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引论[1]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古典学派的规定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古典学派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概念。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首先使用了古典学派这一概念，并对它做了科学的规定。然而，古典学派这一概念，目前已被西方经济学家弄得混乱不堪。
现代西方经济文献中极其混乱的古典学派概念，发端于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曾经有过很大影响的凯恩斯。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对古典学派做了和马克思的科学规定完全不同的荒谬规定。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古典经济学重新评述》一书中说：“谁是‘古典学派’？从创造这一术语的马克思，到赋予这一术语以最广泛的含义的凯恩斯，定义颇不相同。”[2]
继凯恩斯之后，曾经讳言古典学派这一术语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日益广泛地运用这一术语，并赋予其各种不同的含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中说：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被命名为古典体系。以后的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选用这个名称各具己见。有的时候，人们把‘古典’这一称呼用在理论体系上，为的是表明它们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和广泛的权威。有时这个名称被用来给发源于这些理论的政策领域中的后果加上特殊含义。再就是，有时把一个体系称为古典的，是为了区别于以后随之兴起的批判学派”[3]。
从凯恩斯到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古典学派所做的形形色色的规定，纷繁杂乱，光怪陆离。按照所指范围的大小，这些规定大致可以合并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规定认为，亚当·斯密标志着古典时期的开始，约翰·穆勒代表着古典时期的终结。[4]除了斯密和李嘉图之外，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也被认为是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5]典型的说法是：“古典学派”是“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期政治经济学家的一种流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为亚当·斯密，其倡导者有大卫·李嘉图、纳索·W·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让·巴蒂斯特·萨伊”[6]。
第二类规定认为，古典时期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代表的边际学派出现时结束。英国出版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书说：“通常把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的1776年作为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开端”，这种古典经济学“最后在‘边际革命’中为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7]。美国出版的《经济思想的演变》一书也说：“古典学派的开端可以上溯到1776年。这一年亚当·斯密的巨著发表。它终结于1871年，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发表了著作，陈述了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的理论。”[8]目前西方经济学家很多都采取这一说法，他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区别。例如，上面提到的《古典经济学重新评述》一书说：“自从建立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的权威性传统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以后，大约相隔一百年的古典经济学的起点和终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了。”[9]英国出版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构》一书说：“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经济分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重大贡献，尤其是瓦尔拉斯所作的重大贡献，古典的分析体系终结了。”[10]
第三类规定认为，古典时期从李嘉图的理论前辈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结束，最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规定。他说：“‘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用来包括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即这个学派理论的奠基者，这一理论在李嘉图经济学中达到顶点。我习惯于把李嘉图的后继者即那些接受并完善李嘉图经济理论的人，例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都包括在‘古典学派’之内。这也许犯了文理不通的错误。”[11]
凯思斯主义者很多都遵循凯恩斯的这一规定，并对它做某些诠释。例如，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克利解释说：“‘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这个术语实质上是指那些属于主要正统派传统的英美经济学家，从大卫·李嘉图（1772—1823）时代前后起到——譬如说——1930年止。”[12]另一个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迪拉德解释说，“凯恩斯所使用的‘古典学派经济学’这个名词，指的是经济学中传统的或正统的经济学原理，这些原理是从19世纪早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也是经济学界一般都接受的”。又说：“凯恩斯指出，他不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古典学派经济学’和‘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这些名词的。他所说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是指李嘉图的后继者，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和庇古。‘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创立的，它指的是李嘉图和他的前辈，包括亚当·斯密。……凯恩斯在对‘古典学派经济学’进行的一些批评中，是以庇古教授的著作作为特殊目标的，因为庇古教授是这一学说体系的最后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13]
第四类规定认为，古典时期的上限起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限无法确定，直至今天为止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是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直接继续。其理由是：“把古典体系的时代界限加以划分并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记住在18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法国的重农主义者所做的奠基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将亚当·斯密的著作作为这个体系的开始。要肯定其结束期则更为困难。实际上，有些经济学家会宣称它就没有终止过，其传统通过现代经济学的领袖们的著作而延续下来。”[14]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学派的规定虽然范围宽窄各异，但都具有以下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蓄意混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企图抹杀古典经济理论和庸俗经济理论、古典学派和庸俗流派的原则界限。
第二，一笔勾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从而一笔勾掉从配第开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一大批代表人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和完成时期除斯密和李嘉图之外的一批代表，也被一笔抹杀。
第三，把萨伊、马尔萨斯直至马歇尔、庇古等一大批庸俗经济学家硬塞进古典学派，给他们统统戴上古典的桂冠。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任意地扩大古典学派这一概念的外延，随心所欲地推延直至取消古典时期的下限，想方设法挤进古典经济学家的行列。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总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忠实信徒自居。无论是新奥地利学派和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当前在英国和美国有相当影响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供给学派，都毫无例外地紧紧抓住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旗帜。例如，只是在不久前才从美国的经济土壤中冒出来的供给学派，也力图把自己的经济观点乔装成古典理论。它的一个代表人物拉弗说：“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只不过是穿上现代时装的古典经济学。”[15]
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者现在也在抓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旗帜。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凯恩斯派自封为“新古典综合”，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则被冠以“新李嘉图主义”的称号。不过，凯恩斯主义者知道，他们的老师是以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自居的。凯恩斯丝毫无意厕身于古典学派，无意于抓古典经济学这面旗帜。然而，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责备庇古等人为愚蠢之徒的凯恩斯，就他丢掉古典旗帜并把自己置于古典学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来说，未免也是一种愚蠢行为。因此，不管老师是否愿意，他们还是给自己戴上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桂冠，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便于给自己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贴上古典标签。他们不仅称他们的老师在“凯恩斯革命”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而且强调凯恩斯始终是一个古典经济学家。
