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何时与何处：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源头
“有无俄罗斯哲学”争论中的相异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俄罗斯哲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与其产生的时间有关，又与其源头有关。以此考察当代俄罗斯哲学，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它“从何时来”，即产生时间的问题；它“从何处来”，即理论渊源问题。
一、从何时来
与俄国学者在“有无俄罗斯哲学”上的争论相似，对俄罗斯哲学的产生时间，俄罗斯学界观点各异。
对此，俄国的宗教哲学家们往往将俄罗斯哲学的开端界定在19世纪初，即俄国宗教哲学形成之际。如著名的俄国宗教哲学家Н.О.洛斯基认为，“俄罗斯哲学直到19世纪才开始发展，而那时俄罗斯国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1]。流亡法国的俄国神学家、东正教大祭司、巴黎东正教神学院教授瓦·瓦·津科夫斯基在出版于1948—1950年的两卷本《俄国哲学史》中，同样将俄罗斯哲学的起点定为18世纪初，认为“直到18世纪以前我们在俄国找不到任何带有哲学性质的独立著作或草稿，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哲学史只应当从18世纪起开始研究”[2]。同样流亡于西方的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Н.А.别尔嘉耶夫则认为，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才“完全进入了批判时代”，“出现了更具独立性和更深刻的思想流派”和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3]因此，俄罗斯哲学产生于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之际。
一些俄国的西方主义者则乐于将西方主义的开创者、近代俄国历史哲学家П.Я.恰达耶夫视为俄罗斯哲学的开创者。在他们看来，П.Я.恰达耶夫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俄国与欧洲”的命题，并将西欧视为“文明的理智和自觉的意志”的理想典范，他从历史哲学的视域思考俄国社会，并提出俄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俄国未来之路等问题，从而引发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争论，开创了俄罗斯哲学。
然而，更多的俄罗斯学者则不满足于俄罗斯哲学如此短暂的历史，将其起源追溯到俄国文明的起源时期。例如，俄国东正教神学家加夫里尔在出版于1839—1840年的《俄罗斯哲学史》中提出，俄罗斯哲学史应从10世纪写起。这一观点在一些当代俄罗斯学者那里得到了认同，例如，俄罗斯科学院的М.Н.格罗莫夫、А.А.科兹洛夫等就在文章中指出，作为文化现象和思想史的俄罗斯哲学，形成于9—17世纪。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М.А.马斯林则在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哲学史》中提出，俄罗斯哲学的开端在11世纪。[4]
源头上时间的不确定性，与俄罗斯哲学和文学、政治、历史、宗教的混杂纠缠而难以描述有关，也与其哲学语言的缺失从而难以表达和评价有关。历史上的俄罗斯哲学只能通过文学的、宗教的甚至艺术的语言或方式来言说，这不过表明了俄罗斯哲学的不成熟，它还没能在与其他学科的分离中获得自己独立生存的权利。只是随着近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形成，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二、从何处来
就像俄罗斯无论怎样变化，都摆脱不了时空之手的“操控”一样，当代俄罗斯哲学无论怎样变幻莫测、纷繁杂乱，都依然有源可溯、有根可寻。考察当代俄罗斯哲学，我们还要面对的是：它“从何处来”，即理论源头问题。[5]
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源”与“根”，首先来自19世纪以来俄国文化中的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
在俄罗斯文化的历史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19—20世纪之初，随着俄国社会的动荡、国家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空前危机，“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一古老而常在的问题，更是在激起俄国知识分子强烈关注的同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此，虽然“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俄罗斯的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具有历史形态的两个派别逐渐过时了，甚至可以认为是被克服了，但是问题本身却保留下来了。在20世纪它在新的形式下又被重新提出”[6]。
斯拉夫主义者[7]注重俄国的特殊性，强调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分析和认识俄国社会的问题，认为俄国文化及历史道路具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他们试图通过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历史，将俄罗斯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主张俄国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以寻找俄罗斯的出路。
西方主义者[8]注重人类的共性，强调从全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出发分析和认识俄国社会的问题，认为西欧由于一系列条件，成了人类历史前进过程中最具活力和推动力的地区，西方文明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尊重人的个性，将“人性的人格”视为“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9]。不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由的个性，而俄国的历史运动与西方文明的大方向是吻合的，因此，所有国家、民族（包括俄国和俄罗斯民族）都应该向西方学习，掌握它的经验，按照历史规律和逻辑将自己纳入世界历史。显然，西方主义者理解的人类共性，主要归结为欧洲的特性。
和斯拉夫主义者与西方主义者之争相应，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就斯拉夫主义作为俄罗斯哲学的源头而言，尽管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上有过“有无俄罗斯哲学”之争，尽管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的思想文化长期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在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的未来之路是“向西”还是“向自己”的争论，在催生斯拉夫主义[10]与西方主义[11]两大思潮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真正具有自觉意识和民族特点的俄罗斯哲学”[12]——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诞生。对此，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集大成者Н.А.别尔嘉耶夫早就明确指出“斯拉夫派创造了独特的东正教哲学”[13]，而俄罗斯宗教哲学本身就显示着斯拉夫主义与俄罗斯宗教哲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14]对此，那些对俄罗斯哲学的独立性颇具怀疑倾向的学者也认为，“斯拉夫主义的问题，是唯一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问题”[15]。
斯拉夫主义关于“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16]的观点，关于通过借鉴早期基督教神学和俄罗斯传统文化、借鉴哲学史和神学史的知识来在哲学上阐发对世界、对人的基本看法的观点，关于应当从人的完整存在（生命的有机性、精神的完整性）出发来构筑一般的哲学理论的观点，关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独特性的理论，以及它力图通过寻求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来缓解俄罗斯民族的身份危机，通过确立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来实现俄国的世界使命意识（即强烈的“弥赛亚”意识）的理想自觉和实践努力，成为具有独立哲学形态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来源。[17]而且，当它将“信仰”赋予俄罗斯哲学，并将其作为俄罗斯哲学的要素，当它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和民族担当，当它区别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并批判西方哲学，当它从人的内在价值、精神世界、道德义务等论证人的生存意义和使命，当它提出了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的语言哲学问题[18]时，它便在提出和探讨至今仍为俄罗斯人所关注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类学中，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整个近代俄国思想界，并从近代延伸到当代。因此，“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欧亚主义等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源头。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一直是一种活的思想，它从未从俄国的思想舞台上真正消失”[19]。
