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人”何以可能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活动，特别是消费活动，成为改变自然生态过程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帮助人类从自然界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及困境。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类突破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拯救地球。然而，要拯救地球，首先就必须改变人的价值观并采取新的社会安排。正如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须让位于更广泛的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相协调一致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安排。”[1]“生态人”正是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对人类生存状态、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一种体悟、澄明，并努力通过自我的内在调整与规范，实现外部自然生态与内部自然生态的平衡，构建良好的人类生存生态。[2]
（一）“生态人”何以理解
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看起来反映的是自然生态的失衡状况，但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不在于自然生态本身，而在于人类活动。因此，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就必须反思人类自身。“生态人”是人类自我反思的产物。在自由主义那里，关于“我们”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是理性动物，因而是“理性人”；在保守主义那里，关于“我们”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是“文化人”；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关于“我们”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因而是“社会人”。此外，生态主义并不否定我们是理性的、创造文化的和社会的动物（因而是道德的），但它认为，关于“我们”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是自然性动物。我们本质中的这些因素都是以“我们是自然性动物”这个事实为条件的，因而我们是“生态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诉求变得更加敏感。因为，无论是近代的达尔文生物学说还是古代部落的传说，都表明我们与这些生物是同根同源的，我们的福祉和命运与其他生物的福祉和命运是相互依存的。这是生态主义的觉醒之处，也是它与其他哲学思想对人性假设的不同之处。[3]“如果说，当初生态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审慎的激励下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那么，现在它已经引导我们关注关于我们的基本事实，而这种基本事实没有得到其他意识形态和哲学立场的应有关注。”[4]
1．“生态人”的内涵
学界关于“生态人”的论述比较多。徐嵩龄先生认为，生态中心论者与东方生态伦理者之间逐渐形成并扩大的生态伦理共识将塑造一种新的人类行为模式，即“理性生态人”。它“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学素养”，又“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知识”[5]。在《后现代主义辞典》（Dictionary of Postmodernism）中，“生态人”被认为是生态哲学中的一个与“经济人”相对立的概念。“‘经济人’与自然的道德相对立，受工业和效用合理性支配，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它’来思维和行事。‘生态人’则将自然包括进来作为社会整体的要素，在利用自然基础上取得可持续的发展。‘经济人’的终结就是生态人的开端。”[6]余谋昌先生认为“生态人”“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7]。简言之，“生态人”是在反思工业文明人与自然之关系失衡的基础上生成的新的人的范式，是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关系，具备责任意识、关怀意识、生态意识、生命意识、整体意识的人，是融生态素养与生态行为于一体的人，是坚持生态优先、承认自然价值的人。“生态人”的产生既是立足于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需要，更是放眼于人类文明进步、人与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顾智明认为：“‘生态人’，是指善于处理与自然、他人及自身关系，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生态，即‘生命的存在状态’。世界，包括自然、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客观的运行逻辑和规则。‘生态人’正是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对这种运行逻辑和规则的逐渐体悟、澄明，并用于规范和改造自身，努力达到外部自然生态、内部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状态。”[8]总之，“生态人”是在人性的自我反思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时产生的，融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行为于一体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准则、以人的生态性存在为目标的一种新的人的范式。
近代以来的分析主义通过分析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其思维方式源于机械论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渊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科学革命中，19世纪后半叶受到挑战，20世纪初渐趋衰微，在西方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地位有年，其成就骄人，其缺漏也尖锐。由它所产生的并反过来支持它的主客二分论形上学思维也与它一样命运波舛，成为被指摘的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9]在机械论自然观的视野中，自然犹如一台机器，机械地被人操纵，任意地被人宰割。“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坚持以生态优先的有机论自然观，以整体的思维和系统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及其社会作为生态系统母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子体，其一切活动必然深深打上生态系统母体的烙印，必然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制与约束，必然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为基础。没有与自然生态系统在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转化、互动，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发展。因此，“生态人”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尊重自然的内在规律，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内外部自然生态间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既是自然解放的前提，更是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传统发展观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忽视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这些社会发展与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传统发展观的缺陷是毋庸置疑的，它难以助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优先的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下，“生态人”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的互动关系维度把握发展的内涵，坚持以全面、整体的价值视角审视发展问题，以生态的原则处理发展问题，坚持以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综合价值取向，在价值取向上开辟了一条有利于自然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发展之路。