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两篇“序言”谈起
众所周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由三个散乱的笔记本组成的。现在的通行本并不是马克思原始手稿实际状况的完整呈现，而是一种“逻辑编排版”，真正能再现原始手稿原貌和写作过程的是“原始顺序版”[1]。在长达43页的笔记本Ⅲ中，“序言”的页脚标注是［ⅩⅩⅩⅨ］，据此，大致可以推算出，它应该是马克思在1844年7月底到8月这段时间写的。《神圣家族》的“序言”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月共同写成的，因为恩格斯9月6号就离开了巴黎，所以，这个“序言”很可能就是在9月初写的。也就是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和《神圣家族》的“序言”大致是前后写成的。在如此接近的时间里写成的两篇“序言”必然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它们应该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现实考量、思考路向、写作目的的表达和反映，两篇“序言”所讨论的也很有可能是他们谋划着的同一件事情。换句话讲，我们不妨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看成《神圣家族》“序言”的“序言”，或者干脆看成《神圣家族》“序言”的开头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看，苏联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附录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笔记本Ⅲ的大部分译成俄文发表时，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
我们先来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
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这部书手稿的“序言”是马克思在笔记本Ⅲ的第Ⅷ阶段写的，在关于共产主义的七条论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及“［分工］”之后，仅在“［货币］”之前。也就是说，“序言”其实更像是对全书的总结或补充说明。在这里，马克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按照在《德法年鉴》上宣布的计划，“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2]而是转向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在“序言”的最后一段，他特别详细地解释了他在对异化的社会关系、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论证之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3]进行剖析的必要性：
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XL］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仔细考察起来，神学的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详细的介绍。[4]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第一，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不仅对于马克思论证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而且对于他阐述异化理论、分析私有财产关系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所以，继承、批判和发展黑格尔哲学是他必须要做的工作。尽管马克思没有如期写成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著作[5]，但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无一不是马克思心目中一直关注的。在分门别类的研究之后，最后再以一部专著来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整体的批判，是马克思的夙愿，也是他认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探究和批判会贯穿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之中。
第二，在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问题上，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作为是不满意的。开始于1835年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曾经促进了黑格尔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但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部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表现却让人失望。他们没有真正完成认真剖析黑格尔哲学的工作，而是固守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前提，以精神、观念的发展来代替现实；没有结合时代的实际问题和德国哲学的新成果（比如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来推进黑格尔哲学的发展，而是选择了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倾向推向极致。显然，青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是倒退的，根本无法完成振兴德国哲学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究与发展黑格尔哲学就必然要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进行批判。
第三，通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逻辑编排版”在刊出“序言”时，把这段文字中间的两段话删掉了，而这两段话都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在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哲学方面的缺失而做的具体分析。
一段是在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结论都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6]这句话之后，马克思指出：
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7]
这一段话表明，与马克思的观点更多地来源于对现实的经验把握和理论推导相反，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将超验性贯彻到底，是纯粹的观念的产物。即便他们的理论中出现了社会、群众、现实问题等字眼，这些也是在抽象意义上被使用的，没有实际的含义。
另一段话是在“序言”的最后，马克思认为“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以黑格尔哲学为其出发点，另一方面又无法应对对黑格尔哲学的拷问：
在这一大段文字中，马克思大致说明了三点：（1）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家是“批判的神学家”，确保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是其唯一的价值追求。（2）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不能直面德国哲学的发展，不能客观、准确地分析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与症结以及它本身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现代发展的局限性，只是通过制造与群众的虚假对立来成全自己所谓的纯粹性，因此，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不过是不学无术的评论家，思辨哲学不能完成批判黑格尔哲学从而推进整个德国哲学的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3）“批判的神学家”面对德国哲学新成果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是极其“诡异”的。比如当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前提提出质疑时，“批判的神学家”不是对费尔巴哈的发现予以分析和阐释，而是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还受哲学束缚的作家。同时，他们又以隐晦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企图以此来证明，只有“纯粹的”、“完全批判的”批判才能发展哲学。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7、8月间以“巴黎手稿”为依托完成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之际，对当时工作的总结和对下一步工作的大致设想。这其中，他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德国哲学发展所做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又用较大的篇幅着力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行本的编辑者考虑到这两段话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体内容不是很接近，将其放在“序言”中会显得拖沓，所以将其删掉了。但回到原始手稿，当我们把被删掉的文字还原回去的时候，马克思当时考量的完整性便跃然纸上——他已经计划要对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进行清算，所谓的“另一个场合”当然指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久以后就开始写作的《神圣家族》。
