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传统道德批判继承的理论认识和方法原则[1]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问题上，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左”和右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或者是过分地强调“批判”而否认继承，或者是不区分精华和糟粕而全盘肯定，或者是崇拜西方文明而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等等，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理论认识和方法原则来看，对于如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全面的、辩证的、科学的意见，也没有建立起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一、历史的回顾
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认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兴儒学的全盘复古等错误观点，都曾经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确立了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原则，正确地解决了对待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个方针却不断地受到干扰，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多年，我们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问题上，从具体实践来说，既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又受右的思想的干扰，没有很好地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否定过多，继承很少。从理论上来看，对于如何批判继承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论，在批判了所谓“抽象继承法”之后，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方法论原则，以至于使“批判继承”的提法成为只讲批判的代名词。1976年以前，由于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学术批判中的“左”的影响，人们已习惯于把传统伦理道德都看作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旧道德而予以抛弃，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全盘否定传统道德的氛围。197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全盘西化论再度复活，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如果要划分阶段的话，这40多年在对待传统道德的“左”和右的态度上，根据我个人的考虑，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全国解放初期（从1949年到1957年），我国正处于一个彻底清算封建地主阶级反动影响的重要时期，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反对以忠君和孝亲为核心的封建道德的任务也异常艰巨和复杂。
忠君和孝亲的封建道德，是调和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由于当时历史背景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对传统伦理道德基本上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拥有几千年优秀传统道德的中华民族来说，应当说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因此，这场反封建道德的斗争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后果，使人们忽视了传统道德优秀的一面。
第二，从反右斗争前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是“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的时期。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思想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也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从理论上看，对冯友兰道德继承论的批判，包含着否定传统道德可以继承的必然结论。1957年1月，在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它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的”。
冯友兰列举了许多哲学命题，说明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是不能继承的，而它的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孔子所说的‘爱人’，也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孔子所说的‘爱人’是有范围的。儒家主张亲亲，认为人们因血缘关系而有亲疏的不同，爱人是有差等的。就当时的贵族说，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当然也是贵族。孔子跟他们谈‘爱人’，当然，爱贵族的成分居多。这是就孔子这句话的具体意义说。就其抽象意义说，孔子所谓‘人’，既然和现在所谓‘人’的意义差不多，他所谓‘爱人’，也不是没有现在所谓‘爱人’的意思。从抽象意义看‘节用而爱人’，到现在还是正确的，是有用的，可以继承下来。我们现在不是也主张勤俭办社、关心群众吗？”
之后，冯友兰又说：“‘抽象’和‘具体’这两个形容词，很容易引起麻烦。应该改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
冯友兰的这一理论，被称为“抽象继承法”，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应当说，这一提法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是不是所有的具体意义都不能继承？是不是抽象意义都可以继承？在继承问题上，是不是应当区分糟粕与精华？有些同志的批评和商榷意见，是正常的。但是到后来，由于学术讨论为政治批判所代替，使得一连串的政治帽子取代了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政治上“左”的思想在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时，从理论上否定了继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次批判，实际上是否定和批判了所有主张“古今或新旧道德之间，有其一定的继承关系”[2]的理论。
1962年，全国理论界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或称道德移用论）进行了批判。吴晗在《前线》杂志1962年第10期写了一篇《说道德》，其中说：
接着，就是对他的这一理论的批判。
两个月后，在《前线》1962年第16期上，他又发表了《再说道德》一文。除强调他所说的继承“应该是批判的继承”外，仍然坚持他的观点：
吴晗还援引列宁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吴晗还引用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文天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话，来说明道德是可以批判继承的。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从理论的严密性来看，他对有些概念的解释是不准确的。但是，他不是像冯友兰那样，要提出一个关于继承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而只是从实践上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进行继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最初，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也是正常的。
但是，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的批判，到后来同样成了一种政治批判。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1963年7月前后，周扬、关锋、林聿时等，以批判姜法曾的道德继承论为名，也以极左的态度，批判了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这种不断升级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所谓“要批判地继承”，成了不能有任何继承的代名词。
1965年11月，关于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实际上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次大批判。这次讨论是针对吴晗编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发的，而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所谓“清官”和“贪官”的问题。由于吴晗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继承优良道德传统，因而主张继承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长文，给《海瑞罢官》这一历史剧戴上了“一株毒草”的帽子，从而使这次学术争论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批判，最后导致了吴晗的自杀。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中说：
姚文元此论一出，等于全盘否定了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人物的道德品质的继承。他认为，封建时代的一切忠臣、清官，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也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地主阶级们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
第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论是理论上还是行为规范上，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使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伦理道德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66年8月，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所谓“破四旧”运动。在大肆捣毁国家历史文物的同时，把一切传统道德都斥为“四旧”。正是在这样的极左思想指导下，不但海瑞被全盘否定，就是岳飞、范仲淹、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主义的英雄豪杰，也都被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忠臣，是为皇帝谋求“万世治安”的，因而都是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的。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片面地歪曲毛泽东关于“推陈出新”的意见：
这是一篇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纲领性的文章，它拒绝对一切民族文化特别是道德传统进行继承，除了我们和古人还使用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名词（但阶级内容是完全相反的）外，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继承。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大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之外，又大批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大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历史证明，他们打着批判封建阶级道德的幌子，实际上是要批判和否定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所形成的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关系，并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来取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在反对“厚古薄今”和反对崇拜死人的幌子下，中华民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更不用说去继承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了。
