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举世公认的突出贡献。认真考察、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不仅对于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表现在许多方面，就其较为突出的方面而言，至少有如下几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从那时起，在客观上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时期。一方面，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要使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此而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将这样一个客观要求及时地、明确地提出来，变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主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主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如果说，第一种主张的主要代表是王明，那么第二种主张的杰出代表则是毛泽东。毛泽东正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形势的客观要求，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和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本本主义，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他还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3]。“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4]“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1938年9月到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关系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后来，毛泽东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比如，194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地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反对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8]。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9]“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至少包括互相联系着的四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使主要根据欧洲国家情况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变为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成为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鲜化，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从而永葆其生机和活力。
毛泽东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出全面深刻的说明，这一事实，表明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这一贡献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总结和论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底蕴，其认识、其实践，都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支撑。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别是为了排除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毛泽东以哲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哲学总结和论证。毛泽东的总结和论证表现在对一对对哲学范畴关系的说明上，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其中，以下几对关系的说明，尤为重要和突出。
第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实践论》一文中。该文章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特别是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之后，毛泽东概括地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1]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集中表明了实践第一的观点。
第二，一般（普遍性）与特殊（特殊性）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矛盾论》一文中。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12]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特殊—一般—特殊”的公式，集中表明了认识论上一般与特殊相互联结的观点。
第三，群众与领导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3]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集中表明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第四，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集中表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4]这一论述，被人们概括为“物质—精神—物质”的公式，集中表明了物质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观点。
毛泽东对于以上关系的说明，特别是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对于正确指导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确立、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指明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为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巨大努力。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专门对各种妨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其中，明确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他认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主观主义的重要方法，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二是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样一些思想，已带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芽。到了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另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前者是本本主义、主观主义路线，后者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表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形成。
1937年7—8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践论》从理论上论述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只有在正确解决知和行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从规律上论述了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理论，在揭示认识经过“两个阶段”“两个飞跃”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些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于全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消除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矛盾论》论述了辩证矛盾即对立统一的道理；提出了一个系统和过程相统一的具体矛盾理论；提示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建构了具体矛盾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切，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为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从而做到实事求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实践论》《矛盾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1年到1942年，在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把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路线做了鲜明的对照，明确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5]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明确、最深刻的说明和发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此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在其晚年，在总结实践中失误的教训时，他也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放在重要位置上。如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与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关；而在其中遇到的挫折、发生的失误，也都与违背、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紧密的联系。
（四）带领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者。从实践上说，他带领全党，从多方面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路子。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巩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首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确定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然后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根据中国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当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的积极探索是分不开的。
（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与开创新道路的实践相适应，毛泽东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贡献最突出，这也正是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参与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的同时积极在理论上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同时也是较为系统的回答。这些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代表作。
土地革命战争的前半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上开创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同时，在理论上形成了许多符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总结实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集中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建立一支人民军队问题、党的思想路线等重要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体现这些理论问题的著作则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代表作。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总起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已经基本在理论和实践上得以解决。正如刘少奇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6]。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关于帝国主义本性以及战略策略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观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等。这一切，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阶段，毛泽东思想得到继续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关于通过互助合作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的理论，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工业化的理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继续发展。
从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这些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发展的代表作。尽管毛泽东晚年有过理论上的失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对于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