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人铭》、黄帝之言与老子
回顾有关《老子》同《金人铭》两者关系的研究，看起来还比较有限，大都通过对两者的初步的对比，认为《老子》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有关《金人铭》这篇传世文献的由来以及它同黄帝之言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较少。[1]要在更加具体的意义上解明老子的思想如何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黄帝之言的影响，我们既需要集中到一些观念上来探寻它们之间的关联，也需要探讨《金人铭》与黄帝之言的关联，即《金人铭》是否就是传承下来的黄帝留下的“铭文”之一，或者至少它保存了黄帝的部分言论。
我们知道，《尚书》记载的中国远古帝王是从尧、舜开始的，但谁能仅仅据此便可简单地说中国远古的帝王也只能从此算起。宋代学者范祖禹说：
清代学者梁玉绳、李景星也分别说：
即使从传说来看，尧、舜就不是中国最初的两位远古帝王或最高统治者。司马迁从黄帝、颛顼开始也不能草率地被视之为凭空想象。事实上，司马迁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谨慎的。他说：
按照司马迁的说明，他以黄帝为开端，除了他考察了当时的一些地方的传闻之外，他还对一些有关的文献记载进行了选择取舍（“择其言尤雅者”）。从这两个方面出发，他对黄帝做出了他认为具有可信性的记载。就原则而论，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断定百家所言特别是“黄老学”中所言的黄帝之事、之言、之书都是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能不能反过来就说，这些都是后人依托出来的。我认为不能。《金人铭》、黄帝言以及两者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在《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类文献中，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周训》十四篇等。如果这些文献都是道家比较早的源头的话，那么《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是否也是道家更早的渊源，因为两者在汉代没有被看成是依托之作？与此不同的是此外的《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等则都被看成是六国时期的依托之作。[2]认为新出土的帛书四篇文献就是《黄帝四经》的一些研究者，整体上也将之看成是战国之时的依托。对此，可以提出的问题，一是当时的思想家为什么更乐意依托于黄帝而不是依托于其他（这需要更仔细的研究）？二是即使是依托，那是否就意味着其中没有保存黄帝的任何言论和思想？我认为恐怕不能这样断定。比如，在今本《六韬·兵道》中，太公引用了黄帝的一句话说：“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这里肯定了“一”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在《黄帝四经·成法》中，黄帝问力黑有关“一”的问题，就同《六韬》引用的话具有可比性。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黄帝铭》有六篇。但后来大都佚失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诸子》根据《皇览·记阴谋》（《皇览》“撰集于魏文帝时，汉《七略》之书犹存”）记载的“黄帝《金人器铭》”和蔡邕的《铭论》中的“黄帝有《巾几》之法”，认为《金人铭》是《黄帝铭》六篇之一。在此，我们姑且先不管《金人铭》是否属于《黄帝铭》六篇之一，我们首先要看看《金人铭》出于何时，它同黄帝究竟又是什么关系。朱渊清和庞光华都将《金人铭》的时代定在战国中期之后。在朱渊清看来，《说苑》的《金人铭》是由对《孔子家语》的《金人铭》这个文本改进而来；《孔子家语》的《金人铭》又是在《太公金匮》的《金人铭》的基础上大幅改动而来；而《太公金匮》与《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等都属于“太公”类文献，它们都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著作，故《金人铭》也是出现于战国中期之后。他说，战争是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学说的主要内容，儒、道、墨等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则是道家“太公”类的兵书部分。“太公”类著作是依托文王、武王与太公的问答而成。太公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他被封于齐国，故“太公”类著作都出于战国中后期以后的齐国。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据此，朱渊清断定《六韬》决不会早于春秋前期。而《六韬》中引用黄老家言则意味着其出现时代应在战国中后期。[3]庞光华认为，《金人铭》应该是出现在战国末年至汉代初年的文本。