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注1

邹逸麟

编者按：本文由杨伟兵副教授根据邹逸麟先生于2010年4月7日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录像、录音整理，业经邹先生本人审阅、定稿。参加演讲会的华林甫教授、段伟副教授，曾对整理初稿提出过个别修改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向黄所长和范先生表示感谢(按：指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演讲会主持人范毅军研究员)，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向在座各位请教和交流。范先生提出来要我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过程以及这部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作一番介绍，我虽然参加过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但限于个人水平，只能简单讲一讲，有些看法也不一定对，敬请各位批评。

一、缘起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缘起。

这项工作发轫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休息期间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他在读《资治通鉴》时，没有一部详细的历史地图参阅，很不方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亚新舆地学社曾出过几本历史地图，但都很简单，一个朝代就这么一幅，很小的一幅，地名很少，不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希望有一部好的详细的历史地图集，一有利于阅读《资治通鉴》，二也为研究二十四史提供便利。吴晗就和他介绍，说晚清湖北宜都的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内容很详细，正史地理志里县以上的地名基本上都有。这个图集共34册，内容丰富，而且是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红色为今地名，黑色为古代地名，一看就明白，可以参考。但这个图也有不理想的问题，第一，它是线装图，分成34册，携带不便；第二，它把全国分成多少格，以北京为“中中”，北京以北为“中一北一”，北京以南为“中一南一”，东面为“中一东一”，西面为“中一西一”，每页分幅即由此依次来排列，查起来很不方便。比如你要查“成都”所在的一幅，你晓得查哪里呀？要前后、前后不断地翻，才会翻到，所以在实际使用上很不方便。当时吴晗就建议，是否可以拿今天就是1954年的地图作为底图，把杨守敬图上的古地名搬到这个底图上，按照现在的制图方法把它印出来。当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做法。毛泽东说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办了。这就确定了。

二、经过

确定以后，吴晗就找了一些专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另一个“标点《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委员会”，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都是标点过的。当时就成立了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国内一流史学家组成，一套班子两个招牌。“杨图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金灿然(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以及高教部、地图出版社负责人等组成，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学部，当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部。

那么具体工作由谁来做呢？吴晗就建议谭其骧来做。吴晗和谭其骧在30年代清华、北大、燕京时候是老朋友，吴晗还是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组织禹贡学会的成员，大家都是很熟的。他知道谭其骧是搞历史地理的，就请谭其骧来主持这项具体工作。那时候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1年前是浙大史地系的教授，浙大史地系撤掉了，他就调到复旦历史系任教。于是通过高教部把谭其骧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这项工作，那是1955年初。调的时候是讲好调一年，当时以为把杨守敬图的地名搬过来，简单得很。不料谭其骧先生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杨守敬图的底图用的是同治年间《大清一统舆图》，与1954年的今图地形出入很大，每搬一个古地名，都要重新考订，否则无法上图，根本不可能在一年以内完成。结果到了1956年冬天，已经两年了，只搞了秦和西汉两个朝代的图，还没搞干净，就是有些小问题还没弄清楚。但是复旦大学方面催着要谭其骧回去，说你是复旦的教授，不能长期不教书呀，别的教授会有意见的。科学院和高教部商量是不是再留段时间，高教部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回复旦了。那时候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具体管事的是常务副所长尹达，所以谭先生在临走时对尹达说，我要回复旦了，没有办法，但我一个人到上海上课的同时，这个图还是要做的啦，你是不是派给我两个助手，协助我搞图的工作。也巧，我是1956年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还有一位王文楚先生，也是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我们都是上海人，北京不大愿意呆，想回上海去，就打报告看有没有机会到上海去。尹达看了以后，就对谭其骧说，这两个年轻人刚刚来，也没干什么事，就跟你去吧。那时我们真是很开心！于是我们就只在北京呆了半年，1957年1月来上海报到，跟谭先生参加了这个工作。

