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报刊与舆论（Marx and Engels on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德国有一句谚语：打麻袋，吓驴子。有一次，在说明普鲁士当局通过镇压报刊而压制舆论时，马克思反其意而用之，说这是打驴子，吓麻袋。他把报刊比作驴子，舆论比作麻袋。（参见12卷658页）显然，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报刊与舆论的基本关系是：报刊代表舆论。从这种认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说明舆论的看法而拿报刊作为依据。例如，1859年年初他谈到意大利的舆论时，这样写道：“如果相信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的报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舆论便是本国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13卷178页）。恩格斯甚至把报纸看作外部世界的缩影。 1848年，在批评软弱无力的德国法兰克福议会时，他写道：“‘世界’看到这种制宪国民议会不能不‘受惊’。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5卷264页）
这是他们在一般意义上用“报刊总体”代表舆论。当问题涉及地区、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地区、国家、民族以及国家、民族内的各党派的报刊，不论其倾向性如何，由于多少一致的共同利益和同一的文化传统的关系，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国家、民族的舆论。马克思多次提出“莱茵报纸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40卷304页），即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从民族报纸的角度看《泰晤士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它在外交上代表英国的舆论，尽管代表的程度值得怀疑。就此马克思说：“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15卷336页）恩格斯从民族报纸角度看伦敦报纸整体，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伦敦各家日报……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10卷615页）。
但在涉及阶级、党派和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时，报刊，特别是政治性报刊，总要或强或弱地传播自己特殊的观点，对新闻的选择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其自身观点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刊又只是一定阶级、党派、社会集团等相对小范围内的舆论的代表。马克思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说：“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50卷509页）。
其实，每家报刊都面临着传播自己特殊的观点和广泛代表舆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报刊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舆论。仅从影响舆论的角度看，报刊也不会只限于面向自己的拥护者，而是要争取越来越多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写道：“当报纸出版物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机关”（7卷523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则较好地处理了报纸政治立场和代表舆论的矛盾问题。恩格斯总结该报的经验时说：如果它只强调特殊的无产阶级观点，而不承认报纸的社会性，那它就成了“沙漠中的布道者”（21卷19-20页）。
在对于具体的事件进行报道时，报刊也得考虑舆论的变化。 1852年，普鲁士当局制造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在欧洲大陆全面反动的年代里，舆论只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怪物，各种有产阶级的报刊都明显地站在当权者一边进行报道。但是，当审判时出示的伪造证据被揭穿时，舆论发生了变化，并且很快反作用于报刊。马克思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舆论就愈来愈支持被告。……《科伦日报》已经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攻击政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诽谤开放的，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警官——引者注]的种种短评了。普鲁士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们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8卷530页）显然，首先是事实动摇了舆论，而后是舆论迫使那些倾向相反的报刊向事实靠拢。
不同观点报刊的存在、舆论的牵制作用、报刊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等，都会迫使报刊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舆论。 1842年，普鲁士的当权者以其主观标准来区分“好”报刊和“坏”报刊，马克思则提出了另一个客观的标准，他说：“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2版1卷398页）
舆论对报刊有一种无形的制约作用，但报刊，特别是政治性报刊，也不是处于被动地位，它们的目的即影响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他们创办的《新莱茵报评论》时曾公开申明“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7卷600页）。但他们反对报刊愚弄舆论，而主张按照报刊工作规律办事，通过表达舆论来影响舆论。
研究报刊与舆论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报刊如何在舆论中流通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舆论比作纸币，写道：“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7卷523页）。马克思还把观点的传播比作货币的流通，1863年他就社会主义的宣传史写道：“这些原理我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交给我们的拥护者像辅币一样流通”（30卷364页）。在报刊的实际销售中，一份强奸民意的报纸，是不会拥有广泛读者的。显然，报刊在舆论中流通的畅塞，取决于它反映舆论的程度，就像纸币代表一定数量的金或银才能在市场上流通一样。马克思以普鲁士纸币为例说明了这一道理。他写道：“普鲁士的纸塔勒，法律上虽然规定不兑现，但是，当它在日常流通中低于银塔勒，因而实际上不能兑现时，就立刻贬值。”（13卷73页）报刊在舆论中的流通也有这类现象。即使一定的权力组织规定了某家报刊的特殊地位，一旦将它交给舆论，它的地位高低也只能取决于报刊代表舆论的程度，依靠命令增加的发行量并不能说明舆论对它的信任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论断，抓住了报刊和舆论关系的特点。报刊的生命表现就在于它与舆论间的不断作用。（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