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部未被给予足够重视的重要文本
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一部长期以来未被给予足够重视的重要著述，它就是《神圣家族》（Der heilige Familie）。
历史并不宽容和公道，《神圣家族》从问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运。这部旨在驳斥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对其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作品于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著名的《卡尔·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曾说“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1]，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指认，但它就没有马上引出被批判者的回应和辩驳却是事实。当时发表的几篇书评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介绍争论双方的，计有：4月8日《哥本哈根邮报》对这一著作的介绍，5月在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月刊上匿名发表的评论[2]，6月25－28日《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发表的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等。但是，作为《神圣家族》作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评论都不以为然。
《维干德季刊》是当时很引人注目的一份哲学杂志，由出版商奥·维干德于1844年在莱比锡创办。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对手到该刊第3卷才联袂出场，该卷于1844年10月出版，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麦克斯·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家们》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可以说，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卷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从而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和他们自己早期思想的彻底清算。[3]
在以后漫长的理论创作生涯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很偶然地提及《神圣家族》，比如1867年4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库格曼家做客的时候，看到作为医生的这位朋友竟然收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其中就有《神圣家族》，于是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4]。恩格斯也只是在1886年回顾当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时说：“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5]又说：“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6]。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把《神圣家族》看作一部过渡性和创新性杂糅的作品。比较而言，列宁对它的重视程度要高一些，1895年他专门对该书做了摘要，对书中的很多重要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7]的。考虑到列宁没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本，做出如许评价是不奇怪的。
在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神圣家族》每每被人们所忽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版，零星出现的只是介绍、节录或摘译，全译本和单行本的出版已是很晚的事情，权威性的马克思传记作家也没有给予它“同情性理解”。麦克莱伦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8]。梅林的评价稍高一点，他指认这本书“不断涌出生命之流的许多清新的泉源”，但对它的写法却大肆诋毁，特别是将第五章和第八章视为“荒芜的不毛之地”[9]。
如今，我们可以不那么功利地看待《神圣家族》这样的作品了。那么，究竟该如何估价这一文本的价值呢？我认为，不能只是抽象地撷取其中的某些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与当代的现实、流行的哲学观念简单对照，单就这些思想是否能够解释甚至解决现实问题、是否与当代哲学观念对接或匹配来评判其价值。这种做法对于这部160多年前针对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事件而撰写的作品来说，是不公平的。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把它置于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长河中，看其在中间起过什么作用，或者说，抽掉这个文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线索和序列能否接续起来。至于它的当代影响和现实价值，也应当通过《神圣家族》与后来马克思思想的变化以及与马克思身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考察。这样一种解读原则和评价视角的转换，将使《神圣家族》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客观地凸显出来。这里试做如下概括：
第一，从思想承续的关系看，《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了断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复杂思想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两种异质思想的剥离尽管是在几年内完成的，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蜕变过程。之前的《论犹太人问题》只是单就宗教问题展开的论战，只有到《神圣家族》才真正开启这一思想因缘的全面性解构。当然，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各个成员的思想剖析，出现了程度上甚至实质上的差异，比如对布鲁诺·鲍威尔与费尔巴哈做了判然有别的评论，这说明当时他们并没有真正全面地超越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的思想发展仍“在路上”；同时，《神圣家族》所涉及的众多议题以及隐含的矛盾也预示着马克思随后必然要写出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更为明确地表达自己观点的著述，从而彻底了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
第二，从思想建构的角度讲，《神圣家族》不能单纯被视为一部论战性的作品，而应当同时被看作马克思建构其“新哲学”构架的开始。在“序言”中恩格斯、马克思就预告，在这部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10]的著作中，他们将在各自分头执笔的部分“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态度”[11]。特别是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些章节，正面阐述更多也更集中，而且这种阐述不是个别零星观点的表达，而是在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转换的意义上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批判与解构，以及基于新的思维方式展开的将各种观点统摄起来的体系化考虑，这就是他们后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新哲学”体系。这一点麦克莱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同的，他虽然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又说：“它的其中几个主题成为首次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12]，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系化建构的开始。
第三，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复杂内涵的理解上看，《神圣家族》提供了解答现在争论比较激烈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实例。他们各自所承担的部分显现出“恩格斯的实证（经济）分析与现象批判”和“马克思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与本质性透视”的关联、互补、差别。
