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写道：“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sōng），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说的是自古以来，秉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并非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品德美好，大多是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己。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大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淫乱。……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

在古人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女子之身，乃贤良之才诞生之所。因此，女子之德，是家道成败、风俗善恶、国家兴衰的大本大根。对此，近代佛门高僧印光法师主张：“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为切要。”清末民初的女德教育家王凤仪先生也认为：“女子是世界的源头。”一个国家想要有好的国民，必须施行良好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最初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基，而家庭教育又以母亲教育尤为关键。然而良母来自于贤媳，贤媳来自于受过女德教育的女子。在家能当好姑娘，出嫁才能当好媳妇，从而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和睦妯娌，阖家和乐。真可谓：女子是世界的源头。源头不浊，本正源清，水流自然清澈。

我国女德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东汉的班昭著《女诫》，唐代的宋氏姐妹著《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著《内训》，清初儒者王相之母刘氏著《女范捷录》。王相将这四本书合起来进行集注，名曰《闺阁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意在告知女子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方法。

《女四书》作为涵养女德之教材，也流传到国外。明永乐六年（1408），中国政府曾以《内训》等书赠给日本使者。在这以后，日本于明历二年（1656）传有一种《女四书》版本，其中无《女范捷录》而有《女孝经》（唐朝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其后又流传一种有《女范捷录》而以《女孝经》代《内训》的版本。

《女四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伦理至上，规范明确；重视女德，注重家教；女子自撰，言传身教；贴近实际，亲近生活。《女四书》为后世女德教育的渐趋完备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女性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范本，《女四书》充分体现了古代女子教育的历史价值。其广泛传播，曾经对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女性的主要价值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在家事范围内，女子温顺宽容、仁慈迁善、勤劳节俭、谨言慎行、相夫教子、坚忍忠贞等品德和行为，是“齐家”的关键所在，而在儒家看来，只有“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

《女四书》作为古代女性德育教材，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既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亦存在着时代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宣扬封建迷信、礼教至上、男尊女卑、守节愚忠等观念；夹杂着束缚女性身心、压制女性自由，甚至摧残女性生命等内涵。对此，作者将在对各篇章的“解读”中予以辨析。

在21世纪的今天，出版《〈女四书〉读本》，重新对《女四书》进行解读，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深化对传统女德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和价值。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了充分展示自身能力和才华的宽阔舞台，女性在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过程中将会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而《女四书》中的精华，将对重新塑造东方女性之美、构建以和睦家庭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题解”：对《女四书》各书的作者、主要内容、思想观念、传播历史等进行简介；“原文”：分章节著录原文；“注释”：对文中典故、词语等进行注解以便于读者理解；“译文”：用平实流畅易懂的现代白话文，对原文进行逐句译解；“解读”：对各章节进一步加以说明解释，除了有对内容和思想观念的分析之外，还加之以各种典籍、传说中与之相关的观点、故事等，以拓宽读者的视野和知识面，进而加深对女德经典文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