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回归与归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历程
中国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在极大解放思想的同时，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丽日和风。然而，与苏联解体、剧变后俄罗斯哲学的混乱无序相比，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斑斓色彩和丰富形态，在向世人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之时，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一、简单回望：前近3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史无法割断。谈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必要简单回溯自新中国诞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何以学界在这一阶段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思冲动，何以学界在这一阶段会产生如此迫切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愿望和行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近30年，可谓是成就与失误交织、坎坷与默默抗争交替的近30年。它始自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学术文化研究进入全面新生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繁荣做出了贡献。这一阶段我国的哲学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在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在随后的传播、研究、运用中发挥了哲学的巨大作用。由此，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哲学形态出现了，一支集教学、宣传、研究、翻译于一体的队伍形成了。
其二，其他各哲学分支学科。它们在前近30年我国的哲学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想家，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于各自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
前近30年我国哲学的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在高校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哲学系，并开始招收导师制硕士研究生；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各哲学分支学科，一些学科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等还相当完备；拥有了一批学术造诣高的研究与教学人才；翻译和出版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西方哲学方面6卷本的《哲学史》、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原著，以及作为批判用的部分近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少数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等；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新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显示扎实学术功力的论著；培养了一支热爱并致力于推进哲学发展的后备队伍等。
这里有必要指出，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后者为样板发展起来的[1]，因而在主要理论、体系框架上都基本沿袭过或遵循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且在后来近30年的研究中一直认可和赞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但不能将两者完全等同。因为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天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2]，并将它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是在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结合中[3]，将关注点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上。就学术层面而言，这种探索包括新概念的提出、新范畴的推演、新命题的展开、新理论的创建。就话语方式层面而言，这种探讨是运用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相契合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质。在这一探讨过程中，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李达、艾思奇等，分别从整体上系统而通俗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多个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多哲学教师和研究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等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学术争论[4]中，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问题、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等，在有别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解答。因此，无论就哲学形态还是就具体内容来看，都不能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等同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则在于都具有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两者间的差别，则在于各自哲学的民族特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教科书体系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特定历史时期不得不借用的“中介”，一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具备了自身的理论元素，删除苏联教科书体系中不属于自身的理论内容并借以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便成为必然。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总体而言，我国前近30年的哲学，由于政治的过分干预而进展缓慢。受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各个学科，无论从指导思想到评价标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进路，还是从资料选择到资料引用、从做出结论到传播运用，都无法避免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的弊病，从而难有大的作为；一些本可以通过改造而发展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被不恰当地取消。即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看似最为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苏联教科书体系所限，而只是部分正确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原理，没有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和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内在逻辑、精神实质、理论特性。因而从根本上讲，同样没有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前近30年的哲学研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行政干预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各个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从而使各个学科呈现出形式的、表面的“融合”，但实质上，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基本处于各自封闭、相互隔绝的状态。这种互不相涉的“各自为政”，在妨碍学科之间的相互吸取与借鉴的同时，也妨碍了哲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需要提及的是，前近30年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虽然一直因为国内政治运动的跌宕起伏而历经坎坷，因“长官意志”和受苏联哲学影响而难免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的弊病，但是，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无论在意识形态高压的“梅雨季节”还是在学术批判的“盛夏酷暑”，无论在政治运动间隙的“阳春时分”还是在文化整体遭遇寒流的“严冬三九”，都始终以公开的或隐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继续着理性的思考和爱智求真的跋涉。正是他们不离不弃的执着与坚韧，才使前近30年我国的哲学事业取得了不能忽略也不容抹杀的成就。正是他们的艰难探索和辛勤付出，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书写了值得讴歌、值得纪念的一笔的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大批生力军的涌现打下了人才基础。看不到这些成绩，我们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走向新生，以及何以选择走向新生的路径。
二、回归与归真：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历程，有学者按照致思路径、研究主题、探讨方式、总体风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两场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价值论、哲学史学科建设、教科书体系改革等领域结出硕果的第一阶段；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心转移、“问题意识”凸显，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并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向哲学观层次研究跃升的第二阶段；形成于21世纪的研究热点领域、研究路径分化，预示了研究范式的新的转换前景，产生出马克思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等多个热点的第三阶段。[6]此外，有学者依据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3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的前五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到现在的三个阶段。[7]两类划分大同小异。为便于比较分析，本书主要依据第一种类型的划分。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在引发人们揭露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恶果之时，也促使学界反思导致这场灾难的深层社会机理和理论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如此？”的追问，推动着学界进而追问和思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为何？”。打开这一追问和思考之门并引导学界走向思路深处的，便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场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1.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一文的发表为起点，在历时两三年的时间中，学界就“何谓真理的标准？”“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真理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这场大讨论尽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9]，然而，它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价值，却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作为走向新时期之初，我党的一次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返本”运动，它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全社会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为打开长期以来套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枷锁，引领思想解放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改革开放大幕即将开启，中国理论界的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反思高度政治化、单纯意识形态化的哲学，摒弃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从而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营造了宽松的理论环境和良好的舆论氛围；作为全党、全社会、全理论界的精神引领，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
