德之治。推古朝圣德太子（574—622年）摄政期间，多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及学说。他亲自制定旨在对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以儒家礼治为本。7世纪大化革新之后，儒家政治理念成为统治阶层的政治原则，促成儒学教育，祀孔始于701年。游学僧圆尔辨圆（1203—1280年）是“传入日本宋学第一人”。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儒学倡导“大义名分”，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作为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话语权中具有统治地位。日本出现诸多朱子学、阳明学的大家及不同的学派。
在公元前2世纪，汉字、儒学经典及儒学仁义思想已传入越南。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在越南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位于其中部和北部。1070年李圣宗在升龙（今河内）修文庙，越南开始儒学化。1075年开科取士，考试科目为儒学经典。1076年设国子监，实行儒学教育。后来在黎朝、阮朝的400余年间，独尊儒学。阮朝时，春秋祭孔、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用汉字，汉文化话语完全普及。
明代以后，中国的哲学、伦理、文学、艺术、政治经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西方，便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如奥皮茨、托马西乌斯、莱布尼茨、沃尔夫、腓特烈一世（普鲁士王国国王）等。莱布尼茨认为中西文明各有所长，西方以哲学与科学理论见长，中国以道德哲学见长。他说：“在实用艺术及自然物的实际应用上，我们总算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我们与他们各有自己的知识，可用来与对方进行有用的交流……在实践哲学方面（虽然承认这一点几乎是可耻的），他们确实比我们更有成就。这指的是道德学与政治学的规律。其实，要描述中国人的规则与世上其他人相比，是多么善美地导向太平与社会的安定，实是不容易的事。他们的目的，是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和。”[3]莱氏基本上是把中西放在平等的天平上进行比较，比较客观。特别是他发明了二进位数学，并从白晋送给他的邵雍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得到印证，这是中西哲学思想的相契之处。莱氏认为，他的形而上学与朱熹理气之学相通，他认为理是中国思想中的第一义，是至高、至善、至纯、至静、至微、至神而无形的，唯有人的智力能认识，并由此产生众善，等于莱氏自己哲理中的神。[4]尽管这种比较欠妥，但莱氏看到中西哲学智慧的相似性并对中国思想热烈向往。沃尔夫可算是莱氏的继承人，他发表了《中国实践哲学》，在此文的结论中说：“我已述出古中国智慧的原则，就如我已多次公开说明，这些原则与我本人的原则也符合，而这也是我希望在此会合的各位高人能够接纳的事。”[5]他认为中国人的智慧原则与我们的原则完全一致，他承认自己的道德哲学与儒家的学说相合，儒家学说是一种本乎人的理性与自然的、模范的非基督教的哲学体系。因此，他尊重“中国哲学的悠久历史”。他尊崇孔子，以孔子是中国智慧的重建者。又一些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尊崇儒学，认为儒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合于理性的哲学，以此来批判基督教神学。魁奈认为中国的道是儒家学者讲的天理天则，就是自然法的根本，是中国政治伦理的基础，他认为中国人对自然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最高水平。
三、复兴——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话语的强音在东亚、东南亚及欧洲都发挥了正能量。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思想、哲学、制度成为学习的样板，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如何复兴近现代以来丧失了的中华民族话语权，建构有中国特色、气魄、风格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是全国人民和广大学者的期盼。
首先，要胸怀理想，志存高远。
陆九渊说：“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6]。建立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应有敢于转“哲学在中国”为“中国的哲学”的志气。哲学这个词出在西方，就此而言，若以希腊哲学为哲学，可以说哲学在中国。若以哲学为爱智慧，可以说中国是爱智慧的民族，这是西方国家学者普遍认同的。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和哲学思想的话语体系发生、发展、繁荣，以及走出去为其他国家所受容、认同、吸收，并成为其意识形态，这是中华民族爱智慧的智能创造。希腊人辟出哲学之路，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也开出了爱智慧的哲学理想之路，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尽管各走各的路，但也有其“家族类似”性。哲学作为爱智之学，是我们时代的语言、文化、传统、制度、社会、生活的升华，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志存高远的精神家园的建构，是中国人的胸怀理想。抛弃照着讲，而自己讲、讲自己的具有中华特色、风格、气魄、神韵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的目的。
其次，要自定界说，自立标准。
哲学之所谓哲学，哲学家之所谓哲学家，是西方按照西方哲学资源制定的定义和标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7]他是按实用主义来定义哲学的。冯友兰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说：“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8]所谓哲学内容，按西洋哲学为宇宙论（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对于知识之道理），他是按新实在论来定义哲学的。胡适和冯友兰基本上是照着其师承的西方关于哲学含义讲的。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世界书局，1935年版）认为应以对什么是物质的回答来决定哲学的性质，即以精神与物质来划分唯心与唯物来讲中国哲学。范寿康与李石岑一样，他在《中国哲学史通论》的“绪论”中说：“外物反映到我们意识之中，我们头脑里面的观念方才产生，这就是唯物论的见解。简单地说，唯物论的根本要旨就是主张我们的意识乃系把外界的存在加以反映而成的。”[9]这正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9· 18’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10]因此，李石岑、范寿康在青年中讲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很自然的了。
