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厂内迁:产业布局重大变化

1.抗战前中国工业的布局

一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起步的。不过,按照张培刚的看法,“除了官办兵工厂外,1890年以前中国几乎无大工业存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才真正开始发生比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因为中国自从与列强接触以来,这是它第一次获得机会(虽然很短),趁着列强忙于战事,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业”^[18]。就是说,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始标志应该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1945年,张培刚说:“中国的工业化已开始于三十年前,但就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而言,其效果实甚微小。”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他只谈了经济原因,即对“国内幼稚工业”缺乏“必要的保护政策”,同时关卡壁垒和运输工具落后阻碍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19]

单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受到缺少关税保护、关卡壁垒、运输工具落后三个因素的影响,致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同时也造成工业布局不合理。工业布局不合理又具体表现为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确切地说,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沿江通商口岸一带,如纺织工业在沿海的工厂就占77%,面粉工业占62%,火柴工业占53%,酸碱工业(属于国防工业)全部在沿海地区。再以1937年的情况来说,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工厂统计,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全国有3935家(不包括东北)。这些工厂基本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于这些工厂的分布情况,就省份来说,大约有70%的工厂是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就城市来说,大约有60%的工厂是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再就上海来说,全国3935家工厂中有1279家工厂在上海,占全国工厂总数的32.5%。而当时西南、西北各省总共才有237家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是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七省(区)。237家工厂的分布情况是,四川有115家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9%;湖南有55家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1.4%;云南有42家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1.1%;陕西有10家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0.25%;甘肃有9家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0.23%;广西、贵州各有3家工厂,各占全国工厂总数的0.08%。

西南、西北七省(区)被称为大后方。它的面积有2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3。但是,这里的经济十分落后。1937年以后,国统区主要在大后方,现在我们用1938年的国统区工业品产量与1933年的国统区工业品产量做个比较。以1933年为100,则1938年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为:煤47%,电力14%,水泥5%,钢3%,面粉2%,棉纱1%,碱1%。很明显,比抗日战争前有相当大的减少。这些数字也反映出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在全国工业生产中处于一个极微弱的地位。

2.民国二十九年一本资料书反映的工厂内迁运动

《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是时事问题研究会在抗战三周年(1940 年)时编辑的“抗战的中国丛刊”中的第二本书,它的材料来自当时“国内一切公开的书籍、报纸和杂志”^[20]。该书的第二篇“抗战中的工业”收集了有关沿海工厂迁移、内迁工厂的地区分布、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等资料,为我们了解抗战爆发后工厂内迁运动提供了当时学者所做的一些数字性分析。下面通过《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的一些资料,从沿海工厂迁移、内迁工厂的地区分布、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这三个方面,对1937—1940年的工厂内迁运动做一个考察。

(1)沿海工厂迁移。把抗战爆发后的工厂内迁定名为“工厂内迁运动”^[21],主要因为它是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并且带有全局性的一次集体行动。通过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得知,1937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由政府组织工厂内迁这个大规模的空间位移经济活动,8月11日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22],8月12日厂方也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应该是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同年9月,“从国外回来”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提出并拟订了扩大迁厂计划。^[23]“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代表官方,“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代表民间,这样就从两个层面对工厂内迁有了统一的计划和协调。实际上,当时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用来协助各厂计划迁移,因为上海的工厂将要迁入的地区也必须有计划地安排,而且安置问题也需要事先与当地进行协商。只有这样,迁出和落户才能融为一体。翁文灏主持拟订的扩大迁厂计划突出了两点:①把工厂内迁所涉及的范围从上海一地扩大到东部沿海一带;②“迁向内地”的工厂,“由政府贷款,建设在指定的地方”^[24]。在工厂内迁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工矿调整处负责审理有关发放贷款事宜。^[25]

根据当时某些学者的评论,认为“政府及厂主对工厂迁移之无决心与做得太不够太不好”,由此造成了“迁移运动中的缺憾”。他们所举的事例如下:

以上海而论,上海之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生产二分之一以上。大小工厂,据统计不下五千余家。沪战三月,迁移至内地的工厂不过一百五十二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各地退出的工厂,亦不过二百几十家左右。这些工厂原指定武汉、长沙、重庆、梧州、南昌、株洲、昆明等处为目的地,但事实上,各厂家一时都集中武汉,待到了武汉以后,始发现征用土地、建造厂址均成问题,且武汉时遭敌机空袭,非理想的建厂地点,于是议计作第二次迁移。^[26]

