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龆龀好道——道家思想少年相伴

苏轼的出生即与道家有着不解之缘。上文曾提及苏洵为求子而拜张仙之事：

洵自少豪放，尝于天圣庚午（1030年）重九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数年乃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1]

因拜送子张仙而得苏轼、苏辙，且二者皆喜读书。苏洵求子的这段经历虽看似带有神话色彩，却是真实事件。因婚后久无子嗣而虔心求仙，后生了苏轼、苏辙两位大才子，从苏洵的字里行间便可看出其欣慰与欣喜之情。苏洵既然会将这段神奇经历写在文中，必然也曾当面告知过苏轼。一个人知道自己出生时的神迹之后，便很难不存留一定的心理暗示与自我暗示。

苏轼在《上韩魏公梅直讲书》中自述“自七八岁知读书”，其真正入校读书的年龄为八岁，另《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苏轼与弟弟苏辙“皆师先君”，即跟随苏洵读书学习，但苏洵对他的教导只是在私塾外，苏轼幼年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先生是道士张易简和眉山刘巨。

张易简是眉山道士，居住在天庆观，他可称得上是苏轼的启蒙老师，而道观天庆观则是苏轼幼时的学堂。50余年后，苏轼在《众妙堂记》中回忆道：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

此文是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时所写，具体创作时间应为绍圣五年（1098年）三月十五日。苏轼时年61岁^[2]，已逾耳顺之年，却依然难忘幼年时的授业恩师张道士，在梦里重回当年的天庆观北极院，自己已成了“老先生”，而昔日的老师张道士还“如平昔”，与他坐而论道，讨论种种哲理问题。可见当年三载读书生涯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张道人亦是让他几十年不见仍记忆犹新。

张易简既是道士，教授童子时便免不了以道家思想相授。《众妙堂记》所描述的梦境中，当年龆龀孩童已成老先生，与昔日的启蒙老师共同探讨艺术与技巧的关系。二人的问答中带有明显的道家哲学色彩，先用《老子》语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3]做楔子，各自阐发对“玄”“妙”的解读，引发对“技与道”的探讨，而文章结尾从梦境转入现实，原是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道至于妙者，自命其堂为众妙堂。从梦境到现实，从幼童到老叟，皆与道教息息相关。

不光老师张易简是道士，和苏轼同在天庆观学习生活三载的同窗陈太初后来也成了道士。《东坡志林》中《道士张易简》一文详细描述了陈太初尸解的奇幻过程：

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余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旦，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卒。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

此文作于苏轼黄州任上。当年陈太初与苏轼都拜张易简为师，几百弟子中，也唯独陈太初与苏轼被老师极力称赞，“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可见陈太初与苏轼同，亦是天生聪慧人士，苏轼几十年后回忆，仍旧有惺惺相惜之情。后苏轼出川参加科举，继而仕宦，后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眉山道士陆惟忠来探，告以陈太初道成尸解之事。道教认为得道之人可以舍弃肉体而登往仙界，或不留肉体而升天。陈太初之所以日后可成得道之人，大概与眉山崇道气氛有所关联，或也受授业恩师张易简影响。苏轼在文中记录了陈太初尸解，用精准简练的文字营造出陈太初聪颖豁达、与世无争的形象，使读者观其文就可感受到太初仙气萦绕，而从苏轼的字里行间也可读出他对昔日同窗得道归仙的艳羡与崇拜。

苏轼对得道之人尊崇已非成年后经验积淀的自然选择，而是幼时便已有之。《眉州属志》记载：“矮道士李伯祥，眉州人，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东坡尚幼，一见叹曰：‘此郎君，贵人也’。”^[4]此事亦见苏轼《题李伯祥诗》：“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一个偶出奇语的老道见幼年苏轼便赞叹此郎君为贵人，不仅说明苏轼天资聪慧，更显示出了苏轼与道人之间的亲近之感。

一个人成年后的倾向，往往在年幼时便有所流露。苏轼曾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谈到他少时的心愿：“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此文是苏轼被贬惠州时所写，刘宜翁是苏轼尊崇的道士，颇懂养生之术。苏轼对其尊崇有加，在诗中盛情邀请其来游玩，最后竟然以“则小人当奉杖履以从矣”结尾。虽是谦辞，但其谦卑的程度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谦辞，想苏轼一介文豪，天下无人不识，言语中居然如此屈尊，可见刘宜翁在苏轼心中的重要地位。所谓龆龀，指垂髫换齿之时，也指代儿童或年幼时期。苏轼说自己幼年即崇道并非刻意讨好刘宜翁，在他其他的诗文中也有过类似追述，如《与王庠书》：“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此诗亦是苏轼被贬岭南时所写，王庠是苏轼的同乡兼晚辈，娶苏轼侄女为妻，苏轼称其为“姻亲”，在给黄庭坚的信中称“有侄婿王郎”。苏轼在给姻亲小辈的信中回忆往事，所说的自然是肺腑之言，可见“龆龀好道”之说不虚。此外，《跋李伯时〈卜居图〉》还可辅证：

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寄赞上人诗》，且令李伯时图其事，盖有归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缙绅，奉养犹农夫。

所谓丘壑，历来解释不同，此处可作“隐逸”理解，类似南朝谢灵运《斋中读书》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5]之意。此诗写于元祐年间，苏轼言自己少年即想隐逸，应该是对此间纷纷扰扰的党争厌恶透顶，恨不能遂少年心愿隐逸。李伯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与苏轼交好；王定国是苏轼挚友，苏轼乌台诗案事发时，王亦受牵连被贬宾州。苏轼此诗实是赠两位挚友，其所说的自然是真实可靠的。再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中说“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从出求仕，役物恐见囿”，后悔自己没有顺从少年时的心愿去甘贫守道，而是出川求仕，从此被限于一格局狭小之境地。从现有史料看，章传道其人已不可考，仅仅知道他为“闽人”，但从他的名字和与苏轼的唱和诗推测，他即使不是个道士，也一定是个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苏轼此诗写于第二次外任杭州之时，在这一期间章传道与苏轼屡屡相会，此诗即为与章传道的唱和诗，诗文甚长，可见苏轼欲对章传道一吐胸臆。

由此可知，苏轼在杭州任内、元祐年间、岭南时期、海南时期都写过关于年少时欲隐居山林学道内容的诗句。苏轼在海南时，于垂老之年称自己“龆龀好道”，便是对自己少年时思想倾向的一个总结。他幼年在道观读书，启蒙恩师即是道人，同窗陈太初成年后也得道成仙，苏轼长期在这种充满道教氛围的环境下生活，对道教有种亲近之感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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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苏洵：《嘉祐集笺注·杂文·题张仙画像》，卷十五，4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此文落款有两个版本，一为“绍圣六年三月十五日”，一为“戊寅（1098年）三月十五日”。“绍圣”为北宋哲宗的年号，此年号只使用了五年（1094—1098年），故采信后者。

[3]（春秋）老子撰，陈鼓应释：《老子注释及评介》，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4]《中国方志集成·四川府志辑》，第39册，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1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