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和分期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象的几个问题[1]
近几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对这门学科对象的探讨愈来愈显得迫切和必要。明确这门学科的对象，关系到如何解决这门学科的具体任务及研究这门学科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本节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象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一些粗略的想法。
（一）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邻近学科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其对象似乎是很明确的。但是，实际研究工作中常常出现把这门学科同邻近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一般哲学史等相混淆的现象，致使这门学科的重点不明确、界限不清楚。为了明确这门学科的对象和范围，把这门学科同邻近学科加以对比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联系和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客观世界为对象，它的任务在于探讨世界的本原，揭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在于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及其理论体系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不断修改、补充、丰富和发展的，是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发展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何种特定的地位，等等。它不是以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无产阶级对客观世界的本原及其一般规律进行认识的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不是认识本身，而是认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虽然不能不牵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体系，并以对这些原理和体系的正确认识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但它对这些原理和体系主要不是从逻辑形态上来研究，而是从历史形态与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研究。
其次，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联系和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这一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从一定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属于共产主义运动史。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也要阐述无产阶级在哲学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阐述无产阶级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但是这种阐述从属于对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要阐述无产阶级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这种阐述从属于对哲学上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阐述，目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阐述重点的不同，反映了这两门学科对象的差别。
再次，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的联系和界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互相贯通、密切联系的，可以说是一块整钢。但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又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本原理的教学和研究中，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相重复。类似这种情形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联系和区别。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在说明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历史唯物主义重点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对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分析，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解放条件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战略、策略等问题的具体分析，则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去解决。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要紧紧扣住无产阶级对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认识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这个主题。虽然它同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会有某些必要的重复，但阐述的重点和角度显然是不同的。
最后，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一般哲学史的联系和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和阶段，它同以往的哲学史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根本的革命性变革。以往的一切旧哲学，都会随着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消灭而基本上终止发展，都会为另外的哲学体系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由于它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它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实践的运动前进，不断地丰富和深化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式，绝不会为另一种性质的哲学所代替；由于它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了，它失去了阶级的属性，也仍然保留其彻底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因而绝不会终止发展。因此，一般哲学史，是各种哲学体系相互更替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永无止境地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历史。
（二）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仅仅通过上述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这种经济、政治条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他还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3]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最根本的原因是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阶段，这使人们有可能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做出科学的认识。列宁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决定性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已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为科学地揭示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提供了客观的前提。离开了社会经济条件，哲学的发展便没有了客观基础。尽管哲学理论对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反映比较曲折、比较抽象，而且在反映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但是从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归根到底它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所决定。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4]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研究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经济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直接受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斗争、工人运动内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的制约和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直接动力。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写了《资本论》 ；为了反对杜林的理论，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 ；为了研究帝国主义的矛盾，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列宁写了《哲学笔记》 ；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总是适应革命实践斗争的需要，用新的结论、新的原理来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生义，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精神武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不仅概括了认识的具体过程，而且大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过程。无产阶级在每次革命高潮之前，需要武装思想，做理论准备，造革命舆论，哲学起着“前导”的作用；在每次革命高潮之后，需要消化革命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哲学起着总结和升华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研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但是，哲学并不等于社会存在和实践本身。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础、源泉和动力的同时，必须研究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否则就不可能把握思想史的特点。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
第一，哲学思想是对社会存在的间接反映。哲学思想对社会经济基础、对客观世界运动变化规律的反映不是直接的、直线的，而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例如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等。同时，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恩格斯说：“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5]由于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哲学上不一定就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同样，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哲学上仍可以出现繁荣的情景。当然，这并不否定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特有的概念、范畴的结构和体系来反映运动变化着的客观世界。这种反映，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多次反复、经过思维对感性材料不断加工和抽象的过程。已经形成了的概念和范畴，就其抽象性和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它们在形式上远离了客观的历史过程。但是，就其内容来说，就其整体、过程、总和、趋势和源泉来说则是客观的，它们排除了客观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因素和烦琐细节，揭示了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因而更接近历史过程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哲学理论发展中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相联结的特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同前辈人和同时代其他哲学派别的思想，
有着纵横交错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改造和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它是人类智慧长河中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包括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等，是后人据以前进的一个前提或出发点。但这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扬弃，是一种否定的否定。而且，这种批判继承，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地、反复地进行的。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各种哲学派别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笼统地一概否定，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错误的哲学思想和反动的政治倾向，必须批判；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则应批判地改造、吸收和利用。
