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目的和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按照目前的增长率（约7%）计算，再过20年就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虽然按照人均GDP计算中国依然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016年约8 800美元，世界排名第70位左右），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经济的实力不容小视。可以预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不仅能实现小康社会从而加入高收入国家（按现在的标准，大约人均1. 4万美元）的行列，而且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

中国不仅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而且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的脚步也开始踏上几十个国家，2016年有超过1亿人次出国旅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在快速崛起，重新找回大国地位和昔日荣光。然而这些成就来之不易，是经历了百年沧桑和艰苦卓绝才初见成效的。可见，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昌盛和繁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有几代人的付出才能实现的。虽然今天中国并没有完成或者并没有实现全部发展愿望，还有诸多挑战和困难在等待着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懈努力，可谓任重而道远，但中国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

不过在展望未来之前，也有必要回顾和总结至今为止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回答一系列难解之题：为什么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在近代落后于欧美？为什么历史上一直落后于中国的日本在近代能够快速发展，而中国却停滞不前？“落后就要挨打”是斯大林提出、毛泽东肯定的名言，这句话用在近代中国身上再贴切不过了。近代中国不仅落后于人，而且成为“唐僧肉”、任人宰割，不仅失去了一个大国的地位，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尊严。

中国落后于西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近代以前就已经落后，另一种是近代才开始落后。前者显然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研究起来比较困难，因为那时中国还处在传统社会，既没有受到西方的冲击，也没有自主开启现代经济增长之路。当然，可以讨论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进步，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还可以讨论土地制度、税收体制、市场发达程度、国际贸易等问题。但是，这些都应该是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状况，难以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衡量，至少缺乏相应的数据，理论依据也不充分。况且，如果是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相差不多，也谈不上中国是否落后。

如果说中国是在近代开始落后的，那么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又是怎样的呢？至今为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问世，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从广泛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不可谓不丰富多彩。有的从社会进步角度，有的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角度，也有的通过中外对比，其中最多的还是经济史的研究。这个时期中国处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加上外族入侵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另外，由于缺乏充分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统计资料，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的推论和大致的判断上，而没有更加严密的分析和解释，更没有充分的证据论证相应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随着一些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某些分析方法的应用，近代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越来越清晰，关于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解释也越来越有说服力。本书旨在在这方面做一些补充，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做个铺垫。

关于近代中国经济的统计资料十分稀少，特别是连续性的数据更是难得。除了人口，只有财政、货币、国际贸易、物价、矿业等几个领域有相应的资料。国际贸易可以延长到19世纪中叶，其他几项只有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资料，其他领域（如工业、农业）则相形见绌、捉襟见肘。农业产出只能连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工业产出只能勉强连接30年代，服务业就更谈不上了。值得说明的是，上述部分年份还是学者根据现有资料估算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收集有关统计资料，力争用不连续的数据将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反映出来，并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具体说，我们主要使用了如下统计资料：

（1）农商部《农商统计表》（第1～10次），包含了全国1912～1921年农工商业的数据。

（2）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中下），调查了全国1933年的工厂。

（3）实业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江苏省，浙江省）（1933～1937年），调查了1933年5省农工商业。

（4）“满洲国”经济部/实业部《“满洲国”工厂统计》（1933～1941年），针对东北地区的工厂有详细统计。

（5）北支工厂调查委员会编《华北工厂统计》和北支军参谋部、在北京大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华北工厂统计》，分别调查了1939年和1942年华北地区工厂的情况。

（6）经济部统计处编印《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2年》（经济统计丛刊第三种），调查了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生产情况，包括华南、西南、西北很多省份。

（7）农商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矿业纪要》（第1～7次），涵盖了1912～1942年各种矿产资料。

此外，还使用了以下几种资料：（1）刘大钧（1940年）《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天津市社会局编（1935年）《第二次天津市工业统计》；（3）汉口日本商工会议所调查部（1943年）《武汉地区工业调查报告书》（1～9）。它们分别反映了上海、天津、武汉这几个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个别年份的工业生产情况。

