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方法论探析[1]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2]马克思主义史，就是研究这个体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规律性的一门学问。160多年来，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到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度，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怎样在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验证、充实、提高，前进的，正是这门学问研究的主题。
马克思恩格斯最先为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奠定基石。马克思在为数不多但却令人难忘的场合下，追述过他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形成的进程。恩格斯精辟地概括马克思一生许多重大发现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以这两大发现为前提的。恩格斯第一个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发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飞跃的深远意义，论述了这一体系产生后半个世纪里的战斗历程。这一切都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而且是这个领域里研究工作的指针。
拉法格、梅林，以及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候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都曾出色地运用这些指针进行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严整体系和历史命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论证了各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那种艰辛的、曲折的、独特的必由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
斯大林和毛泽东透彻地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阐明了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就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过一系列的指示，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之所以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是因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乃是掌握和运用这一革命理论的必要条件。这些革命导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继承者，又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贡献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的思想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他们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所提出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难得的精神遗产。
现在，我们根据革命导师的一系列教导，结合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就研究这门学问的方法论方面讲几点粗浅的意见，以期同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一道探讨，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更有效地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孕育和形成，以及指导实践而又不断地由实践加以检验和修正的客观进程，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主线；着重探索马克思主义体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是如何通过这种结合的实现而发展的。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所应当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离开这条原则，我们就不可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孕育和形成的历史，更不可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那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和形成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片面的错误看法。一种看法强调，马克思主义纯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俄国的经济派早就认为工人运动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观点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通过极左的形式，以只要有无产阶级的朴素阶级感情就自然具备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论调，改头换面地流行过一阵子。另一种看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头面人物米海洛夫斯基曾经把马克思的关于剥夺剥夺者、用共产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说成是以黑格尔的“三段式”为“拐杖”推导出来的。现在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热衷于论证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纯粹是概念和范畴的逻辑推演，认为后来由于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有害的会晤”和“有害的合作”，由于恩格斯从实践中带来了“江湖气”，青年马克思的思维成果的纯洁性被损害了。这两种看法的通病，是背离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根本原则，因而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和形成问题，就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已从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上透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是并排产生的，两者产生的前提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只有以广泛而深刻的科学知识为前提才能产生出来，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朴素的阶级感情，也只能使人们自发地倾向于而不是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割裂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否认两者共同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3]。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 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4]对于这些生动体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原则，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的进程时，都是万万不能忽略的。我们要在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的同时，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初期革命实践活动的研究，正确认识他们面向社会、深入实际、投身工人运动对自己的革命理论形成的作用和意义，以弥补过去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提高马克思主义史早期阶段的研究水平。
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孕育和形成的基础，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动力。有了这种原动力，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思想体系就不至于重蹈历史上那些保守的、故步自封的思想体系的覆辙，就能够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而得到丰富和发展。我们在对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历史的考察、研究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而出现的各种社会动向的研究；离不开对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从一个范围或地区扩展到另一个范围或地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以及社会革命从资本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研究；离不开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我们要通过这些有关领域的研究来直接或间接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揭示马克思主义体系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迈进的客观前提。从这如此众多的相关领域中，我们必须理出一条进行研究的主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正是应该全力把握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都抓住这条主线，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阐明马克思主义体系如何通过这种结合的实现而发展，后者侧重阐明共产主义事业如何通过这种结合的实现而前进。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抓这条主线，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经历的两个不同时代里实现这种结合的成果比较显著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
首先，我们应注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诸国。马克思主义最先在这些国度实现了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国情先后建立了两种组织形式各有特点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经受了1848年、1871年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检验，又经受了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那种环境的考验。它用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年代分别积累起来的不同的实践经验验证和丰富了自己。它揭示了英、法、德这种类型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同时，它打破了资产阶级舆论界的沉默抵制，战胜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长达半个世纪的迫害，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干扰、破坏，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从西欧的发展走向东欧特别是在俄国的更大发展做了准备。