这种纵横交错的辩证关系，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如政治、法律、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之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从而构成互相联结、互相影响和制约的意识形态网。离开了这张运动之网，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对于社会生活，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工人运动、政治制度改革、科学技术进步等，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地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无产阶级自从有了科学的精神武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便产生了新的飞跃，有了正确的方向。精神的武器不断地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以上特点，我们在研究这门思想史科学时，既要注意哲学理论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不重蹈唯心主义哲学史家“从思想到思想” 、以概念的推演代替现实的发展的覆辙，又要注意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避免犯形而上学哲学史家忽视意识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的错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不断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三）力求全面地把握“发展”的概念
要正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全面地把握“发展”的概念。
“发展”这个概念内容丰富，牵涉发展的源泉、动力、实质、过程和标准等问题。具体说来，应从如下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一，要从具体地描述发展过程同科学地揭示发展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发展。具体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为了提供一个基本的发展线索，展示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这是每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但仅有过程的描述是不够的，还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发展的规律性，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这样才能对这门学科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要从具体地分析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来把握发展，以揭示发展的内在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有深入地研究无产阶级在每一历史阶段面临哪些主客观的矛盾，研究时代和社会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哪些新材料、新经验，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而哲学又是怎样对这些新材料、新经验做出概括和总结，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回答的，才能够正确地反映发展的客观过程，把握发展的规律性。
第三，要从阐明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研究新思想、新结论的有机结合中来把握发展。一般地说，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提出，是发展和贡献。应当善于发现并着重地阐明这些新的内容，分析其形成的条件和过程，指出它们比前人或前一时期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那么，具体的运用是不是发展和贡献呢？我们认为，每一次成功的运用，都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在新的条件下对理论的检验和证实，同时为新原理、新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实践材料，因而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质，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过，在阐述具体运用中的发展和贡献时，不能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本身来代替哲学史所要求的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概括和总结，否则，就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身的理论特色。
第四，要从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时期，哲学史应当分析每一阶段、每一时期的特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是贯穿发展过程始终的。各个阶段和时期的特点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揭示每一阶段上的特点，必须同把握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的连续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不去揭示每一阶段上的特点，那么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就是空洞的、没有生气的；如果不坚持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的连续性，不阐明各阶段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结，那么完整的科学体系就会被搞得支离破碎。西方“马克思学”中的一些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问题上，制造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的对立。他们不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而且完全否定了发展的连续性，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科学体系。
第五，要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经典作家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僵死不变的教条和最后的终极真理。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的前提下，总是把理论同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以新的具体公式和结论，补充、修改或代替某些不完善、有错误或者是过时的旧公式和旧结论，从而保持这个理论的蓬勃生命力。
这里，要注意划清发展论和“过时论”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反映了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在其起作用的范围内，是不会过时的。但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在同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又是不断发展的，其内容是不断丰富的。从属于这些基本原理、原则的某些个别结论，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过时的情形，为新的结论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和过时是统一的。没有过时，没有新结论去代替旧结论，也就没有发展。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不过时和过时的辩证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发展中的新陈代谢。右的修正主义“过时论”借口时代的变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原则，名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修正主义以及教条主义，不顾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原则和结论，统统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制造所谓凡是革命导师的文章和讲话，篇篇是“发展” 、句句是“贡献”的迷信，名曰“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因而也同样地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发展过程中，从发展的长过程、总趋势来看，其是前进的、上升的。但是，发展的具体过程则往往是曲折的、反复的，有时甚至因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因为其他主客观原因而出现局部的或暂时的倒退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情况，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各种主客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端正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六，要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研究其他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的著作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文献密切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经典著作，是无产阶级智慧的结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这些经典著作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经典著作上面，这无疑是必要的。但领袖既然是阶级的代表，那么阶级的智慧总是集体的智慧。而且领袖和理论家是一个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是由这个集体完成的，个人所完成的部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经典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及党的若干重要文献是互相补充的，只有对其做全面的研究和阐述，才能如实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丰富性。
第七，要明确什么才算“发展” ，最根本的是坚持实践标准。如前所述，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和其他重要文献中的新思想、新原理、新结论。但是，并不是任何新的提法都是发展，只有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真理的才是发展。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新结论在当时看来似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新结论是错误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该实事求是地指明这一结论的错误，而不应主观地把任何新的提法都归结为发展。坚持实践标准，是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关键，也是解放思想、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键。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继续开展，对这门学科对象的认识，将会进一步精确和深化。
二、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问题，涉及这门学科的对象、方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对分期问题进行探索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这里试就分期的几个主要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问题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史科学。它的主要任务在于考察和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项基本原理和范畴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探讨分期问题，从属于解决这个主要任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
