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概说
（一）研究依据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与书画家之一。他的一生，多姿多彩又波澜壮阔，他精通诗、词、文、赋、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并在这些艺术门类中皆有突出贡献，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硕的成果。仅以诗词文章而言，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有《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和陶诗》4卷、《东坡乐府》2卷、《东坡易传》9卷、《论语说》5卷（已佚）、《东坡书传》13卷、《奏议》15卷、《内制》10卷、《外制》3卷等。
苏轼可以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通读苏轼诗文，可以发现其博采众家思想之长，从而使得他在人生态度上达到了超脱旷达的境界，在处世方式上做到“独善”与“兼济”的统一。纵观苏轼一生，开放包容一直是他的人生态度，他吸收了儒释道三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后世文人的人格追求和道德建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哲学观和人生理想，是苏轼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长期以来，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文学家褚人获《坚瓠集》中“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这句，谈到的即是这一现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见解。第一，认为苏轼为一代之大儒，释、道思想对其影响应居次要地位，这种观点至今依旧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第二，认为苏轼在政治上以儒家为指导，在生活上则多取禅宗态度，持此派观点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林语堂，他在《苏东坡传》里曾明确地说：“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1]第三，认为儒、释、道随岁月更迭和仕宦浮沉，在苏轼的思想中交替产生作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总的来说，学界普遍认同释、道两家思想对苏东坡起到较大的影响。
这与其经历息息相关。苏轼一生大起大落，他一生与众多出家人熟识、交游，僧人、道士好友众多；他游历过无数的名山大川、名寺道观；他对佛教与道教都有很深的认识与很高的修为。这或许并非仅仅是由于诗人浪漫的天性使得他笃爱交游，也是由他一生中数次的贬谪所造就的。在长时间的宦海沉浮生涯中，苏轼之所以还保有如此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笔者以为，大约可以从佛道思想去寻其根由，佛道思想对苏轼解脱困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研究苏轼佛道交游对其诗文的影响，对考察其诗文全貌、确定佛道两家在苏轼思想中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对梳理苏轼诗文的发展脉络很有意义。笔者认为，之所以有必要将佛道相提并论去研究这两家学派对苏轼思想的影响，是基于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道教与佛教虽隶属不同宗教派别，彼此却有许多相通之处。道教乃中国传统宗教，生发自本土，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仙、救济世人并以《老子》等为重要经典。道教几乎无外来因素影响，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华夏美学特色，契合中国国民性，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佛教虽源于印度，但自东汉传入我国之后，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帝王卿相、饱学鸿儒的弘扬提倡，使得佛教千余年来被中国人广泛接受，深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亦成为华夏民族的主要信仰之一。同时，佛教虽是印度宗教，但在传入我国的千百年中，已经与中国传统相融合，以至于与道教有许多相近之处，美学史上有许多命题、概念，都可以同时从道家与佛家那里找出相应思想。比如，苏轼谈的“形神”问题，老庄思想中有，佛教思想中也有；又如苏轼的《论画》中有“未尽捧心之妍”“得之濠上”等化自《庄子》的语句，但同时又把吴道子《佛入涅槃画》作为说明问题的例子举出来，足见在苏轼身上的佛道互渗。
其次，苏轼忠君爱国、学而优则仕、抱负满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之一。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对苏轼自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佛道二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尤其是作为中国本土传统思想的儒家和道家，彼此更是对立和补充的，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2]如果说儒、道二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那么佛家便是以出世之心待入世之事，在佛学禅宗里，苏轼可以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儒家强调人际关系。道和禅都要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在艺术审美中难舍难分。但两者着重点有所不同：道家树立超越现实束缚的理想人格，要求个体与宇宙并生，并不认为世界为虚幻；禅则着重心灵体验，视物我世界为虚幻，不重生死，无怨愤、无伤感，根本不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只求超脱尘世，于瞬间顿悟永恒，通过自然景色，感悟有韵味的心灵境界。所以研究佛道二家思想在士大夫苏轼诗文中的体现和对其思想的影响，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轼在诗文中如何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地联系起来，也便于理解苏轼身上鲜明的士大夫矛盾心理。
最后，由于林语堂《苏东坡传》影响太大，导致许多人有“苏轼是个佛教徒”的认识。不少学界研究者虽不至于认为苏轼是虔诚的佛教徒，却也认为苏轼是个学佛者，因此研究苏轼禅佛诗歌、禅佛思想的比比皆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轼虽与众多僧人来往频繁相互唱和，却并不信佛崇佛，而是一生笃信道教。因此，分析对比苏轼的佛、道交游诗，对论证苏轼并非佛教徒而是终生崇道有极大的意义。
（二）本书创新
笔者深知学界对苏轼历来关注甚多，对他的研究蔚然已成“苏学”。20世纪以来更是成果斐然，名家辈出，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前人之述备矣”，成为后人难以企及与攀越的高峰，循前人之径，犹如百尺竿头，尺寸难逾。但学界对苏轼与道教或者禅宗之间的关系这一论题虽已有研究，目前却尚无综合两教对苏轼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的系统、具体的对比性研究，亦无理想结果的课题。对苏轼佛道交游及其对诗文的影响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更是相当缺乏，本书正是鉴于此而作。
苏轼在诗词文中涉及佛道思想颇多，后人对此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及佛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学界也有人就此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具体考察佛道交游对苏轼诗文的影响的，几无所见。
宋代是一个“举世重交游”[3]的时代，交游风气盛行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中，亲朋好友、师生幕僚、同乡世交、方外之人等形成各种社会圈子。交游是有识之士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而苏轼因为性格亲厚，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交游圈，据统计，史料记载的与其有过交游的人员多达307人[4]，其中僧人、道士、术士等方外之人便占相当一部分比例。苏轼与他们诗文酬唱、饮酒论诗、登山临水，形成了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交游圈，创作出了许多与禅佛道教相关的交游诗文。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从苏轼诗文本身出发考察其佛道思想，区别于现存于世的研究作品中对苏轼思想的外部研究，本书是从苏轼诗文的内部研究着手来研究佛道二教对他的影响。从具体诗文中探寻思想脉络，不仅更容易体现苏轼的佛道思想，且经过系统的考察，会对苏轼佛道思想把握得更深刻、更全面。
本书力图全面梳理苏轼的全部相关诗文之后，再做出关于苏轼佛道思想的论述。佛教、道教包含的范围极大，但是本书只涉及与苏轼有关的佛道内容，如与苏轼有明确交往的僧人与道士、苏轼对佛教和道教的理解、苏轼游览过的寺庙与道观、苏轼全部诗文中所涉及的佛教和道教用语，以及苏轼一生与佛道紧密关联的事情等。
[1]林语堂：《苏东坡传》，4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李泽厚：《美的历程》，90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3]（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参见吴雪涛等辑：《苏轼交游传》，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