因各哲学家的哲学观点不同，所以“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定义亦不相同”，如果中国哲学要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必须根据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差分的实际，自下定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即以自己独特的、中华民族的哲学，在与各国、各民族哲学对话、沟通的实践中建构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并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有异才能互补，有差分才能和合。这是中国哲学思想自信和不失主体性的标志，是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的前提。
再次，要发己之声，言己之事。
世界各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西方哲学有其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印度哲学有印度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有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话语体系，是由诸多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范畴构成的。哲学思想的概念、范畴，既是人类的、民族的认识精华的成果，又是认识不断发展途中的“驿站”。各民族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概念、范畴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以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从先秦到明清，形成了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特色、风格、气魄、神韵的原创性、主体性的中华民族哲学思潮的核心概念、范畴，譬如道／德、天／人、有／无、性／情、理／气、心／性等，而每个哲学家亦有其不同的核心概念、范畴，以及不同的概念、范畴的逻辑结构，彰显了中国哲学思想与时偕行的强健步伐，而呈现为各显风采、百花齐放的大观园。这与希腊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哲学教科书的思维与存在、唯心与唯物论，现象学的存在者、存在、本体论、存在论、此在、意向性，语言哲学的指称、称谓、世界图景、语言游戏、家族类似等大异其趣。每种哲学若离开自身的、整体的、独特的哲学话语体系，就不是其自己。若抛弃这套核心范畴，就等于割断自己哲学思想的命脉。传承、弘扬、创新中国哲学思想的命脉，是当今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职责，也是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根基。
最后，要互相尊重，互发火花。
假如说世界各民族哲学具有“家族类似”性的话，那么，其呈现出的特点是“或恐是同乡”。在中西哲学话语体系融突和合的大视域里，在人文价值的时态、空态纵横碰撞融突互动互补中，思议的广域必定开花结果。各民族哲学话语体系虽然有差分，但没有优劣、高低之别，都是各民族爱智精神精华的结晶，各民族在互相对话、交往、会通中，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并以此为基础，转碰撞为互济、转冲突为互补，融突而和合，开出世界哲学的新生面、新体系、新话语。在此，既不能搞西方哲学中心主义，也不能搞东方哲学中心主义。这是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东西方哲学若以各自哲学为中心，以其范式为理论导向，以其话语为标准，就破坏、毁灭了各民族哲学话语间互相尊重、互发火花的时机。
四、创新——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传承着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的生命智慧，弘扬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提升中华民族哲学自信、文化自信，有必要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
中华民族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来，各个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学术创新，哲学辉煌。尽管每个时代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共同的，但细究起来，各个学派的话语系统却有差分，如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兵的话语系统，两汉董仲舒、王充、扬雄的话语系统，魏晋贵无派与崇有派的话语系统，隋唐佛教各宗派的话语系统，宋元明清理体派、心体派、气体派的话语系统。虽然各个时期，各派各宗有话语差分，但“道并行而不相悖”，各派各宗共同为中华文化、哲学思维的发展繁荣、璀璨生辉做出了贡献。
所谓学派，是指“具有共同学术渊源、学术宗旨、研究兴趣、研究倾向、研究范式组成的学术共同体”[11]。学派具有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特质。它不是宗派，也不是帮派，它代表学术传统和独特的学术风格、特色、神韵以及话语系统。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哲学自信。“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和学派。
第一，勇立潮头，敢于创新。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智能革命的互联网的时代，地球已被压缩成一个村，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都成为村中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但世界并不太平，各种对抗、冲突、恐怖、战争相继不断，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危机有增无减，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智者都在探索化解之道。尽管在化解之道上陷阱遍布、荆棘丛生，知难而退就会前功尽弃；逆水行舟，奋勇向前，尚可达到目标。退则就会被急流所淹没，进则尚有达到彼岸的希望。探索化解之道，就意味着创新，创新是一种“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的工作。尽管创新意味着痛苦和磨炼、攻击和批判，因为它需要冲决原有定式、原则、原理、观念、方法，以及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价值尺度，而使人往往陷入彷徨、矛盾之中，但它预示着新生命火花的再次燃烧，凸显着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的浴火重生。只有不怕下地狱的精神和不畏“枪打出头鸟”的气概，才能勇立潮头，任由各种惊涛骇浪的冲击，我自屹立不动地建构成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学派，而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相比肩。
