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供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1]
随着“供给侧”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流行，“新供给经济学”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什么是新供给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本章将说明我们对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解。[2]
我们认为，新供给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和特点是在宏观调控尤其是短期宏观调控中引入了供给管理，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来应对各种宏观经济问题。这就跳出了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只有需求管理一种政策的框框，拓展了宏观调控政策的种类和空间，为应对多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因此，本章的第一节就介绍这个新的宏观调控体系。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一直试图通过需求管理来稳定经济，因此对总需求理解得比较深入，需求管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但由于没有面对过产品短缺的问题，因此对供给的研究就显得不够深入；而转轨国家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面临的就是商品短缺，因此如何促进供给一直是计划经济国家的主要任务，同时在转轨时期又通过包括制度变迁在内的各种措施成功地促进了供给，因此对总供给的理解应该可以更深入，供给管理的经验也很丰富。因此，如果能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更好地理解总供给，然后在抽象掉国别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目前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统一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和转轨国家的供给管理，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新供给经济学就可以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供给经济学”只是要补齐总供给理论欠缺的短板而已，并不是要废弃总需求理论或者总供求理论。
本章分五节。在第一节，我主要介绍新供给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依次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供给管理？供给管理为什么可以用于短期宏观调控？短期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有哪些？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组合？第二节讨论的是引入供给管理带来的好处和风险。第三节讨论供给管理为什么长期被忽视。第四节讨论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第五节是总结。
一、从一维到二维：宏观调控体系的重大突破
（一）供给管理为何可以被用于短期调控？
所谓“供给管理”，就是政府用于调整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各种手段（除价格手段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总供给决定于一个经济可用的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是个存量，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供给管理被许多人认为只能用于长期调控，如促进经济增长等，在短期内则不适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无法作为短期调控的变量，这一点没有问题。然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与利用效率在短期内却是可以发生大的变化的，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控的；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与利用效率则取决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而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Laffer,1983），而且是可以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制度变迁等方式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是可以使用的。
在人类历史中，供给管理源远流长，从微观到宏观、从超短期到超长期均有使用，而且使用得远比需求管理频繁，就连现代也是如此。长期供给管理的例子很多，在此举几个超短期供给管理的例子，这些例子的着眼点都是相关人员的积极性或者激励。
在任何微观管理中，管理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下属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奖惩制度针对的就是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一旦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产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资源就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供给就会增加。
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两个经典战例都是把士兵逼到绝路，使其只能死里求生，从而爆发出巨大的潜力，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四面楚歌”则是瓦解对方的士气、使其丧失斗志，从而取胜的例子。这些都是短期供给管理。
有人可能会说，你举的都是微观的例子，而你谈的却是宏观调控。实际上任何宏观经济政策（包括需求管理在内）都得落实到微观当事人的活动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针对微观当事人的政策如果对全局的影响足够大，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了。比如上面我们说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四面楚歌”等几个例子，虽然都是针对一场战役，看似微观事件，但影响的却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如果这都算不上宏观政策，世界上就没有宏观政策了。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供给管理的一种，而且常常被用于短期管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启发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中共中央，2016）。这是典型的通过调节激励进行的供给管理，而这种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即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说理教育、情感教育、形象教育、典型示范、表扬批评、身教率先、寓教于乐、自我教育（中共中央，2016；见专栏1）。
专栏1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上述例子表明，人的积极性是可以瞬息万变的，而且是可以由政府或者其他人或机构调控的。如果这种调控面对的是经济问题，就是对经济的调控。实际上，不管是军事、政治还是别的什么活动，其实都是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因而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因此，供给管理完全可以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
（二）供给管理政策的工具[3]
供给管理的目的就是提高产量或者降低成本，着眼点在于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调动其积极性。生产者面临的激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刺激，一类是精神刺激。在经济学中，我们一般多考虑物质刺激，因此就只考虑那些能够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的经济因素。供给管理政策就是使得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且能够被政府控制的那些因素。供给管理政策的工具有以下几种。
（1）技术进步。许多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的事情，对短期宏观调控没有用。实际上，对于一些特定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可以很快，比如技术上比较落后的经济，这些经济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迅速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因而在短期内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但对于美国这个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国家，技术进步在短期内的作用可能会慢一些。但现在也有一些宏观经济学理论，比如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可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而导致经济波动。
（2）制度变迁。同样，对于许多制度较为成熟或者制度变迁难度较大的国家而言，制度是个慢变量。但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轨过程中且政府倾向于改革的国家，各个特定领域的改革可以很快，因而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调节税收。调节税收相当于调节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影响生产者的激励，因此可以用于短期调控。
（4）调节要素成本。通过科技进步引入新的原材料或能源，或者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国外资源可以降低相关要素的价格，从而降低要素成本。通过资源税或者其他形式的税收，可以调节相关资源的使用成本。这些可以对短期总供给产生影响。
（5）鼓励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可以给经济创造新的供给，同时创造新的需求。因此这同时是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新产品刚引入市场时，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往往很大，因此需求很大，相应的供给也是有效供给。
