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苏轼家族的佛道因缘
第一节 北宋初中期佛道教发展概况
苏轼是北宋中期人，生于仁宗朝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卒于徽宗朝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期间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等五朝皇帝。虽然道教在神宗朝被立为国教，势压佛教一头，但在此期间佛教的发展也不逊于道教。总的来说，北宋的统治者既崇道又尚佛，“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故使三家在此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三家发展史上的新时期”[1]。
北宋上接后周，但宗教政策与后周相比大为不同。后周周世宗提倡儒教，以佛教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不事生产已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制定了一系列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不允许私度僧尼，不允许“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不允许再建任何寺庙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限制佛教发展的动作之后，世宗朝共废除寺院30336所。[2]
于是佛教一时衰败。自北宋开国，宋太祖扭转了后周对佛教的抑制、打压政策，以一种略为宽松的态度来对待佛教，允许佛教适度发展。周世宗曾下旨要求将“诸道铜铸佛像悉辇赴京毁之”，针对这一做法，宋太祖于乾德五年（967年）下诏：“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但毋更铸。”[3]从而使得后周的排佛政策没有延续下去。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派遣佛教团体前去西土取经：“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4]从此举可见宋太祖对佛教持肯定态度。且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刊刻全部佛经也出自太祖朝，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下诏刊刻佛教大藏经，所刊即《开宝藏》，历时多年，一直到太宗朝初年才刊刻完成。
由周世宗排佛所致，宋初佛教徒人数稀少。宋太祖普度童行8000人，至太宗朝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太宗更是一次普度童行17万余人。但即便如此，总的来说太祖、太宗朝对佛教还是制定了限制性的政策：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诏，要求“各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被停废者，勿复再置”，从而巩固了北周灭佛的成果并无意再扩建寺院。太祖虽普度童行8000人，但童行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且被限定了数量，禁止超额度人。可见太祖、太宗虽无废佛之举，但依然认识到对佛院、信徒等不能任其毫无节制地发展，从而对佛教做出种种限制。
在对待道教的态度上，宋太祖与宋太宗基本相同。宋太祖与一些道士有过交往，且多次在宫中举行道教道场；相比太祖，宋太宗与道教的关系则更进一步，道士张守真为“斧声烛影”后太宗继承大统提供了神圣依据，史料中多有记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太祖去世时张守真人在京师，且在太祖未亡时便预感到太祖行将就木；根据时人杨忆、邵博的记载，张守真在宋太宗谋取皇位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宋太宗甫一临朝，便令人建造凤翔上清太平宫，宫观规格之高，举世少有，张守真为第一任主守。不仅如此，宋太宗临朝期间，还主持修建了一大批道教宫殿，如汴京上清宫、太一宫、寿宁观，舒州灵仙观等等。
至真宗朝，宋真宗著《崇释论》，指出佛家经典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于是设想借助佛力达到避恶扬善的目的。到天禧五年（1021年），僧尼共有47万余人，寺院近4万所，这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小数字了，佛教在真宗朝已逐步地迈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景德传灯录》在真宗朝刊印，这对禅宗在北宋乃至整个后世的发展作用都是巨大的。观宋全朝，佛教在真宗朝已达到全宋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但相比道教，其地位却依然不可同日而语。
北宋崇道之风很盛，仔细归纳有两点原因：一是沿袭前朝的传统，唐朝立道教为国教，皇帝们多对道教笃信不二，中途虽有武则天崇佛之举，但总体而言，道教仍可称为唐朝的权威性宗教。唐朝将道教视为“本朝家教”或云“皇族宗教”，对其扶植不遗余力。五代十国时期，许多统治者模仿唐朝，对道教推崇备至，其中包括周世宗。周世宗虽大肆废佛，但却非常崇奉道教，对道士也十分优待。北宋接后周而建，自然也受到前朝的种种影响。
