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大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在欧洲近代史上，举凡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几场重大革命，其中影响最大、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非法国革命莫属。法国革命之所以吸引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人的注意，并引起人们的反复思考，并不是由于它发生在占欧洲当时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法国，而是因为不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政治现实上，法国革命在几十年中一直反映和汇集了欧洲一切“有教养的人”的思想、忧虑、矛盾。“当法国革命者高呼热爱自由的时候，他们用的不仅仅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声音，同时也是用的1688年英国贵族和1776年美国革命者的声音”[1]。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7月14日，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推翻雅各宾派的激进集权统治而宣告结束。也有学者认为，一直到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
应该说，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社会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首先，18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结构的性质所导致的多阶层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法国社会大致有三个等级：僧侣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余的人（包括资产者、农民、无产者在内的市民、下层平民）是第三等级。但是，这个阶层结构也不是完全固定的，特别是贵族的头衔是开放的，只要能够支付一笔款项买到贵族职位的人都可以成为贵族。据文献记载，17到18世纪，法国贵族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的贵族头衔是买来的。1700年至1789年，法国社会增加了约5万个新贵族。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第三等级中的富人们热衷于地产、买卖官职等投资，使得“资产阶级的”财富向“贵族的”财富转化，同时，他们认同贵族的价值观，并与在他们压迫下靠双手劳动的人民大众相敌对；另一方面，一些没落的贵族对这些新贵族十分不满，加之贵族本身也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在18世纪以后，虽然资产阶级的财富与贵族的财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但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却日益严重。因此，革命前法国社会的矛盾远非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敌对和分裂，而是广泛存在于贵族与贵族之间、第三等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可以说，革命前的法国是在多个方面被贵族、职业僧侣和一部分企业家所“统治”的社会，多个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并且这些阶层的人都对路易十六政府严重不满。
其次，启蒙思想和自由观念借助新的传播手段获得广泛的传播。书籍的出版、期刊报纸的大量发行，使得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孔多塞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被中产阶级者等有文化的人理解和接受。多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各个阶层对政府的不满，以更为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出来。其中，伏尔泰对特权机构的揭露，孔多塞对进步事业的信念，洛克和孟德斯鸠等维护私有财产、建立受到限制的王权的主张等，更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
最后，法国经济的困难和财政的混乱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状况，是导致革命爆发的最直接的原因。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物价普遍上涨，资本更多地被投向企业，农民、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工人劳动更加艰苦，但购买力却大大下降。到80年代末，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农业由于严重的干旱而歉收，地主为补偿急剧减少的利润而向其佃户收取更多的地租；城市贫民由于面包价格高涨而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找工作，看到的却是比乡村中更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同时，路易十五时代过度参与战争而又未能打赢，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债总量高达20亿法郎；还有贵族阶层的尤其是皇族的奢华生活，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财政的困难加之税收和开支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法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境遇更加恶化。
上述情况由于路易十六政府的无能而呈现出“覆水难收”的局面，最终导致巴黎人民起义。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的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这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反抗，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
大致说来，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如下：
1789年6月末，巴黎的作坊主、手艺人、小店主、小商贩等“无套裤汉”组成了临时市政府，7月14日攻下了作为王权象征的巴士底狱，彰显了普通民众在革命变革中的作用。之后，农村发生了“大恐怖”事件，农民开始攻打并焚烧庄园房舍，寻找储存粮食的秘密地窖，搜寻写有庄园义务的记录并将它们付之一炬。1789年10月，巴黎商业区的妇女冲破凡尔赛宫大门，要求国王返回巴黎。攻克巴士底狱使国王和贵族们认识到，必须承认国民议会是法国具有立法权的机构；“大恐怖”事件在国民议会的代表中引起巨大的惊恐，随之，教会什一税和修路徭役、贵族的狩猎权、一切形式的免税权和垄断权，都因不合天赋平等的原则而被取消。稍后，国民议会废除了买卖官职的制度。这些改革，最终将封建制度的残余一扫而空。
消灭了特权之后，国民议会于1789年9月发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曾经反映在启蒙学者思想中的财产权和自由、安全、反抗压迫等，都被宣布为天赋权利。同时，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出版自由、每个公民在法庭享有平等的待遇等被规定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最高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官员如有滥用权力的行为应加以免职。路易十六在10月回到巴黎后，更是保证要按照国民议会多数代表通过的决议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包括收回教会的土地，以这部分土地作为担保发行信用券（即纸币）以消除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危机；同时使教会世俗化，所有主教和牧师都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服从政府的领导，只是在名义上隶属于罗马教皇。
1791年9月，制宪议会制定了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议会，司法权属于各级法院。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各郡官员和国民议会的代表由“选举人”来选举，而“选举人”则是由交纳一定数额税款、占法国人口二分之一的人选举出来的。当然，“选举人”比“积极公民”拥有更多的财产，这是毫无疑问的。国王除了有权否决议案使之暂停生效外，对立法的进程不能加以任何干涉。