我们希望能通过上述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的数据，将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连接成既有横截面又有时间序列的网络，使之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判断出发展的状态和规律。

2.本书的特色

根据上述意图，本书重点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希望从中找出某些对于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线索和头绪。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一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工业，也就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虽然经济再进一步发展会出现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但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工业化。它意味着打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规模，生产技术也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市场也会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基础设施充实，金融、信息、政府等各个部门集中。这些都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这些都是工业发展带动的。因此可以说工业化或工业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动力，没有这个过程基本上不能称为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化和工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当今的发达国家没有哪一个不是通过工业化过程实现经济发展的，这也是通常人们将发达国家称为工业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原因所在。

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通常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或经济发展史，基本上以历史时期为线索划分为几个阶段，如洋务运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等。这固然有其缘由，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和变化的。然而，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受其左右，而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因此，我们并不完全按照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划分，尤其是战争等突发事件的顺序来论述，而更多地看重事实，更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当然，这不等于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我们不是历史学家，因而只着重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尤其是经济数据体现出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更重视数据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或者试图通过数量经济史的方法研究工业发展。这就必然有所偏差，因为经济数据不可能反映出当时当地的所有情况，更何况当时的经济数据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数据本身十分缺乏，更缺少能进行深入经济分析的数据。其次，即使存在某些数据，质量也十分低下，也正因此，历来缺少使用数据分析的研究成果。最后，同样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会局限于数据能够说明的一些内容而忽视了缺少数据的部分。不过，这并不完全说明我们的研究存在缺陷，因为缺少数据本身就说明某些问题或者不重要，或者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致。例如，20世纪20年代没有完整的工业统计资料，并不等于没有经济活动，只是这种活动的变化不大。

第三，既然研究的是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就必然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因此本书尽可能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框架下展开讨论。不过，本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经济理论的专著，而是要通过与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对照，看看中国的情况更多地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特殊性。例如，我国在1949年以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家四分五裂，没有一个能够领导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有效的政府，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这显然与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处的局面完全不同，也与完全的殖民地有所不同。因此，从中得出了一些现有经济理论和经验无法解释的内容。例如，我们认为日本全面侵华打乱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阻碍了中国实现经济起飞，因此将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看作是“一次失败的经济起飞”或“被阻断的经济起飞”。

第四，现有的经济理论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得出关于我国的某些结论。由于以下一些原因，本书主要通过与日本的比较展开讨论。首先，日本的发展并不比我国早很多，两国经济基础相差不多，发展的机遇和面临的环境大同小异。其次，日本的国情与中国相似，都是人多地少的农业国，都没有出现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和原发性的工业革命，后来的发展都是通过引进西欧的先进技术和新兴产业实现的。最后，由于日本曾经对中国实施侵略和统治，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既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这无疑有助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对比两国的异同。

3.本书的结构

由于本书是通过比较研究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工业发展的，因此本书的结构由中国和日本两个部分组成。具体由四个篇章构成：第一篇“预备性考察”，介绍日本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的概况；第二篇“近代日本的工业发展”，除了讨论近代日本工业发展的一般问题之外，更多地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第三篇“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重点通过几种数据资料研究民国时期的工业发展；第四篇“总结和展望”，包括两章。一章是比较分析20世纪30年代两国工业发展的差异，另一章是对全书进行总结并作出结论。

第一篇中的两章：第一章“近代日本的工业发展：概论”和第二章“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概论”，分别介绍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由于是“预备性考察”，这两章都是利用现有资料介绍两国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属于独创性的研究。第二篇由7章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近代日本工业发展的过程和特征以及原因和条件，重点是近代日本的技术创新问题，特别是以专利为核心。这部分的内容都曾经发表在日本的相关杂志上，而且在日本出版了专著（关权：《近代日本的技术创新：专利与经济发展》，日本：风行社，2003年）。

第三章“工业发展与结构变化：传统与近代”（《经济与经济学》（东京都立大学）第82期，1997年2月）考察与本书所要分析的中国工业发展时期相对应的时期（1909～1945年）日本工业发展的情况。这一章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依据二元结构理论将整个制造业分成传统行业和近代行业，进而分析二者的异同；另一个是使用多元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方法，使得分析更加严密。