首先，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具体的历史特点，从哲学理论对于时代、对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6]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这样。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密切相关的。每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总是提出各种新的课题，这些新课题需要从世界观的高度给予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正是在研究、回答和解决这些新课题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超时代、超历史的永恒真理。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带有具体的历史特点。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处的历史地位，而且表现在它的某个部分或某些原理的发展程度上。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前期主要是批判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发现唯物史观、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期主要是对唯物史观进行科学论证，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的“大写字母的逻辑”，在后期主要是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对4 0年的哲学斗争进行总结，那么，这些绝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受时代条件和社会实践状况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国传播和发展的状况，也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上的社会实践水平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而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哲学史分期，就是要在深入研究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具体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时期和阶段，进而掌握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从真理和谬误的相互关系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真理。而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上斗争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革命导师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是根据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他们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提出的许多重要原理，是在同对手的论战过程中完成的。每当论战迫在眉睫、斗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常常停止某些专门问题的研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迎击论敌、投入战斗，把革命的批判同理论上的创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看，斗争过程的曲折性使哲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列宁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的过程中，初期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普遍指导意义；1905年革命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十月革命做理论准备；十月革命后研究和探索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都是同每一历史阶段上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例如反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反对考茨基的庸俗进化论和折中主义诡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哲学史分期，就是要在深入研究这些斗争的基础上，根据每次斗争的特点和内容，根据斗争过程的曲折性，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掌握发展的规律。
最后，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之间和各项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说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7]的。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原则，都是这块整钢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割裂或歪曲这一严整的科学体系，去掉它的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主要部分，都会离开客观真理而陷入谬误。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绝不是封闭的，它的基本原理、原则绝不是僵死枯槁的。在同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过程中，这一科学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各个基本原理和范畴，都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和深化。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哲学史分期应当牢牢地把握理论本身这种严格的科学性。在逻辑方面，要注意各个部分、各项原理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方面，要注意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把哲学认识当作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过程整体的连续性上来区分阶段，把阶段看作连续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个环节；从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结上来把握连续性，把连续性看作联结每个阶段的纽带；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揭示螺旋式发展的总趋势。这样，哲学史分期就不仅仅是划几个阶段的问题，而是要从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性上来贯彻列宁提出的“一整块钢铁”的思想，以利于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指导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革命活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的依据和标志
在已接触到的部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的有关论著中，对分期的依据问题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以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的分期。这种观点受以往大多数思想史著作的影响较大，其特点是突出思想发展对历史时代的依赖关系，把思想史当作一门历史科学。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观点往往没有充分体现思想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很难揭示思想理论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特殊的本质。
第二种观点为：以国际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状况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等同于工人运动史或党史的分期。持这种观点的论著为数较多，其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哲学，突出这个理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依赖关系。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没有避免对思想发展的特殊规律体现不够这个缺点。同时，这种观点难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同科学社会主义史的分期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分期区分开来。
第三种观点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个人的生平思想和活动为依据。这种观点，突出革命导师和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对领袖是阶级的代表和一个拥有若干人的集体、对领袖同思想家的界限、对与少数杰出领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做的贡献等问题，容易忽略或者处理不当。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传播，革命领袖人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如果都依据少数领袖个人的生平思想和活动来分期，那么就会造成许多混乱，无法有一个统一的分期，并且不可能如实地、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状况。
第四种观点为：以重要哲学经典著作的发表和重要哲学原理的提出为依据。这种观点的特点是注意到了思想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容易忽略哲学理论对时代、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还容易把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变成按历史顺序叙述的经典著作介绍，难以给人规律性的认识。
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有合理的因素可以吸取，但是也都有片面性。我们在研究哲学史分期的依据问题时，对这些观点既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而是做具体分析，吸取合理因素，避免片面性，以便使哲学史分期真正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的依据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的科学分析，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科学分析，从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原则。其基本点就是要从时代同思想、实践同理论的相互关系上来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这样，既避免把哲学史分期和一般通史的分期绝对地等同起来，又避免从思想到思想，夸大哲学思想发展相对独立性的一面而使分期带有表面性，甚至是主观随意性。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它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这三个方面的状况，应当作为分期的依据。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和动力，并不断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社会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实践过程的辩证性，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辩证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阶段上发展程度和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进行考察的哲学史分期，首先要以社会实践的状况为依据。
改造人和自然界关系的生产斗争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和动力。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8]。“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9]思想的发展应该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10]。精神生活的过程，总是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尽管哲学理论对经济关系的反映比较曲折，而且很抽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但是从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1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生产规模狭小，人们的眼界被限制了，再加上剥削阶级的偏见，人们对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是片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占据统治地位。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进步，自然界联系的辩证性质日益清楚地被认识，那种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或宗教神学禁锢的自然哲学，已经是多余的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明朗化，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那种用理性和正义解释全部历史，或把经济关系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的唯心史观，已经在事实面前宣告破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才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生产力、自然科学有了新的发展，列宁又对这些新发展做了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应该基本上同近代和现代生产斗争、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
改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阶级斗争实践，它给予人的认识深刻的影响。关于阶级斗争以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是人们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中获得的，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自从19世纪40年代近代无产阶级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成了近代、现代历史运动的轴心，直接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发展是同这一斗争息息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首先从近代社会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及引起这种斗争的大量经济事实开始，然后对这种斗争的历史趋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一系列革命的结论，从而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扩大和深入，革命导师不断地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理论上的论证。”[12]这种论证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的精神武器，也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的经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波浪式曲线图上，高潮往往处于每次重大的阶级斗争之前和之后。之前，无产阶级需要武装思想，做理论准备，造革命舆论，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导”[13]；之后，无产阶级需要总结和消化革命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为新的斗争高潮做准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对于认识的具体过程来说是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长过程来说，大致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来理解这一公式，因为阶级斗争实践和哲学认识发展的实际过程是很复杂的，一定要做具体分析。无产阶级在从事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还不断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其他矛盾，如本阶级的内部矛盾等。尤其是在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以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阶级斗争）成为突出的实践任务。这些都对哲学认识产生深刻影响。根据阶级斗争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和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应该同近代和现代社会阶级斗争史的分期，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分期基本相适应。