（三）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组合[4]
既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均可用于短期宏观调控，那么二者之间应该如何组合呢？理论上，二者之间的组合可以有四种：双扩张；双紧缩；需求扩张、供给紧缩；以及需求紧缩、供给扩张。在实际应用中，具体采取什么组合，应该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相对有效性，二是经济失衡出现的原因。一般而言，当然应该首选有效性相对较大的政策。然后，如果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均有效，应该尽量用需求管理对付需求冲击，用供给管理对付供给冲击（刘伟、苏剑，2007）。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二者的历史都源远流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宏观调控对二者的倚重不同。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物资贫乏，如何增加生产、促进供给就是那时的主要任务，所以供给管理在古代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但需求管理在古代也没有被忽视，由于那时物资贫乏，所以古代需求管理的重点就是抑制需求。中国“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传统实际上就兼顾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勤”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属于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俭”的目的是降低消费，尤其是杜绝浪费，属于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因此，“勤俭”的意思就是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供给管理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对齐国的治理。为了齐国的富强和齐桓公的霸业，管仲采取了大规模的供给管理措施。据《管子·大匡》所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的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税率为20%，收成差时税率为10%，收成再差就免去农业税。这些税收相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来说已经很轻了，这种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需求管理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
刘伟、苏剑（2007、2014），苏剑（2011、2012）是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四个案例。刘伟、苏剑（2007）研究的是2007年前后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针对当时需求管理遇到的问题和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他们提出了引入扩张性供给管理的建议，与扩张性需求管理配合。苏剑（2011）分析了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形成的，也就是中国出现了需求扩张、供给紧缩的局面，因此建议采取需求紧缩、供给扩张的政策组合。苏剑（2012）分析了滞胀的问题，指出用扩张性供给管理对付滞胀，可以同时解决“滞”和“胀”的问题，比需求管理效果好。刘伟、苏剑（2014）对2015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认为由于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以及改革效果显现，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等，将导致中国出现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局面，同时中国还面临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因此建议2015年中国采取需求扩张、供给紧缩的政策。
专栏2 201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宏观调控体系新突破：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二、供给管理的优缺点
（一）引入供给管理带来的好处
首先，便于应对多目标调控，尤其是治理滞胀。引入供给管理之后，宏观调控就可以同时应对多个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面对滞胀这样的难题，如果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就会顾此失彼。而如果用供给管理，则非常简单。滞胀无非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既然是成本上涨推动的，那么很简单，通过供给管理如给企业减税把成本再降回去就好了。
其次，便于结构调整。需求管理主要是总量政策，在调结构方面效果很差。而供给管理政策在这一方面效果就很好，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于调控目标。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管理政策，针对特定产业的优惠政策或者限制政策有助于鼓励或者抑制这些产业的发展，从而调节产业结构，比如我国曾经实施过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区域经济政策也一样，针对特定地区的优惠措施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发展，比如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特区。供给管理也可用于调节所有制结构，有助于推进所有制改革。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不同政策直接影响着相关企业的发展，比如中国曾经禁止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也曾经对外资企业有过很强的优惠政策，到现在国家对国有企业依然情有独钟。
最后，便于应对全球化。[5]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然而，经济全球化却使得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效果越来越差。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弱。假定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当局提高利率以降低总需求。如果该国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那么“热钱”就将流入以套取汇率升值的好处，“热钱”的流入会导致汇率的大幅波动，不利于该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该国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那么该国利率的上升会吸引外国的资金进入本国，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极端情况下，这些外资的流入会完全抵消该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使利率维持在原来水平不变。
从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贸易的障碍和成本越来越小，商品的国际流动也越来越容易，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也会减弱。比如，假定一个国家希望通过减税的方法来增加总需求。在国际商品流动性很强的情况下，减税后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会增加，但购买的东西可能是外国货，而不是本国货。结果，本国减税的结果是刺激了外国的总需求，而不是本国的总需求，对本国经济的效果当然会减弱。
而供给管理则不同。供给管理政策调节的是本国的生产者，因此不论是从政策的效果看还是从政策的受惠者来说都对本国有利。就政策的效果来说，一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控制力总要大一些，调控的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政策的效果要更大一些，政府对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也要小一些。就政策的受惠者来说，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的受惠者很可能是外国人，比如增加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本国消费者进口的增加，而不是对国产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的受惠人就是本国企业，比如降低企业的各种税收会导致企业税后盈利增加，直接受惠人是本国企业，然后企业受此刺激，就会增加产出、降低价格，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增强。
从政策的独立性来看，供给管理政策的独立性也远远高于需求管理政策。其原因就在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与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的效果相反，而供给管理政策的效果与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的效果恰恰是一致的。在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导致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而这些流动的结果会削弱甚至完全抵消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比如货币政策，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利率，那么外资就会进入，随着外资的进入，本国的货币供给就会增加，从而降低利率，在外资流入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紧缩经济的努力就会完全被外资流入抵消，从而其提高利率的政策目的就无法实现。而供给管理政策的效果恰恰受到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的加强。比如降低企业所得税，这种手段本就是为了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资本的国际流动会使得外资在低税率的吸引下流入本国，从而促进本国的生产，而商品的国际流动又会使得本国产品更易于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扩大本国产品的销路。
（二）运用供给管理时要防止陷入计划经济[6]