“生态人”并不单纯追求直接的物质利益，而是同时追求包括更高的精神需求、社会需求和生态需求在内的生活质量与价值意义；并不单纯追求代内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公平与和谐，而是同时追求代际的公平与和谐。在“生态人”的视野里，没有永远的利益，只有永远的生态，因而时刻将生态安全摆在首位，时刻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时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观蕴含的综合价值来衡量发展的质量，以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以及代内、代际的“共赢”。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但“经济人”是结果论者，其动机和行为的目标就是追求个人利益，在人生观上表现为只看重功利或结果，不重视过程的生存价值观。马克斯·韦伯在弥补、克服“经济人”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人”概念，然而，其出发点也只是关注人的生存价值，未能意识到自然的生存价值。无疑，“经济人”和“道德人”理论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于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现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和生态时代的伦理要求来看，它们都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难以有力地为人类分忧解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的价值观的危机。与“经济人”和“道德人”相比，“生态人”的生存价值观不是静态的、只看结果的价值观，而是动态的、更加注重生命过程的价值观。从生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看，任何生命的存在都只是物种延续的一个过程，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很小部分。人生的价值在于生命过程的和谐，“生态之美很大意义上就在生命的不断延续和循环之中。把生命看作是一个过程，重视生命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在拼命满足物欲中使人走上异化的道路”[10]，这就是“生态人”区别于“经济人”“道德人”的本质特征。因此，“生态人”的人生观就是一种科学的生命观、价值观，它化解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符合个人、经济、社会、生态之发展的要求。
2．“生态人”的基本特征
徐嵩龄先生认为“理性生态人”具有以下原则：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生态安全、综合效益、公平与正义、共赢竞争方式、整体主义方法论。[11]秦鹏在《生态消费法研究》一书中提出“生态人”具有三个特征：整体共生性、和谐发展性、公平正义性。[12]李承宗认为，“生态人”具有和谐的自然观与科学的人生观两个取向。[13]丁永祥认为，“生态人”拥有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重视生命过程的人生观三个特征。[14]在“生态人”的视野中，生态问题不是纯自然的问题，它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整体性和一体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倡导科学的人生观；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主张有机论的自然观。
“生态人”作为一种新型人格，它体现了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们对生态价值的重视和对生态精神的渴望，是与过去所预设的“经济人”或“道德人”具有完全不同内涵和特征的当代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15]
其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科学精神的形成是与科学实践活动的本质相联系的，它同时又成为科学得以健康发展的保证，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它主要表现为科学的实证精神、尚理精神、独创精神、有条理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追求真理、造福人类的精神等内容。所谓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为终极目标，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和生活质量的深切关注。
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人文精神的丢失。当前，我们的教育只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忽视科学精神的培养，这就导致对科学兴趣的丧失和科学精神的迷失，更有甚者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给人类带来生存意义和价值上的危机。唯科学主义不仅片面地、不适当地夸大科学的作用，还把科学作为功利主义理解，这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人类为了眼前利益，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不恰当、无节制地使用科学，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给人类带来难以估算的负面影响。
人们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已经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双重属性。科学技术是人的产物，无论是造福还是致祸，都与人的价值观念有关。因为科学技术的负效应，采取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抛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要做的是弘扬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起来，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
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的精神，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的精神。[16]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当前，人们往往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忽视人文知识的积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的提高，这就容易造就“单向度的人”，从而必然对人、社会及自然缺乏一种人性化的科学认识。人文精神则强化了人对真、善、美及其内在和谐性的自觉追求，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是相通的。“科学与人文在功能上是相互补充的，科学使人文精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科学的运用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为人文价值的实现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而人文则为科学的运用引导方向，使科学技术朝着更人道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17]科学技术为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创造了条件，但也存在一些弊端，而人文精神恰恰能弥补其弊端。只有充分运用人文精神，把科学技术置于价值层面的检视下，才能使科学的力量不至于致恶，防止或克制科技可能带来的非人化后果，使科学为人类服务，朝着有利于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的良性化、生态化发展。