科学实验是哲学认识发展的重要来源。科学实验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并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规定和影响着科学实验的方向和内容。总结科学实验经验的各门具体科学，对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4]。在古代，同不发达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是朴素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十七八世纪，同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研究，并且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的状况相适应的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到了1 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由原来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随着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和一系列其他进步， “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5]。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又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16]。1 9世纪7 0年代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是以全部自然科学史，尤其是当时的各种最新发现为重要依据的。1 9世纪末2 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是列宁提出科学的物质定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科学根据。现代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观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时空观。因此，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分期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同科学实验及反映科学实验的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基本相适应。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首先要以社会实践的状况，即生产斗争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状况为依据。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社会实践的三种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应当综合地加以考察，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同生产斗争史、阶级斗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自然科学史的分期简单地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前者当作某一后者的从属因素。
在综合地考察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时，还要注意研究社会实践本身的辩证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曲折过程，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曲折过程。从社会实践到科学的哲学理论，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在这一历史时期，这种形式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另一历史时期，另一种形式的作用更加突出，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常见的。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情形，革命导师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重点地研究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注意这些情形，对于确定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某些专题史的分期尤其重要。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当深入地研究这种相对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
哲学的发展，有固有的内部矛盾，即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基本原理和范畴的产生和发展，都同各种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应当根据这种矛盾过程的曲折性来确定分期。在研究这些矛盾时，注意不要把矛盾过程简单化。从基本哲学路线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这个界限必须划清。但从每次斗争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某些派别或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也有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方面，应做具体分析。对某些唯心主义派别或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对那些在具体科学领域有一些贡献、提供过有价值的观点和资料的哲学家，那些持有唯心主义观点的科学家，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对他们的错误观点或反动倾向必须进行批判，而对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应予以批判的吸取和改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吸取了摩尔根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资料。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贡献，认为摩尔根根据自己的研究，“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17]。列宁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利用了当时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利用了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所做的详尽说明。对那些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教授，列宁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18]。
哲学的发展有继承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历史上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批判地改造和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它虽然同旧哲学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而是以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和出发点。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19]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但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范畴发生、发展、丰富和深化的过程及其运动规律，而且要研究它们同旧哲学的联系和区别。在不同的国家，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情况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对于列宁和斯大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理论思维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有时可以使“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20]。德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就是这样的。当然，这种情形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际的产物，也不否定经济发展对哲学理论发展的最终支配作用。
哲学发展的继承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部表现得尤为明显。列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在同生活、实践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新鲜经验的补充和丰富，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斯大林对列宁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时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21]他又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22]斯大林的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应当依据每一历史阶段上继承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来确定。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中间，有些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继承性加以歪曲和否定。他们不仅割断马克思主义同前人思想遗产的联系，而且把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绝对地对立起来，甚至别有用心地把某些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对于这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中，应该给予揭露和批判。
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对哲学的发展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应当作为分期的一个依据。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互相贯通、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著作都体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或某些原理会更加突出。列宁说：“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23]考虑分期问题，应当充分注意到列宁指出的这些情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突出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不要忽视其他时期贯穿和渗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中的哲学思想。对待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的态度，也应当这样。
最后，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地表现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4]。无产阶级自从有了科学的精神武器做武装，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便产生了新的飞跃，有了正确的方向。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在研究革命领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同时，要正确处理领袖同群众的关系。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领袖是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群众掌握哲学的程度，改造世界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运用情况，和革命领袖同时代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贡献，都是科学的哲学史分期所考虑的重要内容。
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为分期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做具体划分时，两个时期之间总得确定一个标志。这些标志是否需要统一，例如一律以重大历史事件或一律以重要经典著作的写作或发表等为标志，应做具体分析。分期问题的重点在于揭示每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进而掌握其发展的规律。标志的确定，必须以此为前提。在对分期依据做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以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或以重要哲学著作的写作和发表为标志，都是可以的。各个时期，不必强求一律，以免使分期带有片面性或主观随意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时期及特点
根据上面提到的分期依据和标志，我们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划分为以下九个主要时期，并对每一时期的特点概括地加以说明。