这部文本的前三章、第四章第1、第2节、第六章第2节的a小节和第七章第2节的b小节是由恩格斯执笔完成的。这些部分的篇幅都比较短，而且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将具体事件或话题归结到现实经济状况甚至经济政策，以驳斥青年黑格尔派的致思路向。可以看出，这时恩格斯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其从商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所执笔的这些部分的思想阐释明显反映出这一特点，比如：在第一章，恩格斯指责卡·赖哈特在批评奥古斯特·文尼格尔著作时对工人状况阐述得不够详尽和精确，不但观点叙述贫乏无力，而且还用其观点曲解和误导读者对工人贫困状况的理解；在第二章，恩格斯驳斥了茹尔·法赫尔关于十小时工作日制度和废除谷物法等制度不会有助于改变工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看法，认为十小时工作日制度有利于对外竞争，进而可扩大英国的工业和贸易，而废除谷物法则会促进英国市场的扩大，这些都是进步的措施；在第三章，恩格斯谈论的是卡尔·瑙威尔克被柏林大学解职一事，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通过追寻解职原因进而透视当时个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被社会容纳与接受之程度的个案，但只是提了11个问题而没有具体分析就结束了评论；在第四章第1节，恩格斯把工人的创造性与“批判的批判”之无所作为相比较，指出“批判的批判”之实质只不过是以概念的公式来规整现实和歪曲工人的创造性劳动，第2节仅有寥寥数句；在第六章第2节的a小节，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与布鲁诺哲学思想的比较，驳斥了后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模仿和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但理论分析也比较少；在第七章第2节的b小节，恩格斯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说明，批驳了“批判的批判”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的观点，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马克思执笔的部分成了《神圣家族》的主体。在写作这一文本之前，马克思已经在克罗茨纳赫研读过大量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的文献，来巴黎后又系统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在写作这一文本时他有效地利用了后来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的材料和成果，这样，他在《神圣家族》中所撰写的内容就涉及了历史、哲学、社会等很多方面，使文本的篇幅比原先设想的大了很多，而且马克思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均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进行本质性的透视。
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是从分析思辨哲学开始的，在他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固守“精神”与“群众”的分离和对立的原则，其对哲学、社会各种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均建立在以下这样的基础上：“精神”是积极的、至高无上的，因而是一切问题的解答；“群众”是消极的、愚昧无知的，因而是一切问题的障碍。所以，几乎《神圣家族》的每一章都贯穿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之结构、特征、方法的分析，又以此来观照这种思维方式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表现和逻辑。第四章针对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13]一书的评论进行了详细的评论，揭露了埃德加·鲍威尔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和“批判性的评注”这两种手段来曲解蒲鲁东原书对财产关系所做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这种评论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使其失去了原本内容丰富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真正解释财产关系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第五章和第八章是马克思针对塞利加·维什努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之评论所做的批判，这是全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分，通过对照小说和塞利加·维什努的评论，马克思揭露了思辨哲学总是按照其原则和方法将各种社会矛盾置于思辨的结构之中，把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都设计为只有“批判的哲学家”才能洞悉和把握的“秘密”，道出了“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14]即在于思辨的思维方式本身。第六章的主线是马克思就犹太人问题对思辨哲学的“三次征讨”，揭示了“批判的批判”把犹太人问题看作单纯的宗教问题，不能正确理解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的本质。在第六章的第3节，马克思甄别了思辨哲学在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上的认识误区，对唯物主义源流以及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第七章专门论述“群众”问题，布鲁诺·鲍威尔对群众的作用做了种种诋毁，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阐释了自己“新哲学”中的群众观点。最后，马克思用文学性的拟喻写了很短的第九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且用一句话“我们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作为“历史的结语”[15]来结束全书。
第四，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长远影响看，《神圣家族》涉及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长远的探究价值。更为复杂的思想我们将在正文中进行详细的讨论，这里只列举以下几点：
其一，“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莱茵报》时期的经历对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并不能切实地指导变革社会的活动，要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必须清算自己思想中的思辨哲学成分。《神圣家族》从认识论的角度颠覆了“思辨哲学”，进而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明了现实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现象是“普遍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和运用，是观念逻辑的自身演进。因此，要揭示思辨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所做的这种解释，就必须揭示思辨哲学自身的秘密，也就是在认识论上寻求对一般和特殊／个别的关系的正确解释。思辨哲学得出上述结论，是由青年黑格尔派对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的错误理解所致。事实上，面对千差万别的事物，人们首先认识的是它们的具体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归纳出某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从个别上升为一般，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但是认识过程还有第二阶段，那就是根据经验所得到的抽象认识来区别和认识具体的东西，用理性认识来导引感性认识。所以，认识过程应该是：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某类事物的一般特征—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其方法应该是先归纳（自下而上）后演绎（自上而下）。思辨哲学的解释忽视了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所以才把“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决定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原因。