其次，我们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西欧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主要舞台的那些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度。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点，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既不同于西欧各国也不同于俄国的国情特点，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些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度先后取得胜利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特点，都使马克思主义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新课题和新挑战。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不同的范围内，针对不同的情况解决这些课题、回答这些挑战中日益丰富、完善并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的。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里，已通过战胜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各种思潮，通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通过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通过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各国建设事业的开展，从西欧走向全世界。现在，如此广阔的天地、如此千差万别的国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新的高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向革命和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把握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主线，就应突出描述这种新的进军，因为它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条研究的主线时，要特别注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所提供的新鲜经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科学总结。因为借鉴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取得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往往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结论得到新的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带来理论上的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论断做了重大修改的。列宁也正是在细心研究、深入总结俄国人民创造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经验之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时，列宁曾经尖锐批评那些对苏维埃的实质及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一窍不通、死抱住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不放的人。他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5]“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6]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着重点是在理论方面，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忘却这株常青之树给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滋养，使理论永葆蓬勃的生机。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加鲜明、突出。他说：“‘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7]确实如此，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最早的流派乌托邦主义算起，那么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十几亿的人民大众，在极其辽阔的土地上、在不同的国度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的确确赋予了社会主义理论巨大的活力，使它的每一个重要的原理原则都变得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生机盎然。也正是这种群众性的、长期的、深入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这个理论的个别论断，如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以及根据这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推断的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将要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等进行修正。很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以补充、修正自己的个别提法甚至个别原理。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应力求反映马克思主义体系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深入而不断充实、完善、提高的过程，揭示这一过程的特点，以及它在表明马克思主义充沛的生命力方面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是一门思想史类型的历史科学，当我们本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运动时，强调这一思想理论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依赖关系，是在这门科学的研究中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应当对这种依赖关系做简单的、直线的理解，必须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曲折过程，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也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从生动的生活实践到科学的理论概括，往往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同时必须看到，革命理论在同革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具有指导和升华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者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们的发展高潮并不完全是同时发生的。有些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之前，进行了长期的革命理论准备，其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独特的情况，进行了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探索，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同蒙蔽群众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潮进行反复的理论斗争，以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革命的真理。这样一来，理论发展的高潮先于革命发展的高潮而出现。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伟大的革命实践高潮时期，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思潮，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继登台表演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革命受到挫折，由高潮转入低潮，走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了从理论上消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在革命低潮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以惊人的毅力从事理论工作，对革命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概括，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却出现了理论发展的高潮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对整个革命实践过程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规律性现象，都应予以足够的注意。这样，我们便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时，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坚持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二、继承性和变革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中去叙述马克思主义同前人优秀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固然要着重研究，人类思想史上其他优秀文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最新的文化成就进行改造并汲取营养的问题，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和所有科学一样，同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继承性联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同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历史联系时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8]“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9]恩格斯这样讲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而感到自豪。列宁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认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绝没有抛弃人类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汲取和改造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0]“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 — —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1]
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兼收并蓄、全盘肯定和接受，而是批判继承，是扬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重新进行探讨，并经过革命的实践的严格检验。他们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剥去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汲取了它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将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赋予它现代的科学形态；他们排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收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摒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说中的庸俗因素，批判地汲取了劳动价值论等合理因素，进一步制定了劳动二重性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特别是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了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大同救世说教中的那些纯属离奇古怪的东西，批判地汲取了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天才的猜测等可贵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和历史使命、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给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础。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革命。没有对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实现这样伟大的变革是不可设想的。
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对待继承性和变革性的关系问题，必须注意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夸大继承性方面，程度不同地在许多基本原理原则问题上过高估计历史遗产中某些合理因素的价值和作用，甚至赞扬某些错误的东西，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和伟大创造，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旧文化遗产的本质区别，缩小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意义。那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三段式等同，把马克思的认识论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等同，把辩证唯物论说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机械总和，把旧历史哲学中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因素”“萌芽”同具有确定的科学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等等，都是上述偏向的具体表现。另一种是夸大变革性方面，程度不同地割断历史，对历史遗产采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种错误倾向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在维护“无产阶级文化”、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左”的词句掩盖下，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被偷运进来，在我国，甚至造成了“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遭到践踏的极坏局面。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好好记取。
