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服饰伦理
服饰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代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而且体现出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政治诉求、文化特色和道德修养水平。所谓政治服饰伦理，是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履行政治权利与义务以及国家政权之间政治交往行为中的服饰伦理，包括公民个人、群体或组织在政治活动中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交往行为中的服饰伦理。在不同的政治治理组织模式下，由于利益诉求和文化背景不同，服饰伦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强权政治：明辨等级上下
强权政治[1]是以权力为手段，凭借雄厚实力，迫使他人、他国屈从于自己意志的一种政治治理模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采用的治理模式都属于典型强权政治治理模式，其强权特征表现为政治统治高度依赖军队、监狱、法律等暴力机关或手段来处理国内外关系及相关问题。强权政治是一种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模式，奉行弱肉强食、倚强凌弱的生存法则，在这种政治治理模式下，社会至少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利益对立的阶级或集团，这样才能形成一方侵占、掠夺他者权益的关系。“在强权政治下，政治笼罩一切，文化、传统乃至日常生活都被政治化了，政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2]，这是强权政治下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强权政治下的服饰伦理受到严格的管制和约束。
中国夏商周时代的政治治理方略中已逐渐形成了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而区别尊卑上下的“冠服制度”，甚至使用衣冠服饰的一些特定称谓来指代官爵职位，比如先秦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在论述贵义思想时就借用“冠履”（《墨子·贵义》）以喻爵禄。自唐朝起，明黄色成为皇家专用色之后，“黄袍”成了无上皇权的同义词。服饰在以儒家入世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政治管理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儒家对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服饰规定得非常严格，甚至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管理需要的考虑将服制的重要性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在下层百姓与统治阶级及士人以上的阶层之间，通过服饰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等级界限。皇帝及其统帅的统治阶级在服饰上表现出“富有天下”的气度与气派，仅从服饰功能的划分来看，不仅有常服与朝服，而且有公服、祭服，在特殊场合还有吉服和凶服。皇帝用来接见朝廷百官所穿的朝服和用以祭祀的祭服等礼服，尤其华丽精美，与官员和平民相比表现出巨大的等级差异，体现出森严的尊卑秩序，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相较之下，亲缘关系稍远的“皇亲国戚”在服饰上划分得就不这么繁细，常以朝服代替祭服。平民百姓则根本没有资格穿礼服，只能身着“布衣”。
财富在划分上层贵族社会和下层贫困人群之间严格的服饰差异界限中具有“天然的权力”。统治阶级通过强权保持对经济和资源的绝对占有，使下层阶级民众仅能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无力购置服饰，避免了下层贫民对统治阶级在服饰上的模仿，使人们可以轻易从服饰上辨别出尊卑上下不同的等级地位与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服饰时尚通常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只有在这种阶级差异受到威胁时，统治阶级才考虑变化服饰以维持服饰差异象征的阶级差距。只有社会中的“有钱人”才能对统治阶级的服饰时尚构成威胁，他们具有足够的财富可以无限制地模仿统治阶级的服饰风尚，无限接近统治阶级的装扮，借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哪怕只是一种假象或错觉。统治者发现已无法通过对财富的绝对占有和控制来维护在服饰方面的“特权”时，就会通过法律禁令等来禁止和限制臣民在服饰方面的奢侈消费。这种禁令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经常出现，而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服饰一直是一种专有权力，只有限制严格或放松的区别，没有放任不管的时代。
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应当有规矩，服饰也必然要有相应的礼仪制度，即所谓“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荀子·富国》）。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要在服饰上分出尊卑贵贱，还要“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荀子·成相》），按照俸禄的多少和职位的高低配以相应的尊卑贵贱有等的服饰。尤其在重要或特定的礼仪场合，这种出于维护礼制需要的服饰制度更是必需的，只有重视服饰在维护社会等级尊卑方面的作用，才能实现“王者之制”。因此，“改元易服”是每个新夺取政权的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登基后都认真完成了制定并颁布服饰制度的“任务”。制定统一的服饰制度的行为与原始氏族通过不同穿着方式和旗帜等来表明不同宗族有相似性，标注的是不同血缘或集团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文化理念，也是明确等级差异的重要手段。服饰制度越是严格的朝代，其皇权专制的程度越高，比如朱元璋在做皇帝的31年中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十几次修订和增补，对不同等级的人应当穿着的服饰的样式、质地、颜色及禁忌进行了详细缜密的规定，甚至细致到衣服具体的长度、袖子尺寸和袖口的宽度，违者重惩。