“生态人”作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保持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必然要求人们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要求把这些关系置于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思考中，科学理性地把握这些关系，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使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渗透于科学精神，使科学朝着生态化、人文化方向发展，养成生态化的绿色生存方式，形成绿色消费的文化自觉，提高人们的科学人文素养和生态道德素质，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奠定基础。“生态人”并不是引导人们抛弃科学技术；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追求科学，树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弘扬人文精神，把求真与求善结合起来，达到自然之美，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因此，生态人蕴含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其二，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统一。人类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和占有欲望，借助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盲目地、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可以说，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与道德他律的不足和人性自律的缺失是分不开的。面对全球出现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在制度、法律层面加强对人类活动的约束，还需要人们养成自律精神。
“生态人”的培育过程是一个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共同参与的过程。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把自然当作不断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只看到了自然的工具价值，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下，人们从未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一种道德关系，从未认识到需要把非人存在物纳入道德关怀的对象。直到全球生态危机出现以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才被揭明，人类对自身活动进行了反思，并为解决生态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以约束、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过，这种认识还只是一种停留在外部约束、处于道德他律阶段的认识。较之于人们把道德关系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这在道德序列上显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停留在道德他律阶段的道德规范，无论人们怎样尽职地去遵循它，它终究是一种外在于道德主体的‘异己’力量；只要道德主体尚未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格，尚未走完从他律向自律的历程，那么道德规范的道德性就是不完全的，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规范”[18]。同时，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与导向功能受到了限制。由此而言，那种迫于各种外部力量（或者出于义务、服从命令，或者惧于制裁压力，等等）从而循规蹈矩的人，是法律定义上的“良民”，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人”。只有当人们在“无义务无制裁”的状况下，把道德作为人的内在命令，作为行为的内在动力时，这样的道德行为才是自由的、崇高的。
因此，“生态人”要求把他律的道德规范转换为自律的道德规范，使人们的行为动因由原来的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约束，由原来的外在导向转换为内在导向，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由盲目转化为自觉，由限制转化为自由，自觉树立生态整体意识，把握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树立生态道德观、生态价值观、生态政绩观，充分认识到道德地关怀自然不是我们在为自然做点什么，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义务、一种内在责任。
其三，生态智慧与生态体验的统一。人的智慧总是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提升。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各种实践，是当时的一种指向自然的“智慧”。然而，从今天的生态危机来看，这些“智慧”又是愚蠢的、盲目的，是人类理性发育不健全的体现。在“生态人”那里，生态智慧与生态体验是统一的。
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要上升到生态智慧的高度，要求人类具有认识和掌握生态规律、按照生态规律去建设和发展的智慧，具有维护生态平衡和美化生态环境的智慧。“生态人”从意识的角度要求人们尊重生态规律、尊重生态系统和基本生态过程，从而维护生物圈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维护全球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家园，促进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生态智慧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生态实践、生态体验中才能获得的。1845年7月4日，生态思想的先驱——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离开他生活的城市来到瓦尔登湖，“以自然观察自然”的方式，寻找一个“真正自然中的家”。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许多人效法梭罗，深入和亲近大自然，通过体验式的博物研究思考大自然的奥妙。生态体验是人们获取生态智慧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不断地进行生态体验，在实践中修正认识，修正不恰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关心度和参与度，并建立良性的生产方式，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人类才能培育出生态人格，建设生态文明。
其四，生态尺度与心态尺度的统一。已故的罗马俱乐部首任总裁奥锐里欧·贝恰（A﹒Peichy）博士认为，人类要解决当今时代全球出现的各种困境，就必须把握住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为这是最终造成人类困境的根本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
然而，当前人们在谈论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似乎普遍担心的是生态环境问题，而悬置了心态问题——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问题，往往只看到环境的恶化，却没有注意到人的恶化与边缘化，这是极其肤浅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19]。功利尺度、效率尺度被推向极致，就必然忽视把人的终极价值作为目的的价值尺度，导致对精神价值和人类情感的冷落。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到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人如何对待自身。
作为一种健全的人格，“生态人”充分认识到“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逻辑的，要求把解决生态危机与解决心态危机统一观照，它既立足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立足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既立足从共时态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求实现当代人之间在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又立足从历时态来看待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求实现代际持续发展。
