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的党性（Party Character of Party Press）
党报的“党性”是列宁之后俄共（布）、中国共产党等各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共有的一个概念，意指党的观念或意识，而不是几个人的小组意识，它的对立概念便是非党的小组习气和派别性。（参见陈力丹《列宁论党报的党性》，《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一个月（1903年9月），列宁发现中央机关报《火星报》不是以党的纲领和策略决议，而是以党内派别的观点办报，由此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8卷19页）这是列宁最早将党性的概念与党报编辑工作联系在一起。 1904年11月29日，在一篇名为《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的文章中，他再次针对党报编辑中的小组习气问题，明确指出：“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显，多数派不联合起来，不反击我们所谓的中央机关[根据当时的党章，中央机关报在思想上领导党，与中央委员会同为党的领导机关——引者注]，就不可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就不可能在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中捍卫党性。”（9卷83-84页）
列宁关于党报的党性原则的论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其1905年所著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该文章载于1905年11月26日（俄历11月13日）彼得堡出版的《新生活报》第12号。此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部分内容被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左翼期刊上。 1942年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为引导与会者发言，博古应毛泽东的要求翻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当时的译名），刊登在1942年5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新中国成立后，该文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0卷和第二版第12卷。文章指出：“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在当时，人们关于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之间的界限与定性问题却“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这主要表现在：“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12卷92页）。
基于此，列宁在文章中首先说明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之前的区别：“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其后，列宁提出了文章的核心问题，即“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他回答道：“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报纸还应当成为党内各个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12卷92-97页）
而在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时，毛泽东则从实践层面就何为党报的“党性”发表了看法，他提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年谱》中卷408-409页） 1942年3月11日，毛泽东再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任新闻社社长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他提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年谱》中卷415页）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的批评与建议并多次讨论研究，最终拟订了改版方案，改版的理念和原则以社论形式刊发，题为《致读者》（博古起草，毛泽东改定）。这篇评论文章正式提出党报“四性”的理念，分别指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其中谈到党报的“党性”时写道：“这里不仅要‘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吴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