就西方主义作为俄罗斯哲学的源头而言，尽管斯拉夫主义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风靡俄国，但一些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之始就受“欧风美雨”吹拂浸染的俄国人，始终没有失去对西方文明、文化的热情。于是，在与斯拉夫主义的激烈争论中[20]，西方的思想之火，在点燃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柴薪之时，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也从近代延伸到了当代。
西方主义关于“观念是自由的、理性的”“有意识的个性”的观点，关于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动力是人，人的尊严和价值、个体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实现，是历史进步的必要保障的观点，关于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将国家看作个人解放和发展的条件的观点[21]，关于哲学是“关于人的特殊科学”[22]，是用理性的思考、知性的思维唤起埋失于泥沼与污秽中的人性尊严意识，是发展“人性人格”[23]的观点，关于“人”是“不可再生和独一无二”的，具有多样性、多种面孔的“存在”[24]的观点，关于“俄国的得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唯美主义，也不在虔诚信教，而在教育、文明与人性文化的成就里”[25]的观点，关于俄罗斯哲学只是在俄国西方化、哲学从西方传入并与俄国传统文化形成综合后才产生的观点，虽然没有产生具有独立形态的哲学，甚至“在创造哲学方面没有什么成就”[26]，但是，它的相关思想，却在引发俄国思想家思考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并在俄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人格、个体置于突出位置时，影响和启发了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为从历史维度与人的价值维度思考和探讨俄国社会、俄国哲学的发展之路提供了启迪。这种启迪也影响了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促使他们探索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发展，构建“新俄罗斯思想”“新欧亚主义”。
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形成的影响，从学者对俄罗斯哲学产生的时间界定便可见一斑。
尽管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传统哲学家对俄罗斯哲学产生的时间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但无论何种时间界定，都没有超越或摆脱与西方哲学的干系，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俄罗斯哲学中的西方哲学源头。
因此，如同当代俄罗斯学者在探讨真正的俄罗斯哲学起始时间时总是将其归于19世纪中期，他们同样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只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才真正具有了独立的形态。[27]
狭义的、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形成于19世纪初。但是，这种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刻有西方哲学的印记。对此，可以上溯到10世纪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之时。此时，接受东正教的俄国人同时接触到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古希腊拜占庭东正教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具有俄国特色的诗歌、绘画、音乐。18世纪上半叶彼得大帝的改革，一方面，在开辟西方文明向俄国开放、俄国通向西方之路的同时，也开启了西方哲学进入俄国之门；另一方面，在改革俄国教会，削弱东正教思想的控制，使西方启蒙思想、世俗化潮流影响俄国思想界的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的传播（先是法国哲学，继之德国哲学）从而催生俄罗斯哲学，创造了条件。到了18世纪中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时代，俄国与德国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俄国人对德国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谢林派”与“黑格尔派”。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著名的斯拉夫主义者与西方主义者的大争论，尽管问题视域是俄国的社会、政治、历史、传统，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反思。这场“反思”中涉及的思想、观念（个性、自由、人权、人道等）乃至话语（统一、差异、直觉、理性等），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痕迹[28]，是近代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主要精神原则的体现。
在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中，西欧启蒙思想首当其冲。18世纪的俄国人“非常乐于接受西方的哲学文化。西方哲学理念对俄国的深入渗透（主要是法兰西，但也包括德意志和英国）很早就已开始了”[29]，而当Н.A.别尔嘉耶夫得出“俄国真正的哲学思维的激情将在法国哲学的影响下产生”[30]的结论时，更是直接表明了启蒙学派对俄罗斯哲学来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俄国人仅用一个伏尔泰的名字就表征了一种特定鲜明的理论派别和思想情绪——俄国的伏尔泰主义，启蒙学派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之大，从中便可见一斑。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伏尔泰的文学作品中，那些讽刺迷信，否定奇迹，崇拜理性，崇尚自然，怀疑、嘲讽、抨击社会制度的思想，让俄国人感到伏尔泰的名字就是一面旗帜，他本人则是“新思想的代表”。这些思想启发了俄国思想家强烈的批判意识，使他们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了所有对‘古风旧习’——日常生活的、思想意识的和宗教神学上的——持无情批判而且常常甚至是鄙夷至极态度的人们，有的人无情嘲弄披着传统外衣的一切；有的人力主最勇敢无畏的革故鼎新举措。而对乌托邦的兴致就是这样逐渐在不分青红皂白否认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1]。启蒙学派关于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机体受内在力量推动的人性进化和提高过程，是真理、道德、自由、幸福的扩展过程的思想，关于历史的前进归根结底由人类理智决定，受语言、文字、教育、思想等文化因素推动的观点，在启迪俄国启蒙思想家形成相关社会进步思想[32]的同时，也启发俄国哲学家形成了关于“进步”的思想。В.С.索洛维约夫将进步视为具有自己的意志、思想和个性内容的主体活动，认为人类借助科学、艺术和社会制度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类力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绝对完美的表现，进步“与其说这是在自然界中所进行和实现的有因果制约性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目的论循环”[33]。Н.А.别尔嘉耶夫“以上帝的名义号召允许人的精神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思想，关于“历史过程是以善为一方与以恶的非理性自由为一方的斗争构成的戏剧”的思想，尽管是以上帝的名义说话，但却通过“个性自由”揭示了人类进步的基本内涵和最高标准[34]，从而启发俄国哲学家形成了关于“发展”的理念。В.С.索洛维约夫将“发展”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出“发展概念从本世纪开始就不仅进入科学，而且进入日常思维”，所谓“发展”，一是在变化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成为某种东西；二是发展的每一个点都带来以前没有的新东西。[35]Н.А.别尔嘉耶夫则在要求“宗教意识应当承认人类不仅有尘世的，而且有宇宙的意义”，肯定“尘世人类历史的一切事实都具有唯一和不可重现的重要意义；每个人的尘世生命都是绝对存在的瞬间，别样的瞬间不能献给拯救事业”[36]时，表明了历史发展不过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理念中体现出的主体性、人文主义精神，无不是西欧启蒙思想的俄国映现。
在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中，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甚浓。在谈到俄罗斯哲学的源头时，Н.А.别尔嘉耶夫指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罗斯的创造性思维起初是在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氛围中初露衷曲”[37]的。Н.А.别尔嘉耶夫的断言，无疑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俄罗斯哲学源头的中肯表述。
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是“自由”的保障，善良意志的体现是“责任”的道德伦理学的思想[38]，在触发俄国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39]的同时，也触发和推动着俄国哲学的伦理学探讨。从Л.Н.托尔斯泰[40]的“非暴力伦理学”[41]到В.С.索洛维约夫的道德哲学[42]、H.A.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43]，俄罗斯道德哲学、伦理问题探讨中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至善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精神的崇尚，无不打上了康德哲学的烙印。
