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问题的讨论
西人所办报刊不仅局限于介绍欧美政治制度和体系，还对中国的思想观念和政治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对国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所谓“经世”，也就是“治世”，是一种追求“入世”的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它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是积极入世的价值观；二是政治本位的人生观；三是佐君教民的事业观。由于经世致用是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等政治抱负付诸社会实践的社会表现和具体方策，故又有‘通经致用’ ‘经世之学’等名称。”[45]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历史上几经盛衰，总体的趋势是紧随时局变化，时世盛则衰，时世衰则盛。到了清末国家内外交困，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清王朝的统治危如累卵，为寻求治国出路，经世致用的思潮再度兴起。
这次经世思潮的倡导者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他们的身份有
很大差异：有的身处社会底层，仕途坎坷，有的则位极人臣，官场得意。一方面西方殖民入侵导致国家外患不断，一方面西方报人不懈努力宣讲西方的先进文明，使得这些经世之士都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顶住各种压力，“开眼看世界”，在当时最早接触学习西方文明。
“在鸦片战争前后，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这一时期传教士所办中文宗教报刊的典范，它对经世之士的影响最大。例如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有28处引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文字。 《海国图志》在卷五第17页、卷十九第8页、卷四一第19页、卷六二第31页引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原文，多次述及道光十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事件，即1830年至1834年的事。”[46]除了直接引用谈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杂志还是经世致用者重要的知识来源： “魏源曾在早期读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文章，在编纂《海国图志》时选用了其中的文章。魏源称美国的民主宪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皆旷代所未闻’。”[47]除了魏源，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也参考了该杂志。
受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当时诸多报刊影响，经世之士了解了西方各国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开始有一些人反思自己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比如龚自珍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统治制度，提出“至高无上”的君权是国家腐朽衰败的根源。而随着对西方经济的学习，经世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贸易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西人在报刊上对西方世界的介绍，激发了人们“开眼看世界”的强烈欲望，大量译介西方文明的书籍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应运而生。
（二）外报与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侵略，清廷统治者内部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态度开明，愿意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特别是器物层面的知识，意图自救的“洋务派”。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奕
都与外国人有比较多的接触，思想较为开放。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创办近代企业、组建新式军队以期“自强” “求富”。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不直接参与洋务运动，但却为整个洋务思潮提供思想、建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舆论，为洋务运动服务。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韬、汤震、陈炽等。他们很多都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先驱。而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有两份报刊与之关系甚为密切，影响颇巨： 《六合丛谈》与《万国公报》。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洋务派思想家都与《六合丛谈》有着密切的联系。李善兰与《六合丛谈》的撰稿者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有过合作，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如李善兰、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1859年出版，凡18卷361页。书中详细叙述了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万有引力定律、太阳黑子理论、彗星轨道理论等。 《六合丛谈》也刊载根据这些书籍撰写的文章，或者直接刊载书中的内容。如韦廉臣在《六合丛谈》宗教性栏目《真道实证》之《上帝唯一不能有二》中，通过图示介绍了动植物学的基本常识，来说明上帝造万物的全知全能。这篇文章就利用了《植物学》中的内容，虽然是宗教性质的，但还是有助于中国人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动植物。[48]而王韬也与该报的编写人员合作过，甚至还亲自参与过《六合丛谈》的编辑。他们的参与为提倡西学、学习先进科技知识提供了舆论环境和直接的资料。
如果说《六合丛谈》对洋务运动的影响是间接的，那么《万国公报》
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则是直接的、参与式的。 “ 《万国公报》之所以参与到洋务运动中，一方面是《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等‘为了影响和干预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洋务运动’，将洋务运动的发生看作推进中国西方化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则为《万国公报》提供了适时的议政话题。”[49]面对顽固派的重重阻挠， 《万国公报》坚定地站在洋务派一方为其摇旗呐喊，并且为洋务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 “盖天之大有造于我，而迫我以不得不仿效西法。西人所欲为者，我当乘时次第为之，如开诸矿、筑铁路、建电线、兴机器、铸钱币、造大炮、制铁舰、练陆兵、整水师、改营制。”[50]在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 《万国公报》也会对洋务运动中的弊端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同于顽固派的攻击，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帮助”。比如该报认为洋务运动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存在问题， “不过暂辅于目前，非治本之长策也，凡从事实学方能收实效，若不从根本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亦无裨益于实用也”[51]。
（三） 《万国公报》与康、梁的维新思想
19世纪后期的大清帝国已沉疴难起，王韬悲叹道： “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 ”[52]中国社会正在进行大的变革， 《万国公报》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话题，并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因诸多事务缠身，林乐知在1883年曾短暂停办《万国公报》，而据统计， “1880年至停刊之时的1883年， 《万国公报》批评与建议的容量已经上升到全刊的一半左右，其中1880年为48 % ，1881年为57 % ，只有1883年为26 % ”[53]。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复刊后该报更多地把
《万国公报》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外交、文化等方面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成为维新变法重要的思想来源。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后一段时期， 《万国公报》的影响力空前巨大：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列有《万国公报》并附注‘前数年极佳，惜今已难购’。 《读西学书法》一文对《万国公报》的评价是‘中译西报颇多，欲规时事者，必读焉’。康有为在1882年以后开始购阅《万国公报》，他的前几次上书清帝，内容多取自《万国公报》以及广学会所出西书。”[54]梁启超不仅自己喜爱阅读《万国公报》，而且还向他人大力推荐：“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创《万国公报》 … …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必读焉。”[55]可见，康、梁的维新思想颇受《万国公报》等西方在华报刊的影响。另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康、梁等人创办强学会后将自己的机关报定名为《万国公报》， “李提摩太在北京强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册上作英文批注： ‘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刊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完全相同，后来经我建议更改，以免两相混淆。’”[56]
同时，维新知识分子在《万国公报》中看到了文人发挥作用影响政治的新方式。文以载道历来是中国文人所推崇的方式，而报刊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使他们的文章能被更多人阅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当时《万国公报》的主笔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在朝野可谓无人不知。他们在《万国公报》上所刊登的文章被印成单行本，在朝中士大夫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梁等人对他们也是推崇备至，梁启超曾经盛赞《泰西新史揽要》，说该书是“西史中最佳之书”[57]。康有为甚至还将此书推荐给光绪皇帝
阅读。这些文章的主笔受到众人景仰，而其文章更是得到广泛的传阅，这使得维新派很早就认识到办报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可以借用这种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的方式。 《万国公报》有大量的文章论述了报刊的重要性： “欲强国必须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58]
《万国公报》还为变法维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维新派的革新措施也常受新教传教士的影响，对此无须多言。单就公车上书中具体变法措施来说，康有为提出的富国、养民、教民的具体方案与李提摩太的言论如出一辙。怪不得李提摩太看后，惊呼康有为‘把我所做的各种建议都缩小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的见解如此相同’。”[59]“ 《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经理汪康年以及主要撰稿人关于西学西政的知识，起初都来自《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的西人译著，因而刊物创办初期的言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时时流露剥取《万国公报》的痕迹也不奇怪。”[60]尽管西方史学界对《泰西新史揽要》嗤之以鼻，费正清甚至视之为“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61]，但在其出版前， 《万国公报》曾将部分内容选登连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梁启超、徐维则也都是其忠实拥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