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研究历程
纵观国内外档案记忆观的研究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1996年之前是萌芽阶段，1996年至2011年为形成阶段，2011年之后是发展阶段。
2.2.1 萌芽阶段
档案记忆观的萌芽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1996年。1950年，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夏尔·布莱邦在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发言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省、行政机关的记忆。”[1]这是有关档案与记忆关系的最早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管理学”“中国档案史”等课程相关教材中，提及了档案的记忆功能。
1982年，加拿大档案学家休·泰勒（Hugh A.Taylor）提出，档案是一种定格于时空的集体记忆。[2]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3]1989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指出，现代记忆最重要的是档案，档案馆是拥有、建构历史记忆或者现代记忆的场所。[4]1990年，原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杨惦南发表《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一文，指出档案具有“记忆信息”的功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的记忆工具”[5]。这是“记忆”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档案学论著题名之中。同年，美国档案学家肯尼斯·富特（Kenneth E.Foote）提出，档案是记忆而不仅仅是比喻，呼吁档案学者重视档案记忆研究。[6]1994年，在伦敦召开了“记忆：档案的问题”学术研讨会。
在萌芽阶段，学者主要研究了档案的记忆功能、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1994年，美国正式启动“美国记忆”项目；1995年，中国加入“世界记忆工程”，成立“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这些是萌芽时期档案记忆观在实践中的反映。
2.2.2 形成阶段
档案记忆观的形成阶段为1996年至2011年。进入形成阶段的重要标志是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让-皮埃尔·瓦洛在致词中提到：“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7]在这次会议上，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主报告《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中用了相当的笔墨论述了有关档案记忆观的一些思想。他指出，“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8]。而且在本次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观的有9篇之多。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完成我国首部档案学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该文对我国档案理论与实践，尤其是电子文件管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记忆”一词更受国内档案学界关注。200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即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冯惠玲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21世纪的社会记忆’既注释了档案事业一如既往的历史职责，更表达了档案学者对未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9]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国外，2000年，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举行了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的年会；200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
在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10]2004年在奥地利召开了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其主题更是直接指向档案记忆。各国参会者围绕“档案、记忆与知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达成如下共识：“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把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认识正在为记忆库和知识库的认识所取代。”[11]这两次会议进一步激发了国际档案界有关档案记忆观的研究兴趣。
2002年，特里·库克等在《档案馆、档案、权力：现代记忆的建构》（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一文中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12]。此后，上海大学、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南昌大学等都举办了与档案记忆观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2009年，冯惠玲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设想，并且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启动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2010年，冯惠玲在中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记忆’与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主题演讲，阐述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课题组的有关认识和设想，倡议全国档案机构开展一个大型数字资源建设工程——“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13]
在形成阶段，学者在深化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档案与权力、档案与社会控制、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实施“城市记忆工程”。截至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太原、长沙、柳州、威海等50个大中小城市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14]国外则有诸多档案机构和民间组织在积极推进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少数种群的记忆库建设。这些是形成阶段档案记忆观在实践中的应用与推广。
2.2.3 发展阶段
档案记忆观研究的发展阶段为2011年至今。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档案学者从档案范式转变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档案工作从“被动保存证据”转向“主动建构社会记忆”的内在规律。2011年，特里·库克发表了《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一文，指出“档案认同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四个范式或框架或心态的转移”，即证据、记忆、认同、社会/社区。[15]同年，丁华东在《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一书中提出，档案学存在着档案史料整理理论范型、档案文件管理理论范型、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范型、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型与社会记忆理论范型。[16]
二是档案学者开始从国家战略高度和数字资源建设层面思考档案部门如何积极建构社会记忆。具有代表性的即是，2012年，冯惠玲、徐拥军分别发表了《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17]《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建》[18]，倡议构建一个国家数字档案资源库——“中国记忆”。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首届数字记忆国际论坛。
三是在实践中，除了各地“城市记忆工程”继续推进之外，“乡村记忆”“企业记忆”等也受到关注。
注释
[1]黄坤坊.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连载—）.档案，1995（1）：24-25.
[2]Taylor H A.The Collective Memory:Archives and Libraries as Heritage.Archivaria，1982,1（15）.
[3]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3.
[4]Nora P.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 de Mémoire.Representations，1989,26（26）：17-34.
[5]杨惦南.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档案学研究，1990（3）：54-58.
[6]Foote K E.To Remember and Forget:Archives,Memory,and Culture.American Archivist，1990,53（3）：378-392.
[7]瓦洛.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0-12.
[8]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76.
[9]冯惠玲．序言//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
[10]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的致词∥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7-8.
[11]中国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城建档案，2004（5）.
[12]Schwartz J M,Cook T.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Archival Science，2002,2（2）：1-19.
[13]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3）：4-8.
[14]丁华东，尹雪梅.“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档案管理，2011（5）：50-53.
[15]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16]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17]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3）：4-8.
[18]徐拥军.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建.档案学通讯，2012（3）：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