他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金人铭》的内容与黄老学派关系密切，它应是黄老思想流行后的产物，它不可能产生于孔子时代；二是《金人铭》的内容性质与战国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特征不符；三是《金人铭》把孔子入周观书与孔子入太庙二事混在了一起，露出了破绽；四是《金人铭》称“三缄其口”，而“缄”字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无“闭口”义，“缄”的本义为捆箱箧的绳索，它有闭口义是西汉才有的现象。[4]朱渊清和庞光华的论证能成立吗？《金人铭》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出现得那么晚吗？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朱渊清和庞光华虽然都将《金人铭》看成是战国中后期之后黄老学的产物，但他们的论证方法有所不同。朱渊清是通过迂回的方法进行论证的，即他先将《说苑》的《金人铭》看成是对《孔子家语》的《金人铭》的改进，进而又将《孔子家语》的《金人铭》看成是对《太公金匮》的《金人铭》的大改编，而《太公金匮》等“太公”类的书都是战国中后期之后的黄老学的产物。但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太公金匮》等“太公”类的著作受到了《金人铭》的影响，它更不是直接通过“太公”类的著作传承下来的。很显然，“太公”类的著作并没有保存《金人铭》，它只有其中的一两句话，对它进行改编也完全无从谈起。因此，即使论证了“太公”类的著作出现于战国中后期之后，仍无法论证《金人铭》也是在此时出现的（详见后述）。
在庞光华提出的四个理由中，唯有《金人铭》的哲理和道德规劝与已有考古发现的战国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不同这一项有可注意之处，其他三点明显不能成立。我的观点是，《金人铭》并没有将孔子入周观书同《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入太庙二事混在一起，它自然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这一点也详见后述）；说《金人铭》的内容是黄老学流行之后的产物，这完全可以说是倒果为因。尤其是说，“从汉语史的角度寻得一铁证”，先秦的可靠文献中“缄”字只用为名词的“绳索”和用为动词的“用缄捆扎”，没有用为闭口之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闭口”之例，而在于有没有用作“闭”的例子，因为在“缄其口”中，已有“口”字了。从庞光华引用《庄子·胠箧》中的“必摄缄縢”来看，他承认《庄子》的可靠性，但恰恰就是在《庄子》中，我们看到了“缄”有用为“闭”的例子：“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根据前后文，这里的“缄”就可解释为“闭”。此外，《庄子·天运》中“机缄”之“缄”[5]，也可解释为“闭”，或解释为“关”。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先回到保存《金人铭》比较完整的《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篇中[6]，并看一看与此相关的重要记载。《说苑》保存的《金人铭》如下（《孔子家语》与之相异者标出）：
比较《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这两个传世文献中保存的《金人铭》可以看出，两者的文字虽有些出入，但在义理上则是一致的，没有龃龉扞格的地方。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它的年代。按照《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的记载，《金人铭》是置立于周太庙入门之后右阶（或“右陛”）之前的一座金人像背后的铭文，孔子在周都参观时，其中就参观了周都的太庙并拜读了这一铭文，他还评论了这一铭文并教诲他的弟子要铭记铭文所规劝的为人谨慎的道理。《说苑·敬慎》记载说：
与此类似，《孔子家语·观周》记载说：
可以看出，这两处的记载一致。孔子参观的地方就是周都的太庙，《敬慎》记为“观于太庙”，《家语》记为“入太祖后稷之庙”，它显然没有被混同为鲁国周公的太庙（即《论语·八佾》记载的“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太庙”）；而且两者的记载都很清楚，孔子看到的金人以及铭文是在周都的太庙之内。[7]此外，《孔子家语·观周》还记载了孔子参观周都的更多情况：
以上的记载，肯定了孔子到过周都，也肯定了孔子参观过位于周都的太庙。除非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这是不能轻易否定的。[9]
一般认为，周的“太庙”是称“明堂”，因为“太庙”的称谓是到了秦汉时才使用的。但根据《说苑》、《孔子家语》和《论语》的记载，至少在东周孔子时，周的明堂已称太庙。《礼记》称“天子居明堂太庙”，这是将明堂和太庙合称。孔子说他在周都参观了周的太庙后，他才充分认识到周的兴盛之由。这也可以解释周人为什么会置《金人铭》于太庙之内。《金人铭》的铭文注重谨慎和谦卑，是哲理性、道德性的训示和规劝。这样的铭文也不能因它同已发现的战国以前的铭文有别而否定其早出。说起来，先秦的铭文用于颂扬先祖、彰明功勋等方面的居多。如《礼记·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又如，《左传·襄公十九年》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考古发现的已知的殷周金器之铭文中，没有发现哲理性、道德性的箴言和训诫内容，但不能就说实际上也完全没有这样的铭文。下面我们列出四个这方面的例子。
