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国大革命的曲折演变及其根源
马克思认为，从布鲁诺·鲍威尔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考察”的前三个结果来看，其对法国大革命在现实与思想方面的意义均没有客观准确的把握。不仅如此，布鲁诺·鲍威尔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考察”的其余两个结果又充分表明，其对法国大革命的曲折演变过程及其根源也没有足够深刻的认识。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四个结果是，“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关于要造就完全按照正义和美德的准则生活的‘自由人民’的伟大思想——例如，见圣茹斯特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及另一篇有关普遍警察制的报告——只是靠恐怖才得以维持一段时间，这种思想是一种矛盾，人民大众中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这种矛盾是以怯懦和阴险的方式作出反应的，人们不可能指望这些人采取别的方式”[1]。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他们美德的理想和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圣茹斯特关于“自由人民”应该完全按照正义和美德的准则来生活的思想，完全是由于“恐怖”政策才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这种思想是一种矛盾，人民大众中总有一些卑劣而自私的人会以怯懦和阴险的方式来利用这种矛盾。此外，对于罗伯斯比尔关于将公共的美德当作民主政府的根本原则的说法，他也持质疑的态度。
在马克思看来，布鲁诺·鲍威尔由于不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不理解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也就不理解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他用民族的利己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的矛盾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这不是“考察”的结果，而是臆想。
首先，与费希特的“自我”的纯粹的利己主义相比，民族的利己主义并不“纯粹”，相反，它由于参与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显示出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自发的利己主义的特点。布鲁诺·鲍威尔所谈及的民族的利己主义的纯粹性只是相对于封建等级的利己主义而言的，在普遍国家制度建立以后，利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以利益为中介的联系，民族政治必须用市民社会生活来维系，这才是思考现代社会问题的出发点。这样看来，思辨哲学试图证明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比以某种特殊等级和团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粹，以此作为“考察”法国大革命的依据，岂不是太肤浅了！
其次，翻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们看到，圣茹斯特是以古代的方式对丹东提出指控的。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中，他明确说过，“在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预言自由”[2]。在其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古代精神即坚强不屈、简朴、单纯等品质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质来说应当是相当于罗马监察厅的机关，因为在报告中他列举了柯德尔、莱喀古士、恺撒、小卡托、卡提利纳、布鲁土斯、安东尼、卡西乌斯等人的名字。而且，圣茹斯特最后又用一句话“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3]，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罗伯斯比尔也曾在演说中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作“自由人民”，并且不断地唤起人们对古典古代的“人民大众的回忆”。与圣茹斯特一样，他也提到了古典英雄如莱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雅得、亚里斯泰迪兹、布鲁土斯，也提到了败类如卡提利纳、恺撒、克罗狄乌斯、皮索等。显然，无论是圣茹斯特还是罗伯斯比尔，他们思想所及都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及其事例，拿这些人物及其事例来具体地表现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期许——让曾经属于斯巴达人、雅典人、罗马人强盛时代的“自由、正义、美德”，在共和的法兰西创造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来。
对照圣茹斯特和罗伯斯比尔的思想，布鲁诺·鲍威尔显然把“自由人民”“人民大众”“自由、正义、美德”等都以思辨哲学的方式抽象成了一些任人摆布的概念，将原本活生生的具体内容空虚化了。自由、正义、美德不再是“人民”的生命表现，不再是“人民大众”的特性，当然，美德也不再像罗伯斯比尔所说的那样特指“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法律”。此外，他还把雅各宾党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等提出的有关“自由人民”的思想之“矛盾”，归结为“人民大众”中卑劣和自私分子对这种矛盾所做出的反应，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除了他们在以恐怖手段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方面的过激和恐怖的政策这些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都没有建立在对法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进行准确的认识与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看到，当历史已经由奴隶制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的民主共同体就为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所取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为经济基础，商业竞争普遍化，人们以自由地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政府无能为力或者无所作为，人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都被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当然会成为普遍的诉求。但这种诉求的满足无论如何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仅仅从人性出发，着眼于单个的个人的自然特性和精神特性，是万万行不通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当中的人，由于他们所处历史阶段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迥异于古典古代，他们就不再是古典古代共同体中的人。圣茹斯特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在临刑之日还骄傲地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的大牌子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他们同样没有认识清楚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热衷于并且追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形式，完全模仿古典古代的政治形式来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只能是幻想。归根结底，不能历史地看待国家、不能唯物地分析社会，总之，思想不能与时俱进才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五个结论是，“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行政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可以利用法国来做我想做的一切了’”[4]。
马克思认为，布鲁诺·鲍威尔没有客观地把握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尤其是拿破仑革命的历史作用。拿破仑革命只是史诗般的法国大革命史中的终结篇，拿破仑即使掌握了政权、军队和宗教的力量，也不可能左右和创造法国历史。事实上，无论罗伯斯比尔还是拿破仑，任何幻想与暴力，都不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