二、一些苏联学者对古典学派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有关著作的引进对我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些著作中某些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也留下了消极的影响。
对我们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影响较大的是卢森贝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6]和一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7]。在三卷本中，除了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在讲到古典学派的产生时，只提到威廉·配第一人。在“配第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这一讲中，虽然讨论了洛克、诺思、休谟和斯图亚特，但是卢森贝断言“洛克终究还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休谟在“好些问题”上“完全没有摆脱当时已经陈旧了的重商主义观点”，斯图亚特想“复兴重商主义”，是“一位晚出世的重商主义者”、“一个率直而顽固的重商主义者”。这样，经过筛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只筛选出配第、斯密和李嘉图。此外，别无他人。在一卷本中，除了法国古典学派，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只有这三人。
除了卢森贝的著作，在我国产生过影响的苏联著作还有卡拉达也夫等人的《经济学说史》[18]，乌达利佐夫和波良斯基主编、布留明等人集体编写的《经济思想史》[19]，沙尔林的《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20]，等等。这些著作虽然在若干方面和卢森贝的著作有所不同，但是在古典学派的规定上则深受卢森贝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我们见到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同样也只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
总之，按照卢森贝、卡拉达也夫等人的规定，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只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三个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发展时期和完成时期的一大批代表人物，都没有在这些著作中占有他们应该占有的历史地位。
三、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规定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古典学派的概念，并对古典学派做了严格规定。马克思的规定是我们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指南，同时也是我们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学派的种种荒谬规定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古典派”这一概念，第一次对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做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21]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第一次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限和下限。马克思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正象它在十七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22]。
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他说：古典经济学家“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23]，“能够在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上即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上掌握生产关系本身”[24]。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做了对比，指出庸俗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社会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揭露庸俗经济学家妄图“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25]。
1859年，马克思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杰出著作，公布了自己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部分成果，其中包括自己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规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26]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做了系统的深入研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做了深刻的阐述，对李嘉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李嘉图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做了经典的历史评论。马克思说：“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27]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做了大量论述，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28]，“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29]，“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30]，“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31]。
1867年，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往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性质的大量论述，在《资本论》中凝缩为一个精练的定义：“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32]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还是只对这种关系的外部联系做出辩护性的描述和说明，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反，“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33]。
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又对古典学派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古典学派能够存在的特殊历史条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斗争不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他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又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4]因此，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为庸俗经济学所取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同意一位评论者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公开宣布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他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35]
1877年，马克思在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的《〈批判史〉论述》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古典学派产生时期的论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不仅包括配第发表著作的整个时期，而且还包括从洛克、诺思发表经济理论著作的1691年到休谟发表经济理论著作的1752年这段时期。杜林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中抹杀了从洛克、诺思到休谟之间这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还抹杀了休谟和斯密之间的斯图亚特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因而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古典学派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主要认识：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并要求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的使命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比封建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竞争的表面现象，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寻求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研究并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展的历史时期，只有在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或只在个别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是科学。当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并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之后，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采取了鲜明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以后，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必然为伪科学的庸俗经济学所取代。