3．“生态人”理论的现代价值
“生态人”作为一种新的人学范式，在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下，无疑是一种良药。“生态人”理论对于推进人与消费的生态化转向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20]
其一，有利于推进人的生态化转向。马克思非常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当前的生态背景下，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实现人的生态化转向。人的生态化是指，在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它要求人的综合素养全面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不断充实，人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它要求自然生态的优化和社会生态的构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所以，人的生态化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追求社会生态的和谐，最终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受到自然生态失衡和社会生态不和谐的双重困扰。人的生态化转向就是要在自然域中不断优化自然生态，优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然基础；要在社会域中不断优化生活生态，优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人的生态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手段和最佳途径。这也正是“生态人”的伦理价值指向。
其二，有利于推进消费的生态化转向。消费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传统的消费方式是在消费主义的指引和消费欲望的驱使下，遵循“大量消费—大量抛弃”原则，通过消费来填补生活与意义的空白。“生态人”的提出就是要摒弃传统非生态的消费方式，逐渐推进消费的生态化转向。“消费生态化从消费这个侧面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其基本依据是：‘自然—人—社会’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人的生态生存是人的实践生存的必要前提。它的核心要求是在尽量减少消费物质产品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关键是尽量减少物质生产和消费对资源的消耗、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要义是通过优化消费结构、发展生态生产力，为落实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21]消费生态化不仅体现在人类消费结构的生态化，而且体现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生态化。消费生态化与“生态人”的价值取向都是为了实现生态、消费、发展以及文明的可持续，构建“经济—社会—生态—消费”的良性互动。
其三，有利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让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专门篇幅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基本要求、重要理念、发展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大篇幅地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上确立生态思维，在消费上实施生态消费，在行为上坚持生态理念，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实现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实用节约、生态优先的原则，促进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在资源、生态、环境承载限度的基础上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的共赢。这一切正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提出有利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人”何以存在
“生态人”是一种对接生态时代的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不仅没有违背人的本性的客观现实，反而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它并不是一个人性乌托邦，而是具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23]
1．理论基础
“生态人”从可持续、整体观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坚持生态优先和承载力限度原则，赋予自然生态与人类平等的价值主体地位，倡导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关怀与责任，这些正是责任伦理、关怀伦理与价值论的伦理取向。
其一，责任伦理的视角。韦伯在1919年首先提出了责任伦理概念，并区分了责任伦理与良知伦理。此后，约纳斯、雷德（John Ladd）及汉斯·伦克（Hans Lenk）等都对责任伦理有过论述。约纳斯在《责任之原则》（The Imperative Responsibility）中指出，在培根（Francis Bacon）看来，知识是达到幸福的手段。然而，近代以来的人类实践表明，知识的滥用非但没有带来期盼的幸福，反倒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灾祸与不幸。在当前的文明时代，伦理道德的发展跟不上科技创新能力与摧毁性的潜能发展，进而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疑难杂症”。因此，在当代严重的科技文明危机和生态危机面前，人类不得不反思自身的实践行为，在伦理学上呼唤一种责任伦理及责任意识：“它要求人类通过自己的力量的驾驭与限制来阻止人类成为祸害；它要求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愿的责任限制，确保人类强大的力量不至于摧毁人类自身及后代；它要求人类在经济、政治、行为上有一个新的导向，甚至要求对道德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进行重新定义，即道德行为不再是去践行一种最高的善，而在于去阻止一种最大的恶，并不在于实现人类的幸福与正义，而在于保护、拯救面临着威胁的受害人。”[24]
雷德认为，传统的责任概念是一种担保责任或过失责任，它以追究少数或唯一的过失者、责任人为导向，因为它将责任很快划归为法律责任。这种对责任的传统理解被雷德称为以直线式因果关系为特征的“机械模式”。“在雷德看来，这种传统的以追究过失为表现形式的责任概念太狭隘，它无法适用于理解和把握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运行系统，在这个繁复的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系统里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单线的、单一原因的责任。”[25]因此，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人类对自然干预的广度、深度、力度都在不断加大，由此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以未来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或前瞻性责任模式。新的责任模式是发散性的，不再以个人行为而是以许多行为者参与的合作活动为导向，通过事先预防，为人类活动提供一种积极性、前瞻性的行为指导。正如伦克所说的，倡导新的责任模式并不是要取代旧的模式，而是为弥补传统责任模式的缺陷，为当今科技时代潜伏着巨大危险的人类行为提供更充分的指导。