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必须坚持继承性和变革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无论是就其广度来讲还是就其深度来讲，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列宁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应该说是原则的指示，还需要具体地加以分析和发挥。要进一步论证这三个来源是怎样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要改变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同三个来源简单地对口衔接、对号入座，然后加以研究的方法。其实，三个来源中的任何一个来源都与三个组成部分有关，而三个组成部分的任何一个部分也都与三个来源有关，尽管关系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就拿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当然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的确立绝非完全无关。恩格斯也曾说德国的古典哲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之一。可见，并非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先辈。此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研究既有一个加深的问题，也有一个扩展的问题，即扩展到研究人类思想史上的其他优秀文化遗产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系。
在这方面，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普列汉诺夫采用历史的比较方法，对以往的历史哲学，特别是1 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历史观做步步深入的剖析和比较，清晰地描绘出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使我们看到了近代思想家们在回答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时，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以自己的特殊贡献给人类思想宝库增加财富，使历史哲学沿着螺旋式的上升线曲折地朝着唯物史观前进。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的历史哲学家们最后都未能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
普列汉诺夫还通过对社会发展客观进程同历史哲学之间的矛盾分析，以及对历史哲学发展中自身内在矛盾的分析，阐明了历史哲学发展的深刻根源及其对社会客观发展进程保持的相对独立性，探索其发展的规律，说明了历史哲学在矛盾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辩证的自我否定和向对立面的转化，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终于揭开了历史发展的真正秘密。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是社会经济和工人运动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12]。
普列汉诺夫在阐明唯物史观形成中的继承性和变革性的关系时，讲过这样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黑格尔常喜欢说：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事实上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如果进一步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这情况在我们心目中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要是我们记得，最初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3]“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这话乍一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它富有深刻的哲理。因为不是别人，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唯心主义迷雾的笼罩，拯救了旧历史哲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如“环境决定意见”，以财产关系、产业发展的需要及因利益对立而引起的阶级斗争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等），并加以改造，使之发扬光大。也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旧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反对简单、粗暴的否定，主张具体分析这种错误，尽可能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不仅宣告旧历史哲学的终结，并使“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14]，而且开辟了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道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指南，使社会主义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总之，普列汉诺夫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历史联系时，他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缜密的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参照、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对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并不因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结束。人类思想大厦中的宝藏，需要不断地去开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面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挑战和背叛，肩负着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繁重任务，但仍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究从古希腊哲学家直到黑格尔的大量哲学著作，写了许多笔记和论文，做批判继承的工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批判了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继续坚持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他在1922年3月写了被称为哲学遗嘱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号召无产阶级先锋队要坚持唯物主义传统，重新翻译和研究1 8世纪战斗无神论的著作，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学习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便在反对宗教有神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复辟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列宁的这些谆谆教导，我们要牢记并付诸实践。而且我们在继续研究以往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意义的同时，应研究当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上引人注目的新突破进行理论上的概括，特别是哲学上的总结的尝试，以及对其进行改造并汲取其营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好好思索。一个“来源”问题，一个“营养”问题，搞好了，都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在斗争中发展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揭示这一理论本身发展的直接动力，历史地、具体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发展的进程。既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因特定缘故而加以强调的论点绝对化，也要防止在剖析各种错误观点时简单、片面、粗暴、极端，以便正确总结理论战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一学说的阶级本质和革命作用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15]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判决书，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端恐惧和仇视，资产阶级将它说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力图加以消灭。从报纸杂志、学校课室到议会的讲坛，各种替资本主义制度辩解的理论，无不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深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流派，也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攻击无产阶级思想体系，配合资产阶级同马克思主义进行较量。这样，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就不得不在外线、内线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抗击资产阶级思想界的沉默抵制和公开进攻，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镇压、扼杀；另一方面，要批判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甚至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种种反对者的错误言行。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就必然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应当努力去研究和反映这些矛盾和斗争。
第一，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的根本起因，分析斗争的具体内容，把握斗争的实质，用事实说明进行这些斗争，绝不是像西方某些社会主义史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脱离人道主义传统的恩格斯、列宁的好斗性格所造成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门生全然一意孤行的产物。
就拿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来说，这场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把大批小资产者、城乡贫民抛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使他们变成流氓无产者。这部分人，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少数失常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绝望心理，如盲目破坏、复仇情绪，散漫性、保守性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正是他们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而阴谋家巴枯宁妄图篡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改变国际的正确路线，用无政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则是这场斗争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大团结，坚持国际正确的纲领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指出巴枯宁在消灭雇佣劳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重大错误，揭穿了他的种种阴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其变种流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不应低估的。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则是同由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而加剧了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分不开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修正，斗争直接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还灵不灵、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个别过时的提法或论点要不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里应不应向前发展的问题。列宁深知：在修正主义泛滥的条件下，不捍卫马克思主义，就谈不到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转折时期，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谈不到真正地、卓有成效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正是把捍卫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迅速地团结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胜利。列宁主义战胜修正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战胜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直接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进程。