第四，“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同时，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
从传统伦理道德方面来看，对儒家以“仁”、“礼”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对“孔孟之道”、“中庸之道”，对“克己复礼”，对儒家的“德”、“仁义”、“忠恕”等，作了不加分析的、全面的、绝对的否定。在给儒家思想戴上反动、保守、妄图复辟旧制度和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帽子之后，把孔丘、孟轲、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历史上的哲学家和伦理思想家，统统视为为反动阶级复辟、为反革命制造舆论的辩护士，对他们的人格和思想进行了所谓“深入揭露和批判”。
第五，全盘西化思潮从另一个方向对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全盘否定”。
1980年以后，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对一些人的思想的影响和腐蚀，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出现了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一些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就必须全面、彻底和配套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至于伦理道德，全面地移植到中国来，这就是所谓的“整体西化论”。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体中用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论”，传统伦理道德扼杀人性、束缚个性论，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文化“同构对应论”，“中国传统文化束缚自我论”，以及“中国传统人格是奴隶人格论”等等，从右的方面，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令人难以容忍的诬蔑与攻击，祭起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旗帜，妄图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来为全盘西化、为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开路。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同西方的敌对势力相结合，妄图从价值观、道德观方面来腐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以达到他们把中国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
“全盘西化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用西方的道德观、价值观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全盘西化论者意识到，在我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在经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之后，同样是抵御西方伦理道德观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一些人之所以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看作阻碍改革开放、束缚个性发展、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就是要假借反对传统之名行全盘西化之实。
民族虚无主义者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又特别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说得一无是处。他们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个不能区分精华和糟粕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打破就要整体打破，要否定就要整体否定，以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来达到整体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他们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更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坏就是绝对的坏”，以偏概全，甚至认为儒家伦理思想就是“三纲五常”，此外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有的人甚至说，“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当然，我们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左”和右两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持否定态度的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理论时，也应当注意无批判地复兴儒学的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潮。在五四运动以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五四运动以后，传统儒学虽受到“打倒孔家店”的冲击，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复兴儒学的思想仍不断有所抬头，所谓“新儒家”一直在接着儒学的思想往前发展。目前，在港台和海外，一些所谓以“新内圣”开出“新外王”为目的的新儒家学派，以及一些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宣传者，都在宣扬复兴儒家文化，甚至企图用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来取代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种思潮当前在国内虽然还没有很大市场，但仍然值得我们警惕。
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产生于私有制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服务的。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首先应当是对劳动人民的优良道德品质的继承。由于历史的原因，劳动人民在长时期内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无法把自己所实行和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思想加以总结，更不可能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墨子》等著作已多少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伦理道德思想）。道德理论化、系统化的工作，总的来说，只能由统治阶级内的知识分子承担。因此，在继承传统道德时，我们必须进行阶级分析。统治阶级内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在他们的思想理论著作中，既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又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观点和社会风貌。他们所总结概括的有关道德的理论，既要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目的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有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使人们向更高道德水平前进的崇高追求。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弘扬，其根本目的只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道德有更丰富的内容，有更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有更加具有民族特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成为我们社会在思想上的主旋律。这一点，正是我们同所谓“复兴儒家文化”以及主张“儒家资本主义”的那些理论所根本不同的。
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40多年来对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和总结。“左”和右都是片面的，都将把我们的认识引导到歧路上去。我们一定要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问题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大力弘扬我国的优良传统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相互结合，混杂在一起。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态度，应当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和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即强调我们的继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原则的继承。“弃糟取精”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一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的继承，是经过咀嚼、消化的继承。“综合创新”是强调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时，要注意进行一种“综合”和“创新”的工作，即一方面，对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要择各家之精华，并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使之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鉴别，并善于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加以综合，以创造出人类的先进精神文明。“古为今用”是说我们强调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解决现实生活中有关伦理道德的种种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保证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中，还应该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我们的优良道德传统同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密切结合起来，融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总体系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但不与我们的革命传统相矛盾，而且是革命传统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因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革命传统才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也只有同我国的革命传统相结合，同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相结合，才能更具有时代意义，才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才能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和改善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总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对于本民族历史上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应当采取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继承中就包含着批判，批判不是完全否定，而是一种扬弃，继承不是照搬，而是赋予新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4]这就是说，对于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就“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5]。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我们可以对道德的继承问题，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即“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
