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作为一个面积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简称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学的央地关系对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正是由于“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我们长期以来选择了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财政体制。中国目前接近90%的公共品提供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财政支出占比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在主要大国中也处于较高的水平，目前55%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归地方政府，如果加上土地出让金和社保缴费，地方财政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接近70%。财政分权体制有效利用了地方政府收集和处理本地信息的优势，使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提供符合本地需求的公共品、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政策。
不仅如此，从激励的角度，财政分权体制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收入的分权赋予地方政府较高的税收分成，归属地方的税收又主要来自生产性税基，因此收入分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涵养税源、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支出的分权既赋予了企业和民众“用脚投票”的权利，给地方政府施加了竞争压力，又使地方政府有了相互竞争的手段，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不仅如此，地方官员除了面临财政分权体制这一激励外，还面临着官员晋升考核体系的晋升激励。以GDP增长绩效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和选拔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因此，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官员面临着财政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这两种激励恰好又具有相同的激励导向，因此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地方官员对民营企业扮演“掠夺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的角色，因此为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激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难题。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利用财政分权体制“把激励搞对”。
尽管中国财政分权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若干代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吸引生产性税基，因此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生产性公共品，忽视了关乎民生福利的公共品提供，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2）分权导致地区间不合作问题（例如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重复建设、跨地区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监管缺失等）频发，具有跨地区影响的公共品提供缺失。（3）分权体制使各地区为招商引资展开更为激烈的税收竞争，通过税收优惠、放松税收征管、变相补贴、优惠地价等各种方式给予企业大量优惠，不仅导致地方可用于民生性公共品的财力不足，也使各地区间的税负坑洼不平，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4）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的数量型增长，对微观企业的干预太多，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5）分权扩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而且导致地方没有积极性进行内部收入再分配，我国社保体制的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针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加大了税收集权的程度，集中后财力主要用于扩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但是，欠发达地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逐步上升，也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明显下降。转移支付过多使地方政府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支出数额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扩大还会产生“鞭打快牛”效果。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获得的转移支付反而减少，由追求公平带来的激励削弱，继而带来效率损失。
本书从地方政府激励的视角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1章介绍财政分权的基础理论，借鉴第二代财政分权的理论框架，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三角——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当中纳入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影响。
第2章分析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结合财政分权理论，剖析在我国国情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三角——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影响。
第3~ 7章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影响，包括民生性公共品提供缺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城乡收入差距、社保碎片化带来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
第8~ 9章研究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征税努力的影响。
第10~ 12章研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分别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支出扩张、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影响，着重剖析了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行为激励的不同影响。
第13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