第四章“工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技术推动与需求拉动”（《技术与文明》（日本产业技术史学会）第9卷第2期，1995年1月）与第三章是相辅相成的，第三章是以制造业所有小分类行业为对象，这一章则针对中分类（纺织、食品、化学、机械等9大类）进行分析。本章还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所谓技术推动说和需求拉动说的争论，基本结论是：近代行业属于技术推动型，传统行业则以需求拉动为主。本章使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方法。

第五章“动力革命的地区性：技术进步与地区差距”（《经济与经济学》（东京都立大学）第84期，1997年7月）沿用日本学者的方法调查了日本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各地区的动力变化，证实了南亮进关于近代日本经历了两次动力革命的观点，发现了地区之间的差距由于动力革命（普及）而缩小了的事实。也就是说，动力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不仅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还缩小了地区差距。

第六章“工业发展与人力资源：发明家的分析”（《经济研究》（一桥大学）第51卷第3期，2000年7月）通过对860名发明家的个人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出传统行业和近代行业的发明家之间存在的某些突出特征，如学历、职务、发明水平等。同时从宏观上考察了发明家的教育背景，如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本章使用了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之一的主成分分析。

第七章“工业发展与市场结构：兼论熊彼特假说”（“Innov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Prewar Japan”，Hitotsubashi Journal o 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Vol. 35，No. 1，2000，Oct.）通过对当时日本制造业企业史的研究，对熊彼特假说进行检验。所谓熊彼特假说是指垄断性大企业比竞争性中小企业更具有技术创新的优势。这个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依据不同的实证分析结果而得出不同结论，但对于二战以前的日本，还没有人做这种论证。本章通过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案例分析基本上否定了这个假说，认为它至少不适用于近代日本。

第八章“工业发展与产业政策：专利制度的分析”（“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atent System in Prewar Japan”，Hitotsubashi Journal o 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Vol. 36，No. 1，2001，Oct.）（《南开日本研究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主要考察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特殊的技术政策或制度，即专利制度的意义。我们借鉴了K. J.阿罗（K.J. Arrow）等关于大发明和小发明的经济学理论，将其用在当时日本从德国借鉴并发扬光大的《实用新型法》（保护小发明的法律）。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这种小发明在当时的日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小发明的法律，那些小发明将成为泡影，那些发明家的努力将得不到承认而且容易被别人模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制度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的。

第九章“工业发展的产业升级：从人力车到汽车”（《经济与经济学》（东京都立大学）第87期，1998年7月）（《社会经济史学》（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第62卷第5期，1997年1月）（《一桥论丛》（一桥大学）第125卷第5期，2001年）通过三个属于交通运输机械行业的案例分析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升级问题。人力车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发明的，由于技术简单和社会需要，很快就在日本全国普及而且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有广泛影响。自行车是19世纪初由德国人发明的，经过几十年的革新、改进，到19世纪末已经变成安全的交通工具。进入日本以后，很快被铁匠出身的匠人模仿制造，在日本形成产业并在日本全国普及，1937年成为日本机械行业出口的第一名。汽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由于技术复杂，在日本实现批量生产和普及花费了较长时间。1936年建立的日产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标志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形成，但依然以卡车生产为主，轿车的普及是在二战以后。

第三篇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共包含9章，大多数章节依据某项专门的数据资料，包括对数据的加工处理以及开发利用，也进行适当的分析。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是第一次全面使用，有些甚至没有被发现过。第十章的《农商统计表》是关于1912～1921年工商业的珍贵资料，但由于质量问题而不被学者看好，这里进行了大胆改进，希望能发挥作用。第十一章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虽然广为人知，但是并没有被全面使用。第十二章的《中国实业志》也一样，虽然资料本身并不神秘，但没有被充分利用。第十三章的《“满洲国”工厂统计》是非常好的统计资料，能够全面反映20世纪30年代东北工业的发展状况。但是，由于资料的稀缺性以及其他原因，没有人全面使用，这里做了整理和估计，并进行了分析。第十四章的《华北工厂统计》同样没有被全面使用，过去只有个别学者使用过，这里做了全面的整理和分析。第十五章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2年》也很少为人所知，是反映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生产的珍贵资料，虽然内容并不很全面。第十六章的《武汉地区工业调查报告》是日本人做的调查，当时属于机密文件，不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日本都不曾有人提到过这个资料。