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自己的历史的上限和下限，这种上限和下限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成的历史过程。在它产生时期、发展时期和完成时期，都有一批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从不同方面对古典经济学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
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科学因素和庸俗成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时期，它的庸俗因素就被庸俗经济学家分离出来，发展成同古典理论相对立的庸俗理论。无论庸俗经济学家以何种方式把自己装扮成古典经济理论的继承者，他们始终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理论的鼓吹者。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四、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著作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学。它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是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内。所有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经济学家，都属于古典经济学家。
按照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规定，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不属于古典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最初的理论考察的重商主义，代表了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把研究对象局限在流通领域，远未深入到资本主义机体中去寻找内部联系。因此，“重商主义以它那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时真正的庸俗经济学”[36]。
按照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规定，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但在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中并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而是站在土地贵族立场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尔萨斯，绝不属于古典学派。
按照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规定，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但只是把古典理论中的庸俗成分游离出来并独立化为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辩护理论的经济学家，例如萨伊、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绝不属于古典学派。
按照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规定，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历史条件下妄图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浅薄见解蓄意抹杀资本主义阶级对抗关系的经济学家，例如西尼尔、巴师夏、凯里等人，绝不属于古典学派。即便是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一个古典学派的模仿者，由于企图用折中主义经济理论来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益，也不属于古典学派。至于当时的和以后的其他庸俗经济学家，同古典学派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英国经济条件在科学上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第二阶段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时期。
（一）产生时期
马克思把“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的整个时期看做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产生”的时期。[37]马克思在讲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特点时说：“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38]马克思公正地评价了这一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阐明了象配第、诺思、洛克、休谟这些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39]。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包括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一。这一革命经过1642—1646年第一次国内战争和1648年第二次国内战争，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于1649年5月19日成立了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宣告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革命后，资本原始积累的规模迅速扩大，圈地运动进一步发展。从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比较迅速，对外贸易规模日益扩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逐步形成。但是，封建残余势力仍然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外，英国社会还充满了工厂主同工人和贫民之间的矛盾，商人和旧式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金融贵族同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货币所有者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少著作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解释为配第发表经济著作的时期，忽视了从1691年洛克和诺思发表经济著作到1752年休谟发表经济论著这一时期。马克思曾经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后一时期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40]
马克思十分重视配第，同时也十分重视从1691年到1752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作出贡献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是“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41]。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阐述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亚当·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马西、休谟等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占的历史地位。
威廉·配第（1623—1687）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马克思称配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42]，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43]。
配第的经济著作是在17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出版的。其中，《赋税论》发表于1662年；《献给英明人士》写成于1664年，出版于1691年；《政治算术》写成于1672年前后，出版于1690年；《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写成于1672年，出版于1691年；《货币略论》写成于1682年，出版于1695年。在这些著作中，配第对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都做了最初的勇敢尝试。
在配第的时代，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也开始把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这一转变，对于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配第的著作问世到18世纪50年代，英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时期，涌现出不少继承和发展配第经济理论的思想家。马克思指出：“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44]配第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讨论的中心人物，“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45]。
约翰·洛克（1632—1704）是“配第的直接后继者”[46]，他的著作直接以配第为依据。洛克是“配第路线”的第二个代表，“同配第站在同一立场”[47]。他的经济理论著作除了《政府论》下篇（1690）以外，主要是《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哲学思想成为以后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他的经济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以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而且深刻影响了法国重农学派。