责任伦理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从时间维度看，责任伦理超越了传统伦理的近距离性，注重长远性、可持续性。约纳斯认为，以前的伦理学未曾考虑过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谈不上物种的生存了。在传统伦理的视野中，由于受到自身活动及思维的限制，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当下的伦理，涉及当代人之间的直接关系，特别是特定文化圈范围内的当代人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领域、广度、深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的依赖性和关联性不断加强，传统的近距离伦理难以适应出现的新情况，新情况呼唤新的伦理规则。人类不仅需要协调好代内人与人的关系，更要关注对未来人类的义务、责任，这包含着关注未来人类生存基础——自然生态的义务。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伦理中道德关系的对称性。严峻的生态困境和现代社会的实践已经揭示了人类对后代人及其生存基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空间维度看，责任伦理强调整体性。现代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其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此时个人的力量就显得单薄了，因此需要各方的合力才能应对。当前出现的人类的生态困境，是任何个体或组织都难以单独解决的。责任伦理强调整体思维，立足人类整体“利维坦”（霍布斯语）。
可以说，责任伦理的这两大特点为“生态人”准备了丰富的理论养料。失去可持续性和整体性，“生态人”将难以为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生存提供持久的保障。正是关注可持续性，“生态人”不仅主张满足自我需要的消费，而且要求维持后代人可消费的生态基础；正是把握整体性，“生态人”不仅具有地域视野——任何行动都必须从自我做起、从地域开始，而且具有全球眼光——着眼于世界生态就必须要求全球各方主体力量进行联合、协商。
其二，关怀伦理的视角。关怀伦理是一种坚持以关怀与爱来建构人际关系和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伦理理论。关怀伦理强调关怀的普遍性。20世纪60—80年代，关怀伦理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产生，它更多地强调差异，强调女性的关怀特质。90年代以后，关怀伦理逐渐将视角延伸至公共领域，研究社会的道德生活。关怀伦理的内涵和外延都超越了传统伦理只限于人与人的关系、缺乏对未来关怀的伦理限度，为当代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也启发着人类解决当前生存困境的思维与灵感。
关怀伦理非常注重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关怀伦理主张从自然的利益出发，尊重自然界的整体性，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利益链条，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整体世界利益链条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自然的一分子。关怀伦理赋予自然生态系统的所有存在物生命，尊重它们的内在价值，认同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
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女性主义生态伦理学渗透了关怀伦理的价值理念，“把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价值核心”[26]。女性主义生态伦理学家认为，只有关怀和爱的德性才能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与生态是相互关联的。斯塔霍克（Starhawk）认为，人的一切包括身体、精神都来自自然，并强调：“我们人类的能力，包括忠诚与爱、愤怒和幽默、贪婪、直觉、智力和同情，这些能力正如蜥蜴和红树林一样，都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27]鉴于自身对自然的高度依赖，人类必须学会保护自然生态，对自然生态承担责任，这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视角。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和范德娜·史娃（Vandana Shiva）指出：“生存必需视角意味着男人在实践中开始分担责任，分担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与保护生命的责任。……他们必须开始和妇女共同承担保护生命的工作。……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也要承担没有酬劳的生存必需劳作：在家庭中照顾孩子、老人和病人，在保护生态的工作中救治地球，以新的形式生产生存必需品。”[28]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必须培养传统的女性美德，共同担负起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维护国家之间、世代之间与男女之间的和平。
因此，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关怀与爱是解决当前生态困境的一剂良药，它以关怀的视角唤醒了人类对生态的关联意识、责任意识，号召社会成员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全社会形成关怀自我、关怀人类、关怀生态的良好氛围。在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中，关怀伦理的关怀理念与价值为培育有着整体意识、关联意识、责任意识的“生态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正是有着整体意识，“生态人”才不仅关爱人的消费，而且关爱那些支撑人的消费的生态环境；正是有着关联意识，“生态人”才不仅看到了消费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而且注意到消费与其他经济运转环节之间的互动性，消费与人的幸福、公正等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正是有着责任意识，“生态人”不仅关注代内人与人的关联性，而且关注代际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其三，价值论的视角。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概念来源于人类与满足其需要的外界物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主体有需要，而客体正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形成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是价值形成的实质。
从价值主体的视角看，价值判断的依据是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经济人”坚持利益至上原则，片面追求人的经济利益。“伦理人”以人的主体需要为价值尺度。这两种人都坚持以人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在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它们暴露了许多的不足与弊端，其合法性也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经济人”的行为已经掩藏了人类自身真实的需要，剥夺了人类存在的合法性。而“伦理人”主张人类需要的至上性，充分肯定人类的主体地位，但它把价值主体和认识主体等同起来，把其他事物排除在价值主体之外。从价值客体的视角看，“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主体实践、认识和价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客体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是价值关系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29]。
“生态人”在坚持人的唯一价值主体性基础上，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承认人的价值评价能力，又充分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且关注人的可持续需要，为化解当前的生态困境创造了条件。
2．实践基础
