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与同道的疏远和决裂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都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得到过黑格尔哲学的浸润、受到过同道的影响，后来发生了思想上的分歧，最终逐渐与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剥离开来，走上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大学毕业、谋取教职失败后，马克思曾短暂供职于由科伦商人合股筹办的《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这段经历使他接触到了许多复杂而又敏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问题，尤其是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引起了他极大的同情和思考。从1842年5月起，马克思就与其他持激进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起，成了《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在深入的社会观察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时事政论文章，并同持不同观点的论者和报纸展开论战。后来，因为各种特殊的情况，马克思又开始主持《莱茵报》的编务。曲折的办报经历、对复杂社会状况的思考以及对同道言论和行为方式的反省，使马克思深深感到，“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的德国哲学在现实面前显得十分肤浅、可笑，其言说就像一个魔术师在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而脱离实际、抽象思辨是其致命的弱点。所以，哲学要想对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从纯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1-1]，“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
1843年3月31日，只存在一年多的《莱茵报》被迫停止出版。马克思经由克罗茨纳赫于10月到达巴黎，一直住到1845年2月离开。这一阶段被称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当时的法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状况，都远远超过德国，尤其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作为其终幕的1830年革命，为马克思新思想的锻造提供了新鲜的实践材料和理论资源。首先，他认真研究了集经济、社会和政治革命于一体的法国大革命，其中有关国民公会等的大量政治资料，使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当代状况、对政治革命的本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了深刻的思考。其次，他还悉心研读了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是，同时他又感到，阶级产生的原因、政治斗争的方向等问题难以仅从哲学家、政治学者和历史研究者那里得到答案，所以，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开始大量研读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两位最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开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探究，在大量笔记的基础上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对法国大革命、欧洲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加坚定了马克思放弃纯理论的探讨，转向对现实的、具体的生活和政治状况关注与思考的决心，这种路向的转变又加速了马克思新思想的形成与理论建构的进程。如此的思想进展突出表现在他与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之间关系的转变之中。
早在1841年底，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在柏林的部分成员便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人”的组织，他们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更为激进，坚持哲学精神与自然、社会相对立的原则，藐视群众，试图通过“纯批判”来改变现实社会，与马克思注重“社会关系的制约”、追求“定在中的自由”的理念完全相左。1842年11月29日，马克思发表了批评“自由人”之政治立场和生活方式的短评，激起了“自由人”对他的不满，其成员指责马克思的思想和行为使《莱茵报》带有机会主义特征，甚至逼迫马克思表态，在布鲁诺·鲍威尔与卢格的争论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1843年鲍威尔兄弟在沙洛顿堡出版的《文学总汇报》把“自由人”的思想和政治表达发展到极致，进一步彰显出“自由人”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他们日益远离现实的政治运动，不愿意同现实打交道，只从抽象精神出发探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强调任何正在发生的事物都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善的表现形式，应当加以扬弃，从而使自己的批判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思辨性质和特征。这与马克思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视、对真正推进这种运动所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式的思考，是格格不入的。两者之间早已存在着的矛盾到了无法克服的程度，《神圣家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矛盾的解决。
这里我们要单独谈一下布鲁诺·鲍威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应该说，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曾经是互相欣赏而又志同道合的。布鲁诺·鲍威尔比马克思年长9岁，作为黑格尔最卓越的弟子、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博士俱乐部”的主将，在1838年马克思加入俱乐部的时候，他就对年轻的马克思卓越的才智大加赞赏，并把马克思视为自己最能干的战友，打算与之合办刊物，合作写书。1839年秋，布鲁诺·鲍威尔带着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在一年内提拔他为教授的许诺前往波恩大学当讲师时，便写信邀马克思也到那里去。1839年底布鲁诺·鲍威尔正式定居波恩后，一直与马克思保持通信。他甚至把波恩大学聘用教师的章程抄给马克思，叮嘱其该如何试讲和答辩，并在半个月内连续写了4封信，热切地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期盼——“噢，玫瑰花还在那个地方，只有你到你的布·鲍威尔这儿来，它们才会对我重新开放。我在这里饱享着愉快、欢乐等等，我也饱享着快乐，可是像在柏林我同你即使只是漫步街头的情景再也没有了。”[2]然而，如此美好的愿景却被无情的现实阴霾遮蔽了：阿尔坦施泰因死了，布鲁诺·鲍威尔被提升为教授的事情泡汤了，作为其朋友和同道的马克思登上大学讲坛的计划自然也不可能实现了。但这并没有阻挡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交流。在1841年的下半年，马克思还计划与他合作撰写《论基督教的艺术》（后改名为《论宗教和艺术》）和对黑格尔自然法进行批判的文章，他们还一起酝酿筹办《无神论文库》的事宜。[3]
但是，从1842年起两人就逐渐疏远了，最后以分道扬镳结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理论观点的不同导致了政治主张的分歧：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把黑格尔那里将思维和存在结合起来的绝对精神改造为具有绝对意义的人的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从“逻辑的天空”拉到尘世的人间，同时也将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隔离和曲解了。依照布鲁诺·鲍威尔的看法，如果说哲学也能在政治方面发生作用的话，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批判”，任何现实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同绝对的自我意识都是不相容的。而马克思虽然也很重视自我意识的作用，但他所理解的自我意识是以思辨形式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表达，是在抽象形态上对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把握。所以，自我意识必然要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要诉诸现实的物质力量。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其在政治上发生作用的前提是，“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4]，即“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5]。
此外，马克思同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关注。以费尔巴哈式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巴枯宁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魏特林的手工业者的共产主义等，都与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分歧，而且这种分歧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在日益扩大。但是，由于这些学说都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缺陷、对共产主义充满期许，因此马克思又非常明白他们之间分歧的界域和程度。可以说，分析、借鉴和批判这些理论与马克思自己理论的形成是同步的。或者说，马克思在与这些理论的比照和斗争中，逐渐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建构。