第二，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中各方面具体的历史地位、相互关系，把握斗争的特点，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那些路线斗争史那样，把这些斗争看成是周期性的、简单的重复，千篇一律的斗。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初期，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许多社会主义思潮流派中的一种。当时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工人群众中，有影响的、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在基本理论方面深深打上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烙印的社会主义派别。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完善自己理论的同时，力争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广泛的联系，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16]这个阶段斗争的特点是：划清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界限，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解决科学社会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问题。
19世纪60年代的后六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这种地位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的胜利。这种情况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17]。修正主义者利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那种经济政治暂时繁荣而“令人忘却革命”的腐蚀力量，利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超额利润的增长工人贵族日益膨胀的势力，利用工人运动向横宽发展的那种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不纯分子增多的局面，在社会党议员、工人组织中的各种官僚以及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中间，招募门徒，扩大地盘，力图从无产阶级的内部攻破堡垒。这种状况，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把维护革命理论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作为主要任务。剥去修正主义者的伪装，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保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这一阶段斗争的显著特点。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统治思想的地位，由国家政权来保障它的传播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敌对思想则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或者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向马克思主义渗透和进攻。这种进攻往往是同腐蚀执政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甚至颠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时清醒地估计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警惕资产阶级世界观复辟的危险，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厘清这场斗争与那场斗争的关联，把握斗争发展的历史趋势。用公式化的套话是反映不了这种局面和这种趋势的。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的斗争，真是连绵错杂：有些斗争是交叉进行的（如反对魏特林主义与反对“真正社会主义”，反对民粹主义与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 ），有些斗争是并推进行的（如反对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青年派”与反对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合法主义”派，反对取消派与反对召回派），有些斗争是衔接进行的（如反对蒲鲁东主义与反对巴枯宁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主义与反对考茨基主义），有些斗争是反复进行的（如1 9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蒲鲁东主义，十月革命前后两次批判考茨基主义） 。在斗争中，既要同那些有过历史功绩也有过历史错误的人物（如魏特林、布朗基）对阵，又要同那些理论上的江湖术士或政治上惯耍阴谋的行家（前者如杜林，后者如巴枯宁）较量，并要同那些前半段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后半段却又不同程度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曾经是战友的人（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交锋，还要同那些在执政了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窃据高位的“接班人”“旗手”（如林彪、江青）苦斗。在这一系列的对阵、较量、交锋、苦斗中，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常处于顺境，占有很大优势，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绝不能说没有暂时的和局部的逆境、劣势、挫折。在第二国际的后半期，在西欧那些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强大、统治较为稳固，而无产阶级却有一部分因资产阶级化了而变成工人贵族的国家里，修正主义就曾经占上风。这表明征途远非平坦笔直。但是，不管什么性质的、多么严重的挫折，都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总趋势。我们不能让挫折一叶障目而看不清这个总趋势，要敢于正视挫折，从中吸取教训，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要研究每次重大斗争的理论意义，学习革命导师对待理论战线斗争的科学态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在斗争中的发展和斗争的理论意义，而不是斗争的具体进程本身。一方面，我们要注意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某一思潮时，坚持并加以推进的主要观点、主要原则。大家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许多重要著作、他们的许多重要原理，是在论战过程中完成和提出的。每当论战迫在眉睫、斗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常常被迫停止某些专门问题的研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迎击论敌，把革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相比较，他们往往更注意创造方面，因为只有理论上的创造，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批判。这种情况下的理论创造，自然带上论战的色彩。因此，对论战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或进一步加以发挥、强调的一些观点和原则，现在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8]；“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9]。这些意味深长的话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进行理论创造或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时遇到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类创造或阐发中不得不强调的主要原则或某个原则的主要方面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准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中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以及这种进展的深远的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中的那种科学的态度。他们对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不轻易放过，总要剖析其理论上的荒谬和政治上的危害，对其进行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官僚主义的。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问题上曾陷进孟什维克主义的泥潭，犯了严重的错误，列宁在批判这些错误的同时，丝毫没有抹杀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其中包括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伯恩施坦在这方面的鄙陋滥调所进行的战斗。列宁还批判波格丹诺夫等人以反对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借口贩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废物的企图。列宁在1922年写的《政论家的短评》一文中追述了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因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尔·列维政治立场的评价而同“左派”发生的争论。他说：“在‘左派’攻击的时候，我甚至说，就假定列维是孟什维克，仍旧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十五年的全部历史（ 1903—1917年）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20]列宁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意大利社会党的头头塞拉蒂、札钦托·梅诺蒂，他说：“谈到塞拉蒂，那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打开来时，拍的一声，冲出一股特别……刺鼻的气味。”[21]即使是对待这样一个人，列宁仍告诫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不要脱离群众；在向普通工人实际揭露塞拉蒂的一切骗局的艰苦工作中，不要失掉耐心；不要作出太轻率的和最危险的决定：在塞拉蒂说‘a’的地方，就说‘负a’；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在实践中巧妙地利用法西斯主义所给予的确实很出色的（虽然代价很高）经验教训”[22]。尽管列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造的孟什维克，尽管当时是个臭蛋的塞拉蒂后来转变成不错的共产党人，但这并没有使列宁的告诫丧失真理的光辉。在评论列维、塞拉蒂这些人物时，信手扣上一顶孟什维克的帽子，虽说解气，但确实仍旧不能解决问题；对方说“a”，你就说“负a”，虽说简便，但确实是太轻率的和最危险的决定。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对反动的、错误的思想派别，特别是对那些属于这些派别而在具体的科学领域有一定的贡献、提供过有价值的观点和资料的思想家，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对其反动的和错误的倾向必须批判，界限必须划清；而对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则应予以批判的改造和汲取。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许多他亲自写的极有学术价值的脚注，它们对一些学者所提供的可取的见解和可取的资料加以评论，尽管其中有些学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都是很不可取的。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也充分利用了英国的著作《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有用的看法和素材，尽管此书的作者是以鼓吹“国际帝国主义”闻名的霍布森。这两个例证，可以说是举世皆知的。列宁指出，对待那些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教授，“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23]。