谢林在“自然哲学”中发挥的形而上学观念，即将自然当作活的生物去认识的观念，成为19世纪初的自然哲学家们研究科学与自然问题的认识论基础。被视为在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谢林学派成员Д.韦兰斯基[44]，就是本着谢林学说的精神研究科学与自然问题的。他一概接受谢林关于世界灵魂、自然中的极限原则、世界的有机构成和普遍性学说；认为谢林的自然哲学，为将科学视为“不在于经验主义地‘拥抱个别物体’而是要寻求自然的一般统一性”，提供了认识论体系；认为谢林关于绝对精神具有能动创造力的思想，为将自然视为具有创造精神的人类发挥其作用的一件作品，为将时间、空间、物质视为无限永恒的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45]
谢林关于“自然整体”是能动的“世界精神”，其能动性和对立统一性是精神的属性的“自然哲学”，关于艺术直观所把握的对象是绝对同一，在艺术直观中达到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艺术哲学”，关于哲学上的绝对同一不是别的，正如基督教神学所说的上帝，上帝不是非人格的概念或本质，而是创造性的、有人格的存在，积极的哲学必须斥于意志，而肯定“神”的存在就必须以意志所要求的信仰为基础的“天启哲学”[46]等思想，无论对俄国民粹主义者“批判思维的个体”思想的形成并极力付诸行动[47]，还是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产生，其影响都是明显的。由年轻人于182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文学、哲学小组“爱智社”，就在抛弃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转向了当时俄国知识界还很陌生的德国唯心主义。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他们最为看重的是谢林[48]，谢林吸引了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主义的早期代表И.В.基列耶夫斯基、А.С.霍米亚科夫都曾是“爱智社”的成员。“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意识到，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基列耶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础上建立独创的俄罗斯哲学”[49]，即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是哲学家们的生命体验之果，也是他们思考人的生存、命运的思想依据和基本前提。这一点，从И.В.基列耶夫斯基“哲学新原理”的重要特点在于理性从属于信仰、精神完整性与信仰具有内在统一，到А.С.霍米亚科夫强调“聚合性”中的自由是向神的自由；从В.С.索洛维约夫只有以上帝的存在、创造，上帝对世界的构想为根据，世界存在才具有意义或合理性的“万物统一”观，到С.Л.弗兰克关于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真实存在，是因为人性中内在地包含神性；从Н.А.别尔嘉耶夫关于最高价值的人性、精神、自由、创造、爱，根本不是自然人性所具有的而是来自神，最高人性是神性的“人格”定义，到“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的‘至善’”[50]……19世纪几乎所有俄国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谢林哲学的身影。也正因此，Н.А.别尔嘉耶夫才宣称“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都是谢林的追随者，他们迷恋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51]。
尽管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稍晚于谢林哲学，但黑格尔哲学对整个俄国思想界的影响却胜过谢林哲学。对此，Н.А.别尔嘉耶夫指出，黑格尔被俄罗斯人视为“人类思想的顶峰”，人们认为“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他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想。他的影响就如同柏拉图对教父哲学的影响和亚里士多德对经院哲学的影响”，因此，在Н.А.别尔嘉耶夫看来，“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52]。
黑格尔哲学之光究竟在近代俄罗斯哲学的身上有何折射？我们仅从备受近代俄罗斯哲学关注的真理、自由、实践等问题中，便可管窥。
何为“真理”？这个在宽松社会环境中可以随意思索、自由探讨的问题，当它遭遇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现实时，对俄国学者而言便成为颇为不易的事情。然而，当黑格尔将真理置于绝对精神羽翼之下，又坚决反对貌似对立的独断论与怀疑论两种真理观，当黑格尔基于“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53]的立场，得出真理既不停留于开端的原点，也不终止于孤零的结果，而在于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是达到真理的必要环节之论时，黑格尔关于真理是全面的、发展的、具体的思想，让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看到的便是世界历史“普世真理”中蕴含的俄国民族发展道路独特性的“具体真理”。在吸取黑格尔哲学关于“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的思想，并用以论证俄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发展的合理性中，民粹主义思想家以俄罗斯民族发展道路的“具体真理”扬弃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抽象真理”。至于俄罗斯的宗教哲学，虽然哲学家们偏好具体性，善于以生动真理追求目标，惯于以直觉方式关注终极，从而淡漠甚至反感黑格尔以极端思辨方式表述的真理观；但是，黑格尔关于真理是全面的、具体的观点，又不能不使他们意识到：作为人心向往的“真理”，非单纯的“人间”或纯粹的“天堂”，因而既不应投降物欲，也不可仅仅寄予神圣，而应兼具神性与人性、庙堂与世俗、哲学与社会学的二重性。И.В.基列耶夫斯基的“活真理”、В.С.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С.Л.弗兰克的“活知识”、Н.О.洛斯基的“具体观念实在论”、П.А.弗罗连斯基[54]的“具体形而上学”……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的一系列“具体真理”观，无一不在展示这种双重意蕴中显现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真理之光。
“求真”为何？为了摆脱现世的奴役，为了获得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即“向善”。近代俄国社会的黑暗和专制，使思想者和哲学家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变得超乎寻常的强烈和迫切，甚至将之视为生存之需。尽管惯于以浪漫主义方式思考生存问题的俄国人并不推崇黑格尔以理性方式表述的自由观，但是，当黑格尔将“自由”视为精神的本质，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目的，具有改变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时，黑格尔对“自由”的高扬便激起了崇尚自由的俄国思想者和哲学家的高度共鸣。当黑格尔进而将自由观贯穿社会历史领域，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宣扬了国民理想而超越了人的自私本性，强调了人为高尚的精神生活应当抛弃利己主义，使私利从属公利时，黑格尔这一极具浪漫气息的自由观，便在不简单地以物质、神性为“自由”的最高表现中，刺激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的理想主义热望和对美好现实的曼妙追求：绕过西方工业文明，在教化农民和完善村社公有制中踏上共产主义的人间路。无疑，“自由”是近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探讨主题。然而，如果说黑格尔基于主观认识论、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的自由观，与俄罗斯宗教哲学基于个体生存论、以透视内在生命为核心的自由观格格不入，那么黑格尔自由观中的浪漫色彩，将自由奉为“理性神”而给予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影响和启示，则在高扬“自由”的精神价值中，为后者批判西方科技理性对人的压抑，并将自由视为如Ф.M.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的地下室”，即将自由视为人的心灵深处无可消除的永恒需要和梦想，自由即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如В.С.索洛维约夫的“人身自由”即超越人本身，将自由建立在开启人内心的神性存在中，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至于Н.А.别尔嘉耶夫，尽管他并不赞同黑格尔的理性自由观，批评黑格尔让客观精神主宰了人，将理性变成了神，使“自由变成了必然”，因而受制于理性的“自由”归根到底是不自由;但是，他又肯定黑格尔对主体的高扬，为人类摆脱奴役、获得自由指出了方向。Н.А.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尽管强调自由是基于“个性”的伦理学范畴，根植于精神世界，是面对生命深处主体的“我”而向善去恶，但这一思想却与黑格尔的人类意志活动的原动力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人们从主观需要出发进行活动时便是自由的实现等观点，异曲同工。