那时候到上海还是一个独立的编图工作小组，由地图出版社(当时还称新华地图社)管这个事情。当时讲好这个地图最后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因此地图出版社就在苏州河北岸河滨大楼里租了一套房子给我们几个人工作。那时候参加编图工作的实际上就5个人，一个是谭先生；一个是章巽先生，可能大家都知道章丹枫先生，搞中西交通史的；一个是吴应寿先生，老浙大史地系毕业，他和我讲他做过张其昀先生的几天助手，毕业后，因浙大史地系撤销，到了复旦；一个王文楚先生，复旦56年毕业的；一个是我，还有几个绘图人员。

1957年7、8月份，大陆就发生了“反右”斗争，当时学校里有人提出来，说在上海河滨大楼的编绘“杨图”那个组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不行，是“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不能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干，要我们回复旦，由党组织来领导。谭其骧没办法，我们这个工作组9月份迁至复旦校内，在历史系领导下工作。1958年“大跃进”开始，各项工作都要快，特别是我们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那就不得了了，是“圣旨”的任务，更需要快。我们一共5个人，快不起来呀！谭先生要上课，章巽先生、吴应寿先生身体又不好，有糖尿病、高血压，我们两个年轻人身体是好的，但业务水平不够，快不起来。复旦党委为了加强编稿力量，就调来了历史系三年级10个学生和1位青年教师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复旦想发展历史地理学科，就由这批人于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同时还要办历史地理本科专业，因为需要为历史地理专业开地理课，还于1959、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调来十几位地理系毕业的青年教师。后来因为编图任务重，1962年专业停办，这些年轻人就全部参加历史地图集工作，到这个时候有20多个人参加。

1959年开始，主要工作发生了变化，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那时候中苏、中印发生了边界问题。我们也不了解国外情况，但据说国外有许多学者写文章说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主要限在长城以内，长城以外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历来不是中国的。当时学术界传出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图委员会”和谭先生认为，在这样形势之下我们还是遵循杨守敬图的编图原则恐怕不行了，为什么呢？

第一，“杨图”只画历代中原王朝疆域，只画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有时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版图都没有画全。而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少数民族在历史时期建立的政权和活动的范围，也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怎么可以不画呢？所以不行，不能完全按照“杨图”来，“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原来定下的规矩是不行的。

第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画历史地图当然没有清朝，我们今天画历史地图就不能没有清朝。

第三，“杨图”的古今对照底图是1863年同治年间的《大清一统舆图》，离开当时已一百年了，近代测绘技术的地图和《大清一统舆图》已大不一样，所以简单地理解把杨守敬图幅上的地名搬过来根本行不通，山水地形都不一样，没办法搬的，每个地名都得重新考证，才能上图，所以原来估计的工作量完全不合适。

第四，杨守敬图的主要资料根据是历代正史地理志。正史地理志有的地名它就画，没有它就不画。大家知道正史地理志断代很不严格，因此杨守敬地图没有一个标准年代，有时候一朝代不同时期的地名都混了画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现代编地图需要有一个行政建制标准年代，比如我这个地图是反映2007年行政建制的，还是2005年行政建制的，否则人家翻你的地图代表什么时代不知道，显然是不科学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杨图”是以北京为中心将全国疆土分成一块一块的，东一块西一块，查起来太不方便了。这34本图实际上是专为搞沿革地理提供资料的，读史是没办法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资治通鉴》前一条史实发生在成都平原，后一条史实发生在南京，你怎么查阅呀？所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实际上是无法供读史时查阅的。按照现代制图方法，应该按照行政区划来分幅，或者按照省，或者按照区，这样就容易查阅。所以我们认为要重新改编，我们不能采用杨守敬这一套规格和方法，我们要重新编绘一部我们当代人认可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在“杨图委员会”里取得一致意见了，于是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什么叫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具体而言，什么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范围?你写文章好写，中国古代某朝代疆域东到哪里，西到哪里。你要画地图的话，得有一个框框、一条边界线。那么这个框框画在哪里？这是非常伤脑筋的事。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方面做非常明确的论述。当时大陆史学界(我们对台湾史学界不是太了解)就有两种观点，这倒不是为我们这个图发表的观点，刚才讲了，当时国际上有许多学者说历史上的蒙古、新疆不是中国的疆域，于是国内有些学者针对这些论点写了文章。

