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4. 1 问题的提出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逐渐从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分工体系，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成为全球统一市场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在这种全球市场日渐整合的趋势中，中国国内的市场一体化和地区专业化进程却由于地方保护的盛行而步履维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的深化有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分工和专业化本身则会有利于规模经济以及技术进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只有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才能使得国内区域分工和专业化走向深化，只有更深层次的地区专业化，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来配置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同时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计划的力量逐步削弱，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力量在逐步推动地区的分工深化。市场范围的逐步扩大、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都会有利于地区专业化进程的推进。交通运输条件、地理位置、地区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都会通过市场力量对地区专业化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Krugman，1991； Fujita等，1999； Imbs和Wacziarg，2003）。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却在阻碍着地区专业化的推进。地方政府的贸易壁垒及其他逆市场化的保护政策影响了地区专业化的推进和一体化国内市场的形成。下文将阐述，地方保护政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分权式改革，是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逆市场操作的动力。本章在控制了影响地区专业化的市场因素的同时，着重考察了政府力量特别是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

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4. 2节回顾了既有文献对中国地方保护和地区专业化的研究； 4. 3节从理论角度阐述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影响机制； 4. 4节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行了变量说明； 4. 5节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4. 6节是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