这场大讨论具有强烈的学术意义。由它引发，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进而延续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实践唯物主义”，在适应“社会的大变革要求哲学观念变革”的时代需要中，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向长期囿于“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从认识论范畴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方式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而在被过去一直视为神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铁壁铜墙”上开凿出第一个缺口。“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强调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和中心地位，高扬人的主体、价值、地位、权利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重大突破。这一重大突破，对3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无疑极为深远。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历史意义时，又不得不看到，由于这场大讨论首先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而展开的，所以对其可能存在的理论上的逻辑困境还没来得及从学理层面加以反思。比如，这场大讨论当时限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内展开，以至当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这一标准既不能从主观意识也不能从客观对象，而必须从具有“主客统一”本性的实践中寻找时，它就不能坚持真理标准上的唯物主义，从而实质上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当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并坚持从真理对象、真理标准的客观性去理解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非主观的，也不具有主观性的“客观性”标准时，它就因忽略实践是包含主观要素在内的客观物质活动，而不能被视为纯粹的客观物质活动，不能坚持真理标准上的辩证法，无法把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从而实质上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命题。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性，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此，学界在其后的相关反思中，强调立足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像马克思那样，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感性的活动、物质活动”[10]，即将实践标准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逻辑中去理解，看到实践正是认识的对象和源泉，因而也是认识真理的标准，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标准观得以走出这一逻辑困境。
2.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以朱光潜在两篇文章[11]中率先提出“人道主义”问题，汝信、王若水的文章[12]中率先提出“异化”问题为开端，学界从1980年开始了对该问题的热烈讨论。从1980年起，讨论文章大量涌现，将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卷入其中，许多刊物还开辟了专栏。[13]这场大讨论吸引了一些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14]，他们的参与在大讨论的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达数年的时间中，学界就“何谓人性？”“何谓人的本质？”“人性与人的本质的概念区别何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有何关系？”“能否用异化观点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这场争论，人们评说不一，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然而，它在讨论中涉及的人的尊严、地位、权利等问题，在释放人们潜藏于心10年之久的悲痛情感的同时，也触动了人们痛定思痛的神经；它关于人的主体性、自由、价值等问题的争论，在促使学界反思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时，也推动了学界从哲学层面思考诸如“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非人道现象何以形成的深层机理等问题。这场争论尽管早已结束[15]，但由它引发的对“人”的问题的深入思考，却在社会各个层面持续发酵且绵延至今。理论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价值论研究，90年代的人学研究，21世纪的人权研究，以及马克思哲学“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研究，乃至当下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等，无一不是当年这一大讨论的别样表现形式。中央高层关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6]的观点、关于“以人为本”[17]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关于“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18]的思想，同样可以被看作这一大讨论的回声和继续。
两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大讨论，在标志中国的哲学发展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新历史时期的同时，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启了“反思哲学”[19]的时代，并揭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回归的序幕。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场反思及其随后在学界引发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现端倪，至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并延续到21世纪。因此，这里对“反思哲学”中一些问题的追溯，并不限于80年代，也涉及之后的时期。
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回归，促使学界从多个向度追问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内容涉及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诸方面。讨论最终在使主客体关系、实践唯物主义、真理观、价值观、中介论、矛盾统一性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的同时，也让人们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为何？”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和哲学基本问题
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首先需要反思传统教科书所理解的“本体论”[20]。对此，学者指出，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厦之基归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认为一切源于物质，一切通过物质。因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被认为是绝对的、至上的真理。针对这一将“物质”完全脱离、独立于人的现实感性活动，而不可避免地使其具有抽象思辨性的致思路径，学界从下述方面进行了反思：（1）传统教科书模式中以物质为基石的本体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如果不符，又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唯物史观？如果符合，又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怎样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术语？（2）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哲学”，究竟“新”在何处？其本体论与近代主客二分模式究竟有何区别？（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本体论？如果有，这种本体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等。
反思推动着学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并强调指出：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原则自身而非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来区别新、旧唯物主义的，是从直观性而非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来批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的，因此传统教科书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看法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是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即实践出发而非从自然存在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从而在改造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出发点的根本转变，因此传统教科书没有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在哲学基础上的变革。
反思带来了思想解放，学界出现了以“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命名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并持续到90年代，涉及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究竟是何？物质？存在？实践？社会关系？……还是其他？随着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深入讨论，一种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置于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中考察，注重本体论形态的多样化、变动性，反对将其单一化、凝固化，注重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存在论”“生存论”价值，反对将其从中剥离，使之成为无根基、无复杂多样性的“实证科学”“知识论”的观点，开始被学界接受。争论的结果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异质理解基础上，形成了物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生存本体论、感性存在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产本体论、生产关系本体论以及“超越本体论”[21]等不同的结论，并为后来学界以解释学为基本路径、从多元角度提出各种本体论观点打开了思路。