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以这个疆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在这块土地上往上画。但这里有很大的毛病，那就是承认1840年以后割给沙俄、割给日本的领土从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领土。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外蒙古土地，没有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没有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土地。历史上从来就不是我们中国的，如果本来就不是你的，那怎么叫不平等条约呢？所以这样的观点，对我们学术也好、外交也好都不利。所以这个观点行不通。

第二个观点，以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疆域为范围，汉朝疆域范围怎么样就怎么样，唐朝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历史上很多中原王朝疆土是没有直接统治到西藏的，西藏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是元朝，元朝以前没有一个王朝直辖过西藏，历史上很多王朝就没有直接统治过黑龙江下游，没有直接统治过蒙古。因此这也不对。同时也有一个论点站不住脚，就是我们不是汉朝人，我们不是唐朝人，我们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宋朝人的中国为中国呀，我们是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以今天中国人的观点来讲历史上的中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一个框框，没有框框你没办法画图呀。谭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当时边疆史地刊物上发表，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观点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画历史地图应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历史疆域观点出发。这个疆域是什么呢？他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乾隆年间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认为(文章大意)：清朝到乾隆年间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来不断的民族交融、民族汇合的最后结果，是自然形成的。中国地理的情况本身是封闭式的，北方蒙古高原，西面青藏高原，东面是大海，这个封闭式自然环境里头实际上形成三个自然区，一个是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一个是青藏高原高寒区，还有一个是东部季风区。这三个自然区在历史上形成三个经济区，游牧、农耕和采集游耕经济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实际上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互相交融。前期从匈奴一直到突厥，中期的契丹和女真，后期的鞑靼、瓦剌，那个时期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相互交错，你进来我出去，实际上也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交融。在不断的交往中有进有退，有时候游牧民族打到长安，有时候农耕民族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唐朝的安西都护府，一直管到葱岭以西。谭先生认为这个就是两三千年来三种经济民族不断的交融，有好、有和、有战，最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清代的疆域，这是自然形成的，这个形成才是中华民族长期斗争、融合形成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以这个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的疆域范围，往上画，才是最科学的。当时经过学术界讨论，认为谭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不敢说谭先生的观点是绝对科学的，但它是可操作的，可行的，因为除此之外你没办法可以操作。谭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原王朝要和中国分开，历史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是两件事情。起码我们大陆学者认为谭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可以操作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观点来做。

所以从1962年开始，中国历史地图的范围完全重新设计，有很大突破。

第一，在各个历史时期增加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和东北三省等边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地图，比如说匈奴、突厥、南诏、大理、吐蕃画了，渤海也画了，一直到西辽都画了。这些杨守敬图都没有的。还加了原始社会、夏、商、周和清。我们认为既然叫《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仅是“历代”要和中国历史系统相符合，所以要有原始社会，要有夏商周，最后当然要有清代。

第二，我们不像“杨图”一样根据正史地理志把不同时代的地名都混在一起，而是按照现代地图要一个朝代有一个标准年代。我们画唐图，唐朝近三百年，疆域政区变化很大，你取哪一年呢？你得有个标准。宋朝、明清都一样的。怎么取标准年代呢？这个标准年代的疆域要比较稳定，能够代表这一朝代的基本面貌，比如唐朝我们就取了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以后唐朝就乱了。太早期唐朝的疆域还没有稳定，制度也不稳定。贞观年间全国州县多得不得了，没有稳定。所以要取比较稳定、能够代表一个朝代的疆域政区基本面貌的标准年代，各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一年，这里不必详细讲了。有这个标准，我们要画出来，就知道这一年的情况，不能乱七八糟的。