止于纯粹思想范围的认识社会、透视人生，不可能抵达真知至善的彼岸，行动、实践才是唯一出路。这一点已经成为近代俄国思想家的共识。然而，何处才有“抵真达善”之路？康德囿于伦理道德领域，以应有要求现有、理想套用现实之路显然行不通。黑格尔哲学关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解决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思想，则在引发俄国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家改变俄国现实强烈渴望的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兴趣。
不同于谢林哲学对俄国的影响较多集中于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由此形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对俄国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在西方主义者中，“如果说谢林的名字和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的崇拜者则多是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者”[55]。黑格尔关于理想注定会变成现实，思维可以转化为存在，并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强调辩证思维方法对解决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之矛盾的思想[56]，在引发俄国西方主义思想家“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接受了黑格尔主义”[57]，从而先保守地解读（М.А.巴枯宁[58]虽然对现实极为不满，但又认为既然专制社会已经是“现实”，那就说明它是合理的；В.Г.别林斯基也在多篇文章中主张与社会现实妥协、调和），继而激进地反映（М.А.巴枯宁和В.Г.别林斯基后来转而认为：黑格尔所说的“现实”可能指虚妄的表象而非实在，因而也并非“合理”；B.Г.别林斯基抛弃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指责其君主立宪的国家理想极其“狭隘”；A.И.赫尔岑更是坚持以行动改变现实以符合人们的理想，强调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因此，尽管这些早期的俄国黑格尔分子（М.А.巴枯宁、В.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几乎根本不触及黑格尔哲学的一般论点，而是主要关注历史哲学的问题，但他们对“个性问题”的关注却将人们的思想引导至历史存在的界限之外，促使俄国人提出了一些带有一般哲学性质的问题。至于作为西方主义者的俄罗斯宗教哲学集大成者В.С.索洛维约夫，其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的“完整知识”理论，揭示了西方哲学“把人仅仅作为认识主体，同时把人之外的世界作为认识客体”[59]的片面性，通过这种揭示，В.С.索洛维约夫在看到西方哲学仅仅具有理论性质，只包括认识主体的“实有”而缺乏实践主体的“应有”（如西方哲学的巨擘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就因没有“任何应有的东西”而无法通过个人活动，在追求真理和实现善良的过程中真正抵达求真向善之路）中，通过其“完整知识”理论，将黑格尔限于理性的实践功能转化为通过“意志”来实现知与行、思与动的实践功能。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对俄国哲学的影响，无疑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黑格尔哲学主要影响了俄国的西方主义者，但它同样对斯拉夫主义者产生了影响。表面上看，斯拉夫主义者强调俄罗斯历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似乎与黑格尔哲学无关，但他们用来论证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据却似乎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难逃干系。黑格尔哲学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中，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因而都是其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斯拉夫主义者正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观点，来论证俄罗斯历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与斯拉夫主义如影随形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样没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纠缠”。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谈到关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真理、自由观点时，已经涉及了。
因此，人们强调俄罗斯哲学的独特性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它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更不意味着它自认高于或超越西方哲学。相反，“正是俄罗斯人自己不无骄傲地把他们的斯科沃罗达比作俄罗斯的苏格拉底，把别尔嘉耶夫比作俄罗斯的黑格尔。不仅如此，18世纪俄国的共济会是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分不开的，19世纪30—5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不过是对黑格尔和谢林哲学的反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又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西方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哲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60]。这一表述，可谓高度概括了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当代俄罗斯哲学中的西方化倾向——“新欧亚主义”——颇受青睐，不过是西方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缠绵关系的当代延续。
西方文化对俄罗斯哲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不似西方哲学那般直接明显，但仍然不可忽略。[61]其中，除了西欧启蒙思想，还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法浪漫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正是作为俄国近邻的西欧17世纪出现的科学进步、文化繁荣，在为落后的俄国社会带来教育、科学知识、文学、世俗精神等文化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其社会意识的进步，“动摇了早先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62]。彼得大帝的改革[63]使俄国进而接触西欧的科学、文化，使其文化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并对其未来的文化命运产生深远影响[64]，从而在强化俄国社会西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与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65]。在这一时期，西欧许多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巨匠[66]及其著作，“在俄罗斯已为人知晓”，即便是“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利用那些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产生出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说’等唯理论思想”[67]。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对于人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罪恶之源（教会始终坚持这一点），而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动的个性，其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如今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占据可敬地位的，已不是财富和祖先的名望，而是智慧、勇敢和个人的品质”[68]。
西方文化对俄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哲学中。这一点，从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论，到В.С.索洛维约夫的综合，再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以及后来的流亡俄罗斯哲学所形成的独特的俄罗斯传统哲学，对个性、精神、自由、生命意义、人道主义的关照中体现出的人文性，即可得到证明。
