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及变动原因
1.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现状
2016年,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低迷,贸易与投资陷入萎缩阶段,地缘政治风险积聚,“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抬头,全球格局正处于重大变迁过程中。中国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但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双重施压,致使人民币国际化在短期内受到一定冲击。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有进有退,贸易结算、离岸资金池、点心债等领域人民币使用有所弱化,但在直接投资、熊猫债、国际信贷、外汇交易、储备职能等环节则频现亮点。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相关基础设施、市场机制与规则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里程碑。总体来看,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从高歌猛进阶段迈入调整巩固期,政策与市场各领域有进有退,基础建设日趋成熟完善。如图1-1所示,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2.26,同比下降29.8%,出现短期波动,但总体处于稳定区间内。
注:随着市场发展与统计完善,RII指标做出以下调整:一是RII国际贸易指标不仅包含原有的货物贸易数据,也将服务贸易数据纳入统计;二是RII国际信贷指标部分不仅包含原有的内地与中国香港数据,也将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英国等市场存贷规模纳入统计;三是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统计调整,RII国际债券指标由原有的发行额与余额合成指标,调整为单一的余额占比数据;四是人民币国际储备指标采纳IMF统计标准。
2016年四个季度,RII分别为2.65、3.03、2.78和2.26。人民币国际化进入调整巩固期:2010—2013年,RII迅猛攀升;2014—2015年,RII增速回归理性平稳水平;2016年,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RII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总体势头平稳。图1-2表示了RII季度同比变动情况。
1.1.2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
2016年,在多重压力下,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框架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职能从初始的贸易计价结算向贸易、金融交易及储备领域全面拓展,国际货币合作稳步开展,清算体系基本覆盖全球,人民币国际化长期趋势总体向好,前景广阔。
第一,国际金融合作与架构改革取得进展,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2016年,全球市场波动加剧,金融脆弱性普遍上升。在G20框架下,中国主动作为,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仅提升了自身的金融话语权,也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大国责任与担当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正能量。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迈入国际货币行列。IMF对人民币的国际背书,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人民币成为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货币的重要选项之一,有助于带动海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夯实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与储备职能。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货币互换体系扩容至36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与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组织的合作,并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一国经济实力对该国货币国际化具有基础性作用。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强化创新引领,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倡导绿色环保,致力于改善民生,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风险上升、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的特殊时期,中国经济依然表现出自身的韧性与潜力,发展质量与效益均有所提高,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坚实支撑。
第三,“一带一路”与各类试验区构筑开放平台,中资企业加快海外布局。新时期,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坚实载体。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推进,中国加强双边、多边务实合作,大批重点建设项目落地,区域经贸交流加深,为人民币区域使用增添有利条件。超过一半的人民币结算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完善外贸及投资环境,以试点促创新、促推广。2016年,自贸区建设进入3.0时代,上海等自贸区在金融开放、跨境人民币使用方面的成果进一步推广,并新设七个自贸区试验区,十二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积极探索。云南瑞丽中缅货币兑换中心、广西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霍尔果斯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试点地区等,则进一步为人民币区域使用打开了边境窗口。新时期,中资企业加快“走出去”,掀起海外布局与并购浪潮,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
第四,跨境使用渠道有序开通,人民币清算体系基本覆盖全球。2016年,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兼顾功能拓展与风险防控,遵循“成熟一项、推出一项”、风险可控、服务实体经济需求等基本原则,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一方面,重点放宽资本流入方向汇兑交易,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银行间同业存单市场进一步向境外机构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境外央行类机构相继获准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尽管人民币境外债券发行遇冷,但熊猫债市场发展迅速,人民币计价央票、人民币绿色债券、SDR计价债券等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币外汇直接交易业务快速推进,2016年新增11种货币对,基本涵盖国际主流货币以及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人民币成为交易量最大的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股市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沪港通运行良好,深港通也于年末如期启动。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法规制度、监管框架、配套设施等基础性建设,推动会计准则、监管规则、法律规章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2016年,中国完善外债和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秉承本外币一体化管理思路,在深化开放的同时防范套利投机行为,加速外汇交易系统等硬件设施建设。在清算安排方面,人民币清算行体系基本覆盖全球,特别是2016年将美国、俄罗斯纳入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运行良好,直接参与者由投产时的19家扩展至27家,480家间接参与者覆盖6大洲78个国家和地区,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蓄长久能量。
1.1.3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诸多突破性成果,但也面临短期波折,总体进程有所放缓,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离岸人民币存款、点心债发行规模等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承受较大压力,主要面临以下四大挑战:
第一,全球格局处于动荡之中,货币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经济金融格局处于再平衡过程中,近期政治风险陡然上升,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一方面,国际贸易增长的黄金期终结,全球化面临困局,保护主义空前高涨,对中国贸易形势、“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及跨境人民币结算使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人民币突破固有货币惯性。另一方面,全球主要货币相对地位此起彼伏,替代竞争日趋激烈。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高企的背景下,美元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化。美联储加息进程牵引汇率变化与资本流动,2016年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出规模达6160亿美元。英国公投脱欧、欧洲政治局势紧张、巴西等新兴市场表现失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倒推美元地位上升,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后续发展的重大阻力。
第二,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信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平稳转型,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有所衰减,新动能短期内难以形成较大拉动作用,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2016年,GDP增长率为6.7%,仍处于合理区间,但增速连年放缓,致使国际看空力量上升,出现怀疑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杂音。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有限,金融风险不断积聚,银行不良“双升”,股市表现不佳,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多,新型金融业态兴起致使风险跨市场、跨境传播更加迅速,市场波动加剧,为经济前景蒙上悲观情绪,影响人民币国际信心,制约人民币贸易结算与金融计价交易职能。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规模较上一年下降29.5%,总体位居第五大支付货币地位。
第三,汇率贬值预期上升,非居民减持人民币资产。前期人民币处于单边升值阶段且汇率波动较低,非居民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意愿强烈。“8·11”汇改后,随着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人民币汇率明显承压,全年对美元贬值6.22%,非居民开始减持人民币金融资产。2016年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为3.03万亿元,较2015年5月高位下降了34.08%;中国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为5467.07亿元,较2015年7月相对高位降低了45.01%。随着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显著萎缩,海外人民币融资成本攀升,进一步抑制了人民币境外使用。中美经济金融走势短期分化,致使人民币汇率存在阶段性贬值预期,汇率管理难度加大,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信心。
第四,资本项下政策趋紧,金融管控难度加大。2016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上升,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增大,非储备性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呈现逆差,净误差与遗漏项、银行结售汇以及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差额持续为负。据国际金融学会(IIF)统计,2016年中国私人资本净流出规模达2751亿美元。特别地,人民币成为中国跨境资本净流出的主要币种,全年涉外人民币收支逆差达3094.46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有所放缓,甚至个别领域严格管控,倾向于“宽进严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非居民人民币账户(NRA)等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规范,强化真实性审核,抑制投机因素。这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短期内对人民币国际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