第三，刚才也讲了，开始时这个图集是由地图出版社要负责印制出版的，当时地图出版社是一个商业机构，是由解放以前许多私营地图出版社联合起来的，制图方法比较落后。当我们的地图集完全由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时，就觉得这个地图的印制仍然交给旧式制图的地图出版社有些不合适了，应该交给在印制方面比较专业的单位，于是就联系了武汉测绘学院来负责制图，真正由测绘地图专家来搞。武汉测绘学院印制技术当然好了，都是专家、教授来搞这个工作。但后来又发现武汉测绘学院是教学机构，他们将此工作作为学生实习的任务，不可能全力以赴。而我们这项任务是赶时间的，不能这样做。最后还是交给国家测绘总局来搞。这对图集的制图方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同时也产生很多麻烦，因为他们从测绘制图角度出发，认为图集的今底图非常重要，随着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他们要不断地换底图，前后换了4次底图，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篇文章，说“谭图”为什么搞30多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换了4次底图。每换一次底图，古地名就要“搬家”一次，“搬家”一次每个古地名要重新考订，非常之麻烦，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不换又不行，底图不科学的话，画出来的历史地图也不科学。

第四，由于图幅的增加，内容的扩大，历史时期主要河流、湖泊、海岸线也要根据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进行绘制，杨守敬图是没有这么详细的。这样工作量大大增加，我们复旦30几个人负担不了的，从历史所调了不少年轻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这些人里面对边疆史地没有专门研究的，于是就邀请了很多单位共同协作。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先生承担东北部分，这里我插一句，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1951年刚刚从英国回来，年纪很轻，和他一起开会看上去大概就40岁出头，但傅先生胆子太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8月份他就自尽了。后来我问中央民族学院原因，说“文革”一开始并没有斗他，他年纪轻，在中央民族学院还不算是非常大的目标，那时候有费孝通、吴文藻等老先生。可能因为怕牵连到傅斯年的关系受到批判。他胆子小，非常可惜。还有请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负责蒙古地区，大家知道韩儒林先生是国内蒙元史专家了，他与翁独健、邵循正是中国仅有的三位伯希和的学生。冯家昇先生负责西北地区，他大家肯定都知道。近代史所请王忠先生负责西藏地区。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云南地区，方国瑜先生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云南王”，龙云时期他就住在龙云家里修云南方志。当然都是专家。考古方面原始社会请夏鼐先生，那当然不用说了，绝对权威了。这些先生参加地图集工作，在当时真是盛极一时呀，我因为参加了这个工作，有幸认识了很多史学界老前辈，否则我们没有机会认识的，潘光旦先生、聂崇岐先生、向达先生，都是那时工作开会时候认识的。由于这样的情形，图名也改了，不叫《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叫做《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962年开始，就这么定了，以后当然开了很多次会，协调工作，大家知道这么多的专家的图要拼在一起，要平衡，要交接，例如蒙古和东北怎么分工、蒙古和新疆怎么分界，体例要讨论一致。我们内地十八省的是比较简单，到了新疆、蒙古、西藏，那就非常复杂，你得要讨论大家怎么样画法，体例如何统一，要求怎么样。所以开过不少次会，差不多每年都开，有时一年开两次，不断地开，当然工作也不断地推进。到了1966年5月份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图稿已经完成，对历史图的编绘方法也有了一定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年轻人。我们那时候57年进去的时候完全不懂的，一窍不通，到66年都多少也知道一点了。料想不到8月“文革”开始，工作停掉了。

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所以只停工了3年，1969年6月份就恢复了工作。当时上海的领导是“四人帮”的张春桥，毛泽东的任务张春桥当然要抓这面旗帜的。所以这个工作恢复后，当时的市委拨了很多钱。那时候谭其骧和我们都在乡下劳动，工宣队说你们回来搞图，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可是回来也遇到新问题，那时候大学由工宣队领导，所谓工人阶级“上、管、改”大学，制图业务他们当然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交代下来的任务，当然也是非常重视的。不过当时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说现在不能用“文革”以前一套制度了。“文革”以前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主编负责制，就是和出版社讲好的，所有图稿最后由主编谭其骧签字才可付印，没有谭其骧签字他们是不印的，所以叫主编负责制。他们(工宣队)说这个不行，主编负责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要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政，将权夺过来，搞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要掺沙子，就派了好几个红卫兵参加我们的工作。红卫兵都是一年级、两年级的学生，我们当然也没办法。谭其骧用还是要用的，但不是主编而是专家，当时提出来的口号针对谭先生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一批二用”，第一要批，第二才是用，所以不断地边工作、边开批判会。在这么一个“左”的影响下，对图集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就是反对搞烦琐哲学，要简单，当时我们都没办法反对。