俄罗斯宗教哲学形成于19世纪初，成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倾力于宗教、文化、政治、社会观念的更新，在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复兴”[69]从而迎来俄罗斯文化史上“白银时代”[70]的同时，也通过浩大的“寻神运动”[71]开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全面兴盛的历程。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传统、语境、基础的内在源泉，是东正教信仰。尽管俄罗斯哲学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后开始摆脱东正教信仰，在西方哲学影响下开始了创立独立哲学的历程。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俄罗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仍然是在俄国拥有近千年传统的东正教。正是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和震荡，倾向于拒绝通过知识和理性形式来走向最高境界与终极关怀的东正教，它富有的群体意识、救世观念、人道主义、神秘主义等，契合了俄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而促使和推动了俄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寻找灵与肉、神与人、自由与上帝的统一，以唤起俄罗斯哲学的回归和创新，并把目光再次投向东正教，“俄罗斯哲学的开端是和罗斯受洗相关联的。平静而自然的多神教泛神论被基督教取而代之”[72]。多神教教徒在转变为新教教徒的同时，其观念也由多神教的自然崇拜转变为基督教的末世、终极观念，他们开始听从个人道德责任的召唤，使个人的整个生活与外部世界相关联，让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服从于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
从东正教的群体意识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通过“共同体”原则领悟到，个人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上帝和人民是统一的机体，创立了以“聚合性”表达“自由”和“爱”的哲学理论。[73]
从东正教的救世观念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通过“第三罗马”概念，认识到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地位，在创立以哲学直觉统一神学、哲学、科学，用“索菲亚”[74]作为世界和上帝之中介的“神人类”[75]理论中，强调了俄罗斯作为“第三种力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从东正教的人道主义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通过“上帝救赎人类”和“人人皆兄弟”的教义，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地位，从基督教人类中心论中阐发了深刻的人学，从而既丰富了现代基督教思想，又深化了人道主义。[76]
从东正教的神秘主义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通过“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投向了教父哲学和拜占庭东正教的传统，在以是否偏离东正教作为衡量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如Г.В.弗洛连斯基）时，主张返回东方教会神秘主义传统（如В.Н.洛斯基[77]），并运用“直觉”“纯内在的体验”等构建和阐述其理论。[78]
可以说，俄罗斯哲学中一切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都与东正教相关联。正是东正教使俄罗斯哲学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民族特征，“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是宗教哲学，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家们都是信徒，至少都有虔诚的宗教情怀，这是他们哲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使俄罗斯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主要根源”[79]。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传统、语境、基础的外在动力，是西方哲学及其文化。正是西方哲学及其文化的理性化、工具化、世俗化倾向，在激发俄罗斯哲学的拒斥和反抗中，促使和推动俄国知识分子在寻找俄国民族文化之根中把目光投向俄国精神文化的传统[80]，投向追求人的理性、情感、意志、信仰的完整性[81]，投向创立俄罗斯独特哲学的具体实践[82]，投向最能体现俄罗斯文化与哲学特点的直觉性思考和情绪化表述[83]等，从而使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因此，就内在源泉和外在动力的双重维度而言，俄罗斯宗教哲学可谓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在近代俄罗斯哲学土壤上的嫁接之果。俄罗斯宗教哲学尽管在苏联时期被迫“远走他乡”，但却从未销声匿迹，反而因其“流亡”身份，因其主张哲学的作用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一度声名鹊起于国际社会理论舞台，因此在苏联解体后高调登场并迅速成为俄罗斯民众的精神“救主”。在当代俄罗斯，宗教哲学作为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学与哲学，两者无论就表现形式还是就表达内容来看，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说俄国文学是俄罗斯哲学的源头，似乎很不靠谱。
然而，尽管俄罗斯哲学的源头与俄国文学之间似无直接的关联，但是，学者们在分析俄罗斯哲学的成因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何以俄罗斯哲学具有文学艺术的发展倾向？”“何以俄罗斯哲学家中有如此多的作家和诗人？”“何以俄罗斯文学具有哲学的厚重感？”“何以俄罗斯文学大师中有如此多的哲学思想家？”之类的疑问。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哲学，曾经是俄罗斯哲学的显著特点。尽管这一特点与其说是俄罗斯哲学的长处，不如说是它的短处，与其说是它的优点，不如说是它的缺点，因为它不过表明：俄罗斯哲学还没有真正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且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语言、方法，而仍然与文学处于“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84]；但问题本身却表明了俄罗斯哲学与俄国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对此，Д.С.利哈乔夫[85]在谈到俄罗斯文化时就认为，在既往许多世纪中，俄国的哲学与文学、诗歌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研究俄罗斯的文化应当联系М.В.罗蒙诺索夫[86]、Г.Р.杰尔查文[87]、Ф.И.丘特切夫[88]、В.С.索洛维约夫、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89]、Л.Н.托尔斯泰、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90]等的思想，在俄罗斯的圣像画中，其哲学思辨色彩首先表达着世界观，而俄罗斯的音乐也表达着哲学的思想。[91]Д.С.利哈乔夫虽然是在说明俄罗斯文化与哲学的关系，但又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俄国文学是如何通过影响俄罗斯民族心智的形成和发展，而对俄罗斯哲学的形成具有源头和影响作用的。
这种影响表现为，俄国人通过充满智慧的成语、谚语、俗语、谜语，以及充满欢乐或饱含忧伤的仪式、民歌，在丰富俄国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而在为俄国的文学大师们提供丰富的教育理念、伦理观念、道德思想、艺术美学等创作灵感[92]的同时，也为俄罗斯哲学提供了一种以感性的甚至文学的话语方式表达晦涩哲思的语言资源。这一点，我们从俄国诸多宗教哲学家的著作中可见一斑。以至于19世纪俄国的经典文学在成为俄国民族哲学载体的同时，也在充满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展现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近代欧洲的实证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哲学观点。这一点，我们从А.С.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叶普盖尼·奥涅金》、М.Ю.莱蒙托夫的《童僧》，从Л.Н.托尔斯泰的“三部曲”小说、А.Б.契诃夫的短篇小说、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小说”，所体现出的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哲学问题的深思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存在状态、生命形式、生成意义、本性等问题的哲理与生活体验的融合中，便可以发现。至于В.Г.别林斯基、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Н.А.杜勃罗留波夫[93]等文学批评家在其文学研究中体现的“写实主义”，更是法国实证主义大师孔德哲学观点的直接体现。19世纪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94]，通过对认识论、伦理道德、社会问题的思考，在运用与文学接近的概念和范畴诠释深奥的哲理、构建大全的哲学体系时，既使俄国文学成为俄罗斯哲学自我存在的表征，又为俄罗斯哲学打上了浓厚的俄国文学印记。
这样，俄国文学与俄罗斯哲学相互交织，与俄罗斯社会思想、社会发展有机相融，便在成为俄罗斯民族哲学载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创造独立的俄罗斯民族哲学的重任。因此，当人们指责俄罗斯哲学因与文学的纠缠混杂而未能从混沌中“脱胎”并“独立成长”时，它却从一个侧面褒扬而非贬抑了俄罗斯哲学。因为正是广泛吸取俄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俄罗斯哲学才得以形成，并从而具有独特而丰满的理论形象以及灵动而富有活力的表达方式。
[1][俄]Н.О.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2页。
[2][俄]瓦·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参见[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15～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4]参见马寅卯：《何为俄罗斯哲学？》，载《哲学动态》，2006（9）。