现在,有些学者也在讲:“早在1937年初,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危险日益增大,社会舆论就要求国民政府赶快内迁工厂,‘如是,则战时人民生活资料,战地给养,不致感到缺乏,而固有的一点新式工业,不致完全破坏’。但国民政府置之不理。直到‘七七’事变后,7月底资源委员会所属机器化学组才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内迁上海民营工厂的问题。”^[27]在这里,我想说一点,也许不能就这么简单地看问题。对原有工业布局的主体部分(如上海^[28])做空间上大幅度位移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起码要消耗经济领域两大部门的精力,这两个部门就是财政部门(支付迁移所需经费)和交通运输部门(具体完成两点间的位移)。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爆发时间的偶然性交织在一起,社会管理层在决策上出现犹豫是可以理解的,舆论与决策毕竟有本质区别。只要有舆论,政府就立即做出决策,恐怕它就不是理性的政府了。我们可以借用两个事例来说明:前面引用的当时一位学者的议论倒是提示了另一个问题,厂主事实上也“对工厂迁移之无决心”。这些厂主主要是指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他们顾虑的自然是迁移将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于这一点,国民政府也看到了,于是相应地做出两件事:①为了使翁文灏主持拟订的扩大迁厂计划得以实施,军事委员会于9月中旬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具体负责扩大工厂内迁范围这项工作,并由翁文灏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11月14日,在工矿调整委员会指导下成立了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与南京之间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工厂内迁。②为了吸引沿海地区的工厂内迁,政府公开向民营工业企业界承诺了抗战后的工业政策,即重工业归国营、轻工业归民营;抗战胜利后,日本赔偿的工厂设备照此原则归民营办理,并将一部分无偿分配给有关民营工厂以抵充战争中所受的损失。^[29]第二件事情表明,国民政府的工厂内迁方案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毕竟是动员因素远远大于法令因素,也就是说,内迁对于民营企业根本不可能靠“强制执行”就可以解决问题。抗战爆发后尚且如此,抗战爆发前民营企业厂主们响应政府号召的概率必定是相当小。^[30]这样的话,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工厂迁移之无决心”,我们大概可以给出又一种合理的解释。

前面的事例进一步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沿海地区的中国资本企业中国家资本企业、私人资本企业各占多大的比重?国家资本企业绝对服从政府号令,像各兵工厂、军需厂的拆迁工作,分别由军政部兵工署、军需署负责进行,像由资源委员会统筹的国营厂矿的拆迁工作,就由资源委员会直接负责。在这里,我们还想得到的数字是,在内迁工厂的统计资料中,国家资本企业和私人资本企业各有多少家。我们可以参考的数据见表2-1。

表2-1内迁工厂有关资料(1)^[31][32][33]

翁文灏的《一年来之经济建设》《抗战两年来的经济》等时文以及《新蜀报》1940年8月12日的“社论”,提供了下面的资料^[34](见表2-2)。

(2)内迁工厂的地区分布。内迁工厂在各地区的分布,按理是必须服从“建设在指定的地方”这个总体方案,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对今后国家工业布局的思路。香港《工商日报》1939年6月10日有篇《国内工业向内南迁》提供了下面的资料^[35](见表2-3)。

一年以后的情况,或者说抗战三年来的情况,我们需要利用其他资料做些补充^[36](见表2-4)。

总之,迁入四川的工厂数量是最多的。到1940年时,迁入湖南的厂家数量还可以排在第二位,但到1942年年底时,就只有该省西部未沦陷地区可以接纳迁移厂矿;再到1944年6月19日长沙陷落,湘桂一带的内迁工厂不得不再次内迁。根据资料记载,这次内迁损失极为惨重。从湘桂内迁的器材10多万吨,到金城江(今广西河池)时只剩5000吨,再到独山只剩775吨,到贵阳剩720吨。待日军进到独山时,遗留在金城江、都匀、独山的工业器材全部被夺或被毁。各厂周转资金都已耗尽。历时半年多,各厂到1945年春才陆续到达重庆,所余机器、物资已不足百分之一二。^[37]我们能把它说成国民政府的又一个决策失误吗?显然,这也不行。武汉、长沙的陷落都难以预测,否则重庆也应该考虑有可能陷落,因而将内迁工厂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重庆也会成为问题。