到1973年开始，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地图统一要由外交部审查，主要是边疆问题。外交部的领导工作极忙，稿子一拖再拖，很长时间都不能定下来。谭先生也和外交部为此有很多矛盾，谭先生讲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一来一往也搞了很长时间。从1974年开始，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了8册，封面咖啡色，那时叫内部本，又叫试行本。事先发行一下，看看社会反应。讲是讲内部本，但实际上都流传出去了，所以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么一个消息，说是香港有关方面想要把我们这个图稿印制出版，当时我们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版权的，这使我们大为紧张，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成果你香港拿去出版，这还了得？！所以谭先生立刻打了报告给中央，说是我们要立即修订出公开本。所以从1981年开始，在谭先生主持下，用了一年多时间，以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补。因为我们在修订增补以前就知道图集哪些有问题，当时为了急匆匆出版，顾不了啦，这次增订修补我们要好好搞一下。终于从1982年分册出版，到1987年8册出齐。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真正是个学者，他将大半辈子的精力花在这本图集上，我1957年开始在谭先生领导下工作，他天天来上班的。他是复旦大学二级教授，其他教授根本不来上班的，一直上班到1978年他小中风一次，那就没办法天天来上班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青年人开“夜班”，白天他天天都来的。但更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他一直和我们讲搞学术求真是唯一目标，只有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才是最科学的，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暂时符合某些政治需要，篡改或违背历史，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比如说在旧版上有一个问题，当时极左思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画得越大越好，这样才是爱国主义。结果唐朝的一幅疆域图东面到平壤，西面到帕米尔高原，其实历史上唐朝从来没有一天是这么一个疆域的，西面扩至葱岭时东面还没到平壤，东面到平壤时西面疆域已内缩，实际上没有这么一个事情，根本是不科学的。但当时就觉得这个好，历史上中国疆域越大就越是爱国主义。谭先生说这样拿出去国际上要笑话的，你唐朝哪一年有这么一个疆域的？这些问题修订本都改过来了。

第二，谭先生还有这么一个观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两个概念。当然这个观点台湾学者是不是接受，我们不讨论，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凡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都是着色的，非中国疆域是不着色(白色)的；而台湾地区在清代前虽也着色，但不与大陆福建着一色；清康熙后才与福建着一色，因为此后台湾为福建省属下的一个府。但有人提出来，台湾自古以来就应和福建画成一个颜色，三国吴、隋朝有人去过，说明我们就控制到了。谭先生说你去几个人怎么就说控制到这个地方呢？这是说不通的，所以不能这样画。当时大陆学界有一种叫“台、澎一体论”，就是说南宋在澎湖设巡检司，说明就已经管到台湾了。这是没有根据的，不能那样画。他还是认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这个问题一直和大陆有关部门纠缠了两年多，一直不同意谭先生的这个观点，因此也没办法出版。但谭先生非常坚持的，他说：最后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不出版，我不管了，不出我也无所谓；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出版可以，但要把我谭其骧主编名字删掉，我不负责任。谭先生对这事态度是很硬的。最后报告打到大陆当时管思想意识形态的最高层胡乔木那里，胡乔木最后批示了，他说尊重专家的意见。最后还是根据谭先生的意见出版了。

当然，图集今天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等一会儿还要简单讲一下，但毕竟是我们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巨著。一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图。大概7万多个地名，每幅图有山川城邑大概是上百上千。

