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服饰伦理的社会风尚
服饰伦理风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服饰行为反映出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是社会风尚的一部分。影响社会风尚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成趋势。古代和现代扮演引领服饰伦理社会风尚的主导力量有所不同：在古代社会，常由统治者和精英贵族充当这一角色，但也有一些服饰风尚是自民间流传逐渐影响上层社会的；在现代社会，除政治人物外，社会名流、影视歌明星、富裕阶层和“网红”成为服饰时尚潮流的引领者。相比古代，现代社会引领服饰风尚的源头更多元化，引起社会风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服饰伦理变革的因素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外，科学技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是人们互动中的道德行为，主要是一种道德风尚，即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认同、遵守、推崇的某些道德规范的行为。”[1]服饰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风尚的影响，同时它也影响着社会风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一）节俭与奢侈
节俭指人们面对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时要节制、约束，与之相对的奢侈则是对自己所需、所欲没有约束。节俭的服饰行为并不一味要求人们克制或抑制对服饰的所有需要和欲望，而是在社会资源及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在考虑到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矛盾的基础上，采取适度的服饰行为。奢靡放纵的服饰行为是不顾及他人和后代的生存需要，超出自己基本实际需要的范围与程度，任意使用、消费、浪费各种服饰及资源的行为。这种奢俭对立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中通过服饰充分地表现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社会风尚中。
仿效权威似乎是一种自古以来“流传”的时尚，人们具有与偶像、权威人物的审美取向或价值观念趋同或保持一致的“冲动”。服饰显形于外，易于模仿。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统治者的服饰观念和行为对整个社会风尚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奢侈无度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生活方式和服饰行为，在社会中尤其在上层社会会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有“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的典故，其时“五素不得一紫”，身为君王的齐桓公非常担忧，显然这样的风尚于国于民都不利，后在管仲建议下“恶”紫，才使此不良之风得以遏制。西汉时期，正是由于文帝、景帝以身示范天下，引领良好社会道德风尚，以俭德治国，才形成了两代帝王治下的清明盛世。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秉持的服饰伦理观念对整个社会风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风尚和服饰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有密切关联。每次社会变革都是新生力量对旧有腐朽力量的反动和革命，是对旧统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的革命。中国历朝历代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服饰制度的改革，不仅因为服饰是一种政权力量外显的标志，而且是因为封建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了服饰伦理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决定作用，意识到其能够对民心、民风产生影响。在政权初稳时，大多数统治者都厉行节俭，推行节俭的服饰制度和政策，塑造尚俭的社会风尚，以帮助稳固新生的政权力量。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明确提出“俭以养德”的命题。通常来说，节俭的社会风尚总是能在社会中培养出淳朴的民风、和谐的伦理关系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奢侈无度的生活方式则会消磨人的意志，使人们耽于享乐，腐化人心，进而侵蚀社会道德，危及公共秩序。在当前全球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前，提倡节俭适度的服饰消费行为尤为迫切。
（二）开放与保守