二是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为求江山基业千秋万代，往往要依托某宗教圣贤，以期将自己家族神化，巩固皇权。如唐王朝的统治者姓李，便声称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家先祖，因此立道教为国教，旨在显示出自己的皇权的神圣性。
北宋崇道亦是出于这种目的。宋王朝的统治者姓赵，无法模拟唐朝李氏去攀附道教创始者李耳，便造出赵玄朗这个人物，对外宣称其为道教始祖。《易传》曰“以神道设教”，宋真宗以此为理论依据，演出了《天书降》《圣祖临》等剧目，将北宋崇道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据史料记载，仅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一年便发生了三次天书降临事件，首次发生在正月初三：
宋真宗言梦中遇天帝赐天书，乃祥瑞之兆，臣子们纷纷请求皇上泰山封禅，真宗故作不允之态；同年四月初一，天书第二次降临，大臣又请，真宗同意十月举行封禅大典；一个月之后，天书第三次降临，此次降临于泰山，自此，真宗朝的“天书降”事件方才终结。为答谢天帝的频降天书之举，宋真宗大建道观。其中，耗资与规模均在宋朝首屈一指的玉清昭应宫便是在此期间所建的最著名的宫观。不仅如此，真宗还下令各地建造天庆观，以感恩天帝降书。苏轼幼年随道士张易简就读于道观天庆观，倅杭时期也曾去杭州天庆观饮茶赋诗，此二观皆名天庆观，明显带有真宗朝的色彩。
在《天书降》之后不久，宋真宗便又接着上演了一出《圣祖临》的戏码。据《宋史》记载，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语辅臣曰：
真宗这个所谓的神人传梦十分刻意，带有明显的君权神授意味。但宋真宗以此梦为托辞，不久便将“赵玄朗”这个梦中之人尊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且诏曰：“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因要避讳玄、朗二字，故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将道教始祖老子的封号由原先的“太上玄元皇帝”改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将孔子的封号由“玄圣文宣王”改为“至圣文宣王”。真宗朝对道教的推崇，一时无两，掀起了北宋第一波崇道之风潮。真宗大建道观，普度道士，组织整理道教典籍，编撰道教神迹，使道教作为一种经由官方认定的国教在全国推广普及开来。宋真宗推行道教并非出于纯粹的信仰，只不过是借着种种神迹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使民间崇道之风弥漫，道教地位凸显于儒释道三教之中。
宋仁宗即位后认识到真宗朝的崇道之风甚笃，使儒释道三教相互之间无法平衡制约，于是调整了政策，从减少道场数量、减少醮祭数量与规模、降低宫观诸种规模等方面着手，为前朝的崇道降温。但与此同时，他依然将道教尊为国教，建造西太一宫与西京会圣宫等宫观，且与龙虎山、云台山道士有所往来。
为平衡佛道二教，宋仁宗对佛教有所倾向，他与僧人往来频繁，常与之探讨佛经教义，但观仁宗一朝，佛教并未得到太大的发展，这与士大夫集团抵制佛道二教壮大有关。众所周知，宋朝重文轻武，从始至终文臣治国，至仁宗朝，士大夫集团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作为儒生的士大夫们为复兴儒学，掀起了抵制佛道二教的思潮，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欧阳修、胡瑗、周敦儒、邵雍等，他们皆写文批判崇信佛道之举。更有范仲淹、韩琦、蔡襄等重臣撰文规范仁宗的崇佛行为，如范仲淹提出要从严格度僧的角度来限制佛教的发展，韩琦批评官方出资修建寺院等等，因此，虽然宋仁宗有崇佛思想，但佛道二教的规模在仁宗朝都没有发展壮大，僧人的人数甚至比真宗朝减少了一半，这与士大夫集团抑制佛道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
总而言之，北宋初中期佛道二教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中道教在真宗朝被立为国教，因此得到了井喷似的大发展，而因代表儒教的士大夫们的制约，佛道二教得到了限制，儒释道三教呈鼎立之势。
[1]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74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参见（宋）薛居正编，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周书·世宗纪二》，卷一百一十五，355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19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4]（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见《文渊阁四库全书》，8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10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