从1789年6月到1792年8月，这一阶段的革命表面上大有建树，但实际上并没有挽救法国于经济、政治的困局：一来，社会经济并没有明显好转，广大民众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二来，路易十六政权虚弱而摇摆，统治名存实亡，成了立法议会的囚犯，而立法议会领导米拉波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得到大多数革命者的信任。1792年4月20日，立法议会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法国军队失利。1792年8月，普、奥联军攻入了法国国境并威胁要攻占巴黎。巴黎人民将军事上的惨败归因于国王和他保守的追随者与敌人勾结、叛卖革命。8月10日，巴黎发生骚乱，骚乱者在激进派的领导下攻打国王宫廷，迫使国王躲到立法会议开会的大厅。同时，激进派占领了巴黎市政府，并以革命公社取代了市政府，国王及家属被囚禁。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1792年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的土地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判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吉伦特派当政以后，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雅各宾派和巴黎的“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人们不满吉伦特派的温和政策，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以激进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但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予以镇压。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1792年10月后向外进攻。欧洲各国非常害怕，在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成立了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然而，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外国军队，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执政后，平定了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动的武装叛乱。1793年6月3日—7月17日颁布了3个土地法令，使大批农民获得土地。6月24日公布1793年宪法，这是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但是由于处于战争期间，未能实施。7月，雅各宾派改组并加强了作为临时政府机关的救国委员会，处决投机商人。10月底，他们更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等。1793年底至1794年初，雅各宾派将外国干涉军全部赶出国土，国内的叛乱也被基本平息。1794年3—4月，雅各宾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7月，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1794年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九日）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比尔并将他斩首。
1795年10月后，根据新宪法，热月党人于10月26日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但法国政局仍然很不稳定。1796年—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许多王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了打击王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1798年立法机构再次选举，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大批当选，督政府又一次宣布选举无效。1799年，英国等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法国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借助军人力量来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官。
从1799年到1804年，强有力的、得人望的、不是国王但“从下得到信任，从上得到权威”的拿破仑，以第一督政官的身份在法国实行他的独裁统治。他订立了一部新宪法，貌似通过公民投票，但实际用欺骗的手段统计票数，保证了他的统治具有“人民政府”的形象。以此为基础，拿破仑展开了他的“改革”，其中包括权力集中和税收集中，还有教育和法律方面政策的推出，又与教会达成妥协，得到法国各界人士的认可，以拥护他终生督政。1804年12月，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皇帝，号称“拿破仑一世”。
拿破仑当政后，密切关注拿破仑的举措和“新政”的欧洲各强国，为维持欧洲的安全组成联盟与法国宣战。年轻的拿破仑担负起扫荡欧洲君主专制势力、巩固法国大革命成果的重任。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中欧各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政治上彻底改组，管理体制得以变更，给欧洲大陆带来了生机。但物极必反，拿破仑强有力的独裁政策和称霸欧洲的狂妄野心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在1806年制定的“大陆体系”中，他将英国排除在欧洲贸易之外，致使欧洲大陆商业停滞、失业增长、民怨沸腾。不断增长的野心和日趋强烈的自高自大的思想意识，又使得拿破仑帝国形成了一个比18世纪的君主国更大、更有效率但因而也更为危险的专制体制。加之，拿破仑军队后来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808年侵略西班牙失败，1812年同俄国联盟破裂，1813年的“各民族之战”中，法军遭到沉重的失败，致使反拿破仑的力量信心大增。1814年3月31日，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胜利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无条件退位，并被流放到意大利沿岸的厄尔巴岛。虽然不到一年以后，拿破仑又返回巴黎企图重新领导法国，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遭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失败，从此被流放至死。
法国的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在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之后，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前赴后继直到革命成功。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
历史证明，法国大革命不仅对法国，更是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培育起来的自由、平等、民族情感等思想观念和制度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甚至美洲的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自由，作为体现在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为人们所珍视，另外，它更体现在社会改革实践之中；平等，即法律上的价值对等，表征的是理性的法律应当公平地应用于所有的人，而不论其出身和地位；法国人民在目睹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击退那些妨碍其获得个人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攻击时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种遗产，逐渐灌输到那些曾经反对法国后来反躬自省、意识到自己民族地位的人们心中。可以说，这三种观念已不再仅仅是思想，而是作为法律和行为方式，深深扎根于欧洲的现实土壤之中。
[1]［美］罗伯特·E: 勒纳，等.西方文明史.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