在皇权政治社会中，家国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使得政治生活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因而使得政治生活中的服饰伦理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明确身份、等级以确定社会成员能够各按“名分”行事，并安于这样的制度安排，从而便于统治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和统治，维护统治阶层的权威与地位不受侵犯和挑战，最终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解放政治：象征革命精神
“解放政治”，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目标是“要把无特权群体从它们所不幸的状况中摆脱出去，或者是要消除它们之间相对的差别”[3]，可以理解为对自由、民主、公正等各种政治和社会目标不同程度的追求，从而使“正当的”道德价值观被社会普遍接受。因此，在解放政治的社会形态中，服饰伦理常常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表现出与之前时代所不同的积极态度或激进思维。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服饰伦理的巨大变迁往往与政权更迭有关。每每遭遇政治上的巨大动荡，服饰就会随之经历“革命”。
按照吉登斯对“解放政治”的界定，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都应算作“解放政治”时期。因为这段时期符合“解放政治”包含的两个主要因素，即“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4]。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政治服饰伦理在特征上可分为两种形态：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政治服饰伦理主要以爱国主义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为诉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服饰伦理以中国革命道德和集体主义原则为主导。
尽管在19世纪末，中国就被迫“接纳”了一些西方观念和风尚，但真正使中国人普遍脱去“旧衣”、换上“西服”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不仅打破了封建帝制，改变了社会性质，而且严重冲击了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体系。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家国合一”的政权统治被彻底打破，国家不再是“一家之国”“一姓之国”，而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被英文表达为“state”的国家。五四新文化时期掀起的“道德革命”比之维新派的“道德革命”更加猛烈、深入，其将矛头更加尖锐地指向以“三纲”为核心的旧道德，批判儒家传统伦理，反对孔孟思想，并冠之以“吃人的礼教”一名。与之相应，服饰伦理也趋于“革新”，思想上追求自由、民主、崇尚西学的价值导向，礼节上倡导以作揖、鞠躬、握手礼等新式礼仪代替旧式跪拜礼，更多地传递出“平等”的意蕴。
在服饰样式上，出现了两种颇有政治意义并影响广泛的服饰——中山装和旗袍。中山装采用西式服饰的造型及剪裁手法，将设计形式与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伦理理想相比附：四个口袋盖的贴袋喻为“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口袋上缝缀四粒纽扣表示人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基本权利，袋盖像倒置的山字形笔架寓意着“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崇文兴教，胸前五颗扣子（原为七颗）象征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权分立”，袖口的三颗纽扣（原为四颗）表示“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后背为不开缝设计寄寓中国的和平统一。从中山装的最终样式可看出强烈的“革命性”，经革命先驱们穿着，更“注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内容，成了中国革命者的形象和象征”[5]。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颁布《民国服制条例》，废除原有服饰制度中等级差别的部分，官员不分权力大小和等级尊卑，一概以中山装为基本工作制服，从而与封建社会中具有森严等级差别的服饰制度区别开。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山装一直成为政治人士的“制服”，国际上也习惯于将中山装视为中国男性的正式礼服。
在这一时期，体现出革命性、民主性和平等观念的女性服饰是旗袍。汉族传统女性服饰形制为上衣下裳，尽管早在满汉合流之际就有汉族女子穿旗装，然而“这种宽博长大的旗装，大多出于保暖、易穿脱等实用的需求”[6]。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在形式上与清末旗装颇为相似，但其流行却不是女性向往清朝遗老遗少形象、模仿清朝贵族服饰的结果，而是被赋予了追求平等进步、希望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与男性平起平坐的“革命”意义。一直以来，中国男性一直穿着长袍，女性则以“三绺梳头，两截穿衣”[7]的形象固着在人们观念中，改穿袍装就与之有了细微差别，正如美国学者玛里琳·霍恩说的那样，“在那些保持妇女从属于男子的文化中，认可的服装样式在几代人中相袭不变，有时甚至是几个世纪。但是，当妇女拒绝接受这种无足轻重的地位，开始寻求和男子一样的平等身份时，就会发现妇女服饰的风格的迅速变化”[8]，即女性服装越来越与男性服装类似。
