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放的文本：互为文本的多重变奏
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观念最富有挑战意味的可能是在叙述方式上达成的“文本的开放策略”。传统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品”也概念是绝对独立完整的“这一个”，即使是现代主义的“作品”也依然隐藏着内在统一的完整秩序，包含一个期待解释的封闭性的深度模式。只是到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小说才破除了内在统一构成的深度意义模式，文本是“可写”的，而不是“解释”的。文本是语言活动的场所，而不是为展示一个完整的世界。例如巴塞尔姆的叙述尽可能向语言敞开，而当代的文化糟粕毫不客气地涌进文本，尽管他试图停留在“这种糟粕现象的前列”，但是也几乎在这股浊流中沉没。
当然，中国先锋小说并不像巴塞尔姆的文本那样向着语言和亚文化形态全方位开放，它主要的是通过多重文本的叙述变奏达到文本在叙述里的开放。
始作俑者可能是马原（又是马原！）。马原关于姚亮和陆高的一系列作品，很显然，没有故事情节之间的实际关联，而姚亮和陆高变换角色自由地在多个文本里出入。尽管姚亮和陆高经常只是叙述人的“指称”，他们和叙述人称几乎没有多少区别，但是“姚亮”和“陆高”无疑侵犯了文本的独立存在，他们不仅使文本在真实与虚构中摇摆，而且使文本卷入多个文本的参考系，文本不再是完整的，文本被姚亮和陆高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占有，文本相互之间证明了“虚构性”。写实主义的系列作品始终保持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完整统一，各个单篇作品依然是独立的整体，而系列作品又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现实和整体逻辑的双重检验。现在，姚亮和陆高是在完全不同的文本里活动，他们把另一个文本带进来了，这些文本是平行并列的，它们互相侵犯而互相开放。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里，都提到了其他文本，这是文本中的文本。马原不过是为了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制造平衡，不管是姚亮、陆高还是“文本中的文本”，都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开放意义，它们都没有获得与写作的文本平行的实际存在地位。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文本都是以复数的形式存在的，因为构成文本的语言材料是已经写出的。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观点，构成一则文本的原料是无数已经写出的文本的引文、回声、参照物。因为，就最基本的意指关系而言，一个单独的词是否在指涉，指涉什么，它背后已经存在着一个由词语的差异体系构成的无形的词典。同样的，一篇绝无仅有的文本是无法存在的，正如能指的播散活动必须以无数未曾在场但已经存在的更多的能指为前提，任何一则文本的背后都已经存在一片无形的文本的海洋，每一文本都从那里提取已被读过和已被写过的段落、片断、片语只字。罗兰·巴尔特的“复数文本”的概念把文本植入“方法论的领域”，文本成为一种运动、一种活动、一种生产和转换过程，文本不再是固定的实体。显然，“复数文本”仅是理论分析的结果，它揭示的是文本的语言活动本性。
然而，在写作实践中有意识地融合多个文本，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叙述方法，文本不再是封闭孤立的固定实体，文本由此进入拆散、融合、分解的转换运动。叙述因此进入疑难重重的领域，叙述变得更困难，也更自由。
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可以认为正是企图在双重文本叙述变奏里获取叙述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孙甘露在写作名为《请女人猜谜》的小说的同时，还在写另一部小说《眺望时间消逝》，这两部小说既相互平行，又互相侵犯，你可以说写《请女人猜谜》（以下简称《猜谜》）是在写《眺望时间消逝》（以下简称《眺望》），你也可以说，《眺望》就是《猜谜》，它们的叙述时间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确实各自又有独立的角色和事件。《猜谜》写“我”和“后”的阴郁迷醉的爱情交往；《眺望》叙述士的怪诞而恍惚的往事。不幸的是，“士”与“后”也有交往，这使故事时空发生错乱，“士”与“后”在两则文本之间穿梭往来，有如19世纪的幽灵。当然，《眺望》是对过去的回忆，《猜谜》的事情发生在《眺望》之后，孙甘露则用同一的叙述时间把它们并置排列在一起，让“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如果在单一的文本内凭借故事的时间自然延伸，过去与现在能单向延续，双重文本使叙述时间获得了立体变化的可能，所有关于时间空间变化的原始叙述都被剔除，现在与过去的交流获得极大的自由。