无疑，“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理论的总体倾向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有力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焕发了其生命活力。同时，从“实践唯物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和指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方式，破除先前只能根据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主义解释学观念，从而促进学界解释学意识的觉醒，在“回到马克思”的运动中，研究马克思原典，在理解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出诸多传统理解方式中不具有、不明确、不系统的观点，无论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还是对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和阐释，对于把握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作用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其中存在的理论不足：仍然囿于传统教科书“主客观统一”的视域，而没有从实践的客观性即人类生活的物质存在方式去理解实践；将“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作为世界本体，以“实践本体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走向对本体的“超越”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混淆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个别学者甚至在秉承西方学者不断重复的“马恩对立”，在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划界中，根本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因此，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在先前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区分“实践作为哲学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实践在物质世界中的地位”这两个问题，认为前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即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问题，后者涉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实践观的区别问题。[22]这一观点为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视角。
反思传统教科书的“本体论缺陷”，是否意味着这种“反思”本身无懈可击？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两场大讨论起，在对传统教科书的一片批评声中，学界始终存在支持者和辩护者。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含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而非限于社会历史、人、思维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由世界观、历史观、意识论三部分组成，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式理解[23]等方面，为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正确性、合理性抗争。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在肯定对传统教科书“本体论”反思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对这类反思中存在的相对主义诠释倾向提出质疑，指出必须看到和承认传统教科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无论在总体上[24]还是在具体阐述上[25]，都有值得肯定的、正确的一面，认为这种正确方面的理解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也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通过回归马克思哲学文本而激活马克思的“在场”中必须坚守的东西。因此，这种对反思的反思，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
由于哲学基本问题直接关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而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基础的理论之一，涉及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基础等问题，因此，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反思在中断20余年后[26]的20世纪80年代初又回到学界，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反思如影随形。这种反思包括：（1）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究竟包含哪些？（2）哲学基本问题是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如果没有过时，它在现当代的表现形式有无变化？变化怎样体现？（3）主客体关系问题是否属于、能否取代哲学基本问题？等。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反思，给学界留下了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广阔思维空间，促使学界在思考传统教科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27]模式合理性的同时，揭示了它的局限性：传统教科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而没有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特殊理解[28]，因此，它既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也因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仅仅视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仅仅视为意识与存在关系的特殊表现（即狭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而非现实形态，而未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宏观价值。因此，传统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度理解。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反思，学界得出了诸多新的结论，例如：（1）将哲学基本问题归纳为四种，即思维与存在何为第一性和世界可知性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基本路线的对立斗争，哲学基本问题不同于哲学最高问题。（2）反对或赞同将主客体关系问题并入或用其取代哲学基本问题。反对者认为，现当代哲学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的改变，只是哲学基本问题表现形式的变化，而非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改变。赞同者认为，主客体关系问题在现当代哲学中已经成为哲学基本问题。（3）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变化的诸多见解。一是认为它是“变”即形态可变与“不变”即基本问题不变的统一。二是认为它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是可变而非永恒不变的。三是认为随着现当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变革，哲学基本问题已被终结和超越等。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对探究、求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无疑是有价值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还需要反思传统教科书理解的认识论。对此，有学者指出，与抽象的物质观相应，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限定在研究认识的“一般本质”及“一般发展规律”的框架内，因而基本停留于近代“知识论”层面，指出它存在着“知、情、意”之间的断裂，社会系统诸因素与个体认识诸能力之间的断裂，社会心态、社会理解、语言解释能力之间的断裂等问题。随着“实践”“主体性”讨论的展开，学界围绕认识论的一些基本理论，思考了下述问题：（1）哲学是否就是认识论？（2）认识论的根据问题，是实践本体还是物质本体？还是两者的统一？（3）认识的本质问题，即认识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是反映？选择？建构？还是两者或三者的统一？（4）认识的过程问题，即关于“知性”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理性”在理性认识与实践中的中介作用问题。（5）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问题。（6）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如认识主体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认识的前结构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
反思传统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离不开对实践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观问题，又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观问题。前者在20世纪80年代侧重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后者由于它涉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即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否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是否是实践？”等问题，在当时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中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究竟为何？“基础”与“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否是一回事？坚持实践，还是坚持客观物质世界，还是“既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承认实践的世界观意义”？……这些问题在引导学界反思传统教科书认识论的同时，也为辨明许多先前含混不清的问题，拆解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模式，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重建，提供了致思路径。
认识论的探讨必然涉及真理观。对历史的反思、真理标准、实践问题的讨论，又引发了学界进而反思传统教科书的真理观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传统教科书中的真理观，以唯物论为基础，从辩证法维度论及了真理的属性（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但是，由于它基本不涉及真理的价值性，因而难免有抽象性之虞。学界对真理观的反思包括：（1）何谓“真理的本质属性”？即真理具有“客观性”还是具有“主观性”，以及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2）有无价值真理？承认价值真理会不会导致多元真理和阶级真理？
反思的结果是，在争论中推动学界深入思考何为真理的本质等问题。对此，有的认为有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之分，有的坚持真理的本质是客观性的，有的主张真理的本质是主观性的（但多数学者反对“主观真理论”），从而在辨明真理本质的同时，也为如何辩证地认识真理的“主观因素”提供了思路。反思还促使学界深入思考价值真理问题。对此，一种观点认为真理有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之分，而传统的真理定义只概括了事实真理而排斥价值真理，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承认价值真理，真理成为因人而异的理论，就否认了客观真理，将导致真理多元论。反思还推动学界深入思考真理与阶级的关系，即真理是否具有利益因素，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以及深入思考真理的表现形态与本质的关系、真理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等问题，从而推动了对真理问题理解的深化。