达德利·诺思（1641—1691）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48]。他的经济学著作《贸易论》（1691）“同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完全一样，也和配第的著作直接有关，并直接以配第的著作为依据”[49]。马克思指出：诺思也是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是“配第路线的第三个代表”[50]，他关于自由贸易学说的论述是“古典的”[51]，他关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论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的发现之一”[52]。
理查·康替龙（1680—1734）是一位对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的英文原稿在他自己被杀时同时被焚。法文稿是康替龙本人生前译的，曾在法国重农学派的米拉波手中保存多年，直到1755年才第一次公开发表，1756年的第二版才加上作者的姓名。后来康替龙的亲属菲力浦·康替龙将此书自法文译成英文出版。[53]康替龙的经济理论既影响了法国的重农学派，又影响了英国的斯图亚特和斯密。马克思将康替龙和配第并提，称他们是“老一辈的经济学家”[54]。
杰科布·范德林特（？—1740）是18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当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他站在工商业资本家的立场反对地主，是“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55]。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猛烈攻击工人时，他又“为工人辩护”[56]。马克思指出，范德林特的经济著作《货币万能》（1734）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57]。范德林特的经济理论不仅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最后代表休谟和英国重农主义者约翰·格雷（不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格雷）等人有很大影响，而且对法国重农学派起过积极作用，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
“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58]至今姓氏不详，生卒年代无从查考。他的匿名著作《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被马克思认为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59]。该书没有注明出版日期，据马克思考证，该书大约是在1739年或1740年出版的。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这位匿名前辈在劳动价值理论方面的论述甚至比斯密“要恰当得多”[60]。
约瑟夫·马西（？—1784）是18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著作《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匿名出版）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61]著作。马西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关于利息只是总利润的一部分的理论，对休谟、斯密等人具有深刻的影响。
大卫·休谟（1711—1776）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最后的一位代表人物。马克思不同意杜林把休谟捧为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但一再强调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无论如何还是一位“值得尊重”[62]的人物。休谟的主要经济论著《论商业》《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和《论赋税》等收集在《政治辩论》中于1752年出版。休谟的著作在当时曾经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卓越的表达方法”，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论著是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63]。休谟是斯密最熟悉和最信任的经济学家之一。
（二）发展时期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于18世纪50年代结束。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入发展时期。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产生时期到发展时期的演进过程，首先表现为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思维逐步深化的过程。在产生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是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的，他们谁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与此不同，在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已经带有某种程度的系统性，因而有可能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然而，不应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到发展仅仅看做纯粹思维范围内的事，或者仅仅看做古典经济学家们连续思维的结果。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到发展，从发展到完成，每前进一步，都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古典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的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因此，必须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外，看到客观经济条件对经济理论的决定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有以这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8世纪后半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期。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是英法争夺北美和印度的一次决定性的战争，英国取得了胜利。战后，英国殖民地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额急剧增加。在战争中，资产者获得了大量的国债利息。市场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更快地向前发展。英国已经拥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工场手工业，并且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形式。但是，工场手工业使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倾向的充分发展受到阻碍，这就出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必要。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日益发展和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准备了前提，从而使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有了可能。18世纪60年代，英国纺织业中先后出现了“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机器的出现，真正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在农业中，英国圈地运动在18世纪出现了新的高潮。小农已经被资本主义农业所取代，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成为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已经清晰可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新兴的资产阶级仍在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
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进入60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史上出现了两件引人瞩目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是亚当·斯密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发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一是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如果说斯密的格拉斯哥演讲还只是他后来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那么，斯图亚特的这部著作则建立了英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
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断言斯图亚特是重商主义者，就像他们一直断言配第等人是重商主义者一样。[64]苏联学者卢森贝、卡拉达也夫等人也认为斯图亚特是重商主义者，而这种看法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去甚远。从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到1877年的《〈批判史〉论述》，马克思始终高度评价斯图亚特，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斯图亚特是“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65]。直至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斯图亚特“还是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66]。斯图亚特的经济理论虽然具有“重商主义的残余”[67]，在剩余价值来源问题上甚至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68]，但从总体上看，斯图亚特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敢于研究生产关系，在不少问题上对古典经济学作出了理论贡献，因而仍不失为一位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将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李嘉图并提，称他们的经济理论是“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的斯图亚特、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69]。