供给管理政策针对的是生产者，因而政府的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生产的微观单位，从而使政策干预的深入和具体程度可能高于需求管理政策，由此导致人们产生一种疑虑，即人们担心系统的供给管理最终会导向计划经济。因而，在运用供给管理时必须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应该特别强调把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建立在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基础上。
因为一方面，只有市场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才能在体制上鼓励竞争，从而加快技术创新，以激励效率；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尊重生产者的市场竞争的权利和责任，才能够形成对生产者充分的竞争动力和压力，在体制上形成对生产者足够的刺激和有效的约束。供给管理政策作用的核心恰恰在于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生产者，以刺激效率。因此，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供给管理政策能够有效的基本制度前提。脱离市场机制的对生产者行为的政府政策干预，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导致生产者竞争动力和压力的减弱，从而使供给管理政策的效率目标难以实现。
也就是说，供给管理政策是政府在承认并尊重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做出的调整，而不是对市场的否定，更不是对市场竞争中生产者权利和责任的否定。越是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效率目标的实现，越需要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性。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供给管理的极端形态，供给管理使用到极致，甚至是在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上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那么也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在政治上的过于集权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运用供给管理政策时，应避免陷入计划经济。
三、供给管理为什么长期被忽视？[7]
既然供给管理可以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为什么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供给管理被长期忽视呢？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供给的理解不够。到现在，虽然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宏观经济学对供给的理解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也因此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可以说，现在的各个宏观经济学流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对总供给的理解方面。
西方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而西方发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面对产能过剩，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减少产能，二是扩大需求。而通过政府政策来减少产能往往是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当减少产能会导致失业的时候。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应对产能过剩的办法就只剩下扩大需求。这样，需求管理就成为西方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而且由于西方没有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对总供给的研究就不够深入。
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以前曾经面临严重的商品短缺问题，尤其是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大饥荒，出现过大量人口被饿死的惨剧，所以如何促进供给就是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些国家对总供给的理解就要深入得多，对于如何促进供给就有独特的经历和经验，因此，要理解总供给，就需要从这些国家入手。
我认为供给管理长期被忽视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发达经济缺乏适当的供给管理政策工具。对于西方发达经济来说，各项制度是成熟的、稳定的，所以在短期内没有制度变迁的空间；技术上也处于世界科技前沿，从别的国家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很小，基本上只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科技进步，往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所以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也无法作为其短期政策工具；西方发达经济一般情况下开放程度较高，原料、能源基本上都是国际定价，所以政府也无法调控；减税在西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相关提案被提交到减税方案被通过，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难度很大，所以不能频繁采用。因此，缺乏可以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就成为供给管理被长期忽视的第二个原因。
供给管理被长期忽视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来自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提出了并非常注重需求管理，这可能就导致了人们对供给管理的轻视。实际上，凯恩斯考虑的是，当大萧条出现的时候，有效需求不足，需要通过降低工资来恢复均衡，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工资无法降低，所以劳动力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而工资降低恰恰是供给侧调整，既然这个时候供给侧调整很难，就只有依靠需求管理了。
四、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如前所述，西方宏观经济学对需求理解较好，对供给理解不好，因此，深入理解供给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实际上，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是，宏观调控体系的理论基础还停留在60年前提出的IS-LM模型，只有需求管理政策。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更完善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那么宏观调控体系就该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来重新安排。因此，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引入供给管理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要破除人们的如下观念：供给管理只能用于长期宏观调控，不能用于短期宏观调控。在这个观念被破除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既然西方国家对总供给理解得不好，那么怎么才能理解好呢？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理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关于总供给的新理论，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这将是今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重要方向。在这里，我想就如何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做一个讨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是什么？新供给理论的理论渊源又是什么？
（一）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对总需求理解较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总供给理解得较好，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西方发达经济的实践理解总需求，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理解总供给，二者综合起来，在抽象掉二者各自的特异性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总供求模型和一套完整的、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的宏观经济理论，这就为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同时，将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和中国的供给管理的经验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套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宏观调控从只有需求管理的一维空间进入结合使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空间的转变。因此，引入供给管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引入供给管理只不过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方式。二者的结合能够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数问题，同时进行多目标管理。
