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和宣传思想（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ity in Period Revolutionary War）

邓小平曾经两次参与党的报刊工作：一次是1922—1924年在法国参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团刊《少年》和党刊《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次是1933年8月—1935年1月主编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

1922年，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参与旅欧中国少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少年》的编务工作。 1924年2月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的机关刊物《赤光》创办后，他继续负责刊物的编务工作。 1924年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成为该刊的编辑之一。在《赤光》上，他开始发表文章，如《请看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请看<先锋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

邓小平回国后，以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广西左江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创建。这期间他指示创办报纸《群众报》和《右江日报》，但是现在仅存一份《右江日报》（1929年12月18日）。 1931年年初，他在从上海返回中央苏区时曾在兴国县编过红七军的机关报《火炉报》。

1933年4月，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遭到批判，被撤销职务，下放劳动。同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将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并主编《红星报》。在只有一名助手的情况下，邓小平同时承担起采访、组稿、写作、编排和校对的工作，努力反映红军的战争生活，鼓舞士气。报纸设置的栏目先后有21个，包括《列宁室》《捷报》《前线通讯》《铁锤》《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等。

1933年8月13日出版的《红星报》——邓小平主编的第2期报纸——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撰写的长篇稿件《吉安的占领》（署名子任），这是邓小平亲自到毛泽东的驻地太元屋与他会见时约的稿件，安排在报纸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占了整整一个版的篇幅。 1934年2月，周恩来在参加红军烈士纪念塔的揭幕典礼时，送给邓小平一盏马灯。邓小平在马灯底部用红洋漆写上“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是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时期的一件革命文物。 1934年8月1日，《红星报》第56期发表毛泽东为红军的题词手迹：“敌人已经向我们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这期报纸还发表了朱德的《关于八一节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根据周恩来、王稼祥的指示，撰写了报纸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1934年10月20日，长征后的第1期）。 1934年11月7日，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纪念十月革命节，邓小平出版了《红星报》的号外，主题是创建群众工作模范连。号外提出了革命战士应当遵守的不得侵犯群众利益的七项规定（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当然，在“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红星报》也宣传了一些“左”倾冒进的内容。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后，他由于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而将报纸转交给陆定一主编。在他主编的最后一期报纸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干部会议决议案》等文章。至此，他主编该报70多期。

198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资料室研究人员金耀云致信邓小平，就《红星报》的历史向他求教九个问题。邓小平于5月17日在页边做了认真的答复。他写道：“我编《红星报》的时间，大约是1933年年底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10月到遵义会议没有出刊。遵义会议后，大概是定一同志负责的。我编时，所有稿件，大都是我改定的。”“我编时，差不多是唱独脚戏（有一个技术性质的帮手），那时个别重要性社论，是经过军委周恩来同志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或副主任贺昌同志）审定的。”（金耀云《<红星>报伴随红军长征到延安》，《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0期）邓小平对一个普通的新闻学研究人员求教的及时回复，表达了他对这个学科研究的尊重。邓小平回忆的年月与对该报的考证有些差误（他的前任主编是张如心，1933年5月离任，8月邓小平接手主编，长征中报纸继续出版，邓小平主编到1935年1月），但编辑报纸时的艰苦情况确实如他所写。

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拥护者和贯彻者。从现在保留的战争时期的文献看，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关于军队宣传的论述，恰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体现。他从事的宣传工作，没有党八股，注重生动的方式与实在的内容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新局面。

邓小平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经验进行总结，写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文选1卷3页）邓小平反对强迫手段，注意总结经验。对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文选1卷3、5页）

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邓小平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文选1卷23页）。对此，邓小平要求我方必须供给“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文选1卷25-26页），“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文选1卷26页）。他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文选1卷26页）。他在总结1942年反击日寇攻势时，得出的经验之一就是“作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文选1卷38页）。

在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中原我军挺进大别山区。邓小平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文选1卷128页）。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的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其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