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斗争，不言而喻是指那种历史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重大理论意义的斗争，只有进行这种原则性的斗争并夺取斗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才能前进。至于那种人为的，定期制造的，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问斗争的前因后果、性质意义，盲目地用斗争来解释一切，似乎斗争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斗争，有了斗争就必定有发展、有前进的把斗争庸俗化、绝对化的观点，无论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都是不足取的，必须予以彻底的否定。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中，揭示这一革命理论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和不同发展阶段上具体的历史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均有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注意分析这些阶段的联系和特点，不应将其对立或混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继承者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进行理论创造活动，要注意分析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各自的特色，不应将其对立或混同。无论是对立还是混同，都将导致抹杀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共性和个性。
我们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主要是指这个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诸如它的阶级性和客观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等，是贯穿整个体系发展过程始终的，它的基本原理、原则，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个体系的这种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和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背离的，背离了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离开客观真理而陷入谬误。
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继续和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外的列宁主义体系或毛泽东思想体系，我们论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时候用“体系”这个概念，那都是在特定情况下讲的。斯大林在论述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24]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则。他的论述表明，要从本质上正确地理解列宁主义，就必须首先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思想理论发展的连续性，这样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5]的论断，是对这一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某些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需要出发，人为地制造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对立， “温和可亲”的马克思与“严厉可怕”的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对立，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对立，这表明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伟大合作开始之前并排地进行理论探索时思想上那种所见略同、不谋而合的关系，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与其继承者之间的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肆意割断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一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上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关系。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连续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和阶段。在不同的时代和阶段里，革命导师总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如社会经济发展、工人运动、思想理论战线的状况等来运用基本原理原则，并在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丰富这些基本原理原则的，这就使理论的发展带有具体的历史特点。这些具体的历史特点主要有这样一些表现：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新公式、新结论的提出来看，革命导师针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情以及这些时代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对这些阶段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公式和新结论来补充修改或丰富发展旧的具体公式和结论。斯大林说过：“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26]很明显，这里所指出的表现具体历史特点的新东西，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性的体现。前面讲到的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即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的科学概括。现在有必要再补充一句，这个论断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即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崭新阶段的科学概括。看不到列宁主义的划时代意义，时而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时而一笔勾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发展上的列宁阶段，这同把列宁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一样都是十分荒唐的，都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表现。
第二，从革命导师理论活动重点的变动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人的理论活动都是多方面的。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直接行动任务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理论活动重点也随之发生变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原理原则就会显得特别突出。用列宁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27]列宁这样描述过：“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28]理论发展中突出的重点不同，过程就很自然地显出阶段性来。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而且存在于某个部分内部各项原理之间。如列宁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的过程中，初期主要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论证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特别是革命理论的指导意义；1905年革命后，主要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消化和总结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批判考茨基等人的折中主义诡辩，发展唯物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为十月革命做理论准备；十月革命后，主要研究和探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这样，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就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而且呈现出互相衔接的不同的阶段。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发展完善的程度来看，这个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生长的，而不是封闭的、僵死的，它沿着螺旋形的上升线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向前迈进。就以马克思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约半个世纪的行程来说，大体上有这么三个发展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探索开始到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 《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止，这可算是一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的阶段，“形成”二字可以大致地概括这一阶段的特点。从标志着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标志着又一次新的更大的理论突破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以及基本上与此并行的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到法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产物———巴黎公社的诞生，这可算是另一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和严峻的实践检验。巴黎公社诞生以后至欧美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建立的近30年的时间，可算是另一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发和广泛传播。根据这些不同的具体历史特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阶段性。
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这种连续性和阶段性正像链和环一样是互相联结的。构成发展的连续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原理、原则，通过构成发展的阶段性的具体的历史特点表现出来，又大致地包含着具体的历史特点。而具体的历史特点则体现着基本性质、原理和原则，比基本性质、原理、原则具体而丰富。片面夸大和歪曲某一方面，都会把连续性和阶段性割裂而曲解历史、导致谬误。以右的面目出现的修正主义，往往根据所谓“新时代”“新经验”片面强调具体的历史特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宣称它们已经“过时”了。伯恩施坦所谓“时间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成为其同伙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依据。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则往往不顾具体的历史特点，把基本的原理、原则当作枯槁的、僵死的教条或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史视为干巴巴的几条原则。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只有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原理、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揭示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的历史特点，看到这一革命理论发展的无限生命力，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进程，深刻地认清贯穿发展过程始终的共同性质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质，掌握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五、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中，实事求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运动发展的过程，既要揭示它上升和前进的总趋势，着重叙述业已取得的不朽胜利，又要反映前进过程的曲折性，不回避它曾经遇到的暂时挫折，这有利于从中吸取教训。