实践证明，传统发展观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将人类引向了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困境。为此，只有新的发展范式和新的文明才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绿色发展的理念、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为“生态人”的培育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传统发展观片面追求数量增长或GDP的指引下，社会必然会出现为了发展不计成本、不择手段的现象，“为了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消费指标的增长，资源的挥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被看成是为了发展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这种‘代价’不仅被看成是‘必然的’，而且被看成是‘必需的’。这样，物的尺度就取代了人的尺度，本来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本身却成了发展的目的。其结果是，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增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30]。
从发展自身的逻辑看，将发展片面化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或经济的增长必然给人类带来重重困境和危机。发展其实具有丰富的内涵。世界著名发展思想家、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主持人马赫布卜·乌·哈克（Mahbub ul Haq）对此给予了有力说明。他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的观点，指出社会发展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并由此提出了发展的新模式：发展以对人的关注为中心；发展的目标是扩大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收入；发展注重平等、持续、生产和赋权；发展是全方位的，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包括经济增长、社会投资、人民权利、基本需要、社会安全、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31]我国在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总结自身发展实践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价值前提进行了审视与批判，梳理和回答了“为谁发展”“应当如何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什么”等价值论、目的论问题，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明确了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新突破、新发展，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十八届五中全会从“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出发，把绿色发展理念摆在突出位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针对性。在发展思路上，立足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这个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集中力量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厚植绿色发展新优势；在发展方向上，发展绿色新动能，增强发展动力，以绿色发展引领新常态，形成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在发展着力点上，形成绿色价值取向、绿色思维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推进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绿色生产。这些关于发展理念的理论及实践突破为“生态人”的培育提供了实践证明与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原始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屈服；在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顺从；在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主宰或对抗。由此可见，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退化为冲突、从稳定退化为紊乱。人类高举知识和理性的旗帜，以自然之主的心态，高扬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陶醉于征服和驾驭自然的辉煌胜利。然而，工业文明的后果给了人类“冲动的惩罚”。
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给了人类深刻的教训，同时也赋予了探索新的文明形态的智慧与灵感。生态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观的转型，表现在物质层次上，它要求摒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界的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能源形式，保证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表现在精神层次上，它要求摒弃对抗自然的文化，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精神，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表现在制度层次上，它要求改革与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改变传统社会不具有自觉环境保护的机制、而具有自发破坏环境的机制的性质，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的伙伴共同体，从而使环境保护制度化。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社会不可能建立理性而合宜的物质保障、精神保障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前提与基础；同时，合理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必然包含着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表征与依归。[32]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含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实际行动。”[33]
生态文明的出现对人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人类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摆正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4]。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类的位置，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些正是“生态人”的思想与行为特征。
（三）“生态人”何以实现
“生态人”虽然既在理论上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又在实践上具有生活基础，但要让“生态人”变成现实还需要很多努力。只有充分分析“生态人”面临的现实困境，探寻培育“生态人”的路径，才能培育更多的生态型消费者或者说责任型消费者。
1．现实困境
“生态人”从理想走向现实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首先是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和遍地流行的消费主义。