上述认识论问题，在成为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轴心，即当这种讨论使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哲学是否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展开，辩证法的讨论以“辩证法是否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展开，历史观的研究以历史之“主客体关系”的形式进行时，它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紧紧地串在了一起。它在开辟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路时，对建构“主体—客体关系”的认识论框架起了尤为巨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充分肯定“认识论反思”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教科书诸多认识论观点的正确性。无疑，传统教科书关于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客观真理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认识运动的辩证法等观点，都贯穿着“客观性”的唯物主义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违背反而恰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否则，我们将无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的革命。因此，当这类“反思”，将“主体性原则”视为高于“客观性原则”，视为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最高原则，将真理视为因人的认识参与而不再“纯客观”，将认识视为不再是思维与外在对象的符合而是主体活动的认识时，我们同样需要警惕那种由强调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实践原则的主体性，走向否定其客观性的极端；否则，不仅无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而且可能因此滑向马克思本人所极力反对的主观思辨哲学。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问题
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还促使学界反思传统教科书的辩证法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就自然辩证法是否仅限于自然观、客观辩证法是否与社会历史和人的目的性活动无关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一些学者批评传统教科书：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局限于客观与普遍两大特性，因而其规律和范畴属于自在世界；二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将自然界与人的目的性活动分开，是典型的知性辩证法；三是将主观辩证法看作只是人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将辩证法归结为方法论，视其只有认识工具的价值。针对传统教科书这种将辩证法视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仅仅将它视为方法论的做法，学界从下述方面进行了反思：（1）辩证法是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合成物”？（2）辩证法的生命力何在？是实践还是客观自然界？（3）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同时具有本体论、世界观的意义？（4）辩证思维是两极性的还是多样复杂性的？（5）矛盾的同一性是否包括矛盾转化？等。
一些学者则强调，传统教科书关于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基础的观点，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哲学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观点，而且正确反映了自然与人类、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相互制约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所主张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从而将自然与历史统一在人的劳动活动中，实现了在劳动实践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因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绝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论述，而更在于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领域的研究相互衔接，形成整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化奠定了基础”[29]。
争论双方的观点各有千秋，但都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合理性。批评者立足主体性、历史性维度的辩证法解释，虽然难免具有消解辩证法客观性的危险，但却促使了学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特殊点究竟在何处。赞同者立足客观性、自然性维度的辩证法阐释，虽然难免具有弱化辩证法主观性的嫌疑，但却推动了学界深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内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这一反思和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对学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理解仍然意义重大。
反思和争论的结果是，促使学界深化对辩证法的理解。这种深化包括提出了中介概念、否定性辩证法、动态平衡理论、矛盾解决方式的多样化理论、系统论与辩证法结合的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探讨。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探讨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如经济建设中的改革与开放、发展与稳定、平衡与非平衡、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政治建设中的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旋律与多样化、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社会建设中的“两个文明”“两手抓”等。这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开放现实有效结合的探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内涵，又凸显了其实践价值。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问题
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还促使学界反思传统教科书的历史观理论。对此，学者指出，由于传统教科书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或推广、仅仅强调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对人的制约性，因而无论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价值，还是对社会历史的规律、本质、动力，以及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都存在零散性、片面化的缺陷。基于此，学界反思了下述问题：（1）“推广论”是否准确、是否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变革的本质？（2）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出发点是劳动、实践、物质生产方式，还是异化、人？（3）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之间究竟具有什么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等。
反思的结果是，促使学界深入思考苏联斯大林传统教科书模式弊端的症结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平面化、单一化的解读，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本真精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有学者揭示了这一“遮蔽”的实质：“窄化”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将社会限于一般的“世界图景”；“弱化”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地位，将其降格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哲学；“矮化”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将其视为无异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30]这类反思推动了学界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深入思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特点，并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内涵归结为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范畴论都具有不能离开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反思在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基石的新思考中，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
毋庸置疑，在这类反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类历史而不是自然界”的观点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转换，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是直观性的观点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是实践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将对象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对深刻把握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和哲学变革的实质，“推广论”不能解释马克思何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理解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原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价值和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在肯定这类反思时又不能不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它在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般自然观或物质本体论时，能否否认被人类实践活动证明了的自然的先在性，能否否认马克思对自然先在性、世界物质性的肯定？它在称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时，能否因此得出“自然本身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的结论，能否根据实践中包含着自然属性和自然规律而推论出后者依赖于前者而存在，能否由认识对象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而得出认识所指称的东西都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的结论，能否因对自然的认识的历史性变化而断言自然本身随之变动，能否因肯定人化自然就否定先在自然的存在？它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自然时，能否因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研究人类历史的特殊本质而不研究世界一般本质的结论，能否用自然对人的价值去否定自然的存在？
反思中的这些问题，进而引发了学界关于传统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激烈争论。争论使学界对传统教科书的缺陷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缺陷主要包括：将历史唯物主义只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而不具有整体性质；对旧唯物主义主要从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去理解，未能突出人和社会历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根本地位；未将实践范畴而仅将物质范畴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限制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视界，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深刻把握；等等。同时，争论使学者们认识到，如同传统教科书将社会历史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从而“窄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如果走向另一极端，即将社会历史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那么同样有“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