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史上最先进的理论体系，它同人类的社会实践、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永不止息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阻挡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在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无产阶级为实现其历史使命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而不断前进的同时，加深了对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它在人类认识真理、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在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过程中，从发展的长过程、总趋势来看，也是上升的、前进的。我们从两个侧面加以观察的这种上升的、前进的总趋势，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日益丰富，体系逐步完善；它在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它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掌握的群众越来越多，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断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对这一上升的、前进的总趋势以及这一战斗和胜利的历程做过精辟的分析和概括，他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29]列宁还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30]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列宁的概括和预言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种上升的、前进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种上升和前进的总趋势，不是直线的、平坦的。人们出于善良的意愿，或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和宣传中某些片面观点的影响，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描绘成所向披靡、轻取论敌、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行进，仿佛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立即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顺利地实现了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似乎是一次完成的，等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上升的、前进的发展总趋势，是通过一系列曲折和反复的具体过程来体现的。这种曲折和反复的具体过程，有时表现为暂时的或局部的低潮与挫折。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的原因及表现很多，这里主要讲这样三点：
首先，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而且无产阶级的斗争又自发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种种复杂原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绝不可能是自发的、一蹴而就的。这种结合是一个长期、反复和多层次地进行的曲折过程。列宁对这个过程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以后，才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31]就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例来说，这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结合的伟大开端，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正因为它是开端，我们对结合的广度和深度才不应估计过高，言过其实。威·李卜克内西曾经回忆说：“那时候，工人阶级中思想达到社会主义的人还为数很少，而在那些社会主义者中间，真正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意义上的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也仅只是少数人。对政治生活一般表现积极的工人大众，仍滞留在温情的民主主义的愿望与空话的迷雾中，这类愿望与空话就是一八四八年工人运动和它的前奏与余波中所特有的。”[32]那时候，马克思“为了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磨炼武器，但却不为劳动群众所理解。群众跟着空谈家、伪善的叛徒、甚至是公开的敌人后面跑，他们非但不了解他，有时甚至粗暴地推开他”[33]。这表明，唤醒被蒙蔽的群众是很不容易的事，把马克思主义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是项很艰辛的工作。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三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从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占了主导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任务尚且遇到如此重重障碍，在其他资本主义不甚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地区、国度来解决这个历史任务，更是障碍重重，非走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不可，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又先后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资产阶级的不断封锁和抵制，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的干扰和排斥，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重重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反封锁、反抵制、反干扰的斗争中发展也是一个长期、反复和多层次进行的曲折过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能尽快地直接掌握广大的工人群众，未能尽快地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它遭受资产阶级的封锁和各种反对派的沉默抵制，遭到盘踞在各种工人组织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干扰、排斥。关于资产阶级及其舆论界以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封锁和抵制、干扰和排斥，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有所记述。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和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问世时的情形时说：“马克思以激进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开始自己的社会活动，但是当他的立场表现得比较尖锐时，他就被抛弃了；当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先前的同伴就把他视为仇敌了。攻击他，把他驱逐出德国，侮辱他和诽谤他，最后又用沉默来反对他个人和他的著作。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完全无人注意，这部著作证明一八四八年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才了解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那次政变的原因和结果。虽然这本书是谈论当前的重大问题，但却没有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提到过它。”[34]“ 《哲学的贫困》（对《贫困的哲学》的回答）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同样无人注意。但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终于粉碎了持续约十五年的沉默。”[35]因为国际事业的声誉传遍全球，国际的精神产儿巴黎公社的壮举震惊全世界，而《资本论》又成为“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36]，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37]。这样一来，作为国际的领导者和《资本论》的创作者， “马克思的名字变成举世皆知的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和工人的报纸都宣传他的学说”[38]。
来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干扰、排斥和破坏，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两位导师在世时，仅仅发表了第二卷第四章，后来手稿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首领手中，长期被束之高阁，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出版。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也被德国机会主义者隐藏了几十年，这本书直到1925年才在莫斯科问世。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也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和一些在哥达大会上犯过错误的领导者的反对将其公开发表的。至于在历史转变关头，因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篡改和背叛而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的障碍，就更为突出和严重了。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应当正视。
最后，马克思主义对客观规律的反映，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这也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既受客体的制约，如受事物发展的状态、矛盾展开和暴露的程度等的制约，又受主体的制约，如受参加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知识和经验积累的程度，以及在理论思维活动中所存在的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等的制约。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客观进程的某些个别公式和结论，就很难避免因主观性和片面性而出现不确切、不完善甚至有错误的情形。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才能使不确切、不完善甚至错误的认识得到修改、补充和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地修改不确切的地方、补充不完善的部分、纠正错误的结论中曲折地前进的。
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讴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种种不朽胜利，使人们认识到这一革命理论不可战胜的光辉前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首要的、基本的方面。同时，也应不讳言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暂时、局部的挫折，以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力求做到在失误、挫折面前不沮丧、动摇，在复杂的思想战线上及时辨别各种倾向，不迷失方向，有效地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封建余毒的侵袭，永葆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活力。
六、逻辑和历史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严整性，揭示构成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各项基本原理的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不能搞成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简单相加和各个主要观点按需排列的“理论拼盘”，而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体系。