新供给理论的实践基础只能是出现过长期商品短缺的经济。问题是研究的动因，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研究；存在商品短缺这样的问题，才会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消除它。因此，要研究总供给，就只能以这样的经济为基础。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从1956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一直是商品短缺问题，期间经历过严重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更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制度就在经历不断的剧烈变迁。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农村集体化、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各种改革，对中国生产者的激励时时刻刻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总供给。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全面改革依然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任务，可以预期，每项改革措施都将影响到生产者的激励。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历史中，供给管理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作为供给管理的极端状态，被用到了极致，并导致了商品短缺的出现。目前中国采取的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同时运用的政策组合（见第三章到第七章）。具体到2016年，中国采取的是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政策（见专栏2）。
其他转轨国家也一样，都经历过长期的商品短缺，也都有着丰富的供给管理的实践。这些国家的实践可以为研究供给管理提供丰富的素材。
（二）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既然新供给理论要以转轨国家的经济实践为基础，那么新供给理论的理论渊源当然也应该主要以这些国家的理论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实践的解释为基础，同时兼顾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供给的成果。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有三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和美国供给学派。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激励开始的。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翻身成了主人，不再受剥削，享受自己的所有劳动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为自己干活。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积极性就很高，这就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该理论强调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是对立的，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生产力没有得到释放；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是统一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很高，生产力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激励机制来探讨供给方面的问题，所以是典型的供给理论，可以作为构建新供给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或者参照点。
2.现代制度经济学
经济转轨的过程就是重塑激励机制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下，“大锅饭”、无偿调拨、“铁饭碗”、“铁交椅”等等破坏了激励机制，导致了商品短缺。于是，在转轨经济学中，激励问题就是其核心。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为研究不同制度下人们的激励和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方法。
市场机制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容问题，而计划经济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不相容的，为了社会利益往往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导致领导者的积极性下降，产出低下。制度经济学从监督、信息、交易成本等角度研究各种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研究制度变迁的转轨经济学，就可能成为理解总供给的一条思路。
3.美国供给学派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学派关注的也是供给侧。当时美国面临滞胀的问题，而注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实际上，滞胀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当时的成本推动主要是石油危机导致的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因此，是由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增加，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都高的现象。供给学派正是从这一角度理解和解决滞胀问题的，因此是正确的。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供给学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重新引入了总供给，是一大进步。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IS-LM模型推导出总需求，从菲利普斯曲线推导出总供给，形成了总供求模型，不能说跟供给学派毫无关系。
但20世纪80年代的供给学派主要谈的是政策问题，在理论方面除了强调供给以外没有多少建树。在政策方面，美国供给学派主要考虑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政策。相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来说，美国供给学派缺乏供给管理的实践支撑，供给管理的政策理论就显得单薄，其政策工具也就显得太少，而且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组合方面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尽管如此，美国供给学派及其实践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一个渊源，可以使得新供给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也能找到实践基础。
五、总结：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章虽然在供给管理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离提出新的供给理论距离还很远。西方宏观经济学在供给理论方面的欠缺呼唤着供给理论方面的创新，而转轨国家供给管理的实践又能够为研究供给理论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案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要说这些成果研究的不是宏观经济问题，显然是不对的。既然如此，这些理论如何融入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如何理解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当今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应该怎么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整合在一起，又是一大挑战。
因此，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就是通过理解影响总供给的因素，尤其是激励的变化对总供给的影响，从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史和供给管理的实践中得出一个新的供给理论，跟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抽象掉不同经济的差异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普适性强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包括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新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Arthur B.Laffer."Introduction",in Victor A.Canto,Douglas H.Joines,and Arthur B.Lafer(eds.),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3
［2］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07（2）
［3］刘伟，苏剑，良性与恶性“通缩”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对近期中国经济趋势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14（12）
［4］苏剑，供给管理：全球化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http://sujianbu.blog.sohu.com/45696306.html,2007-05-12
［5］苏剑，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苏剑，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特点、成因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11（1）；本篇文章被China Economist全文翻译并转载于2011（4）
［7］苏剑，如何治理“滞胀”？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1）
［8］苏剑，从一维空间到二维空间：供给管理与宏观调控体系的新突破，光明日报，2015-12-13
［9］中共中央，201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194.html,2016-02-01
注释
[1]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2] 本章是对我近十年来关于供给管理的研究的一个综述，同时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拓展。因此，本章会重述本人以前一些文章中的观点，甚至会直接引用以前作品中的部分内容。直接引用的部分我会注明。
[3] 本节的主要内容来自苏剑（2015）。
[4] 本节部分内容摘自苏剑（2010）。
[5] 本小节来自苏剑（2007），略有改动。
[6]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来自苏剑（2015）。
[7]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来自苏剑（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