[5]这里所说的俄罗斯哲学源流，指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来源，它包括近代与现代。
[6][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37页。
[7]其成员多来自贵族知识分子、地主、僧侣。代表人物有：И.В.基列耶夫斯基（其著作《19世纪》是斯拉夫主义的纲领性文件）、А.С.霍米亚科夫（其著作《世界史论丛》和《过去和现在》是斯拉夫主义的纲领性文件）、К.С.阿克萨科夫（其著作《论俄罗斯的基本原则》是斯拉夫主义的纲领性文件）、Ю.Ф.萨马林（Самарин，Ю.Ф.，俄国东正教思想家，对人类学问题有过详尽阐释）、А.Н.科舍列夫、В.А.瓦卢耶夫、В.И.拉曼斯基，等等。
[8]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影响的教授、作家以及贵族、地主、大商人。代表人物有：П.Я.恰达耶夫（Чаадаев，М.Я.，19世纪初叶俄国具有进步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家、宗教哲学家）、В.Г.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В.Г.，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政论家）、А.И.赫尔岑（Гéрцен，А.И.，俄国著名作家、哲学家、革命家）、К.Д.卡维林（Кавиин，К.Д.，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政论家、实证主义哲学家）、Н.В.斯坦凯维奇（Стакевич，Н.В.，1831年就读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时组建“斯坦凯维奇小组”，“西方主义”运动的产生严格意义上与该小组活动相联系），等等。
[9][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20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0]斯拉夫主义的哲学思想，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以东正教聚合性对抗西方个人主义；其社会政治理想，保持村社和地方会议的君主制，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有机统一；其经济思想，既赞同自由劳动，又维护村社土地占有制。Н.А.别尔嘉耶夫在谈到斯拉夫主义是“一种意识和创造的共同体”时认为，早期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人文科学者，其中扮演核心和关键角色的是А.С.霍米亚科夫，“霍米亚科夫没有关于专制制度的宗教上的概念，他对政权之源泉的理解是民主主义的，他是神权政治国家和政教合一制度的反对者”（[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49页），“斯拉夫主义的神学否定教会的权威，并借霍米亚科夫之口呼喊空前的自由”（同上书，50页）。А.С.霍米亚科夫关于“聚合性统一体”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自由与统一（统一不是强迫而是自由，自由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的有机结合的思想，关于“自由”在人的生活和历史中的重要价值的思想，受到Н.А.别尔嘉耶夫的高度评价并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点，在Н.А.别尔嘉耶夫的《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精神与实在》《自由的哲学》《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等著作中皆有体现。后期斯拉夫主义者则多为自然科学家、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早期斯拉夫主义的普遍主义诉求，成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者或民族利己主义的辩护者。
[11]在西方主义者中，П.Я.恰达耶夫是使西方主义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创立者，他“在1829年致Е.к.Дм.的著名哲学通信（刊载于《望远镜》杂志）中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这是俄罗斯独立的创新的思想萌芽”（[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33页）。但其观点不同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西方主义。后者的公认领袖是В.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则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А.И.赫尔岑既不满意斯拉夫主义的天命论，也不赞同西方主义为了将来牺牲现在的社会进步论，在运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分析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总结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争论时，得出了“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但它不会像斯拉夫派在论战中所确认的那样注定要走罗马—日耳曼民族所走的道路，重复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形式，俄罗斯也可以有自己更有前景的‘欧洲文明’模式”（伍宇星：《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研究》，88页）的观点。
[12]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前言”1页。
[13]Безлепкин Н.И.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2.-С.21.
[14]如上面提到的早期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И.В.基列耶夫斯基、А.С.霍米亚科夫等，本身就是早期俄罗斯宗教哲学家。
[15]Шпет Г.Г.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Сочинения.-М.，1989.
[16]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前言”1页。
[17]即便是对俄罗斯哲学的独立性颇具怀疑倾向的Г.Г.施佩特（Шпет，Г.Г.，俄国现代哲学家、胡塞尔主义者，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史尤其是有关18世纪哲学史及俄国哲学史的著作与论文），也在1922年的《俄国哲学发展概论》一书中提出，“斯拉夫主义的问题，是唯一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问题”（转引自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前言”1页）。
[18]И.В.基列耶夫斯基、А.С.霍米亚科夫关于语言的本质与属性的观点，К.С.阿克萨科夫关于语言与民族自我意识的一致性、语言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映形式、民族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认知的价值的理论，都涉及了哲学。
[19]马寅卯：《俄罗斯哲学》，载《世界哲学》，2005（5）。
[20]斯拉夫主义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遭到了它的对立面西方主义的尖锐批评。П.Я.恰达耶夫作为高举批判之旗的第一人，在《哲学书简》中，通过批判俄国政治的黑暗、政府的无能、社会的无望、文化的无根，在引发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形成并展开激烈辩论中，表明了其对俄罗斯未来之路的观点：按照彼得大帝当年为俄罗斯“划定的道路”即向西方学习之路前行。因为“他把我们完全转交给了西方……并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的未来交给我们作为未来”，因此，俄罗斯人必须“以我们内在力量的自由爆发、以民族意识的热情高涨来把握我们肩负的使命”（[俄]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13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于是，П.Я.恰达耶夫在提出俄罗斯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的同时，也表明了他的西方主义基本立场。这种批评在现代俄罗斯哲学的奠基人В.С.索洛维约夫那里，则几乎是毁灭性的。他在批判西方哲学缺陷、指出其危机缘于“知性思维”，断言它标志着作为一种“纯理论性抽象认识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其发展，并且永不复返地转入过去的世界”（[俄]Вл.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时，又通过清理和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在吸取和借鉴其积极因素中，运用西方哲学的理性形式，阐述和表达了其“万物统一”的哲学（包括哲学与人自身的统一，存在与万物的统一，科学、哲学与神学的统一，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历史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从而在俄罗斯哲学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大全式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使俄罗斯哲学具有了包括一般哲学所有问题的视域，并赋予了“基督教的永恒内容新的理性形式”（Соловьев В.С. Письма.В 3ТОМаХ.Т.3.-Спб.，1911.-С.89）。这无疑是对斯拉夫主义囿于狭隘的民族特性，以及仅以内在精神和信仰为基础构建哲学的一种批判。
[21]К.Д.卡维林就认为，“俄罗斯—斯拉夫部落的历史使命和日耳曼部落不同。后者的任务是把历史性的人发展成为一种人性的人，而我们则不得不去创造人”（Кавелин К.Д .Взгляд на юрилический быт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М.，1981.-С.23）。