历史图从开工到完成，前后经历了33年之久，前后参加者有100余人，可见工作之艰巨。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赞誉，曾经说这个是1949年以后大陆社会科学方面最大的成果之一。两个最大成果，一个历史地图集，一个是甲骨文合集。汇编甲骨文也是个大工程，但学术影响没有历史地图集大，因为能够去看的都是甲骨文专家，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去看，也看不懂。历史地图集，反正搞历史的都要去看，所以影响比较大。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我们就送了他这套图，当时只有5册，还有3册没有出齐，现在还保存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内。

三、学术贡献与不足

这套图，我刚才讲了编纂的大致过程和内容，那么究竟有哪些贡献，我想简单地讲一讲，讲法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研究批评。

第一，大大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这一点我想不必去详细讲了，有这么一部详细的地图，无论如何对搞历史研究的学者太方便了。我们前辈史学家讲过，地理是研究史学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完全不懂地理，没有空间概念，历史是没办法研究的。有空间有地图，特别是边疆这些地图，不是专家是画不出来的，你仅仅读历史文献，怎么知道这些地名在哪里？7万多个历史地名对历史学家讲起来太有用了。有了这部地图，等于有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平台，其他的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工作。研究历史经济，研究历史人口，研究历史战争，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反映，没这个平台，你就很不方便了。所以大大推进历史学发展，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第二，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个不是因为我参加过才这么说，我只是很小一分子。这是史学界的评价。为什么这样？我从几个方面讲：

一是总结了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历史地理学源于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沿革地理学有两千多年历史了。班固写《汉书·地理志》就讲沿革。沿革地理学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了，登峰造极，出了很多名家，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一直到最后集大成的杨守敬，专家辈出。但是沿革地理学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沿革地理学的研究结果如果不画在图上，很难知道是对是错；只有落实到地图上，你才知道这个考证结论是对还是不对；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大多没有画过历史地图，所以他们的考订结论没有经过地图的检验。其次，过去沿革地理专家都有这样的传统，他们往往是有选择性地考订，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就搞一下，没有兴趣就不搞；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我就不搞，所以没有能够将历史上所有沿革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其三，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因为不画地图，所以只关注各级政区的统隶关系，而不注意政区的界线。如今画我们历史地图可不行了，一个朝代两千多个地名，不能说这个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就不搞，那是全都要画的。两千多个县都要画的，没有一个县可以不画的。当然实在画不出可以叫“无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沿革地理问题是可以逃避的。所以一定要把以往的沿革地理的东西重新清理一遍。哪些是对的，我们就继承；哪些不对，我们还要考证，要讲出道理的。前人的考订结论为什么不用？你要讲得出他错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清朝人搞过很多东西，《二十五史补编》里都有，我们都要一一去查考。还有，清朝人讲的都是清朝地名，你要翻译到你今天的地名，到底还有一百多年变化。我们可以说是清理和总结了沿革地理学，清理和总结必然有一部分是往前推进的。所以我们把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总结下来画成地图，还有一个发展，就是历代二级政区的界线。我们历史上专家考订这个郡、这个府管多少县，这个你好弄的，画在地图上，这条线府界怎么画，那非常伤脑筋的。历史上基本没有这么一个界线明确的记载，因此还得专门对政区的界线进行考订。所以说是总结清理了沿革地理学。这是一个大贡献。