“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即强调“继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有选择、有扬弃、有目的的继承，是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原则的继承。
“弃糟取精”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一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的继承，是经过咀嚼、消化的继承。
“综合创新”是强调在继承传统伦理道德时，一方面，要对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加以分析比较、归纳综合，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还要对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鉴别，吸取有益的东西，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加以综合，以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古为今用”强调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有关伦理道德的实际问题，以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还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更富有民族特色。
三、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继承剥削阶级道德
历史上的传统道德，从阶级属性来看，大部分都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剥削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的。为什么说这些基本上为剥削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道德，能够为劳动人民、为无产阶级所继承呢？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有着社会性，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不同的阶级又必然有其不同的阶级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在原始社会中生活，他们只有社会性而没有阶级性（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阶级性也是一种社会性），而在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性又将消失，人们又将复归到没有阶级性而只有社会性的时代。人类社会只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由于利益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阶级，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要分为不同的阶级，但同时又具有共同的社会性。人们既然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交往，彼此之间就必须形成一些最起码的、简单的、必须遵守的公共生活规则，即使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这种规则也是不能避免的。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这些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公共社会规则被纳入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甚至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破坏，但是，它们仍然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人和人之间相处必要的准则，应该得到继承，并应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加以弘扬。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共同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中共同道德规范产生的社会原因。那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人类共同的、起码的行为规范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对过去历史上的道德遗产（包括剥削阶级的道德思想、理论、原则和规范）加以继承呢？从理论认识和方法论原则来看，确实存在着怎样正确认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正如前面所说，一方面，存在着“左”的否定剥削阶级道德可以继承的理论；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不区分精华和糟粕，主张全盘继承的思想。对于前者来说，一些人之所以否定传统道德可以继承，原因之一就是只看到传统道德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属于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没有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共同因素；而主张全盘继承的错误，则在于夸大了传统道德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因素，看不到因时代发展而对传统道德进行变革的必要，看不到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
四、怎样理解批判继承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即使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6]。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但利用这种共同利益来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举起这种共同的、普遍的利益的旗帜来抵抗外来侵略，而且根据这种共同利益来开发自然和兴修水利。历代统治阶级的清官，从根本上来说，要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都注意到了各个阶级所共生共存的、普遍的、共同的利益。先秦思想家孔子曾经提出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照今天的理解，就是说要根据老百姓自身的利益，使他们得到好处。从其当时的、特殊的目的来说，这自然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稳定，但应当说，这也是对人民有利的。同样，孟子提出“省刑法，薄税敛”，是要缓和阶级矛盾，但在客观上也有着对发展生产有利的方面。
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在哲学上本来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从伦理道德思想来看，任何一个道德思想体系中，都内在地包含着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任何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道德思想、道德命题、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又都必然包含着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内容。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个别的东西就包含有普遍的东西，而普遍的东西，决不能是在个别之外的，而只能在个别之中。从伦理道德思想的继承来看，我们首先应当承认，任何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都是同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相联结而存在的，它们只能存在于这些个别的道德思想、道德命题、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之中。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又往往超越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阶级利益、特定的具体意义而包含有某些共同的、普遍的、能为其他时代所接受的内容。
五、怎样理解道德命题和道德要求的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
当一个道德要求被提出来的时候，它首先考虑到的是当时社会人际关系的要求，是当时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要考虑到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这就是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由于人们受着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古人根据当时的特殊环境、特殊目的而提出某些道德命题、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时，往往自认为发现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永久不变的永恒真理，并把这些道德命题和道德要求看成可以万古长存的，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些根据特殊情况、特殊目的所概括出的道德要求，仍然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人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某些道德要求，即反映了一些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也就包含了列宁所说的人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公共生活规则，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的道德规范。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某些共同的历史背景，必然会使道德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就是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继承传统道德的理论根据，而扬弃其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特性，把握其普遍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中能够适用于今天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依据。
六、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标准
最后，我们还应当指出，弘扬精华、除弃糟粕，是我们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区分精华和糟粕呢？我们认为，继承的标准就是人民性、进步性和科学性，在当前，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及是否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符合上述要求的就是精华，否则就是糟粕。符合上述要求的就是对于当前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就具有科学性。具有科学性的思想，就能够正确地、有力地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也就具有进步性，有进步性也就必然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人民性。批判继承就是要继承科学性、人民性和进步性的精华。
注释
[1]＊本节内容由两篇文章组成，《历史的回顾》部分原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2期，其余部分原载于《长白论丛》1997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2]张岱年：《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载《社会科学》，1986（2）。
[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同上书，707～708页。
[5]同上书，70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