2.《神圣家族》的“序言”
《神圣家族》的“序言”[10]简单而直接地说明了恩格斯、马克思[11]写作这部书的缘由、目的和写作方法。
恩格斯、马克思先是对他们将要批判的对象的症结、思辨哲学对德国哲学发展的阻碍以及《神圣家族》的主旨做了提纲挈领的描述：
显然，恩格斯、马克思在此要表明的是，“批判的批判”体现出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与用“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的黑格尔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当这种“批判”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与经验世界相对立的时候，实际上是将精神的作用推向了极点，用精神取消了经验，这样的思辨哲学也就变成了“神学”——基督教的原则是上帝决定一切，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是“批判”主宰一切。与此相反，恩格斯、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发展的出路在于确立“现实人道主义”，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倡导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者彻底的人道主义哲学。
恩格斯、马克思接着表明，他们之所以要写《神圣家族》，是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布鲁诺·鲍威尔等发表在《文学总汇报》前8期上的批判文章，把哲学对现实的真实关系颠倒成最明显的滑稽剧，从而将整个德国思辨的胡说推至顶点。因此，他们决定以这些文章提供的材料为契机，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等所谓的“批判的批判”进行再批判，揭露思辨哲学颠倒哲学与现实关系的幻象，让人们识破这种思维方式的荒谬。
最后，恩格斯、马克思客观地分析了他们所要批判的对象，确定了《神圣家族》的写作思路和方法，还初步规划了往后的工作。《文学总汇报》的批判文章是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漫画式的诠释，但这些文章的理论水平又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理论发展的水平，因此，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就打算只是“用现已达到的成果本身来批驳它”[13]，仅以与布鲁诺·鲍威尔等的水平相匹配的方法、以论战的形式完成这部著作，给思辨哲学以一定的打击。至于批判地发展德国哲学的任务，则打算在之后写几部著作来完成。届时，他们会“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态度”[14]。
从这篇简单、明白的“序言”来看，《神圣家族》对于当时的恩格斯、马克思来讲，既是一时生发的权宜之计，又与他们当时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继承、批判和发展，是他们那一阶段一直想要达至的目标。为此，他们不仅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为透视黑格尔哲学的症结打下了现实的基础，同时又考虑到致力于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对‘自我意识’和‘精神’抱有唯灵论的偶像崇拜”[15]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十足的消极、无奈与无所作为。所以，他们认识到，肃清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影响，是达到从思辨唯心主义甚至从整个德国哲学当中剥离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新哲学”的目标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恰好当时《文学总汇报》上的“批判”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采取就事论事的写作方法与《文学总汇报》上的文章展开一对一的论战，只是恩格斯、马克思在1844年9月刚刚决定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进行回击时的想法，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所承担的部分也确实是按照这样的设想来完成的。然而，在恩格斯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离开巴黎后，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定计划，不仅大大地扩展了这部著作的内容，而且把原来的论战形式变成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究。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马克思完成的部分中有多处对思辨哲学的结构、特征、症结进行的深刻的阐释和分析，而这样的理论背景也使得马克思对政治、哲学和欧洲社会问题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字面上的嬉笑怒骂和就事论事的回击，而是在整体把握德国哲学发展动态的前提下，在较高的理论水准上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根基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他更是尝试着去弄清楚许久以来一直纠缠他的哲学问题，把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更把自己“新哲学”的观点明确和强化起来。
所以，尽管恩格斯、马克思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不打算过多地涉及德国哲学的发展现状，但从马克思完成部分的实际情况来看，离开了对黑格尔哲学、对整个德国哲学发展状况的精准把握，是不可能完成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深刻批判的。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对《神圣家族》的研究，就应当把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结构，把德国哲学当时的发展现状，把马克思借以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作为背景展现出来，以使读者了解马克思哲学分析的逻辑，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联系具体的政治、哲学和社会问题来揭穿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荒谬和虚妄、阐述他们的“新哲学”的。
[1]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始顺序版”和“逻辑编排版”的具体情况，参见拙著《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的第一章。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
[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2.
[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2 114.
[5]或者即如马克思可能在后来才意识到的，在还没有对各种社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做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
[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2.
[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注释1.
[10]这篇“序言”写于1844年9月。当时恩格斯写完了他所承担的部分，但马克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工作，所以“序言”应该是他们对这部书的总体的考虑。
[11]这是《神圣家族》“序言”手稿的顺序。
[12]［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13]［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14]［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1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注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