反思的结果是，激励学界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领域，并在下述问题上形成了争论：（1）在辨析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产生了三种基本观点：肯定者认为，应当肯定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意义；否定者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应当停留在人道主义水平；折中者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但只能限于伦理道德领域。（2）在肯定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地位中，形成了三种基本见解：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基石并在其后不断发展，异化理论只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不成熟的理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从旧唯物主义向新唯物主义过渡的中介环节。（3）在争论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相连，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而非私有制，因而没有劳动异化，所以不能以异化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分工，社会主义社会分工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不可避免。（4）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还是“其他”中，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肯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关键就是，通过将抽象的“人”还原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将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视为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反对者认为，应该从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去理解“人”，而不是相反。上述问题的争论和辩驳，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性、发展特点、适用性、发展前景的理解。
反思的结果是，引导学界深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关于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领域，思考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以及如何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历史决定论的贫困”[31]的挑战，并得出社会历史规律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它不能离开人的活动的结论[32]；引导学界思考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形态，认为它与社会发展道路有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区别；引导学界探究社会历史规律的本质，认为它不是线性、单质的因果式对应，而是具有复杂的、多值的统计规律特征[33]，从而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历史决定论所具有的辩证性质[34]，提升唯物史观的理论层次，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
反思的结果是，促使学界深入思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对此的深入思考是学界对生产力标准含义的界定，认为它既是衡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先进与否的客观尺度，又是考察和检验实际工作的主体标准；对此的深入思考是学界对生产力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理论地位的认识，认为它既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对此的深入思考是学界对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关系的理解，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具体化；等等。因此，对此的深入思考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认识，又为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提供了理论支持。
对来自苏联教科书体系模式及其既定原理的反思，对先前“原理+例证+政策辩护”论证方式[35]的反思，在使得先前处于独尊地位的教科书体系范式陷入深刻危机，并相应兴起教科书改革热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和研究路径的思考。
1.文本研究初现端倪
随着反思、批判、突破传统教科书模式呼声的出现，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新的叙述范式，取代传统教科书的核心范畴、叙述范式的“体系重建”趋势开始显露出来。叙述范式及理论体系的重建，必然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之实质的要求。于是，在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学者的推动下，以马克思哲学“文本”为基础“回归”马克思哲学[36]，以期实现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之实质的要求，开始成为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路选择。
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整体上处于“拨乱反正”后的初级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也就主要限于试图超越“以恩解马”[37]“以苏解马”[38]的解读模式，以便从马克思哲学原典中，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寻求新的理论依据。于是，处于返本开新初级阶段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便因为没有掌握第一手文本资料[39]而没有多少新的突破。回到马克思理论的原初语境，也多限于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了解其理论流变过程的范围，从而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
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文本研究，仍然为其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全面回归马克思哲学打开了大门，使它在为改变传统教科书模式、呈现马克思哲学文本原貌、复原其理论轨迹等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全面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厘清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以此构建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孕育了新研究进路的种子。
2.对话研究开始出现
“回到马克思”不是目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是目的所在。但建构不能囿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本，而必须睁眼看世界，与其他哲学交流，以取长补短。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研究的新路程开始出现。
这种对话研究进路始于引进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40]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学者了解国外思潮的迫切愿望，在众多学者引进、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三次高潮的潮头初露期，其对话研究以引进相关著作为主。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开始出版[41]，同时相关研究开始初显成效。其中，徐崇温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拓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第一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代表人物的著述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价。该书尽管难以隐藏特定历史时代的痕迹，但却激发了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成为学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和起点标志。与之相应，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相继面世。[42]然而，此时的学界尚处于拨乱反正初期，因而这种对话便难免“初级阶段”的色彩，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仍被划归在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介绍”中。因此，尽管自1985年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从而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大学课堂，并预示着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的可能。但是，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属性（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激烈争论[43]，却使它仍然被排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范围之外。
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相关译著和初步研究成果，在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推开了解和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窗口，昭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进入新的对话研究进路的同时，也为其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的深入对话，以及后来形形色色的“以西解马”模式[44]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问题研究逐步呈现
以开放心态对话中外哲学，同样不是最终目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立足现实，敏锐捕捉并准确回答时代、现实提出的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体现和理论主旨所在。于是，这一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研究路径，便随着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逐步呈现出来。
这种问题研究在力图回归马克思哲学文本并以此清除先前的误读误解、主观比附、人为附加的基础上，特别关注联系中国的现实问题，挖掘那些过去长期被遗忘、屏蔽，但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理论。于是，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便伴随着真理检验标准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在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面貌的同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成为与百姓生存、生活状态相对接的理论支点；关于交往问题、分工问题、世界历史问题等的理论，便随着对外开放，中国走向世界，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的同时，被激发出新的理论能量，并成为中国与世界相对接的理论杠杆。
因此，尽管此时的问题研究主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尚不足以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具体与抽象之间游刃有余，但它对当时的世事、民情的把握，却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了如何既通过对关涉人的生存、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的把握，来认清问题对哲学的价值并从中提炼出哲学的问题，又通过反思、抽象、提炼问题并给予哲学的理论解答，彰显了哲学的价值这一路径。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的探讨方式（即文本研究、对话研究、问题研究、形态研究），尽管尚不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但它们对“大一统”的研究路径和方式的反思批判，在表明这一路径和方式的危机四伏并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也标志着即将开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多样化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式，从而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三、总体风貌：成果初显的整体性构建