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割裂的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39]，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40]。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根据，论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41]，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还包含着一系列基本的原理和原则，这些基本的原理和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42]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体系在逻辑上的严整性，把握各个部分之间、各项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严整性时，曾经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比作“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43]。列宁的这些话，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同样是适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变革，就是一个交叉影响、相辅相成的过程，并非截然分开、各行其是、机械地分段完成的。孕育期的马克思主义，其处于萌芽状态的三个组成部分，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同后来写的成熟的著作一样，形式上虽可以说这一部是哲学著作，那一部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另一部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但这种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有哪一部哲学著作不包括着一系列极为卓越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又有哪一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重要著作里，正如在马克思主义体系里一样，三个组成部分是一脉相通、浑然一体的。
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后，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这种浑然一体，也就是说逻辑上的严整性，就表现得更为清楚了。尽管在发展进程中，确实常常出现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种情况：在这个或那个历史阶段，因形势和行动任务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部分、这些或那些原理原则，不能不分别地凸显出来，提到首要地位，但这种情况并不破坏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严整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某一部分或某些原理原则的这种突出，对其他部分、其他原理原则来说，并不是脱节式的、排他式的突出，而只能是带动式的突出。某一方面的突出、被提到首要地位，绝不意味着其他方面受到削弱和忽视。正相反，被提到首要地位的那个方面的突飞猛进，一定会带动、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这种辩证的、交互带动和促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严整性越来越得到增强。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逻辑严整性，要求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个体系及其所包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项原理原则。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44]只要我们深入想想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的种种遭遇，想想它一再经受的来自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疯狂攻击与粗暴践踏，就会深刻地感到列宁的指示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严整性是随着这个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的。逻辑方面的严整性同时表现为历史方面的严整性，这是因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社会实践向横宽方面和纵深方面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研究对象的内容和方面不断展开和丰富，研究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原始公社公有制、奴隶主占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制、资本家占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其性质和发展的规律是不一样的。历史地考察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因此，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5]。这门历史科学在逻辑方面的严整性，应当首先表现为历史方面的严整性。它首先应当研究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奋斗的社会主义，虽已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却还没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而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一系列国家建立起来了，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之外，显然是违背这门科学的严整性的。因此，严整性的要求既应当包括体系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同时代的门生已做了概括的历史认识成果，也应当包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直接继承者及其门生的最新的认识成果，它是对对象多方面的认识的历史的总和。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留下了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写字母的逻辑，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则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帝国主义的逻辑，斯大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又书写了和正在书写着社会主义的逻辑。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就应当是关于研究资本主义的逻辑、关于研究帝国主义的逻辑、关于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逻辑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求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对它的严整的体系务必认真维护，不能任意割裂、破坏。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谴责修正主义者，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提法提出错误的批评或“修正”，而在于他们力图肢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力图把这个严整的体系弄得七零八落，以便各个击破、随心处置、化整为零地加以消灭。这正是他们的罪过所在。
修正主义者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否定这一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在逻辑方面的严整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考茨基就说什么“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 。很清楚，考茨基企图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的严整体系中抹去。俄国的波格丹诺夫等人同考茨基紧密配合，竭力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这种谬论和伎俩，着重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时至今日，考茨基那种肢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流毒并未完全消除，西方还有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人，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把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理论，看作一种有关政治策略的理论，把他们看作或者不懂哲学，或者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政治经济学的策略家。“伟大的策略家” “渺小的理论家”，这种貌似公平、客观的评价，是服务于肢解、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政治目的的。
修正主义者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惯用伎俩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历史方面的严整性，肆意歪曲历史，割断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联系。托洛茨基把列宁主义腰斩为前后两段，以“维护”十月革命时期的“新”的列宁主义为幌子，否定所谓十月革命前的、有“反革命性”的“旧”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的这种手法至今还颇有仿效者，所谓“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与“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 、“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与“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马克思主义”与“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富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穷汉的马克思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两个马克思、两种马克思主义，都是这种手法的新产品。普列汉诺夫在揭露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把改良家的马克思、‘现实主义者’的马克思与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企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批判者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修正’马克思，消除他的理论中的一切社会革命的内容。……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把一切那些足以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中用为精神武器的原理都一一的丢掉。”[46]这样一来，“慢慢地从‘批判’的熔炉中出来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他熟练地向我们证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有关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表现了很大的怀疑。‘批判’竟把革命家的马克思变成了几乎是保守派的马克思。而这一切仿佛是依靠他自己的原理。实在可以说，类似这样的变化只有亚里士多德经历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他从一个异教的哲学家变成了好像是基督教会的一个神父”[47]。普列汉诺夫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无疑在基本点上是适用于过去和现在热衷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表现，但本质上是相同的。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称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48]，把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归结为“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49]，这是很确切的。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中来认识这一理论的严整性，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发展，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一条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原则。
七、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史，要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反对那种破坏科学性的伪装的革命性，警惕那种损害革命性的虚假的科学性，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历史借鉴。