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的经济著作，除了根据一个大学生1763年的听课笔记手稿整理出版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以外，主要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古典经济理论巨著。马克思指出：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0]。斯密的这部著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建立了伟大的科学功绩。当时机器工业还处在幼年时期，成为斯密出发点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因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研究的是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斯密把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表达为一些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他从理论上证明，这些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比封建时代的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讨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几乎全部问题，其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生产的生产方式，并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以后，英国经济学界和公众的注意力开始从斯图亚特转向斯密。此后，曾经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斯图亚特逐渐失去他的重要地位，直至为公众以至经济学家所遗忘。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斯图亚特的“大作”不仅有“历史重要性”，而且“在长期内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71]。
（三）完成时期
19世纪初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进展迅速，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相继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变革，使生产力得到很快的发展。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使社会日益明显地分裂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但是，直到19世纪初期，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矛盾，工业资产阶级同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很尖锐。托利党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土地贵族和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政策。为了偿还战争期间发行的公债，政府增收间接税。政府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但是英格兰银行从1797年起停止银行券兑现，致使物价上涨，金的市场价格上升到造币局价格以上。1809年以后，银行券严重贬值。这种情况对工业资产阶级不利。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币制，建立稳定的通货制度。1815年国会通过《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维持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以维护并提高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这一法令人为地造成国内粮食价格上涨，迫使工人不得不要求增加工资。欧洲的一些农业国抵制英国的《谷物法》，限制英国工业品进口，使英国对外贸易额下降。这一切，都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此，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废除《谷物法》。在《谷物法》公布以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时期的最大代表是李嘉图。此外，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赛等也是这一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19世纪初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72]。李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第1版，1821年第3版，以下简称《原理》）。他在这部著作中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和最后的体系。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货币问题开始的，然后逐渐深入到这门科学的一切领域，在科学上作出了光辉的贡献。李嘉图在《原理》中提出社会产品的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说：“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73]实际上，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的，就像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样，李嘉图的《原理》一书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李嘉图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把分配而不是把生产说成是政治经济学的本题。
爱德华·威斯特（1782—1828）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家。他在李嘉图的《原理》之前已经初步地把地租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联系起来。《论资本用于土地》（1815）是他的代表作，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认为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74]。威斯特在地租理论方面的论述甚至超过李嘉图，他对李嘉图产生了重要影响。
约翰·巴顿（生卒年代不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时期“有很大的功劳”[75]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和李嘉图的《原理》于同一年即1817年出版。巴顿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需求相对减少这一重大问题。在巴顿的启发下，李嘉图后来在《原理》第三版中加进了“论机器”这一章。马克思说：“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第三版中新加的这一章，证明了他的诚实，这使他和庸俗经济学家有了本质的区别。”[76]
正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的产生是一个过程一样，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也是一个过程。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的标志。但是，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李嘉图的《原理》出版之日，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结并被庸俗经济学取代之时。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处于完成阶段时，庸俗经济学就已经产生。在庸俗经济学刚开始占统治地位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过程还在继续。在李嘉图之后，有两个经济学家在一些重要方面发展了古典理论。这两个经济学家就是获得马克思高度评价的拉姆赛和琼斯。
乔治·拉姆赛（1800—1871）是李嘉图以后的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的《论财富的分配》（1836）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的一些重要观点。马克思指出：拉姆赛“事实上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77]，而且“确实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78]。在对拉姆赛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之后，马克思说：“总之，从拉姆赛那里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必然的即绝对的形式。……第二，与产业利润不同的利息，和地租……一样，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可以被它扔掉的累赘”[79]。
理查·琼斯（1790—1855）也是李嘉图以后的一位优秀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著作有《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和《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和斯图亚特相似，琼斯对经济关系的考察比较多地站在历史的基础上。除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琼斯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做永恒的关系，而是看做社会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琼斯的这一观点，最后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马克思指出：在琼斯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80]。
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一做了历史的评论。例如，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先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威廉·配第，马克思称赞他是“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81]。对古典学派的第一流的泰斗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称他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82]。对与李嘉图同时或稍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很大贡献的巴顿、拉姆赛和琼斯，马克思则把他们置于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之列。即使对于只在部分问题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也从不忽视他们的功绩，而是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路标给以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注释