另一次“服饰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及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掌握政权有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诞生并发展壮大的，主要成员都脱胎于中下层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中下层人民特有的善良、朴实、勤劳的传统美德，在长期革命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最终目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旗帜”，以“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革命精神”[9]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道德，直接反映在服饰伦理上，展现出朴素、实用、节俭、节制的特征。在今天看来，那个年代的服饰几乎没有任何发展，色彩、样式趋于同一，这有悖于中国“衣冠古国”的盛名。但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种服饰却是值得他们争相模仿的流行样式，因为只有这种穿着打扮才符合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标准，才能体现出他们对新政权的拥护与信心。这种将意识形态熔铸进服饰的典型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突出，服饰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和“党的号召”，甚至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生存状态。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服饰伦理。
中西方历史上封建制度终结的时期都成为服饰巨变的时代，是服饰历史上的里程碑。政治革命导致整个社会革命，不仅带来政权更替和社会形态的改变，更带来社会意识、文化、审美等全面的变革，在服饰伦理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生活政治：塑造良好形象
在生活政治社会形态下，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逐渐界限分明，政治权力依然对日常生活有渗透，但不再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力量。因此，生活政治社会形态下的服饰伦理不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开始更多地由社会伦理观念、个体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实际需要及个人喜好来决定。在这一政治模式下，政治服饰伦理的主体是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如政治领袖、政府官员及相关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普通民众大多只在参加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时，或在与其他政治文化形态相对比的情况下，其服饰才会被看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味。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服饰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其区别等级的功能被弱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更强调其标识社会成员身份和责任的作用。然而，服饰仍是划分不同阶层的有效手段，只是这种划分界限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程度的普遍提升而不断弱化，如果不考虑个人气质、特征等个体化因素，人们越来越难以仅从服饰方面来区别不同社会阶层的陌生人。服饰对塑造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国家的良好政治形象，对增加国家影响力和权威性、传达特定政治信息与特殊政治理念等，具有特别的直观表现力，成为政治人物展现个人魅力、政治才能的助力。
服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代表国家出使他国的使者的服饰，不仅代表着使者个人的风度，更是在展现国家的“体面”。在现代西方民主选举政治中，服饰专家是智囊团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专为政要“明星”打造各种场合下最适宜的形象。尤其在各种竞选活动中，竞选者在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进行宣传时穿什么样的衣服，整体颜色和风格是否协调，是否戴饰品，饰品如何表达自己的风格，甚至皮鞋的新旧程度都要严格控制。英国《金融时报》时尚编辑范妮莎·弗瑞德曼曾大胆断言：“时装是最有效的切入点：直入内心、直入观念、直接关乎选票。它成了犀利的武器，漠视它、摒弃它、低估它，候选人就会把自己置于险境。”[10]
在现代国际政治交往中，只有服饰是超越了语言和地域限制、无障碍通行于全球的表达方式。在当今这个特别重视政治形象的时代，服饰必然成为政治人物塑造自身形象的首要环节，政治活动中的服饰伦理问题也必然备受关注。
注释
[1]西方政治学语境中把皇权政治或王权政治统称为“强权政治”，国内学者常用“强权政治”指称西方霸权主义，而将清王朝灭亡前的历史阶段称为“皇权政治”或“王权政治”。本书后文中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概念是在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
[2]王锋.政治生活的范式变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2）：188.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48.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48.
[5]李当岐.漫谈“国服”中山装.美术观察，2006（3）：14.
[6]袁仄，胡月.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北京：三联书店，2010：123.
[7]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377.
[8][美]玛里琳·霍恩.服饰：人的第二皮肤.乐竟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36.
[9]罗国杰.论“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高校理论战线，2000（1）：30.
[10][英]范妮莎·弗瑞德曼.衣着影响美国大选？常和，译.FT中文网·时尚生活，2012-09-25.06:19 A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87?ccode=2G1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