我们就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方法论问题已经讲了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说都同这第七个方面的内容，即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密切相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关于这一原则本身我们不打算做广泛的、展开的探讨，这里想着重讲一下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这个基本特征，防止两种片面性，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等问题。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固有的。这是因为：首先，以往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这样或那样地轻视和脱离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始终同社会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它把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观察、解释，而应致力于揭示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形成科学的认识并使这种认识完全服务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不是像社会庸医那样搞修修补补，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光说“震撼世界”的大话，而应是革命的、彻底的改造。革命地改造世界，是以科学地认识世界为前提、为指导的，然而，也只有在千百万群众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检验对世界的认识的科学程度，不断解决科学地认识世界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给哲学提出了这个崭新的任务，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辉地解决了这个崭新的任务。其次，以往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这样或那样地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地位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是人类社会最进步、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个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要求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个客观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越接近客观真理，就越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彻底革命的要求。同样，越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彻底革命的要求，就越能深刻地认识客观规律、揭示客观真理。普列汉诺夫把这种一致性称为科学与劳动者的接近。他说：“第一次，从我们的宇宙存在以来和地球绕日而行以来，发生了科学与劳动者的接近：科学跑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觉悟的运动中依据于科学的结论之上。”[50]这个接近，使近代、现代的历史展现了更加波澜壮阔的情景。最后，以往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这样或那样受自身的观点、方法或体系的禁锢而不得不或早或迟地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由于把继承和变革、革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创造、革命的内容和严整的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不把任何现成的事物包括理论本身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不同一切迷信和谬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妥协，而是在已经开辟了的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永不止息地、永无止境地向着客观真理接近。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51]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这种结合的最好证明。回顾过去、展望将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革命政党和劳动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斗争，炸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剥削制度的堡垒，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国家，在难以想象的复杂的斗争道路上千锤百炼，表现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个理论确实是把科学性和革命性血肉相连地结合在一起了。
共产党人向来是靠真理、靠革命的科学来取信于民、推进事业发展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比推翻一个旧的社会制度更加伟大和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内容更深刻和更广泛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忽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忽视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会在党和整个国家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影响革命理论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不良的后果。这个问题，在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年代，由于直接牵涉千百万革命者的安危，同党的命运、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因而不容易被忽视。而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更应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事业少走弯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攻击和歪曲，大都表现为这样或那样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以右的面貌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夸大科学性，披着“科学”的外衣，标榜客观主义、宣扬改良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夸大革命性，片面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甚至脱离实际、盲目蛮干。这两种表现似乎是南辕北辙，但都一样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科学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谈不上革命性。只有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完全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认真学习，长期地反复实践，克服主观性，防止片面性。对于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情形，要高度警惕，在肃清极左的假革命流毒时，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伪科学钻空子，而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伪科学时，也应防止极左的假革命流毒重新泛滥。这在国内国际的革命史上都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吃一堑，长一智。这种教训应变为反面教材，作为我们学习正面经验的补充。而正面经验更是需要仔细地加以研究的，以成为历史的借鉴。我们要详尽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导师在革命事业迅猛发展、人们容易让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刻，在党的工作发生严重失误、遭到重大挫折，人们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刻，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情况复杂、变化多端，人们常常迷失方向的时刻，都是怎样卓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把捍卫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精巧地结合起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本身、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这种光辉的榜样、宝贵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必须大力宣扬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方法论是任何一门科学的精华。它是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工具。方法论上的偏差，有可能导致认识真理道路上的迷误。我们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史本身，就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历史。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本书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结合马克思主义史这门科学的具体特点，初步联系过去这个领域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探讨这门科学的方法论。认识非常粗浅，仅作引玉之砖，供读者讨论指正。我们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这门科学的方法论的认识必定逐步加深。
注释
[1]＊笔者同许征帆教授合作撰写。
[2]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
[4]列宁．列宁全集：第2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32．
[5]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6]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7]同①39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0-301．
[9]同①300．
[10]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1．
[11]同③441-44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7．
[13]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736．
[14]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495．
[1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
[17]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9．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
[19]同①479．
[20]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8-599．
[21]同①601．
[22]同①601．
[2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0．
[24]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5．
[25]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3．
[26]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5-86．
[27]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8．
[28]列宁．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9．
[29]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0．
[30]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0．
[31]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0．
[32]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0．
[33]同②40-41．
[34]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8-19．
[35]同①19．
[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2-543 ．
[37]同①19．
[38]同①19．
[39]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0 ．
[40]同①588 ．
[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
[42]同①．
[4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333．
[44]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
[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6．
[46]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715．
[47]同①715-716．
[48]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49]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
[50]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771．
[5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