二是大大丰富和推动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大陆一般这样看，所谓现代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有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沿革地理学主要限于政区的变化、名称、方位和隶属关系的变革，还有一部分水道的变革。历史地理学要和现代地理学相结合，要包括自然，气候、沙漠、海岸、湖泊、河流等等都要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沿革地理只讲“然”，不讲“所以然”，现代历史地理学要讲“所以然”，为什么这样变化，所以我们画历史地图集的时候，你不能只画政区，还要画自然，主要山川框架你得有啊，所以我们花很大的功夫把历代的主要河流的变迁考订出来，并在图上显示。比如说最大的是黄河，大家都知道黄河历史上变迁很大，每幅图都要有黄河，你必须把历代黄河变迁理清，糊里糊涂还不行，为什么？我刚才讲过，每个朝代都有一个标准年代。唐图是开元二十九年，宋图是政和元年，元图是至顺元年，明图是万历十年，那你画黄河要画开元二十九年的黄河画唐图上，政和元年的画宋图上，你不能笼笼统统地画，所以一定要把黄河整个变迁弄清楚了，再把你适合的年代配进去，所以必定要搞非常详细的研究了。如果你随便画，将来发现你画的图是万历十年的，你画的黄河是弘治年间的，那就被别人笑话了。画长江也是如此，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湖泊变迁是很大的，洞庭湖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历史上洞庭湖是宋朝以后慢慢扩大起来的，古代洞庭湖很小的。古代在洞庭湖北面江汉平原还有一个云梦泽，怎么样从云梦泽演变为洞庭湖的？彭蠡泽原来在长江北岸的，怎么样从彭蠡泽演变为鄱阳湖的？这些变化一定要搞清楚，最后你才能在不同时期的图上表现出来。还有我们画这么详细的图，没有海岸线不行，古今海岸线不可能完全一样呀，大家都知道苏北范公堤是宋朝的海岸线，那么宋朝以后海岸线到今天怎么涨出去的？所以你必须搞清楚宋朝以前的海岸线到范公堤是怎样发展的，到了南宋时怎么样，元朝怎么样，明朝怎么样，清朝怎么样，到现在怎么样，要把不同时期的海岸线弄清楚，画在图上的就站得住脚了。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华北平原上的河流，如永定河、滹沱河、漳河，在历史上变迁大得不得了，那么你也得把它的历代变化搞清楚，如要画清朝嘉庆二十五年漳河该怎么流，你得将康熙年间以来一段一段的变化理清楚，最后知道这条嘉庆二十五年的漳河是这样的，画在图上就靠得住了。我们为了画历史地图集，把这些主要的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搞清楚了，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搞的不是很细，我们的图比例尺还是几百万的，再细的话也没用处，所以总的说来，真正是把历史地理学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2年中国科学院出了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工作，这本书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部图集大大推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非虚言。

三是推动和发展了清代以来的边疆史地之学。大家都知道，晚清以来中国兴起了西北史地之学、边疆史地之学，那时候很多学者啦，我也不多介绍。因为主要是晚清以来国土沦丧，很多爱国知识分子认为要研究边疆史地，还有很多到边疆去做官的，也注意边疆史地。所以边疆史地之学在晚清是一门显学，出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是文献的，地图也有，但是很简单。秦汉以来，我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政区、民族分布情况怎样，从未有详细的地图。所以我们这次画，边疆那些专家接下来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前人没什么成果留下来，内地毕竟还有杨守敬图可以考察，而边疆地区却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新疆除了冯家昇先生主编的有关维吾尔的一些史料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吐蕃地区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所以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画出汉代的匈奴图、鲜卑图，唐代的突厥图、安西都护府图、南诏图、渤海图，宋代的西辽图、西夏图、吐蕃图、大理图，元朝的岭北行省图，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图。明朝奴儿干都司的384个卫都画出来，那个多不容易呀。查阅这类资料，还需要十分详细地与地图对照，而且光懂汉文不行，还要懂蒙古文、满文，去核对。负责西藏图的王忠先生懂一点藏文的，但是不专，还专门请了两位懂历史的喇嘛来参加，搞西藏图。吐蕃图搞出来，非常详细。清朝的西藏图也搞出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详细的西藏地区历史图，真是花了心血的。现在研究边疆史地都以这些图作为它的基础。也就是说，趁编历史地图集机会才能够做到，假如没有这个历史地图集的话，不会有人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的。当然我们也借助一些政治优势，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交下来的任务，调动人员很方便，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经费充足，参加者也很愿意。尤中先生搞云南图，他告诉我，云南边界上不能随便去考察的，他也因为有了这支“令箭”，找了军区，由军区派了个吉普车，云南边界上每一个界碑都去跑过。他说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研究过，今后也不可能这么研究啦，谁可能有这么多钱，部队里头让你坐吉普车边界上一个个这样去看？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工作不敢说是绝后嘛，肯定是空前的、伟大的，很多专家通过这个工作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确实是功德无量！

