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在之在：故事中的空缺

传统的小说叙事赋予故事以自觉的历史起源，故事变成历史，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话语秩序被因果必然性决定，不管作为一段历史过程还是作为一个解释的世界，它都是完整无缺的，至少它在自身存在的理念上是如此。传统小说把简单过去时改变为现在进行时，把叙述人“我”改变为第三人称“他”，正是为了获得一种历史的完整性。正如巴尔特所说的那样：“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方向的和有意义的时间。” [1]现在，小说叙事力图消除历史的起源性或历史的连续统一性。格非的叙事作为一种历史故事，其历史起源性已经无可摆脱，他面临的艰难任务就是去打破故事的连续统一性。因此格非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造成历史过程的某种空缺，来给故事的历史性重新编目，故事为寻找自己的历史而进入逻辑的迷宫。

格非在《迷舟》里写了一个由战争和情爱两条平行线索构成的历史故事，这两个传统主题被格非绞合在一起，它们的主题意义随着叙事策略的展开而增长。这个故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完整的，它总是在关键性的部位留下一个“空缺”。“萧去榆关”不管是在战争线索还是在情爱线索上都占据“高潮”的位置，然而它被省略了，因为省略两条线索既被错开又被绞合在一起。“错开”是因为被误读，“绞合”则是因为填补这一空缺，空缺变成一个解释和补充的陷阱。三顺和警卫员都是先验读者，他们各自都被自己的阅读的“前理解”所控制，在三顺看来，萧去榆关是去看杏，而警卫员则认为萧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根本不顾及这一行为可能有的潜在意义，他武断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自认为用六发子弹打死萧而使这个故事变得完整，然而正是他使这个空缺永远无法弥合，萧的死亡使那个“空缺”变成根本性的缺乏。

在这里，写作变成一次阉割行为（三顺的阉割不过是写作的一个隐喻，一个示范动作，正是三顺的阉割行为使写作的阉割得以进行），关键性的部位失踪了，它被一个“空白”所替代，空白不是无，而是无限。因此，“空缺”——这个文本最后剩余的结果——却变成对整个故事解释的前提，然而警卫员的误读表明“补充”的不可靠，补充很可能是一次更致命的损毁。

战争／情爱在这里构成一个根本对立的等级，对立的双方在叙事话语中互相渗透，却又隐含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张力。情爱这条线索被叙述得非常细致，萧是个怀旧主义者，他总是滞留于往事的氛围中而难以自拔，萧无力区别战争与情爱的根本对立，始终生活在战争／情爱对立的临界状态。萧试图用情爱来补充战争造成的生活空缺，这注定了他将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正是战争对生活的武断干涉，造成这个无法弥补的空缺，战争对情爱的否定如此绝对而不容置疑，真理随同死亡永远“不在”了。然而文本却遗留了一个长长的“补充”链，故事本源性的缺乏不过是生活本源性缺乏的隐喻方式，不管是萧用情爱来填补战争反倒造成生活的空缺，还是警卫员用六发子弹填补故事的空缺，都使生活的历史起源和故事的历史生成变得更加不完整。

在这里，叙述作用表明，“不在”（absence）的话语反倒显得更加突出，它使“在场”（presence）的话语丧失解释的权威性，不在的空缺在期待补充而变得诡秘，它使现存秩序陷入疑难境地，因为空缺引发了一系列派生的关系（或等级对立），它的意指作用证实在场话语的不充分性，不在的话语随时从那些裂缝涌现出来。话语的运作，其实质是对不在的掩盖，在这样的意义上，在场的话语如同写作的纲领要目，它可以在阅读中被重写和改写。如果说可读性文本依靠在场的话语来确定文本的统一性秩序，它在解读中重新认同自己，并且与实在世界达到重合，那么可写性文本仅仅预示了存在的可能性，它总是在“重读”中不断被改写，不在的话语不断从在场的话语的边缘侵入文本，它宣告文本的不完整性和不充分性，写作和阅读在这里成为不断激发各种可能性的无限替代的过程。