社会风尚的开放或保守主要与主流文化是否自信相关。具有文化自信的主流文化通常会塑造出自由、开放的社会风尚，愿意包容和融合不同文化形态，服饰伦理更具多元化和包容性；缺乏自信的主流文化往往会导致保守的社会风尚，服饰伦理更具单一性和排他性。在人类历史上，社会风尚的开放与保守似乎总是相伴而生、交替出现，当一个开放的时代过去，紧接着的往往是社会风尚保守时期。当保守与压抑的社会风尚占据主导地位时，总会出现要求开放、自由的呼声，这种愿望常常首先通过服饰表达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风尚最开放的时代当数唐朝，这突出表现在服饰上。尽管服饰制度在唐朝日益完备，确立了以“品色衣”为代表的等级服饰礼仪制度，但总的来说，唐朝服饰形式多变、艳丽多姿，展现出与前世和后代颇为不同的风姿，呈现出多元服饰文化并存、广收博采、兼容并蓄的服饰特征。与之相应，传统儒家严格的服饰伦理体系也有所颠覆和松动。
唐朝时期男性服饰相对单一，只在服色上颇多讲究，故而其服饰伦理风尚突出表现在女性服饰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流行穿胡服，喜好“著丈夫衣服靴衫”（《旧唐书·舆服》），最为瞩目的是盛唐时期，女装一度流行袒露装——上装为袒领短罗衫或半臂衫，以大带拦腰紧缚高腰长裙，再披上轻纱，酥胸半露，身姿隐现，显得女性雍容大度、优雅华贵。有些女性里面不着内衣，直接系以高腰长裙，甚至仅以轻罗纱代替长裙，或“用多幅纱绢遮蔽下体，而不缝合在一起”[2]，露肩裸背，使身姿在薄纱掩映间显现出美丽轮廓，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异常大胆而性感的装束。不过，这种女装通常只有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王族和贵族女性及为取悦统治阶层的歌舞女才能穿着，一般平民家庭的女性仍穿着保守。唐朝社会风尚如此开放，源于思想文化的开放。尽管当时儒家思想仍为主导文化，但佛、道教的兴起及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文化的流传使传统儒家思想的“大一统”地位受到冲击，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多元发展、兼容并蓄的态势。思想和信仰上的自由、女性地位的提升及女教受重视，使唐代女性在追求服饰时尚的过程中极大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人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充满激情和自信地通过服饰尽情表达自己。正如《旧唐书》中所言：“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与唐朝宽松、自由、开放的服饰伦理风尚不同，宋朝的服饰伦理风尚以保守、拘谨为特征。宋朝服饰一改前朝风尚，一方面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吸取唐朝藩镇割据与宦官乱政的教训，实行重文抑武的执政方针；另一方面与其动荡的政治形势和深刻的民族矛盾等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矛盾与政治危机的长期存在，宋朝统治者才致力于对汉族原有服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力图恢复服饰古制的蓝本”[3]，试图维护汉民族的民族尊严、文化独立性。宋朝服饰趋于保守，更儒雅文气，以是否符合礼仪道德、合于教化为根本原则。女性服饰更加拘谨，整体表现出近乎病态的纤细、瘦弱之姿，在样式变化和色彩构成上都无法与盛唐相提并论。宋朝社会风尚的扭转直接归功于对理学的推崇。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对宋朝社会风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彻底改变了唐朝开放、宽松的社会风尚与服饰伦理观念。
纵观中国服饰历史，华夷服饰之间一直存在着互斥和相容两种状态。华夷服饰互斥时，社会风尚相对保守，服饰伦理相对统一、严格；而在华夷服饰相容阶段，社会风尚相对开放，服饰伦理相对宽松、自由。这两种状态总是交错出现，“有明显的周期性规律。经过春秋战国的民族动荡，到秦汉进入沉淀、稳定时期；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动荡，隋唐时又来了一次沉淀；从辽、金、元的动荡到明朝恢复汉族衣冠，从清朝强制推行满族服饰到民国后多元化服饰结构的形成，莫不如此”[4]。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得人们的服饰伦理观念骤然开放。在这一时期，薄、透、露的穿衣风格作为对个性化的误解而一度流行。随着近年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回温，保守、秀美而内敛的传统服饰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汉服、唐装、旗袍作为常服又出现在生活中，一些地方甚至还专门组织汉式集体婚礼。这说明经历巨大社会转型的中国人不再盲目信奉外来文化，而是更加理性地面对世界，审视传统文化，重拾文化自信。
（三）循常与反叛
当主流文化趋于保守和压抑时，通常会出现具有反抗精神的反传统服饰伦理观念，可将之视为对传统服饰及其伦理文化的“变异”。如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中特别流行反儒家传统的服饰行为：宽袍大袖、长带飘飘、袒胸露怀、赤足散发。最著名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世说新语·任诞》中记录了他“惊世骇俗”的裸身见客之举：“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GFDA2衣，诸君何为入我GFDA2中？’”魏晋文人在服饰上的“反叛”主要是因为当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儒家名教思想严重束缚人性，并且政治上的黑暗与迫害对士人群体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其常有性命之忧。因此，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得放荡不羁、放浪形骸，整日热衷“清谈”和饮酒食药，不问世事，借此“避祸保身”，疏解内心郁郁之情。“玄学”的出现和广泛流传及“奇装异服”的大肆盛行，正是魏晋时期不得志的文人学子苦闷、无奈心态的集中体现。