“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受到费尔巴哈和莫泽斯·赫斯的直接影响，试图借助民主社会主义来实现人的“真正的”本质。这一学说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道主义，它基于对宗教本质的研究与批判所形成的无神论世界观被运用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认为人的真正的本质也可以通过普遍的道德理想的教育作用和说服来实现；赫斯沉湎于“感伤的”、“乌托邦式的”、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当中，其目标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没有阶级差别、绝对而虚幻的人，但在面对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其手段如何、途径何在这样一些棘手问题时，他又像空想主义者那样，把社会理想与现存关系完全对立起来，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归结为精神和道德的问题，企图只通过变革观念来改造现存关系，比如呼吁人们摆脱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建立新的和谐的劳动组织，并幻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社会现实，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费尔巴哈、赫斯都没有从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认识到这些关系变革的动力和前景，也就认识不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只空谈人的本质与社会的和谐生活根本无助于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马克思就是要与这样的思路、观点实行剥离和决裂，这成为他们之间关系疏远的最重要的原因。
马克思同巴枯宁和蒲鲁东的关系有类似的情形：虽然他们之间观点的差距还没有严重到造成双方关系破裂的程度，但马克思不喜欢巴枯宁“半通不通的无政府主义”，同时认为蒲鲁东对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不够彻底、不具有现实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他与蒲鲁东的关系更值得深究。很多论者是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来判断和界定他们之间的矛盾的，其实，“巴黎时期”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要比与巴枯宁的交往更加频繁，也更加深入与持久，尤其在1844—1845年秋冬期间，马克思与蒲鲁东经常在一起探讨和争论黑格尔哲学，所以关系也就特别密切。由于本书论及的部分与此有关，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梳理和甄别一下。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法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最优秀的著作。[6]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蒲鲁东著作里的个别见解同其唯心主义世界观相矛盾，并且恰好又为马克思自己的新观点做了佐证。因此，马克思特别给予蒲鲁东的无神论很高的评价，称这是蒲鲁东区别于大多数法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一点。尤其是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验地把私有财产看成一种公设进行了批判，这一点最让马克思佩服，他指出这是蒲鲁东的“主要功绩”。为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用两万余字的篇幅对蒲鲁东的思想以及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的解释和评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尽管当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蒲鲁东的思想具有不能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原则性批判等理论缺陷并予以谴责，但在“巴黎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损害。
但是马克思也已经看出，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上，蒲鲁东秉持的是调和者的立场，而这种调和立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又是同他所主张的原则分不开的。诚如马克思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通过《什么是所有权？》可以清楚地看到，“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7]，这是蒲鲁东理论自身包含的矛盾。他既要跟在社会主义者的后面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显著的缺点，又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道维护私有财产的原则，保卫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向往就仅仅表现在按照中等阶层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对资产阶级社会加以改良，力图使现存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适应中等阶层的需要，使其既不致被大资本所消灭，又不致无产阶级化。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既攻击绝对的所有权，又攻击共产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中等阶层来说，共产主义是比大资本更加敌对、更加危险的东西。这种改良主义的立场使得蒲鲁东在政治上产生动摇，甚至后来他对路易·菲力浦和拿破仑的称颂也与此不乏联系。
此外，由于蒲鲁东左右摇摆的理论缺乏现实事物的支撑，所以小资产阶级文人所固有的自负也自然地反映在他的身上。比如，在1843年8月4日莫里斯的信里，蒲鲁东就讲到，凡读了他的著作《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或政治组织的原则》的人，就“会看到比过去六十年当中所发现的事物更多的新事物”。1843年11月23日他给阿克尔曼的信，更是把自大赤裸裸地显示了出来，他在信里说：“在第三章里，我分析了范畴并解决了著名的确实性问题。这一部分是我的全部著作中最有特色、最新和最基本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最无可反驳的。我希望这一部分将在哲学研究中掀起比康德过去所掀起的革命更大的革命，您会在我的著作里发现迄今还不会为世界上的任何思想家谈过的、前所未闻的东西。”[8]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很不赞同。
德国工人阶级理论家威廉·魏特林的著作《和谐和自由的保证》被马克思拿来与蒲鲁东的著作进行比较，他把这部著作称为天才之作，认为其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胜过蒲鲁东的著作。但由于魏特林坚持自己那空想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因此，他难免像蒲鲁东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公设而不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辩证结果，这与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与魏特林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文学总汇报》的批判，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与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公开展现，其中也浓缩地包含了他正在形成的思想、观念，以及与其他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考等，都是在与包括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在内的各个“学派”的各种思想的交锋中进行的；两者之间愈益分明、不可逾越的鸿沟表明，正是在同这些“学派”日益划清界限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论证和确立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德］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1-1]［德］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220.
[1-2]［德］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德］布鲁诺·鲍威尔.致卡尔·马克思（1841年4月初）／／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5.
[3]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3 55.
[4]［德］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5.
[5]［德］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8.
[6]马克思早期对蒲鲁东此书的评论，参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7]［德］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18.
[8]［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1844）.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