当然，这件工作也奠定了现代历史地图编绘的设计和制图方法。因为编历史地图我们都没经验，地图出版社也没经验。我们地图要求古今对照，古今两种颜色套起来，现在当然电子画图，方便多了，当年是没有的，50年代、60年代用的还是老的方法，当时印地图最好的是(上海的)中华印刷厂，北京也不行。中华印刷厂机器并不怎么先进，是老师傅技术高明，老中华厂从30年代印地图印到现代，有丰富的经验。我知道当时的方法是制作两块图版，一个古地名版，一个今地名版，把它套起来，要套得好、准，因为古今相同两个圈刚好套在一起，套得差一点分开一点，读者会以为古今不一样，实际上是古今一样的。河流也是这样，两条河流古今一样的话要套在一起，差一点读者以为古今变化了，不行呀。所以做了很多实验，不断地反复，最后套出来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印制地图的水平也提高了。

还有呢，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工作者。我可以说大陆七十岁以上的现在还在搞历史地理工作的，大多参加过这个任务。包括我在内的复旦一批搞历史地理的，云南大学尤中，还包括南京大学的陈得芝，包括中央民族学院的陈连开，搞太平天国的郭毅生等，都参加过这个工作，现在都已七老八十了。

那么我讲了半天这么多好处，这个图集有没有不足呢？有不足。这个不足还不是很小。

首先，由于“文革”期间这个“左”的思想干扰，也造成了不少的损害。举个例子，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论点，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是光明的、进步的，分裂时期都是黑暗的、反动的，因此我们要强调统一，不要强调分裂，因此统一王朝要画得详细，分裂王朝只画简图、画得简单，所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变成简图了。所谓简图，只画府级，没有县一级。当时我们原稿都有的，县级、府级都画好了的，由于工宣队、极左思想影响，认为历史上分裂时期的图幅比统一时期的还多呀，所以不行。这个政治倾向不行，要简化，结果分裂时期的图都变成简图。太可惜了！这些1981年修订的时候谭先生讲了，工作量太大，无法恢复了。这是一大损失，这就是我们始终感到遗憾的事情。我们心里想有没有机会搞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工作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规模太大。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其实反过来讲，越是分裂的时候读史越需要呀，读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地名很混乱，应该有详细地图，结果没有。这应该是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的一个不足。

其次，历史地图当然有它的特点，它不像文字，一个地名、一个政区的考订不一样，有三种看法，我们只好画一种，不像文字，这个地名在哪里，一说在哪里，又一说在哪里，都可以反映出来。地图没办法，你不能三种地名都画进去，只好取其一，这种取择只好由作者来判断，作者判断是不是很准确，也很难说，这是没办法的。

还有，我们所谓历史图只能表现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在封建社会里全国的统治不像现在每个村落都统治到，当时有些地方中原王朝根本管不到的，比如说贵州，可能清朝以前很多地方中原王朝管不到，但贵州当然要画在中原王朝里头。但这个里头大家知道内地很多土司，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一直到国民党时期中央政权势力还没到这些地方，但我们画起来要做中原王朝一块来画，这个没办法，我们也不清楚它到底多少范围是“独立”的。这个当然和历史事实有出入，但这个我想读者都可以理解。

还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发现我们的图有一些错误。大家都知道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修方志，一个地方修它地方上的方志时，对本地的古迹非常认真，有的实际跑去考察，拍照片，那我们当时搞全国的当然不可能这样了，只能吸收人家的成果，人家不讲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根据文献记载来考订。现在有一些读者反映我们图里头哪个地方画错了，哪个地方画得不对，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当时关在房间里，不可能像县里编方志这样来搞啦，有不少错误、缺点，这个恐怕是不能避免的。希望后来者，我们后代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能够有机会把它修订，把它再改过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图集出版已经20多年了，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和一批老专家都已先后去世了，当年的一批所谓青年助手像我们这样的也都过了古稀之年了。那么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我想从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角度视之，这个意义恐怕能够永留人间。

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