[22]В.И.涅斯缅洛夫语。（Несмелов В.И.Наука о человеке.В 3ТОМаХ. Т.2.-Казань.，1994.-С.121）В.И.涅斯缅洛夫（Несмелов，В.И.），俄国宗教哲学家，1924年以前为喀山神学院教授，主要以基督教的基本直觉探讨哲学、人类学问题。
[23]В.Г.别林斯基语。参见[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206页。
[24]Л.П.卡尔萨文语。（Карсавин Л.П.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В 3ТО-МаХ.Т.2.，М.，1992.-С.19）Л.П.卡尔萨文（Карсавин，Л.П.），俄国宗教哲学家，1922年以前在彼得堡大学历史教研室任教，以库萨的尼古拉哲学为依据建立绝对者观念基础上的哲学体系。1922年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国。
[25][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209页。
[26][俄]С.霍鲁日：《俄国哲学的主要观念》，张百春译，载《俄罗斯文艺》，2010（2）。
[27]对此，一些当代俄罗斯学者指出，俄罗斯的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原则，即宗教经验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导致它追求“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性交往”，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是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智的。因此，“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已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框架之内”[[俄]С.С.霍鲁日：《俄国哲学的产生》，张百春译，载《俄罗斯文艺》，2010（1）]。
[28]即便是斯拉夫主义者也深受这种西方哲学的影响。例如，以А.С.霍米亚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因受教于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思想中蕴含的自由、人道等普遍主义理念就明显具有西方哲学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因素，他们所捍卫的“个人的绝对道德意义和人权因素”，虽然“在本质上是基督教因素和全人类因素，但在历史发展方面主要是西欧因素”（[俄]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196～19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9][俄]瓦·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63～64页。
[30][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30页。
[31][俄]瓦·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65页。
[32]例如，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观念就认为，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都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运动，人类依靠教育、科学、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达到普遍幸福。
[33]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203页。
[34]参见[俄]Н.О.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311页。
[35]参见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199页。
[36][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14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7][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30页。
[38]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9]“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占据着尤为特殊的位置。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评定我们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的话，我们应该将之称为道德说教。”（[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16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俄国知识分子不仅有道德的“说教”，而且付诸实践和行动，这从19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热衷投身各种社会运动中可见。
[40]Л.Н.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Л.Н.），既是俄国的伟大作家，也是道德大师，提出以《福音书》学说为基础的非暴力伦理学，其道德观念体现在多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和许多论述作品中。
[41]Л.Н.托尔斯泰从非对抗的根据、律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原因等角度探讨的“非暴力伦理学”，尽管以基督教学说为基础，但其中体现的至上道德原则却有明显的康德伦理学“痕迹”。
[42]В.С.索洛维约夫的《善的证明——道德哲学》，被誉为俄罗斯哲学史上“系统地和完全独立地考察道德哲学基本原理的第一次尝试”（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126页）。该书从善的结构和历程、道德的神性目标和人性基础、生命的道德意义等维度论证主题，得出了“道德哲学的对象是善的概念；道德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的任务就是阐明由经验所唤起的理性在善的概念中所思考的一切，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我们生命的应有内容或意义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同上书，129页）的结论。
[43]“自由”是基于“个性”的“伦理学和精神上的范畴”，它“根植于生存的内部，即根植于精神世界，自由的世界”，要求区分“表面的我”和“深刻的我”，不为过分地被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了的“表面的我”“客体的我”所左右，在面对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深处的、主体的“我”时，向善去恶。（参见[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25～26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44]Д.韦兰斯基（Вераский，Д.），俄国自然科学哲学家，被视为当时俄国哲学界谢林学派的领袖人物。
[45]参见[俄]瓦·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116页。
[46]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1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7]1823—1825年，一批谢林哲学的爱好者加入了“哲学协会”，他们多是“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
[48]“爱智社”的组织者В.Ф.奥陀耶夫斯基（Отоьевский，В.Ф.，俄国文学家，对神秘主义、自然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皆有研究），曾在《第二夜》一书中描述了谢林哲学对当时俄罗斯年轻人的震撼：对于他们，19世纪初期的谢林正像15世纪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他也没能实现最初的渴望，可是，他却为人们开辟出一片未知世界，指给后人一个前进的方向。于是，大家纷纷扑向这片遥远而神奇的乐土。（Отоъеский В.Ф.Русские ночи.-М.，1975）
[49]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前言”1~2页。
[50][俄]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徐凤林译，2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51][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30页。
[52][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71页。
[5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4]П.А.弗罗连斯基（Флоренский，П.А.），俄国宗教哲学家，曾任国立莫斯科大学神学院教授、司祭，主张万物统一的形而上学。十月革命后神学院被关闭，供职于莫斯科电力工业总局，研究电场和介质问题。
[55]叶丽娜：《德国古典哲学与俄国的思想觉醒》，载《俄罗斯文艺》，2008（2）。
[56]对此，恩格斯指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7]Francis Haskell，Roots of Revolution，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0，printed in Great Britain，p.12.