其一，功利主义的渗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他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感觉论传统，从人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把苦与乐作为人的行为准则。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的开篇，他写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有其定夺。……功利原理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作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造福乐大厦的制度的基础。”[35]他同时认为，“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间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36]。边沁还确立了功利主义原则，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又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继承和发展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密尔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中第一次以“功利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他的学说。密尔在捍卫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不同。他以“幸福”取代了边沁的“快乐”和“痛苦的免除”。
功利主义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功利主义的影响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功利主义的主要特点有：（1）以趋乐避苦的自然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功利主义是通过对人性的考察和一般的经验描述中的事实来探索人类行为的动因，它以自然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认为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和幸福的。人类可以按照自身的自然本性随意地从大自然获取物质利益，这样，人类的一切不道德与无度行为就都可以得到功利主义的“赦免”。（2）以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人们无暇顾及整体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不顾一切地、永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以满足不断膨胀的个人的、眼前的、狭隘的利益。（3）以效果或结果作为行为的评价标准。行为结果是一切善恶的评价标准。这种功利化、表面化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得到广泛的影响与支持。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序言中所说的，功利主义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功利主义一直得到一系列创立过某些确实富有影响和魅力的思想流派的杰出作家们的支持。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伟大的功利主义者像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密尔也是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所确立的道德理论旨在满足他们更宽广的兴趣和适应一种内容广泛的体系”[37]。
功利主义在调动个人、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的同时，培育了许多短视型的个人和社会组织，这对于处于生态困境中的人类来说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需要呼唤越来越多的人站在维护人与自然关系平衡的高度自觉审视自身的消费行为，积极摒弃不良消费行为，努力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功利主义大肆张扬自然主义人性论，坚持以眼前利益为出发点，等于肯定和助长了本能型消费，引导广大消费者争做自私自利型消费者，导致精神沦丧。此时，生产者和经营者追求的不再是消费者期待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货币价值。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利润，他们借助大众媒体不断地推动消费分层，制造新的消费时尚，“迫使”消费者按照他们设计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活动，导致了消费的盲目与过度，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思想和行为方面都对“生态人”的培育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其二，消费主义的盛行。消费主义滥觞于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使资本主义社会告别短缺时代，进入生产相对过剩时代。面对生产的相对过剩，消费的作用被不断强化。在西方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现代传媒的推动下，消费主义犹如星星之火，从发达国家席卷全球。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开始在我国蔓延，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与价值观念。
“在英文中，‘consumerism’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即要求在包装和广告上诚实无欺，保证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运动；二是指一种认为逐步增长的商品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三是指对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或财富的迷恋，崇拜并热衷于奢华消费的生活方式。”[38]在我们这里，消费主义指的是第三种含义。消费主义是指以消费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以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料和社会财富为符号，通过疯狂消费物质产品来炫耀、展示自身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活方式。它坚持以商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来取代传统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消费来不断满足自身膨胀的物质欲望和维持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
在消费社会，由于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得到了空前爆发和最大限度释放，消费者在物的包围中不断放纵自己。“堆积和丰盛显然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描写特征。大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服装、食物和烹饪材料，可视为丰盛的基本风景和集合区。在所有的街道上，堆积着商品的橱窗光芒四射。还有肉店的货架以及举办整个食品与服装的节目，无不令人垂涎欲滴。”[39]消费主义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物质欲望，促使他们疯狂地进行物质消费，把物质消费当成消费的全部，试图通过物质上的占有来获取精神上的享受与幸福，形成一个“物质欲望—疯狂消费”的无止境、无终点的循环。消费主义在激起消费者物质欲望的同时，还使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消费不再是对物品的使用价值或物质性价值的诉求，而是对物的意义性的追求。消费品的物质性维度不再是关注的重点，消费的意义性维度得到大力凸显。“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40]
由此可见，在消费社会，受到消费主义刺激的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其背后体现的是对消费欲望和虚假需求的满足。消费主义的盛行，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更改变了消费者本身。消费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等对“生态人”的培育构成了严重威胁。
2．路径选择
面对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挑战，如何达成“生态人”？我们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生态思维；二是变革消费方式，践行低碳消费。