其一是《礼记·大学》记载的铭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显然，这一铭文是哲理性的，它不是颂扬祖先的，也不是称道功勋的。其二是《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论及晋公室的衰落而引用的铭文说：“《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10]其三是《国语·晋语一》记载晋大夫郭偃（即卜偃）论政引用有商的铭文：“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祗罹咎也。’虽骊之乱，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吾闻以乱得聚者，非谋不卒时，非人不免难，非礼不终年，非义不尽齿，非德不及世，非天不离数。今不据其安，不可谓能谋；行之以齿牙，不可谓得人；废国而向己，不可谓礼；不度而迂求，不可谓义；以宠贾怨，不可谓德；少族而多敌，不可谓天。德义不行，礼义不则，弃人失谋，天亦不赞。吾观君夫人也，若为乱，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这里引用的铭文显然是训诫性的箴言。其四是《周礼·考工记》记载的铭文说：“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11]这里的铭文是有关量器方面的训语和箴言。根据以上的例子，断定先秦之前的铭文没有用于哲理性、道德性等方面的训诫和规劝，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金人铭》不过是其中之一。[12]蔡邕的《铭论》列举了远古以来的一些铭文，其中不仅有黄帝的“《巾几》之法”，还有《金人铭》：
另外，《金人铭》也绝非出自“太公”类的著作（《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和《太公兵法》等）中。正如我们上面所强调的那样，《说苑·敬慎》和《孔子家语·观周》都清楚记载了文中所收录的《金人铭》，是孔子参观周庙时看到的。迄今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来否定这两个文献记载的真实性。相反，其他的文献也能进一步证明它们记载的真实性。一是，《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引《孙卿子》说：“《金人铭》曰：‘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根据这一文献的记载，《荀子》一书引用的《金人铭》（虽然是少量的几句话）及其出处与《说苑》和《孔子家语》的记载是一致的。二是，在“太公”一类的书中，并没有类似于《说苑》和《孔子家语》中的《金人铭》。而且，根据后世的记载，“太公”一类的书中引用的黄帝之言以及同《金人铭》有关的都有说明。如：
根据这三处的记载，太公或者是说“黄帝云”，或者是说“黄帝之诫（戒）”；同时，三者都说到了黄帝与金人和铭文的关系。在明人的记载中，部分文献也将“太公”一类书中所引用的《金人铭》的话看成是“黄帝言”。如，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古谚》所录《太公兵法》引黄帝语说：“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伐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梅鼎祚《古乐苑》卷四十三所载与上述类似：“《太公兵法》引黄帝语：‘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此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也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为黄帝语。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太公”类的书中，属于《金人铭》的铭文有的没有被标出是黄帝之言，如杨慎《古音略例》引《太公金匮》说：“黄帝居人上，惴惴如临深渊。……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从“日中”开始到结束，这段话与《六韬》一样，都没有说是引用黄帝之语。此外，《战国策》卷二十二《魏策一》记载：“《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13]《逸周书·和寤》也说：“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据此，这两段话是出自《周书》，没有说是黄帝语。但根据以上的文献，可以说它原本属于黄帝之言，只是它没有指明出处。据黄方刚的统计，《吕氏春秋》引用《老子》中的一些话，就没有指明出处。[14]
在《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阼》篇中[15]，武王制作了一些“铭”以警戒和约束自己，其中就有属于《金人铭》的“席前左右端”之铭：“安乐必敬”“无行可悔”[16]，还有就是楹之铭：“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根据《大戴礼记》的记载，武王做的戒书，是根据太公所传授的黄帝等的“丹书”：
《大戴礼记》记载的太公传授给武王的“丹书”之言只有一段，但既然是“丹书”，就不可能只有一段话，太公传授的黄帝之言应该还有其他；另外，武王的戒书好像都是自己做的，但既然有《金人铭》中的话，就说明并非如此，只是他没有标出罢了。