第十章“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工业———基于《农商统计表》的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第4期）首次对北洋政府时期关于中国农工商业等产业进行调查汇集成的《农商统计表》进行挖掘、整理和补充，对1912～1921年的工业生产情况进行了估计和初步的分析。通过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时期工业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了解民国初期的经济状况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资料本身存在着重大缺陷，即使进行了修补和调整也难以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只能抛砖引玉，期待以后进行更全面的补充和修正。

第十一章“1933年内地的工业（1）———基于《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分析”使用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关于工业的调查资料，讨论了1933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工业发展的状况。本章并没有对资料本身进行深入的加工处理，只是单纯使用，但过去没有这种全面使用的记录。通过全面使用，至少能够了解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大致状况。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资料是当时最好的，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

第十二章“1933年内地的工业（2）———基于《中国实业志》的分析”使用《中国实业志》，针对山东、山西、湖南、江苏、浙江5省1933年的工业发展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这个资料虽然广为人知，但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特别是将5省放在一起进行分析还没有见到。由于这个调查存在一些缺点（只有工厂数、资本额、工人数、产量或产值），5省的编辑和出版体例也不一致，难以做直接的比较分析，但可以看出各省的优缺点和工业发展的差异。

第十三章“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工业———基于《“满洲国”工厂统计》的分析”（《东京经济大学会志：经济学》，No. 245，2005年）首次通过对当时由中日（伪满洲国）双方进行调查而编辑的《“满洲国”工厂统计》进行加工整理，研究了1934～1941年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的情况。这个统计是借鉴日本《工厂统计表》的体系进行的，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仅有各行业和各地区工厂的详细数据（如工厂数、职工数、产值、成本），还分出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中国人经营的工厂、其他国籍人员经营的工厂。由于这个时期东北地区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开发整理这个资料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十四章“1939～1942年华北的工业———基于《华北工厂统计》的分析”使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调查资料分析了华北工业生产的情况。这个资料是日本占领当局根据两次调查编辑的，包含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江苏、北京、天津、青岛）的工业生产情况，内容与《“满洲国”工厂统计》基本一致，也是根据日本《工厂统计表》编制的。由于这个时期华北地区被日本占领，只有这个统计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况。过去只有个别学者使用过这个资料，本章第一次对其进行全面整理和分析。

第十五章“抗战时期后方的工业———基于《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2年》的分析”使用一个珍贵资料，对抗战时期后方工业进行了初步的考察。由于后方地区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前面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和《中国实业志》几乎都没有涉及，所以很难了解这个地区工业发展的状况。这个地区的近代工业基本上是通过内迁工厂带动的，在抗战时期获得了较快发展，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十六章“城市的工业：全国、上海、天津、武汉”研究城市的工业。在分析了全国工业状况之后，使用几个珍贵的调查资料对上海、天津、武汉这几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关于上海有《上海工业化研究》，天津为《第二次天津市工业统计》，武汉则是《武汉地区工业调查报告》。它们虽然都是一次性调查，也不是特别详细，但能够具体到城市，因而十分难得，为我们了解这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工业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素材。特别是关于武汉的资料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资料上印有“秘”字。