[1] 原载《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T·索维尔：《古典经济学重新评述》，4页，普林斯顿，1974。
[3]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1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参见H·兰德雷思：《经济理论史》，33~34页，亚特兰大，1976。
[5] 参见上书，33~151页；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14~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D·P·奥布赖恩：《古典学派经济学家》，1页，牛津，1975。
[8] J·奥色、W·C·布伦奇菲尔德：《经济思想的演变》，42页，纽约，1975。
[9] T·索维尔：《古典经济学重新评论》，6页。
[10] R·V·伊格利：《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构》，126页，牛津，1974。
[1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12] 加德纳·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1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3] 迪拉德：《凯恩斯经济学》，12~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14]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139页。
[15] 《经济影响》（美国），1982（1）。
[16] 参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2、3卷），北京，三联书店，1950、1958、1960。
[17] 参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9。
[18] 参见卡拉达也夫、斯捷潘诺夫：《经济学说史》，莫斯科，1959。
[19] 参见乌达利佐夫、波良斯基：《经济思想史》，莫斯科，1961。
[20] 参见沙尔林：《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莫斯科，1958），北京，三联书店，195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95页。
[25] 同上书，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28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18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8页。
[34] 同上书，16、19页。
[35] 同上书，16、1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8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4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7页。
[40] 同上书，259页。马克思强调1752年，除了因为休谟的经济论著是在这一年出版的之外，还因为（也许更因为）马克思记错了康替龙著作出版的年份，以为也是这—年出版的。马克思曾经说：“该著作（康替龙的著作——引者）和休谟的论著都是1752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81页。实际上，康替龙的《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法文版出版于1755年，再版于1756年，英文版出版于1759年。
[41] 同上书，259页。马克思强调1752年，除了因为休谟的经济论著是在这一年出版的之外，还因为（也许更因为）马克思记错了康替龙著作出版的年份，以为也是这—年出版的。马克思曾经说：“该著作（康替龙的著作——引者）和休谟的论著都是1752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81页。实际上，康替龙的《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法文版出版于1755年，再版于1756年，英文版出版于1759年。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71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4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259、259、25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259、259、25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259、259、25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395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69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394、39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394、395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76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397页。
[53] 《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菲力浦·康替龙的英译本于1769年出版，书名改为《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扉页上注明“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适合我国商业的目前情况”。马克思在对法文版和英文版做了比较之后，指出：英文版不仅出版日期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608~609页。这里顺便提一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大谈杰文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甚至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也持这一说法（见《经济分析史》，217页，伦敦，1954）。所谓杰文斯“发现”，只能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史无知，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知。须知，杰文斯的《理查·康替龙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于1881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而马克思对康替龙著作的评论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做出的。杰文斯的“发现”比马克思晚了十四个年头。更何况，杰文斯立论偏颇，说康替龙的著作是“比其他任何一本著作更显眼的‘政治经济学的摇篮’”，是“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称得起的关于经济学的第一本论述”。这一论断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有争议的。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853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8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304页。
[57] 同上书，143、60、52、60、562页。
[58] 同上书，143、60、52、60、562页。
[59] 同上书，143、60、52、60、562页。
[60] 同上书，143、60、52、60、562页。
[61] 同上书，143、60、52、60、562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266页。
[63] 同上书，264页。
[64] 事情总有例外。罗尔的《经济思想史》并没有断言斯图亚特是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而是说他是有重商主义残余的、斯密最后的一个直接先驱者。罗尔写道：“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先驱者的行列中，最末一个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在某些方面他向重商主义的方向倒退了一步；而在别的方面，特别是在货币理论上他已经超过了休谟。……斯图亚特思想中的重商主义残余主要是表现在利润的起源或剩余方面。”——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124~125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47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120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155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13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479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181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93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1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3]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95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657、633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657、633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60、363、397、472～473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60、363、397、472～473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60、363、397、472～473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60、363、397、472～473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273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