对现实的思考、对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反思、对“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对研究进路的探寻，在打开长期囚禁学界思想的锈锁之际，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天地，使这一研究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初便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作为两场大讨论的延续，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认识论、价值论的研究，因此，它无疑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热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论著的名称便可见一斑。[45]研究者中，除了有声望的哲学前贤，还有一批青年才俊。[46]研究的内容，除了广泛涉及认识论的基本理论，还通过吸取现代的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儿童心理学、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如发生认识论、建构认识论、主体认识论、图式认识论、语义分析论等颇具新意的认识理论。与之相应，还有国外认识论译作的大量出版[47]，并形成了诸多热点问题：（1）主体性问题。包括主体性概念、主体性原则的界定，主体与主体性关系的鉴别，主体性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探讨，“互主体性”“主体间性”“后主体性”等。（2）实践观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侧重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问题的研究推进到关于实践的“观念性、文化性、地域性、交往性、合理性”等问题。（3）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形成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实践观尤其是关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探讨相应的“实践唯物主义”，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凸显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
“在价值问题与主体性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简单说来就是：在理论上，价值问题是主体性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而主体性问题则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48]，因此，如火如荼的主体性以及实践观、真理观的研究，在唤醒价值论研究的同时，也使它从认识论研究中脱颖而出——相关论著不断涌现[49]，相关译著先后面世。[50]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在凸显实践、主体性、价值问题的同时，也向学界提出了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时代要求；反思和重评传统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起步，又为学界找到了实施这一改革的突破口。于是，“体系的改造被当作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51]，蓬勃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开始兴起。[52]这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合理性的总体性研究，几乎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的始终。
改革开放之初，受教育部委托而编写的“人大版”[5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了当时教材建设的最高水平，并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和推广。后来出版的不计其数的教材，基本都是沿着这条思路和理论框架展开的。尽管学界对“是否应当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怎样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问题仍有争论，但争论却使一个基本的观点逐渐清晰了，这就是：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完全等同，并以此否认后者具有任何体系的做法，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使其不具有科学性。
在反思传统教科书弊端[54]的基础上，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应以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命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激烈争论的结果是，在“能否和怎样以实践为核心，建构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索中，相当多的学者赞同将实践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石，编写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教科书。这样，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55]的重新探索，尤其是基于对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实践唯物主义”[56]表述的研究，基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原则的共识[57]，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重建，开始了围绕“实践”“主体性”展开的进程，其中，既有沿着“主客体关系”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的哲学体系构建[58]，又有以“实践唯物主义”为逻辑主线展开哲学体系阐释的教材。即便仍然保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但在内容和结构的编排上已经异于传统教科书，如前述“人大版”的教材。至于后来许多新一代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更是直接以“实践唯物主义”命名，并以此作为理论构建的基点和阐释论证的核心。这类教材，对拆解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模式，同样提供了新的思路。
尽管如此，但究竟以何为轴心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学界至今仍是见仁见智、未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界对此的争论虽不似先前激烈但仍在继续，并由此形成了四派：（1）实践唯物主义派，主张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内部又分化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两派。（2）辩证唯物主义派，主张物质的观点高于实践的观点。（3）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派，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4）实践人本主义派，主张去掉“唯物主义”的后缀。
同时，由于各种历史的和理论的原因，此时的体系重建尚未真正进入马克思文本写作的历史境遇和具体理论对象，因而仍然难免带有“陌生化”“浅表化”的痕迹。但它却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的主导理论和言说方式，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可资借鉴的基础。
与反思和重建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中，因“史论分离”而导致的基本原理“脱域”即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的历史语境和理论逻辑，使人们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萌芽、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只是一本本经典著作中理论的抽取，没有正误、真谬之间的交错转化，只有先天注定的永恒正确这一弊端，开始了以教科书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
为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貌，学界编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相关研究资料[59]，编写了一批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及其教材[60]，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史研究论著[61]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专著[62]，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专著[63]。这些教材和研究著述，不仅为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向上的台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本身，则在大大提升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同时，增强了其科学性、实践性。因此，它无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层次与理论视野，都具有深远意义。
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因毛泽东在全党全国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而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出版的毛泽东哲学研究著作共84本，其中概论性著作16本，专题研究著作14本[64]，原著研究著作22本[65]，时期研究著作6本[66]，发展史研究著作2本，论文集14本，资料性著作10本。公开发表的论文10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特点、历史地位、产生条件、发展阶段和理论体系，毛泽东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自然观、历史观，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艺术哲学思想，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调查研究理论，毛泽东方法学，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等。[67]但是，也正因为毛泽东作为领袖的特殊地位，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唯上性”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推进，如何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自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理论体系的概括，为学界正确认识和研究毛泽东哲学确定了方向。此后，学界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尤其是以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为契机，学界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哲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20世纪80年代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成果，首先是再次定义了“毛泽东哲学”的概念，认为毛泽东哲学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这一概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在此基础上，学界就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展历史、发展趋势、主要内容[68]、显著特点，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等，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出版了一批新的研究专著。[69]