第十七章“民国时期的矿业生产———基于《中国矿业纪要》的分析”利用《东京学艺大学纪要》（第58期，2007年1月）和《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第2辑，2017年11月），通过对《中国矿业纪要》（第1～7次）等资料进行整理和挖掘，估算了1912～1949年37种矿产品的生产量、生产额，并编制了矿业生产指数。在此之前有华人学者章长基（J. Chang）的研究，但他只估算了15种工矿业产品，总体上更偏重于近代行业。矿业生产在近代中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估计这个行业的产量和产值对于研究这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经济整体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十八章“工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从政府、市场、企业家等几个角度分析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里分别选择了几个行业进行分析，政府的作用是煤炭业，市场是面粉业，企业家是纺织业，因为它们分别具有这些因素的典型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不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家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都难以发挥出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不过毕竟国门打开了，工业化的气息传进来了，市场逐渐形成了，企业家精神开始发挥了。也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因素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只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而也规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缓慢性。

第四篇包括两章：一章是直接比较两国工业生产的差异，另一章是对全书的总结。第十九章“20世纪30年代中日工业发展比较”（《开放经济学评论》总第5期，2015年第1期）主要通过判别分析这种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工业发展的异同。使用的资料是《“满洲国”工厂统计》、《华北工厂统计》、日本的《工厂统计表》。在分析当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时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在很多方面超过日本本土的企业，这种现象超越了通常对外投资行为的常识。通常，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利用当地的低成本（如劳动力），投资企业的技术也不是最先进的，至少低于本土企业，但是日本对华投资则有所不同，这个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十章“全书的总结”尽可能对前面各章的研究做一个梳理，使其能够更明确地说明问题。在研究了中日工业发展当中存在的差距和原因之后，总结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一次失败的经济起飞”，这个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如果没有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很有可能早已实现真正的经济起飞并开启现代经济增长之路。

4.感想和致谢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不得不说一些题外话。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书中的部分章节已发表在相关杂志上，最早是1995年，已经超过20年，就连本人也不曾想过会在20多年以后出版这样一本书。1996年我的导师南亮进出版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日本）岩波书店），是研究近代日本收入分配问题的专著。作者在前言中写道：从收集资料到完成著作总共花费了20年。当时我产生过疑问：写一本书难道需要20年吗？现在知道了，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很长时间，而且20年好像并不太长，弹指一挥间。

本书中的内容包括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也包括参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关于亚洲长期经济统计重点课题的成果，更包括回国后的学习体会，20多年是一个连续扩展和充实的过程。其间，作为整体设想曾经有过几次变动，也有过几次放弃，一拖再拖直至今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自己主观努力不够，往往被日常琐事缠身，难以坚持不懈、有始有终；另一方面也有客观原因，这个课题属于冷门，很难获得出版资助。

如果本书能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那么需要感谢长期以来对我进行指导和帮助的众多师长、同学和朋友。首先，自1988年赴日本留学开始就在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南亮进教授的指导之下学习经济学和日本经济。这期间不论是直接的指导还是间接的指导都使我获益匪浅，既包括为我提供硕士论文的题目和指导硕士论文的写作，也包括我从参与日常讨论班的学习和阅读导师著作获得的启示。导师是个多产而且涉猎多个领域的学者，早年研究人口和劳动力，参加了大川一司领导的日本长期经济统计的编写工作，后来研究技术进步和收入分配，再后来运用研究日本经济的经验研究中国经济。

其次，在研究生阶段参加的另一个讨论班有两位教授：一位是清川雪彦，他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影响很大，他看问题的独到视角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高超的分析技巧都令我难以企及。他不仅研究日本经济，还研究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统计学、社会学等相关科学的知识深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讨论班的另一位教授是尾高煌之助，出身名门，留学美国，在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日本经济等领域成果丰硕，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师。

牧野文夫（法政大学）是我的师兄，从我的研究生时代到现在都一直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指点，他头脑灵活，有很多新思路。村上直树（日本大学）是我在东京都立大学当助教时的指导教授，他早期研究产业组织和日本经济，后来转向中国经济，在日常交流中令我收获颇丰。刘德强（京都大学）也是我的师兄，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有扎实的功底和坚韧的学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是我学习和研究的榜样。罗欢镇（东京经济大学）和郝仁平（东洋大学）都是我的师弟，他们都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中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我的学生、忘年之交孟浩琪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向上述各位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最后，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985项目的资助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也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计划和评委们的充分肯定。

2018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