[58]М.А.巴枯宁（Бакунин，М.А.），主张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自发暴动，在24小时内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他与蒲鲁东被并称为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鼻祖。
[59]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118页。
[60]马寅卯：《何为俄罗斯哲学？》，载《哲学动态》，2006（9）。
[61]近代以来，俄国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所以发动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本身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彼得曾经作为留学生在英、法、荷兰等国学习，叶卡捷琳娜二世本就是生长在德国的俄国人，在成为沙皇后仍自称是伏尔泰的女弟子，因而他们对俄罗斯的落后和如何改革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至于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А.Н.拉吉舍夫（Радищев，А.Н.，18世纪俄国杰出思想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俄国社会激进主义的鼻祖）、第一个社会主义者А.И.赫尔岑、第一个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十二月党人、19世纪70年代社会革命的主角民粹党人，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62][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8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3]为了改变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采取了下列重要措施：（1）兴办各种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使教育的控制权从教会转入世俗政权。（2）改革文字，方便了书籍的印刷出版和人们的日常阅读书写。（3）改革历法，使之与欧洲统一。（4）出版1000多种西方著作，内容涉及军事、造船、建筑、数学、历史等方面。（5）建立文化设施，如1702年创建第一座公共剧院，1718年建立第一个博物馆、图书馆，1724年成立俄国科学院，培养出科学泰斗М.В.罗蒙洛索夫。
[64]对此，国立莫斯科大学史学教授们指出：“彼得改革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性质，它维护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人民处境的恶化和农奴制压迫的加强。但是，这些改革活跃了封建制度内部业已存在的潜能，并借此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101～102页）
[65]同上书，107页。
[66]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笛卡尔、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等等。
[67][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108页。
[68]同上书，108～109页。
[69]文化复兴：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俄罗斯思想文化的活跃与繁荣时期。它源于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被Н.А.别尔嘉耶夫称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反传统。一些知识分子反对俄罗斯传统文化，要以新的思维和方法重新审视与评价俄罗斯传统文化，要在文化思想、审美标准、艺术价值观等方面创造新的文化体系，探索俄罗斯文化的新出路。“探索”成为反传统派的旗帜，“创新”是反传统派的价值取向和个性自由的表现。二是继承传统。主要是继承19世纪俄国的文化传统，同时不排除对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吸收。两种倾向共同构成俄国文化的多元发展格局，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形成了繁荣景象，产生了一批文学家、诗人、哲学家，并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中也有所体现。
[70]白银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化繁荣时代，相对于19世纪以А.С.普希金、М.Ю.莱蒙托夫、И.С.屠格涅夫、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Л.Н.托尔斯泰、А.Б.契诃夫等为代表的空前绝后的文学繁荣和在世界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黄金时代”而言。19世纪末，随着西欧现代主义的传入，俄国文坛尤其是诗坛重新兴盛，以有别于以往文学风格的姿态再次将俄国文学推向新的高潮，主要文学流派有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其中象征主义的影响最大。代表性诗人有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勃留索夫、巴尔蒙特、阿赫玛托娃、吉皮乌斯、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等等。白银时代的文化是在批判俄罗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形式，其过程经历了诗歌、文学、艺术、哲学四个阶段，俄罗斯宗教哲学是其中的重要文化成就。
[71]寻神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化复兴运动”中，俄国知识分子为更新基督教意识、文化、政治、社会及个人的生活观念，发起的一场“新宗教运动”。代表人物有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作家、诗人、批评家和思想家）、В.С.索洛维约夫、Н.С.特鲁别茨科伊（Трубецкой，Н.С.，主要研究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史。1915—1916年任国立莫斯科大学副教授，1918年任罗斯托夫大学教授，十月革命后离开俄国，俄国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Г.В.弗洛连斯基（Флоровский，Г.В.，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东正教神学家，欧亚主义创始人）、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B，С.Н.，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神学家）、С.Л.弗兰克、Л.舍斯托夫，等等。新宗教运动的名称各异（如“新宗教意识”“新基督教”“新唯心主义”“神秘的现实主义”“个人主义”等），但其内容皆强调基督教与多神教、灵魂与肉体、神与人的统一（如В.С.索洛维约夫关于人的“先验本质是在人的内心中开启出来的神性存在，而非传统基督教的上帝从外部统治人”，Н.А.别尔嘉耶夫关于“自由的神正论意义”等）。“寻神运动”的实质是，俄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改良基督教和更新现有的宗教意识，将基督教教义与人道主义、个性自由、尘世生活联系起来，在从宗教中寻求济世良方的同时，摆脱和打破精神枷锁。
[72][俄]М.Н.格罗莫夫、К.Н.亚历山大罗夫娜：《俄罗斯哲学的类型学》，陈红译，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73]如А.С.霍米亚科夫。
[74]софия，即永恒女性的象征，是上帝的智慧，表现出上帝的绝对原则。
[75]如В.С.索洛维约夫。尽管他认为基督教是人类宗教发展史上的最高阶段，他本人被认为既不是东正教徒，也不是新教徒，他超越了宗教派别之间区分的限制，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真正普世的基督徒，但是他又仍然坚持东正教的“救世”观念。（Лосский Н.О.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М.，1991）
[76]如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
[77]В.Н.洛斯基（Лосский，В.Н.），Н.О.洛斯基之子，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东方神学家。
[78]这几乎为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所共有。
[79]张百春：《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载《哲学动态》，2006（11）。
[80]如大部分俄罗斯宗教哲学家。
[81]如И.В.基列耶夫斯基。
[82]如В.С.索洛维约夫。
[83]如Н.А.别尔嘉耶夫。
[84]马寅卯：《何为俄罗斯哲学？》，载《哲学动态》，2006（9）。
[85]Д.С.利哈乔夫（Лихачев，Д.С.），20世纪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政治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基督教活动家，1971年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86]М.В.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М.В.），18世纪俄国著名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诗人，俄国科学院第一个俄国籍院士，瑞典科学院院士和意大利波伦亚科学院院士，创办了俄国第一个化学实验室和第一所大学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
[87]Г.Р.杰尔查文（Державин，Г.Р.），18世纪俄国著名诗人。初期诗作遵循М.В.罗蒙诺索夫的传统，后突破古典主义固定模式，以生动口语描写日常生活，在丰富诗歌语言中使俄国诗歌更接近现实。代表作有《费丽察颂》《攻克伊兹梅尔要塞》《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等。
[88]Ф.И.丘特切夫（Чутчев，Ф.И.），19世纪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与当时的А.С.普希金和М.Ю.莱蒙托夫并称为俄国三大诗人。除早期个别诗作有明确的社会意义，其他多为哲理、爱情、风景诗。一生诗作400余首，代表作有《西塞罗》《沉默吧！》等。
[89]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Ф.М.），19世纪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与Л.Н.托尔斯泰、И.С.屠格涅夫等人齐名。其创作围绕人类学、历史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等精神哲学的问题展开，文学作品中蕴含丰富深刻的哲理。
[90]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19世纪俄国革命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文学批评家。
[91]参见[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王焕生、季志业、李政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2]А.С.普希金、Л.Н.托尔斯泰、Н.В.果戈理、И.С.屠格涅夫、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А.Б.契诃夫等文学大师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引用俄罗斯民间的谚语、俗语。
[93]Н.А.杜勃罗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Н.А.），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
[94]如В.С.索洛维约夫、Л.舍斯托夫、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