作为一种“反历史”的写作，叙事话语不仅造成故事的历史过程的空缺，它进一步的行动则是去造成文本的（或故事的）历史构成的本源性“缺乏”，它使写作变成一次对不在的追踪，而在场的话语反倒是从对不在的追踪过程中不断遗留下来的产物。显然，这种遗留是一个不断替代的意指过程：对不在的追踪产生在场的话语，而在场的话语却又预示着不在——它表明了不在这个无所不在的危险因素，构成了话语、文本和历史的真正根基。例如，格非的《青黄》是一个关于追踪“不在”的故事，“青黄”作为叙事的起源，随着叙事的进展变得越来越模糊，“青黄”不断为各种对它的解释和有关的事件所遮盖，它成为疑问的聚集地——一个能指的“非在”。叙事的意指活动在这里面临双重悖论：叙事越是谈论“青黄”，越是远离“青黄”；叙事远离“青黄”，却在切进“青黄”。因此，叙述人追踪“青黄”（破译青黄的意义）变成与“青黄”无关的历史故事。由于“青黄”起源性的空缺，因而叙事进行中出现的空缺与空缺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网络，空缺对空缺的补充有可能使故事重新组合，也有可能使故事陷入迷宫。为填补空缺而引发的多重诠释，在每一空缺的边界地带组成一道解释的差异链，很显然，这些空缺不可能被全部填补，也不可能互相补充。

在这里，格非的叙事方式触及历史的起源性根本缺乏的问题，“青黄”作为叙事的起因，它在叙事的发展中不断异化而产生一种派生的关系——对“青黄”名称的消解却引发了一部“青黄”的历史——叙述作用产生了消解与重建的双重运动。起源性的标志消解之后派生的历史依靠转喻的力量获得不断被构成的存在，“青黄”真实的历史在“青黄”作为历史的名称消解的话语中浮现出来。叙事方式在这里不过是对人类历史性存在方式的一种模拟，也就是历史的字面存在与历史的实际存在之间的背离。历史话语因为那些关键性的缺席，它是不可靠的，历史话语的存在从来都无法排除空缺，并且总是在症结处发生空缺，历史话语总是通过隐瞒，通过不完整的表述来建立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那些空缺、那些不在的话语，即历史叙述有意遗漏、压制的部分，有可能颠覆叙述的“整体”的历史，不在使在场变得不可靠，不在有可能是历史的实际存在。

尽管格非有意用叙述方式来排挤、压制、分离意义的统一构成，但是叙述方式在这里产生变体——叙事话语的空缺与生存论意义上的空缺构成转喻的结构投射关系。当然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关于“历史”、“生活”空缺的象征代码，例如，有关九姓渔户的生活编年史残破一页的描写，或者关于外乡人上岸烧毁了他的那只船的描写，它们表述了历史的某种本源性缺乏或有意割断历史的决心。然而这里的“转喻”意义更主要地在于它意指生活本源性的残破和空缺。外乡人的突然“死亡”或“失踪”，他需要逃避的不仅仅是受到当地人排挤而感受到的“孤独”（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与生俱来”的孤独），他逃避的可能是一种隐秘的原始罪恶和难以弥补的生活空缺。叙事中的这一重要的“行动代码”发生的原因被省略，不管是对这一“行动代码”的原因空缺加以补充，还是对九姓渔户和外乡人的生活编年史的残缺的补充，或是更为本源性的补充——对“青黄”的本源性的缺乏的补充，可能可以修复一段完整的故事，然而“补充”在这里促使故事的历史性得以完整构成的同时，却更深刻更彻底地证实了生活的破碎。在这里，在叙述作用层面上的“补充”与主题模式意义层面上的“补充”构成转喻式的解构，它们不可能被同时“补充”，在任何一个层面和方位上的“补充”，都将导致邻近的或对位结构上的空缺更加不完整，一种解构式的破裂。

尽管当代先锋小说群体未必有意识去揭示形而上的生存论意义（格非只是专注于设置他的那些博尔赫斯式的空缺）——但是，这些“空缺”作为某种反历史的书写方式，作为抗拒文本的统一的和深度的意义构成的装置，它产生的结果却颠覆了产生它的动机。在这里，由叙述作用产生的“空缺”——一种非符号化的意指作用，却转化为含义复杂的“象征代码”，它具有了多重的意指作用，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无”，而是无限。这个纯粹的记号，它以诡秘的光圈去照射那些不确定的然而可能存在的无数关系；作为补充和替代的意指链，它使意指作用相互连接的固定关系解除；它从文本或故事中的任何一个脆弱部位突现出来，它使存在如此含混而虚幻，话语、历史、存在不再为一种社会化话语的总体意图所引导；它依靠“不在”的力量，依靠文本的无限开放性任意漂流。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8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