第二，奇思妙想，无中生有。
奇思妙想，必本于“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对天地变化的妙理能进行有情感的交流而体认入微，对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规则有深刻的了解而融会贯通。为学之道，本于思，在此基础上的奇思妙想，就是有根据的、合理的思和想。思则得之，就能实现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学派的建立。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宗教家，他们甘于寂寞、乐于清苦、终日乾乾，以无中生有的奇思妙想，创新中国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建立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体系，以及四大发明，助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以往的历史上，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创造和科学史上跨时代的科学发明，无不都是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无中生有的奇思妙想的结果。无不都是他们“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的道理的结果。若无无中生有，已有之物、之道、之学，便不是新。新之所新是前之无，所以为新。只有敢于奇思妙想，突破一切既定、既成之想之思，才能开出新路径、新生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启前人没有想过的思，这是开创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的必经历程。
第三，不畏浮云，抢占高层。
“不畏浮云遮望眼”“直挂云帆济沧海”。乘着强劲的风势，劈开浮云，胸怀高远，挂起云帆，一定能渡到沧海的彼岸，实现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创新的目标。也许有些人会看不惯，以至冷嘲热讽，事后也可能褒贬不一。既然是一种理论创新、思维创新、话语创新、学派创新，就与旧有的、习惯的、既成的有区别。人们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和不同理解，以致招来批评，如此而退缩，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显然是被浮云遮望眼，没有“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胸襟，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宇宙观、天下观的眼光。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要抢占高层，登高望远，行谨胜祸，不畏艰难，夕惕若厉，志之所趋，必能梦想成真。
第四，立足中华，放眼世界。
中华文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应激活其蕴藏在精神血脉中的生命力。立足中华，就要深刻、精到地认识自己。希腊德尔菲神庙的“认识你自己”是常理，只有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他者、各民族、各国的文明，知己才能深入地知彼。只有讲好中国哲学自己的思想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一个民族哲学思想话语的丧失，也就标志着其深层哲学思想灵魂的丧失。因为民族的哲学话语标志着使用这种话语的民族文化之根、之魂、之体。黑格尔曾经说：“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2]。他认为哲学作为古希腊人爱智觉醒，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的智能创造。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用拉丁语讲哲学，其对于表达新思想已成为僵死的话语，只有运用自己民族规范化的语言，才能表达哲学思辨精神。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母语，是建构中华民族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的源头活水。用母语的思辨精神进行逻辑理论思维、哲学话语思辨的表达，是最睿智、最有效的选择。然而，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放眼世界，各文明之间应相互尊重和处，相互信任互鉴，相互包容吸收，相互平等和合。“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合天下，万国咸平。这是推动建构中华民族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的强大动力。
注释
[＊]本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约瑟夫·奈．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软实力．外交政策（美国），2013-04-29．《参考消息》转载。
[3]秦家懿．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3：11-12．
[4]同[3]21．
[5]同[3]168．
[6]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80：439．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1．
[9]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北京：三联书店，1983：15-16．
[10]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72．
[11]彭永捷．张立文学派．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1．
[12]苗力田．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