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饮食伦理价值
饮食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与保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发挥着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敬神祭祖、睦亲和族、聚亲会友、人际亲和、食民宴臣、政通人和等功能，从而实现其伦理价值。
（一）强身健体，修身养性
道德或伦理，最终是为了人生的幸福，因此，一切有利于个体肉体生命强健和精神生命高尚的活动，都被看作有价值的，从而是道德的或伦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一种饮食观念和饮食行为，有利于达成上述价值目的，就可以被看作一种伦理价值，或者换句话说，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就成为饮食伦理的个体价值。
人类的饮食不同于动物的饮食，就在于人类的饮食行为只是维持生命存在的手段或前提条件，而不是其目的。但人首先必须从食物中吸取营养，以强身健体，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本保障。那么，如何吃才能达到强身健体之目的？这就需要注重饮食养生之道。我国先民们在饮食养生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理论。《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告诉人们要注重食物的合理搭配。中国惯有的以素食为主、肉食为辅的饮食结构，也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观点。《吕氏春秋·本生》曰：“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这就是说，好食物不一定都对人体有益，吃得太多太好，不仅无益，反而会适得其反，带来一定危害。明代沈仕在《摄生要录》中说：“善养性者，先渴而饮，饮不过多，多则损气，渴则伤血。先饥而食，食不过饱，饱则伤神，饥则伤胃。饮食务取益人者，仍节俭为佳。”在古人看来，节制饮食是养生的主要内容之一，诸多养生理论家都有此劝诫，做到这一点，“则所以修得生也”（《淮南子·精神训》）。同时，古人还提出了“医食同源”“药膳同功”等思想，主张用食疗与药膳疗疾养身，这是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
对待饮食的态度，不仅涉及肉体生命的维系与康健，而且事关个人的修身养性，即精神生命的提升与超越。人在对肉体生命的狂热追求过程中不断地消解着人的精神生命，而精神生命的完善才是人的终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生活。亚里士多德曾说：“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二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1]这正好说明人生的追求应该是实现德性的完善和天下大道，而不是沉溺于饮食等物质生活的享受之中。北宋时期的黄庭坚在其《食时五观》中对士人提出“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为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苦”“为成道业，方受此食”的“五观”要求，以此来劝导士人不要一味过分追求美味，而要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成就德性。
其实，中国的人伦教化贯穿于饮食活动之中，古人对晚辈的教育常常以饮食为突破口，在饮食活动中教育子女立身处世的基本道理与勤俭节约、尊老爱幼、扬善惩恶等良好品德，这是家庭教育的主要途径。古时的乡饮酒礼就是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目的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实际上是以乡饮酒的形式，造成一种严肃的环境气氛，让人们的性情得到陶冶，使彼此的关系得到明确，得到调整”[2]。孔子讲的“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就是一种饮食文明教育，从小接受的饮食礼仪教育也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德性修养。由此可见，人类的饮食活动不完全是为了生存，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媒介进行德性培养。
（二）敬神祭祖，睦亲和族
中国人无宗教信仰，所以人们更多倾向于对鬼神的崇拜，这种崇拜最虔诚的方式是将最贵重的食物祭献给鬼神，以表达对祖先神灵的怀念与敬仰以及期求保佑与降福，实现人生的平安与幸福。因此，祭祀是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活动，影响中国数千年，其伦理精神实质就在于尊祖敬宗。尊祖敬宗的宗教情怀是孝产生的源头，尤其在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孝的主要内涵就为尊祖敬宗[3]，其表现形态为用美食祭祀祖先神灵。《礼记·中庸》也讲：“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发挥孝道的教化作用，使人们更好地养亲、爱亲、敬亲，并尊老、仁爱，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养亲是子女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孝经·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对于如何养亲，《吕氏春秋·孝行》中记载：“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饭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其中，养口之道是最基本的要求，子女首先应满足父母对饮食的需求，以维持生命的存在。所以，在中国传统的孝道故事中，与饮食有关的颇多，如“二十四孝”中的汉文帝亲尝汤药、仲由百里负米、郯子鹿乳奉亲、陆绩怀橘遗亲、灵辄思母食不甘味等都是通过饮食来奉养孝亲的典型故事，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但孝道的伦理本质却是敬而非养，《论语·为政》曰：“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人子事亲，当以诚心尽孝，自可悦亲。不仅在态度上要对父母乐心养志，和悦敬亲，而且在行动上也要时时处处行之以礼，以表敬意，这就是居常之礼了。”[4]
饮食既是敬神祭祖的重要方式，也是睦亲和族的重要手段。《礼记·坊记》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即通过饮食活动教育宗族的人们要和睦相处。“家庭是个经济单位，也是个会食单位，年节与日常的饮食活动，会使家庭成员间的纽带拉得越来越紧。纽带连接的不仅有母子、兄弟，而且包括所有的家庭乃至家族成员在内。古今都讲究大团圆，家人在年节乃至平日都欢聚一堂，饮之食之，共享天伦之乐。”[5]这在中国古代是常见之事，如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就描述了贾府百十余人共庆元宵节的热闹情景。《御定小学集注·右实立教》曰：“江州陈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之。”这种家庭或家族多人共食方式，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家庭伦理教育的主阵地，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饮食的方式代代相传，既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行了人伦教化，又通过礼仪规范的遵守维持了良好的家族秩序，达到了睦亲和族的目的。
（三）聚亲会友，人际亲和