第一时期，从1842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工人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他们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这一时期的下限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这主要考虑到《共产党宣言》是完整地、系统地阐明新世界观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虽然主要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角度论证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它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光辉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光辉体现。这对于作为完整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既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
第二时期，从1848年到1867年。这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后，第一次经受大规模的革命实践，即欧洲1848年革命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科学的革命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同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中，对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做了全面的科学论证。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唯物史观自产生以后，经过系统的科学论证，已经由假设变为科学。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可以说都在《资本论》中最后完成。
第三时期，从1867年到1895年。这一时期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欧洲便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资产阶级走向全面反动，各种唯心主义派别滋生和蔓延。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积蓄力量，普遍组织独立政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准备未来的战斗。机会主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非常激烈，并在斗争中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拉法格、狄慈根、梅林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从马克思主义基地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开始出现。第二，巴黎公社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被提到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三，恩格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在研究概括19世纪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全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系统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40年哲学斗争做了科学的总结。
第四时期，从1895年到1908年。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列宁阶段。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革命运动中心从德国转到俄国。在工人运动中，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修正主义者以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为理论基础，歪曲自然科学新发现，掩盖资本主义矛盾，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 、经济派以及取消派、召回派的斗争中，制定了无产阶级参加俄国1905年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总结了1905年革命的经验，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后的自然科学新成就，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1908年完成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写的一系列哲学著作，虽有不少缺点、错误，但对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过重要作用。
第五时期，从1908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在工人运动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宣扬庸俗进化论和折中主义诡辩，掩盖帝国主义矛盾，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在这一时期着重研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运用它去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而且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结论。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做了系统阐发，批判了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和篡改，从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做了理论准备。
第六时期，从1917年到1937年前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面临着在资本主义包围、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课题。列宁研究和论述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指出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提出在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暴乱后，要转向经济中的政治，要依靠人民群众，改革上层建筑，反对官僚主义，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论述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意义，提出了战斗唯物主义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非常重要的理论遗产。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捍卫了列宁主义，总结了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批判了布哈林、德波林等人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斯大林1938年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页。中国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很快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独秀等积极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参加并领导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思想，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种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完成了光辉的哲学著作— — — 《实践论》和《矛盾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七时期，从1937年前后到1949年。这一时期，国际上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最后遭到失败，欧亚诞生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亿万人民打碎旧世界的精神武器。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国际形势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一系列科学分析，渗透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科学分析，他所阐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他所阐明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八时期，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一时期，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探索和研究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以丰富的经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经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时，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在高度发展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了系统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等方针，发出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在195 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第九时期，1957年以后。在国际上，革命势力同反动势力，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进行了反复激烈的较量，马列主义同背叛马列主义、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在反修防修、在总结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中，遇到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党内和国内形势的违反实际的估计，推行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给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哲学上，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肆意地践踏。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不可战胜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中央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及时地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各项事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正成为亿万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历史证明，真理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为实践服务，并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地从常青的生活之树上汲取营养，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而能保持蓬勃的生机。以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做出科学的分期，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指导当前的运动、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很有益处的。但是，要对时间这样长、内容这样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做出科学的分期，是一件困难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对这门学科做长期的、全面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可是在教学或编写教材中，一开始就会遇到分期问题，无法回避。本书欲以初步而粗浅的认识，做引玉之砖，供读者讨论。
注释
[1]＊笔者同中山大学叶汝贤教授合作撰写。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说明”23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3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6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21．
[7]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 2：3 3 2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2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7 ．
[12]列宁．列宁全集：第3 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63-464 ．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
[14]同②2 2 4 ．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242 ．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2 ．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18]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0 ．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5 ．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5 ．
[2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5 ．
[22]同①85-86 ．
[23]列宁．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9．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