这一阶段的毛泽东哲学研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针对国内外少数学者在反思批判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时，指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拼凑或抄袭平庸之作的观点，一些学者在研究原始文献和档案的基础上指出，虽然毛泽东的“两论”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理论素材，但其中贯穿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主线，无论在理论内容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其二，针对否定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的思想倾向，系统总结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四个突出方面：（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即通过阐释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批判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通过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革命反映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体系；通过矛盾论的系统阐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等等。（2）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方法（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的统一，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3）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书斋、课堂中解放出来，通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4）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
其三，开始立足辩证的视域分析和认识毛泽东哲学，既不因肯定其理论价值而忽略其晚年的哲学错误，又不因其理论局限而根本否定其理论贡献。而且，对毛泽东哲学的功过、是非、得失的评价，开始注重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主观因素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尽可能求得客观与全面。
邓小平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却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懈探索，在其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文章、讲话、指示中，展示了丰富而鲜活的哲学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随后，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题论著陆续出版。[70]在这些著作中，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构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学界围绕这一理论，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从中概括和总结了蕴含在邓小平理论[71]中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要义的认识论，以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为主旨的实践观，以“猫论”为代表的唯物辩证法，等等。
由此，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思批判中，已经开始从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唯书唯上的教条化、人云亦云的随风化、千篇一律的肤浅化等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朝着新的目标稳步前行。
[1]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于20世纪初，是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到中国社会土壤的产物。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的著述，都对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2]这一点，在中国的早期革命家尤其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3]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与著作中，便可证明这一点。
[4]这些争论最终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领导人主观意志的决定，在与政治直接挂钩中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论，并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
[5]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将“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位。
[6]参见杨学功：《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解读》，276～2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参见郝立新主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该文最初由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吴江、孙长江等多人反复修改，于1978年5月10日首先发表在当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即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光明日报》第1版的显著位置。该文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应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而应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观点、新结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的发表，在遭遇了短暂阻力后便如同晴空霹雳，惊醒世人，并在理论界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通过开座谈会、发表文章、进行讲演等方式参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两三年时间，各地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就达数百篇。
[9]关于这场大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明确而精辟地指出，它的确“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317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11]其一为《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一书所写的“序言”，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3）；其二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载《文艺研究》，1979（3）。
[12]汝信的《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载《哲学研究》，1978（8）]，王若水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旧稿《关于“异化”的概念》（载《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1979）。
[13]据不完全统计，其间或稍后，各地出版相关文集近30种，发表文章700余篇。
[14]如黄枬森、陈先达、丁学良、高尔泰等。
[15]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总结性报告，《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以同题发表了该总结性报告。至此，争论基本停止。
[16]《江泽民文选》，第3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8]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8页，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9]所谓“反思哲学”，即重新审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20]在传统教科书中，因其认为“本体论”是思辨哲学的术语，故而对它弃之不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教科书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仍然具有本体化倾向，即它不是将理论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将实践范畴、社会存在范畴而是将物质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
[21]所谓“超越本体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某种本体论取代旧本体论，而是对本体论的“终结”。
[22]参见陈先达：《我的求索之路》，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7）。
[23]如做人道主义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学、类哲学；做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或以这种理解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等。（参见陈先达、黄枬森、邢贲思等学者在这一时期的著述。）
[2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哲学、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哲学、与不可知论相对立的可知论哲学。
[25]提出和阐述了物质一元论、物质范畴、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党性原则、辩证法一般规律和系列范畴、自然辩证法等。
[26]1961年前后，学界对此展开过讨论。
[27]对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对世界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
[28]虽然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并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一般”，但作为新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
[29]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16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0]俞吾金：《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6）。
[31]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代表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认为，科学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因为人类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是没有规律、无法预测的，因而人类的历史也没有规律，不可预测。因此，不存在历史的“螺旋上升的发展阶梯”，人类亦无法预测未来历史，“历史决定论”是纯属迷信的历史命运论。
[32]21世纪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著就对此多有论及，如赵家祥主编、刘曙光著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就着重从主体选择的目的、依据、表现、作用、评价标准等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33]进入21世纪后，学界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从方法论上反思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并进而反思了传统教科书体系单值对应的线性决定论的弊端，指出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考察必须区别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科学方法论、现象与本质、机械决定论与辩证决定论。（参见陈宴清、阎孟伟：《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4]如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七章就阐释了这一问题。