认识论角度的这一理解发展为社会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就从抽象的理想社会来统摄现实社会，用一种美妙的社会理想来理解现实，历史的前进被视为“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自我演进的过程，认为理想社会就是它们自身的实现，而实现社会演进的也就是那些能够代表与体现“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英雄人物。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应该从尘世出发，用物质利益来解释一切，革命的主力是体现了物质利益的群众。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实质的揭示，说明其思想又向唯物史观迈进了一步，开始为唯物史观奠定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二，异化问题的探究。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阐述最集中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而《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写作时间是衔接着的，甚至最初它还曾被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承续之中开始显现出差别。
“异化”（Entfremdung）来自fremd一词，本意为“异己的”，即“指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16]。在《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这个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地位，并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异化的最新形态——“劳动异化”的含义（异化了的、外化了的劳动）及其后果（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无疑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影响，但马克思从“劳动”的角度对此所做的分析却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断地扩展着这一概念的内涵，突出体现在他对埃德加·鲍威尔关于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所进行的解读的评论中。马克思开始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来对私有制及其包含的两个对立面——无产阶级和富有者、贫和富——进行分析。《手稿》仍在抽象的概念体系中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那时的异化劳动就更多具有抽象的性质。但在《神圣家族》中，异化劳动已经具有了很多现实的内容。比如，马克思开始到现存关系——雇佣劳动——中去解释无产阶级生存条件恶劣等现实问题，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7]。这样，现实的雇佣劳动就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和其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础，《神圣家族》成了马克思异化思想走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衔接。
其三，唯物主义史的梳理。《神圣家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性工作就是，对唯物主义史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甄别与梳理；它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经意识到，他们将要建构的“新哲学”体系虽然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谱系，但它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是一种“新唯物主义”。很显然要完成对旧哲学、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要对其理论背景以及来源进行勾勒。《神圣家族》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分析，彻底厘清了其发展线索和必然逻辑。马克思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18]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一是笛卡儿的物理学，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传统。这就导致了法国唯物主义在以后必定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汇入了真正的自然科学，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笛卡儿派唯物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笛卡儿的学生，如拉美特利和卡巴尼斯等。他们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用科学来解释一些现象，用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程度不高，他们对物质和意识之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唯物主义的另外一派发轫于英国唯物主义，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培根、洛克等。在这一派中，我们也能看到理性的高扬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影响。培根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作用，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他在方法上强调了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认识论上强调了感觉经验对认识事物的作用。“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20]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可以归结为几何学，用几何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具体说来就是，从物理学定律出发，按照综合或几何的方式处置后，推演出情感，然后以此为个体行为的根源，进而推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准则。洛克则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而自由则是基于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对幸福的追逐。人最终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这是一切人发展的目的，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理论背景和历史脉络的梳理，使纷繁复杂的思想世界呈现出前后相续、清晰可见的线索，这有助于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理论意义和历史局限。
其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证。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异化问题的探究和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批判和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其目的则在于阐明唯物主义的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因素必然要导向社会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就对社会主义做出了一种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证，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与阶段。
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做了如下归纳：“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21]。这些思想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其中代表人物的思想出发来寻找其唯物主义的基础。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些特点，虽然仍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那样的高度，但是毕竟为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情感、欲望及其满足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并指出了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异化问题的探究、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证等，是马克思一生理论创作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造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神圣家族》首次提出或揭示出这些主题，这是它不朽的贡献，昭示了它所达到的思想史高度。
