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毛泽东正是根据这种历史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下，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构建中国经济学，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为思考问题的重要角度。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决定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选择，也就决定了当下中国经济学建构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用唯物史观看世界。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唯物史观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有了创造物质资料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才能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等其他社会活动。这也就是说，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物的历史，是人创造历史而不是物创造历史。人们创造物质财富，是为了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所以，唯物史观要求我们辩证地处理人与物的关系。
从唯物史观看经济史，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社会发展标准，即经济标准和人文标准。所谓经济标准就是我们常用的以GDP为主的各种经济指标，所谓人文标准就是马克思所阐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经济标准导致“GDP主义”，而人本身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却被长期忽视。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随着社会进步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重要，而社会发展的人文标准也必然越来越受到重视。进一步讲，根据社会发展的经济标准和人文标准，我们还可以提出两种社会价值标准，即“合理性”价值标准与“合德性”价值标准。所谓“合理性”价值标准就是生产力或经济效率，所谓“合德性”价值标准就是分配公平或社会公正。
西方经济学经历了长期的“去道德化”过程，逐渐摆脱了伦理价值，成了“纯粹经济学”，实质上是成了物的经济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也以科学与实证的名义试图“去道德化”，而在具体的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更强调“合理性”而忽视“合德性”。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也告诉我们，经济学研究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去道德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必然导出经济学的历史性和民族性。
这些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也存在于经济学领域。普世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价值，二是指适用于所有民族国家的价值，因而没有历史概念和国别概念。但这种普世观念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马克思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2]“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3]一方面，“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4]任何理论“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5]。所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6]，离开了历史，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经济理论就失去意义。
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7]这一方面指出了经济学的历史性，即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经济学；另一方面也隐含了经济学的民族性，即不同的民族国家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只要从历史出发，就必然从“普世性”中得出具体的特殊性，并进而导出“民族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这种历史和传统决定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
经济学的历史性和民族性还告诉我们，一方面，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其理论具有历史相对性。就是说，没有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和永远适用的经济理论。所以经济学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另一方面，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民族性的科学，我们必须将其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创建自己的民族经济学。所以，我们所创建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必须是与时俱进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民族经济学。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重视“历史国情”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是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过去的社会实践。什么是逻辑？逻辑就是对历史的归纳和演绎，是过去的社会实践的理论抽象。片面地运用逻辑方法演绎出来的理论必然是“普世”的，但是用历史方法观察社会的结果往往是“特殊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总是用抽象的演绎法，得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普世性。而马克思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更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
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得出的必然结论。同样，建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和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具体说，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也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既要坚持科学的经济学方法，也要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基本上坚持了“问题意识”和“国情意识”，在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足的是对于“国情意识”的认识有所缺陷，即对“历史国情”重视不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告诉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既要从现实国情出发，也要从历史国情出发，因为现实国情是由历史国情发展而来。与此同时，还要重视中国“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自己的话语体系。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作为基因存在于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构成了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也决定了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历史和不同的未来。这种认识正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
高德步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9-49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