在传世的先秦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以不同方式“引用”先人之言的情况，有关这方面，我们也有一定的研究，比如俞志慧的《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17]，就比较系统地列举和统计了当时人们引用的名言、名语。引用者有时虽然没有具体说出这些名言、名语出自何人、何书，但这种引用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所能看到的书籍显然要比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多，而且一些书籍的内容和篇幅也比后来经过整理和删订之后的要多。《诗》不用说，《书》也是同样。《墨子·贵义》篇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按照“《书》之所起远矣”，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删除了唐虞之前的篇籍，径直从尧舜开始。这同《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的说法一致。因此，黄帝之言之事虽然没有在《尚书》中得到保存，但却以其他方式得以传承，《黄帝书》和《金人铭》等就是其中的部分。其他子书中引用的黄帝语和它相互补充，这使得我们对黄帝的思想能够有一定的了解。正如大家注意到的那样，《老子》书中有的话，就是以引用的方式说出的，如“建言有之”“圣人云”等。但它引用的一些话也有不标明的，这从它受《黄帝书》特别是《金人铭》影响并引用的一些话就可以看出。正如马叙伦所说：
注释
[1]参见朱渊清：《〈金人铭〉研究——兼及〈孔子家语〉编定诸问题》，见《华学》，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庞光华：《论〈金人铭〉的产生时代》，载《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
[2]在“诸子略”之外，《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一些有“黄帝”称谓的著作。
[3]参见朱渊清：《〈金人铭〉研究——兼及〈孔子家语〉编定诸问题》，见《华学》，第6辑。
[4]参见庞光华：《论〈金人铭〉的产生时代》，载《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
[5]《庄子·天运》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
[6]参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
[7]各诸侯国都有太庙，鲁国也不例外。《荀子·宥坐篇》记载：“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乡者赐观于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盖皆继，被有说邪？匠过绝邪？’孔子曰：‘太庙之堂，亦尝有说。官致良工，因丽节文，非无良材也，盖曰贵文也。’”
[8]《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也记载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9]根据新出土文献和研究，已不能再简单地视《孔子家语》为伪书。有关这方面，请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409~417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0]这句话的意思是：凌晨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而子孙后代依然懈怠。有关“谗鼎”，请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1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这一铭文是在有关如何制作标准量器之后而引用的。
[12]三星堆考古发现有青铜人物雕像（82尊，其中全身像10尊）。其中著名的大立人像通高262厘米。三星堆文化早至商代。据此，周太庙有“金人像”本就不应成为问题。
[13]《史记·苏秦列传》引文：“《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豪氂不伐，将用斧柯。’”
[14]参见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见《古史辨》，第4册，240~24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15]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49~168页的《武王践阼》及其研究，这篇文献与传世的《大戴礼记》所载的《武王践阼》类似。一般认为，这篇文献出于春秋或战国时期。但就像《大戴礼记》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那样，这一文献中的内容至少保存了一定的史实。
[16]此处的“敬”，《金人铭》作“戒”。
[17]见《学灯》，总第23期，2012。
[18]马叙伦：《老子校诂》，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