(3)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在这个时期,西部新出现的企业应该包括两类,即西迁工厂和投资新建的企业。在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为西南工业重心,自抗战以来,战区及其邻近地带民族工业之内迁及新建者,具蓬勃气象”。1939年8月29日,《“中央”日报》刊登的资料,对“川滇黔三省新工业之资本在二万元以上者”统计出下面的一份数据表^[38](见表2-5)。

据估计,这472家厂矿在当时后方的民族资本中,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不过,“西南后方的厂矿,一般说来,资金都是较薄弱的”。到1940年2月底,“1000万元以上的公司,只有华西建设公司、华侨西南实业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和大华实业公司4家”,“大多数的厂家都在10万至20万之间”。^[39]

据1938年12月15日《申报》统计,西南的矿业在1938年1—10月底的情况可见表2-6^[40]。

另据1939年6月5日《申报》报道:①钨矿“为军械制造之必需品,世界产量甚少,惟中国独厚”,“产钨之处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福建等省,尤以江西为最丰富,占全国产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占世界总产额百分之三十六”。“产钨各省,均已成立钨业管理处,市价由管理处公布,统一输出,严禁走私”。②“铁为工业主要原料。中国产铁虽富,惟以尚无高热度熔铁炉,故熟铁产量,未能普遍供给。汉口未沦陷前,各地需要生铁,大多由汉口六河沟生铁公司供给。武汉放弃后,生铁来源,顿感缺乏。”

3.工厂内迁的作用

工厂内迁的作用可以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内迁行动的作用;二是工厂本身的作用。

(1)内迁行动的作用。

第一,工厂内迁改变了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并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①改变了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1937年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西部七省(区)总共才有237家工厂,仅占当时全国工厂数的6%,而内迁的工厂数量达到了452家。②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据当时《经济导报》的统计报道,西南地区在抗战期间新开设的私营工厂数,1938年为182家,1939年为346家,1940年为406家,1941年为738家,1942年为1077家。截至1942年,新开设的私营工厂共计2749家。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1943年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大后方各省新开设的私营工厂到1942年总共有3082家。另外,重庆这一个地点的变化更明显:抗战前,这里只有大小工厂39家,而到1944年已有工厂1500多家。

第二,增加了内地工业的部门,增强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实力,增强了内地工业的技术力量。①增加了内地工业的部门。以冶炼工业为例,在抗战前,西南、西北地区没有一家机器冶炼工厂;以纺织工业为例,在抗战前,四川省还没有一家纱厂。再以机器工业为例,1936年西南、西北各省(区)总共只有4家机器厂。1942年,大后方机器冶炼工厂已有155家,年产铁96000吨,是1933年全国机器冶铁产量的2.8倍。1944年,四川省纱厂的生产能力已占大后方纱厂总生产能力的57.5%。1942年,大后方机器工业已有682家机器厂,1945年又增加到903家机器厂。②增强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实力。内迁工厂大多是较大的工厂,其设备力量相对而言很强。这些工厂把精良的设备拆迁到内地,如电厂的电器设备,冶炼厂的炼钢设备,煤厂、水泥厂、造纸厂等工厂的机器设备,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特别地,在内迁工厂中机械工厂占有最大的比重,机械工业被称为“工业之母”,大量机械工厂内迁,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各类机床的生产为例,假设以1939年生产的各类机床指数为100,则1938年为8.76%,1940年已增长到277.59%。③增强了内地工业的技术力量。据资源委员会1941年的调查,内迁的工程技术人员有2万多人,技工有12000多人。

第三,以内迁工厂为核心,形成了一些新工业区。例如,著名的永利化工厂在内迁后,选择四川的犍为,建成了一个新工业区,并起名叫“新塘沽”。又如,湖南的祁阳原来没有近代工业,经过内迁来的工厂四五年的经营,出现了从发电、采煤、炼钢铁,到制造生产机器的联合企业,这样就在祁阳形成了一个新工业区。我们可以认为,犍为工业区、祁阳工业区都是内迁工厂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

(2)工厂本身的作用。内迁工厂对抗战期间军需物资和民用物资的生产起到一定作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4.大后方工业发展的环境条件