饮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人际交往常以饮食作为媒介，亲友相聚、家庭团圆、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年俗佳节以及日常相处，没有酒食难以睦其亲、成其礼、融其情、尽其兴。所以，在一些人生礼俗、时令佳节，人们设宴庆祝，其目的即人际和谐。“生子仪礼，自然也少不了要用食物作道具，一切也都是为了吉祥平安。还在新婚时，食物内有大枣、花生之类，寓意‘早生贵子’。孕妇临产，外舅姑家会送来一些特别的物品，其中有彩画鸡蛋120枚、膳食、羊、生枣、栗果，称为‘催生礼’。分娩之后，亲朋争送细米炭醋。三七日时，娘家和亲朋都送来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以后小儿百日、周岁，均要开筵宴请亲朋，以示庆贺。这类礼节大都保存到了现代，尤其在乡村，是世代相传的规范。”[6]人们不仅要庆生，而且要祝寿。健康长寿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福寿为先，人们都希冀延年益寿，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探索和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祝寿活动也才如此流行。祝寿也离不开食物，如寿桃、寿糕、寿面、寿宴等，以此来表达对老人的美好祝愿。以此为主题形成一系列饮食活动，敦睦亲情、调和人际关系。
除家庭、家族之外，人们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交往空间，尤其在中国这个所谓的“关系型”社会中，人脉更为重要。所以，人们一方面在不断努力扩大自己的人际圈子，另一方面也要积极维护已有的人际关系，调和彼此的矛盾与冲突。这一切都离不开酒食，举觞畅谈，叙真情，增友谊。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人的聚会，交友目的更明确一些，饮食只是辅助，所以，在一些酒会中只有简简单单的食物和各类酒、饮料，人们轻松自由地交流、沟通，酒食在这里充当了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的确如此，朋友相逢，以酒相叙，酒肉见证了朋友间的友谊，只要情深谊浓，千山万水也无法阻隔，即使日久也不会淡忘与失信。《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的范式与张元伯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范式与张元伯为友，春别京师，以秋为期。至九月十五日杀鸡为黍，言未绝而巨卿至。”这里岂止是一顿饭、一壶酒，而是朋友间的诚信与友谊，酒食只是媒介而已。人际间的迎来送往也离不开酒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一个朋友久别重逢的故事：“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至暮不来，起不食而待之。明日使人求得，乃与之食。”如此真诚，可见情谊之深。即使陌路相遇，也会开怀畅饮。王维的《少年行》描写的就是陌路初逢时的情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朋友相聚，虽少不了酒肉，但绝非为了酒肉，而是以酒肉为平台，搭建起了彼此间的深厚友谊。《礼记·表记》云：“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这就是说朋友之间交往，离不开举觞畅饮，但重情义、讲义气、守诚信才是真正的君子。这同时反映出，饮食在建立人际关系、促进人际和谐的同时，也鉴定着人们的道德品质。
（四）食民宴臣，政通人和
妇孺皆知“民以食为天”这句流传了数千年的至理名言，更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论国家大小，民众多寡，有国就有民，有民就得有饭吃，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相反，若民无饭吃，国家就会发生混乱，甚至导致政权颠覆和国家沦丧。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究其原因，除了人民群众长期深受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之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上一无所有，生活极端困苦，所以才会揭竿而起。正如孟子所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首先必须保证民众有饭吃，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富强，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安定与发展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才会将天下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作为其治国安邦的首要大事，民本思想才会在其治国理念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尚书·周书·洪范》中才将“食”列为施政之首。鼌错曾说：“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汉书·食货志》）只有解决了民众的衣食问题，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孟子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所以，在兵荒马乱之年，开仓赈灾，施粥救民，安抚人心，这是安邦的最好方式。在和平年代，也需要优抚安民，笼络人心。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立皇太子、出师大捷等喜庆之日都可能诏令天下大酺，举国同庆。《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赐酺使民乐，在赐酺中民众领略了皇恩的浩荡与厚重，帝王也因此而得乐，上下皆欢喜。其目的首先是明君臣之义、定人伦之序，其次才是厚待文武近臣，鼓励其为国效力。
对于儒官学士，朝廷也有专门的宴席和特殊的俸禄。从隋唐开始，以科举会考方式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会受到朝廷优待，有赐宴，也有供给的食物。唐宋以后，赐宴已成通例，其用意则在于“君臣相悦，以逸待劳，调六气之和，养熙皞之福，这可以看作是帝王们举筵的宗旨所在。但帝王的用意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方面，他还要以这种方式激励臣下，收取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7]。
臣下除了有一颗忠心之外，向皇上献食也是一种报答。唐代献食之风盛行，打了胜仗、大臣初迁、中了进士等，都要向皇上献食，而且极为丰盛，以谢隆恩。不仅文武百官要向皇上献食，公主们也寻找机会向皇上献食，以求恩宠。唐代以后，又出现了宴请皇上之风，称之为“买宴”。这样每年各地都进贡各种各样的膳品，皇上在京都可以享受各地的美味佳肴。皇上出巡时接受的御膳也极为丰盛，臣子以此来体现自己的忠诚之心。故而，君臣在赐宴与受宴、献食与受食中关系变得更为融洽。
国家不仅要安内，而且要攘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处理邦交关系时都非常注重“饮食睦邻”的和平手段，讲究礼尚往来，采用朝贡与赏赐，这样迎来送往，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礼记·聘义》曰：“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这就是说朝聘可以加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使互不相侵。
注释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45.
[2]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52.
[3]孝的另外两层含义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与善事父母，在春秋战国之后，善事父母才成为孝的核心内涵。
[4]肖群忠.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5.
[5]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4.
[6]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0.
[7]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