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与目的，罗伯斯比尔的倒台、拿破仑政变的历史意义也并不是政治启蒙运动的终结，而是使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原来耽于幻想、热情洋溢的方式，开始以现实的、实在的方式得到实现。罗伯斯比尔撇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幻想在18世纪的法国建立一种古罗马式的民主制，而他在无法逾越现代民主制所蕴含的抽象平等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特征的实际不平等之间的鸿沟时，就不惜使用恐怖和暴力来强推政治对社会的统治。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在冲破了封建专制的桎梏和恐怖手段的压制之后，在取得了符合它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之后，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大舞台。在热月党建立的督政府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迅速兴起，人们纷纷抱着发财致富的渴望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欣喜地享受着新的资产阶级生活带来的鲁莽、放荡、无礼又令人陶醉的感觉；土地得以被查清，封建的土地结构被打破，新的所有者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精心耕作；获得了自由的工业第一次活跃起来。总之，以资产阶级为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宰了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获得和享受人权已经不再是理论的主张，而是成为现实的任务。
拿破仑打破了罗伯斯比尔不合时宜的政治幻想，意识到现代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应该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负的责任，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没有切实地负起这个责任来。这表现在他既承认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和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把市民生活看作目的，而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市民社会仅仅是国家的“司库”、屈从于国家的下属。如此纠结的观念致使他用帝国专制这种行政形式的恐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用对国家本身的膜拜取代了德性。
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在罗伯斯比尔倒台、拿破仑政变过程中获得的胜利果实，不可避免地在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而进行的不断劳民伤财的战争中销毁掉了。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物质利益连带政治利益，都成了拿破仑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拿破仑革命虽然通过对外侵略掠夺、扩大了资本市场，使法兰西民族称霸欧洲，但他的宗旨始终是国家至上、政治至上，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发展在他那里始终只是手段。一旦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那么牺牲资产阶级的事业、享乐、财富，牺牲资产阶级社会商业和工业的利益，就成为他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拿破仑在鄙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国家的对头。在他那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随便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又制订计划让国家掌管货物运输从而支配商业。应该说，在拿破仑进行的革命恐怖主义与新生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争斗中，尽管自由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但它在拿破仑那里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尊重。正因如此，法国的商人才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权势的事件，巴黎的证券投机商人为地制造饥荒，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最初具有保卫法国大革命果实、反对封建复辟的性质，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拿破仑统治欧洲的野心越来越大，战争的非正义性、侵略性成为主要方面，给被侵略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反法斗争和反对拿破仑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1814年法兰西帝国结束，波旁王朝复辟，法国人民又处在波旁王朝的奴役之下。
从以上事实来看，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到1830年并没有结束。应该说，直到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才真正地明确了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在法国开启了发展的历程。
总之，拿破仑革命所俘获的并不是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而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新生，以及相应的政治形式。换句话讲，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历史的分界点，在这一点上，法国大革命的两股潜在势力发生了逆转，这之前凸显的是雅各宾党的革命恐怖主义及其政治主张，而这之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主张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么，由于波旁王朝企图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它对资产阶级利益的遏制就比拿破仑更加猖狂。因此，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在波旁王朝时代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所以，马克思说，到1830年，政治启蒙之后的自由资产阶级才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这时它放弃了实现普遍国家制度的要求，也不再把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是力求实现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1830年立宪的代议制国家，也不再被理解为国家理想，而仅仅被看作资产阶级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是对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
可以看出，直面思辨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新考察”，马克思已然表明了此时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新认知：“法国大革命史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进行”[5]。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是持续的、长期的。从《莱茵报》时期开始，一直到去世之前的1881年2月22日[6]，他一直都没有停止对法国历史和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与研究。可以不折不扣地说，这是他一生思想建构最重要的参照和依凭之一。
[1]［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2.
[2]［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3.
[3]［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3.
[4]［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4.
[5]［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6]［德］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7 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