[35]这种方式被指颠倒或混淆了哲学理论的逻辑层次，使哲学研究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术士、亦步亦趋追逐现实的工具。
[36]这种“回归”，涵盖了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如《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马克思晚年著作《人类学笔记》，其高潮是适应当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7]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蓝本，解读马克思哲学并以此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体系。
[38]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蓝本，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此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体系。
[39]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此时尚未出现。
[40]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当时，学界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列斐伏尔等人的著作，发表了相关人物的介绍性文章。但由于此时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是苏联哲学，因而这些人是被当作非马克思主义者，其著作是被当作“供内部批判参考”的对象的面目出现的，以至当时每部译著前的“说明”，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标准，分析批判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相应地，当时也没有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去概括这一流派，更谈不上对它的深入研究。但这却为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称谓、学科归属、理论性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41]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的部分译作，包括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悉尼·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米洛斯·尼科利奇的《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等。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中，也有一些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作。
[42]代表性著作有：徐崇温、刘放桐等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黄颂杰、吴晓明、安延明的《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李青宜的《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等。
[43]较为详尽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争论概况的著述有：顾海良、梅荣政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马克思主义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四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洪镰德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
[44]后来，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近代西方传统哲学框架解读马克思哲学，其中又分为以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去解读马克思哲学这样三种解读模式。第二种类型，借助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框架解读马克思哲学，并从三个方面指出了其合理性：启迪我们注意到“以苏解马”解读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启迪我们注意到更加深入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问题，启迪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哲学在现代西方世界哲学中引起的深刻反响；同时，从五个方面揭示了其局限性：简单化的历史还原方法，井蛙观天式的理论归结，抹平了马克思哲学的独特个性和独特逻辑，制造了“马克思与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对立，根本抹杀了马克思划时代的重大哲学创新。（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159~168页）
[45]例如，吴江的《认识论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张恩慈的《人类认识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陈中立的《真理过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齐振海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陈志良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单少杰的《主客体理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等。
[46]新时期毕业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其论文多以研究认识论为主题。
[47]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П.В.科普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等。
[48]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前言”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9]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王玉粱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等。
[50]如由李德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价值论译丛”（1988—1992）。该套丛书包括：图加林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齐友等译）、牧口常三郎的《价值哲学》（马俊峰、江畅译）、培里等的《价值和评价》（刘继编译）、W.D.拉蒙特的《价值判断》（马俊峰译）、J.N.芬德莱的《价值论伦理学：从布伦坦诺到哈特曼》（刘继译）、A.塞森斯格的《价值与义务——经验主义伦理学理念的基础》（江畅译）、N.维坦依的《文化学与价值学导论》（徐志宏译）。
[51]黄楠森：《黄楠森自选集》，60页。
[52]20世纪50—60年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由集体编写，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1）。它尽管代表了当时教材的最高水平，但又明显具有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痕迹，这种“痕迹”在后来全国出版的400多种教材中得到了延续。
[53]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54]这种弊端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被强制性地分为“两个主义”“四个部分”的板块结构：“两个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四个部分”，即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
[55]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是：将其视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有机结合；将其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或前者向后者的“推广”，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
[56]马克思的原话是：“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7页）。
[57]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实践性原则，开放性原则，逻辑与历史、认识史相一致的原则，应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
[58]例如，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987年版下册），同样是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的。该套教材不同于流行教科书以本体论为中心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是以认识论的基本矛盾——“主客体关系”——为轴心而展开的。
[59]如黄楠森、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3册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60]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为副主编、诸多单位学者共同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3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孙伯鍨和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3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89、1992）。
[61]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雷永生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商英伟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林京耀等的《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等。
[62]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陈先达和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等。
[63]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杨适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熊子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张懋泽编著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杨焕章编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讲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等。
[64]其中，唯物论方面2本，认识论方面2本，辩证法方面4本，历史观方面1本，军事哲学方面5本。
[65]主要是注释性的。
[66]早期的3本，抗战时期的1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2本。
[67]参见杨焕章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概述》，41~42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68]主要内容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军事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哲学方法论等。
[69]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刘嵘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杨焕章等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雍涛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杨瑞森等编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雍涛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等。
[70]主要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
[71]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成果被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