于是小说叙事惯用的双重时空的组合变成双重文本在叙述里的转换活动，叙述人把小说的时空构造全部交付给文本，文本的“策略”替代了叙述。现在，时空的构造已经不是本体论的叙述结构，双重文本的变奏叙述，使双方都受到侵犯，《眺望》进入《猜谜》，瓦解了《猜谜》的时间。整个《猜谜》的时间都停滞不前，它似乎就是在“眺望”《眺望》；而《猜谜》提示的前提时间，使《眺望》的“进行时”变成“过去时”。显然，孙甘露在玩弄时空侵犯而发生的转换游戏，依然是在寻找他的“真实”与“幻觉”的临界状态。孙甘露的叙述既不是单纯的梦境幻觉，也不是明确的实际真实，当然也不是二者的明确无误的混合。对于孙甘露来说，只有两者交合的临界状态才是叙述进入的时空。现在，双重文本的变奏取代了时空硬性的组合，双重变奏尽情享受“临界状态”提供的可能性。
“后”在《猜谜》里是个神经质的护士，她相信幻觉胜过相信真实，她认定她“读过”《眺望》，显然，“读过”是一个存在于叙述意念中的隐喻说法，因为“后”就是《眺望》的当事人，孙甘露巧妙地运用“读过”这一隐喻，把《眺望》中的真实投射到《猜谜》的幻觉中来。对于《猜谜》来说是幻觉的经验，在《眺望》里却成了真实的经历。当然，《眺望》可能是回忆，也可能是幻觉或梦境，对于孙甘露它们都是值得信赖的临界状态。“士”的身份难以确定，他是“守床者”、“见习解剖师”，他偷吃解剖室里的蛇而被开除；然而，他又是一个在殖民地的草坪上捡球的男仆。“士”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扮演忠诚的爱人和偷情者两种角色。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谕世者、一个有正义感的凡夫俗子，一个谋士和心力交瘁的臆想者，“士”的变幻不定的身份和神出鬼没的行踪，使《眺望》的回忆带上了梦幻般的虚无，“士”证明了时间消逝之不可“眺望”，并且表明了全部存在的虚幻性。正是因为对“士”的一生的“眺望”，我们生存的确实性逐渐被瓦解。《眺望》原来是《猜谜》里的一个元素，随之与《猜谜》平行发展，它的意义不断辐射到《猜谜》上，《眺望》的扩展最后侵吞了《猜谜》，结果“我”和“后”的“那些平凡的日子如今也已消逝不见了”。《猜谜》的写作结果却变成《眺望》的叙述——《眺望》就是《猜谜》的“谜底”。《眺望》原来是《猜谜》设定的一个骗局，一个战略动机，现在《眺望》扩充为作品实体，《猜谜》变成一个虚设的存在，变成《眺望》的“策略”。
与其说是幻觉的临界存在为文本的叙述变奏提供了可能性，不如说双重变奏就是在叙述进行的时间里制造一种转瞬即逝的“临界存在”。孙甘露超出以往的叙述者对幻觉的寻找方式和对存在的虚无认同所表达的意义，在于这一切不是意义表达的结果，而是文本存在“策略”开展的现身情态。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有的不过是被我们虚度的瞬间，在时间之内和时间之外的瞬间，不过是一次消失在一道阳光之中的心烦意乱……或是听得过于深切而一无所闻的音乐……”孙甘露把这种叙述意念作为文本活动策略的动机，显示于文本自我领会的此情此景的存在。在这里，《猜谜》和《眺望》可以简化为两个最基本的元素：现在和过去。孙甘露通过文本的活动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现在如何转化为过去，而过去又是如何侵吞了现在，所有的现在都注定了要消逝，唯有过去永恒，而过去是永远也不能重复把握的存在。过去就是一个无，它无处不在而又神秘无踪。《眺望》对《猜谜》的占有，是过去对现在的夺取和摧毁。现在并不是那么温文尔雅地流向过去，过去也不是老成持重地期待现在的消逝，《猜谜》就是如此真切地揭示了存在的可怕的虚无状况：我们拥有的存在不过是被我们虚度的瞬间。当然，孙甘露为了获取这种极端的状况，不惜把整个生存变成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怪癖之举，变成迷蒙而晦涩的幻觉，变成惴惴不安的想入非非。孙甘露的现实是被幻想摧毁的存在，因此他才会设想有一个幻想的文本夺取占有了一个真实的文本。
开放的文本在另一重意义上表现为文本向着语词的差异系统开放，文本卷入能指词的自由播散活动。在叙述过程中，有意识地扩大文本出场词的范围，把写作的有意识地选择出场词的作为，转变为文本无意识的语词在差异链锁中的连锁反应。不管王蒙的写作初衷如何，王蒙自《来劲》以后的不少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语词的差异游戏活动，王蒙用语言的修辞策略替代了作品形象的主题所确立的文学性策略。王蒙在开放的文本里提示了叙述语言的另一种状态，它表明语词的自为活动可以构成小说叙事的活动方式。文本向着语言开放，正如巴塞尔姆所说的那样，必然也向着亚文化形态开放。王蒙把流行引喻、抽象概念、商业广告、名人逸事、专业术语等俗文化语汇大量牵扯进文本，文本在向语言开放的同时，也为亚文化侵略纯文学提供了自由通道。孙甘露不过消解了一个文本，王蒙的修辞策略却有可能消除纯文学的领地的界限。当然，王蒙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他对故事情节的浓厚兴趣，使他的小说自觉回到现实主义的故居，那是一个无奈而温馨的归宿。
毫无疑问，先锋小说的多重变奏表明当代小说叙事所达到的难度和复杂度，小说叙事也逐渐演变为莫测高深的方法论活动。实验性的“开放”面向叙事方法领域，却背向接受大众“封闭”。实验肯定要蒙受冷落的礼遇，先锋们不得不吞食寂寞的苦果。然而探索是否有意义，关键还取决于“开放的视界”会给当代文学提示希望的前景，还是会将其引向穷途末路。我们唯有期待历史的最后判决，现在先锋们只能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