其一，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生态思维。当前学界对生态思维的界定并不统一，学者们是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界定的。[41]尽管每位学者对生态思维阐释的角度不同，但总结起来生态思维就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一种思维模式。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思维的出现有着深刻的认识基础和社会根源。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机械论自然观与世界观的指引下，人类形成了功利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淡化，人类主体的异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奴化，由此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功利型思维方式的短视性、单面性、狭隘性决定了它难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恒久的思维支撑，而传统生态思维方式又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坚持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片面要求人类停止发展以维护生态的平衡，严重脱离了人类的发展实际。功利型思维方式和传统生态思维仅仅立足人类或自然的一方，割裂了人类与生态之间的自然关系。现代生态思维是在对功利型思维方式和传统生态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生态思维改变了传统功利型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单向性和短视性，遵循的是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认知模式，运用的是网络化、模型化的思维方法，体现的是互利型的价值取向，实质上就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论思维方式。整体性、互惠性和长远性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42]现代生态思维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与关注，必将成为人类解决生存困境的思维支撑，同时也是“生态人”的思维基础。
其二，变革消费方式，践行低碳消费。“低碳”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话题，发展低碳经济、践行低碳生活、倡导低碳消费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低碳消费是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立足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也是消费生态化和人的生态化的必然选择。“低碳消费方式回答了消费者怎样拥有和拥有怎样的消费手段与对象，以及怎样利用它们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问题。它是后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下消费者消费理念与消费资料供给、利用的结合方式，也是当代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这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43]广义的消费包括“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等层次。低碳消费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和谐共生，既是生态文明与消费文明的重要体现，又是生态时代人类消费的必然要求，更是“生态人”的主要消费方式。消费方式从高碳到低碳的变革过程，既是消费生态化转向的过程，又是人的生态化转向的过程。
注释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与人类自由．段丽萍，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3）：20．
[2]曾建平，黄以胜．“生态人”何以可能．鄱阳湖学刊，2013（4）：13．
[3]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25-226．
[4]同[1]．
[5]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18-419．
[6]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58．
[7]余谋昌．生态哲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12．
[8]顾智明．论“生态人”之维——对人类新文明的一种解读．社会科学，2004（1）：83．
[9]曾建平．西方机械论自然观兴衰之省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2）：131．
[10]丁永祥．生态美育与“生态人”的造就．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74．
[11]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19-421．
[12]秦鹏．生态消费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8．
[13]李承宗．生态人的价值观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174-175．
[14]同[10]173．
[15]曾建平，黄以胜，彭立威．试析生态人格的特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6]赵成．人文精神的内涵研究及其意义．学术论坛，2005（5）．
[17]王豪杰．思想道德修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381．
[18]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9．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7．
[20]曾建平，黄以胜．“生态人”何以可能．鄱阳湖学刊，2013（4）．
[21]高文武，关胜侠．实践消费生态化的主要目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 （6）：709．
[2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23]以下内容参见曾建平和黄以胜的文章《“生态人”何以可能》［鄱阳湖学刊，2013 （4）］。
[24]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12-113．
[25]同[24]113．
[26]肖巍．女性主义伦理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84．
[27]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84．
[28]同[26]397．
[29]李承宗．从价值论看“生态人”的合法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9）：9．
[30]刘福森．发展合理性的追寻——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实质与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31．
[31]曾建平，韩玲．试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向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32]曾建平．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文明．新华文摘，2009（22）．
[33]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4．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9．
[35]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7．
[36]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
[37]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38]莫少群．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
[39]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
[40]同[39]59．
[41]李全喜，付鹏．生态思维研究：梳理与概要．前沿，2009（6）．
[42]孙丽．现代生态思维：思维方式变革的一种路径选择．广西社会科学，2005（11）：22．
[43]陈晓春，谭娟，陈文婕．论低碳消费方式．新华文摘，2009（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