总之，在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神圣家族》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的成果；是马克思在世时定稿、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是其身后由后人对其原始手稿进行辨认、整理和编辑而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对待它，更不能忽略和无视它。
同时，《神圣家族》又是一部很特别的书：这部作品的意旨、观点比较清楚，但涉及的问题很多，几乎每一章节都包含了很多思想，而彼此之间又交叠重合；各个章节之间篇幅很不均衡，层次和关系非常松散，笔调汪洋恣肆，情感澎湃激越，叙述逻辑不易把握。最为明显的是，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22]所昭示的，这部书实际上涉及多重关系需要悉心甄别：作为“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批判对象的论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对其批判对象之论点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当然也有对其批判对象的再批判）；又由于这些批判是在继承、批判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其中必然还涉及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态度。因此，我们必须客观而审慎地对待如许复杂的材料和背景，不能忽略蕴含于“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的一系列“批判”的任何一个环节。
毋庸置疑，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来统摄《神圣家族》的议题、材料和思想就成了本书写作最为困难的地方。就这一点来说，释读这部著作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文本相比并不轻松。比如，由散乱的笔记和手稿（其中有的部分还有大量遗失）组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思想复杂、影响深远、毁誉不一，但其论证的逻辑线索却非常清楚，笔者在拙著《“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将其概括为：现实中的异化与“劳动异化论”→异化观的发展：“社会关系异化论”→异化的根源：私有财产问题→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异化观的变革：超越黑格尔哲学。[23]而这样层次分明、环环紧扣、推理严密的逻辑在《神圣家族》中并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根据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办的德文月刊《文学总汇报》上的文章来结构谋篇的，每个对象的议题和内容多有重合、交叉，致使他们的叙述和分析总是在有的地方不厌其烦地重复，而有的地方只是语焉不详的点缀。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的处理原则和操作方式是，绝不离开文本内容抽象地概括和评论思想，而是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吃透细节，甄别清楚思路，然后据此把握和提炼出贯穿全书的总体逻辑，再根据这一逻辑，打乱手稿顺序，整合文本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一一考察，展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照世界的不同方式的异同，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旨及其达到的效果。为此本书不惮琐屑和繁杂，在具体问题和论证思路上辨析毫芒，在整体透视“思辨哲学”的结构和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细致的释读，梳理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蒲鲁东之问”、“犹太人问题”、“巴黎的秘密”、“巴黎众生相”以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逻辑，进而认为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现实、历史、实践视角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新哲学”的契机和背景。无疑，这种辨析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1]［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
[2]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德］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5），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366），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的细节进行讨论。
[3]另外，蒲鲁东也用《贫困的哲学》来回应了《神圣家族》对其思想的评论，这促成了马克思另一部名著——《哲学的贫困》的诞生。
[4]［德］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3.
[5]［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5.
[6]［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7]［苏］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
[8]［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
[9]［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135.
[10]［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11]［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12]［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6.
[13]Eigentum内涵复杂，将其翻译为“所有权”和“财产”都有一定的道理，且两者在角度、层次上还可以关联起来，但单独使用却未必能将这一词汇原始的外文含义完整地呈现出来。鉴于商务印书馆将蒲鲁东此书名称翻译为《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而人民出版社将其翻译为《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本书在征引原文时分别采用了各自的翻译，但在具体阐释和分析时则根据笔者的理解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在正文中提到此书名时，简写为《什么是所有权？》。
[14]［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07.
[15]［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68.
[16]［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
[17]［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2.
[18]［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7.
[19]［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
[20]［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1.
[21]［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
[22]动词kritisieren转化为名词Kritik，由谓语转化为主语，意指在现实中“批判”由一种行为、活动转化为主体最本质的界定，进而成为主体自身，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维方式的实质揭示和深刻指认，体现了《神圣家族》论辩的犀利和设喻的高妙。所以，在这一著述中，他们大量使用“批判”“绝对的批判”“批判的批判”“纯批判”等作为名词和主语来指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具体到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思想，除了用上述称谓，也用“自我意识哲学”，这些概念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23]刘秀萍.“巴黎手稿”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