欧洲社会也曾出现类似的服饰风尚。兴起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和流行于70年代初的“朋克”文化，正是当时充满压抑与苦闷的年轻人对主流文化所代表的社会风尚发起的反叛。“嬉皮”源自塞内加尔的乌洛夫语，本义为“张开眼睛”，“一般被用来描写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抗传统习俗和反主流社会的年轻人”[5]。“朋克”最早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名字，后成为一种摇滚音乐形式，再后来发展成一场运动和一种文化。这两次文化运动都以服饰为反叛标志，根源于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二战以后，社会秩序逐渐走入正轨，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得以恢复，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现代化大工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然而在战争中诞生的一代大多出生在残缺家庭，战争造成大量青壮年男性死亡，不健全的家庭结构使孩子缺乏完整的关爱，同时社会上出现许多难以接受的社会现实问题，比如人情冷漠、欺凌奸诈甚至依然面临战争危机，于是接连出现以“蔑视传统的高贵的社会风尚”[6]为主旨，怀疑一切、否定传统、排斥道德，不愿按部就班地生活，不甘于平凡，渴望与众不同的“嬉皮”和“朋克”两种文化形态。这一代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或者像“嬉皮士”那样极力传递出对“爱与和平”的追求，他们将多种元素以一种奇妙甚至奇异的方式组合——留长发或“非洲式”发型，穿带有浓厚“迷幻”色彩的、抽象图案的艳丽服饰，喇叭裤、T恤、平底凉鞋，喜欢饰以念珠、羽毛、花朵等，展现追求自由、崇尚自然、渴望解脱的嬉皮精神；或者如之后的“朋克党们”喜欢穿着奇装异服——发型奇特怪异，全身穿环，穿着充满暴力、血腥、色情、鬼怪以及宣扬无政府主义图案的服饰，而皮革、牛仔、紧身裤、花衬衫几乎是那个时代的标志——聚集在街头，吼唱摇滚、吸毒酗酒、宣扬性解放……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人生的茫然，表现出颓废、厌倦、麻木的思想意识形态。
进入21世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提高了可选择性，思想波动更加频繁、直接、多样化地通过服饰表现出来。不论曾经或正在流行的摇滚风、日韩风、欧美范儿等服饰风格，还是黑色艺术、审丑文化的暗流涌动，社会风尚在服饰伦理方面的反映和表现总是显现出彼此依存、相伴而生的循常与反叛，人们或多或少都会通过或含蓄或张扬的服饰行为方式传递出自己感受到的社会风尚气息，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态度。
社会风尚是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的表现，服饰则是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如果说服饰是社会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那么不同时期的服饰伦理就是当时社会风尚的镜子，可谓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方面情况的缩影。社会风尚与道德理想并不总是一致，但“只要任何一种穿着状态被作为持久的社会习惯而接受，总会有一些服装，一些样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时尚也是伦理的一部分，它就像伦理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一致性。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只要被伦理所接受，一种淫秽的时装就会变为无邪的了，反之亦然”[7]。可见，一段时期内的社会风尚虽然总体上具有倾向性，但并不总是稳定不变的，只要获得社会伦理和道德价值的认可，任何服饰行为都可被接纳甚至流行，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
注释
[1]朱力.社会风尚的理论蕴含.学术交流，1998（4）：61.
[2]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9.
[3]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94.
[4]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6.
[5]黄慧.朋克与嬉皮主题服饰的比较分析.大众文艺，2012（12）：84.
[6]要彬，华梅.西方服装史（第2版）.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222.
[7][美]玛里琳·霍恩.服饰：人的第二皮肤.乐竟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