(1)外来因素。与外国货物竞争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减轻。由于日军的封锁,国际交通线几乎全部被切断,外国货物的输入已经非常困难。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卷入战争,也没有能力再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外国货的来源渠道几乎断绝。从数据资料来看,1936年中国进口值是27981万美元,1938年大幅减少到8639万美元,而1944年只剩1733万美元。再以四川为例,抗战前全省所消费的日用工业品有一半以上是依赖进口,1936年进口总值达到6000万美元;抗战发生后,进口总值立刻跌到一年只有几百万美元。由于进口的外国货物大量减少,因而这种情况当然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工业生产的原料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保障。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出口同样出现了困难。抗战前,西南地区的出口商品大多是经济作物和原料品,如桐油、生漆等。以四川为例,1936年的出口总值为5500多万美元,其中桐油、生漆等经济作物和原料品基本上占了89%。抗战发生后,这些经济作物和原料品基本上外销不出去,从而给本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市场。

(2)国内因素。

第一,市场有巨大需求。军用物资和民用物资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销售市场。就军用物资来说,由于进行抗战,对军火、药品、交通工具、被服等的需要急剧增加。就民用物资来说,由于沦陷区人口大量迁移到大后方,增加了对工业品的需求。这些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第二,资金有独特来源。在工厂内迁和人口迁移的同时,还相应地引出了一个“资金内流”现象。内流资金主要来自后来变成沦陷区的沿海、沿江地区。可以这样说,资金从沿海、沿江地区大量内流,为西南地区发展工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

第三,原料有充足供给。充足的原料在销售价格上也会产生一种廉价的趋势,这又使生产厂家有了进行低成本生产的可能性。当然,对于民用品的生产厂家来说,大销量和低成本都能给生产者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应该是在市场需求巨大和原料充足、廉价的双向作用下,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高额利润。我们来看当时工业利润率的情况,如裕华纱厂1938年的利润率为62%,1940年达到381%,平均每年利润率为155.6%。高利润率必然会刺激投资,这也成为大后方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技术有内地精华。内迁工厂无论是在物力(设备)还是在人力(技术人员)方面都极大地增强了大后方的经济实力,这奠定了大后方发展工业的基础。实际上,除了工厂和人员内迁外,大量科技人员也转移到大后方。据国民政府1940年公布的《非常时期专门人员调查》统计,当时大后方的专门人员有7746人。资源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工程师人员录》中,收录的人数有2万多人。大量科技力量和设备汇集西南,对大后方的工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五,发展有政策扶持。国民政府扶持工业发展的政策,也对大后方工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扶持政策包括:①动员、鼓励和支持工厂内迁。新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曾拨款56万元作为迁移补助费,并沿途通告对内迁工厂设备全部免税。政府还为迁移到内地的工厂征用建厂土地,对内迁工厂重建又给予低息或免息贷款的支持。②鼓励资源开发,对原有工厂扩建、新建工厂都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③鼓励创造发明,扩大专利权。1912—1936年24年间的专利注册件数有257件,1938—1944年6年间大后方的专利注册件数有431件。

第六,获利有宏观因素。大后方工厂能够得到高利润,与宏观经济的一个现象也有直接关系。这个宏观经济现象就是通货膨胀相对缓和。抗战头几年,也就是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的通货膨胀并不明显,还处在相对缓和的阶段,主要表现在物价上涨的速度比较缓和。具体来说,我们看一下货币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在这里,货币发行指数用“法币发行指数”代表,物价指数用“重庆物价指数”代表。以1937年6月为100,见表2-7中的数字以及相关说明:

因此,在通货膨胀相对缓和阶段,也可以说在物价相对稳定期间,工业品的价格也能有一定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利润增加了,而且许多内迁的工厂都非常赚钱。可见,通货膨胀相对缓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当然,准确地讲,这只是抗战头几年才有的一个宏观经济环境。综合来看,在大后方工业的高利润期间,工厂之所以能够获得高利润,既与低成本这个因素有关,也与通货膨胀相对缓和这个因素有关。

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重庆的通告。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政府从迁都重庆到迁出重庆期间的货币发行量和重庆物价的关系,见图2-1。

从图2-1直观来看,重庆物价指数与货币发行指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对重庆物价指数和货币发行指数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8):

可见,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