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生活的全球化

第一项　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的全球性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把一切其能力所及的范围都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资本主义商业交换活动的高度发达，将交换活动扩大到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在其能力许可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交换活动早就远远超出经济生活的范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说明了资本的高度生命力及其野心勃勃的占有欲。同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也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市场运作机制的强大动力及其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分析15—18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时候，更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商业如同一个疯狂而迅速旋转的车轮，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会不断地把一切因素都卷入其旋涡之内，并使之成为其生命力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布劳德尔还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同社会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复杂的商业交换活动的产物和最高成果，实际上集中了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活动成果，因此具有空前的威力和发展潜力，也采取了最复杂和最曲折的方法和途径。总之，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从一开始产生就是世界性的事业。虽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从经济生产最发达和社会历史条件最有利于商业自由交换的民族和国家开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进程必定表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高度结合的特征。

第二项　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文化的传统本身有利于西方各国各民族首先产生世界意识。西方各国民族的开放精神，早在中世纪产生基督教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和发展了强烈的世界意识。基督教的早期著名思想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在总结罗马衰弱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人类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他认为人的历史是单一的、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人类历史作为由全能的上帝所创造的一个整体，只能有一个世界性的形成、发展和死亡的过程。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起源，也只能经历同一个历史过程，并导致同一种结果。他在《上帝之城》（La Citéde Dieu）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全世界人类，由于人类的“原罪”，终将消灭在一场大灾难之中，只有依靠上帝才能拯救人类。而上帝拯救人类的过程，就是人类共同体超出民族的界限和范围，进行普世性救世的活动，实现从地上之城上升到天上之城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固然是基督教史观，但是它比其他宗教更显示了基督教的普世性（oecumenicity）。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对于西方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施韦策尔（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都吸收了圣奥古斯丁的普世的历史观点。同样，13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也特别重视人类历史的普世性、理性和经验性。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长期的影响了西方人的思想和情感，所以上述基督教历史观和社会观也深深地影响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韦伯在分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历史进程的时候，高度地重视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影响是正确的。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历史传统一起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同样，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历史传统一起，也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实现全球化的思想历史根源。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因素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又构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全球化的动力。

第三项　全球化的三大历史阶段

因此，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前述西方文化历史传统的基督教发展阶段，也包括从文艺复兴以后到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包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吉登斯在分析社会生活全球化过程时，只是重点地论述了上述第三阶段的全球化发展过程（Giddens，A.1989：519-550），显然不论从历史或从思想文化基础来看，都是不够全面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家所说的“全球化”，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首先，这个概念毫无掩盖地显示西方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描述成以西方社会和文化为中心的意图。其次，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分析过程，都显示了西方人以其文化作为全人类文化的判断标准的观点。吉登斯在谈到全球化的时候说：“世界社会的增长着的相互依赖性的一般名称就是全球化。”（Ibid.：520）接着，吉登斯也承认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影响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吉登斯引用人类学家沃斯利（Peter Worsley，1924—2013）的话说：“直到我们现在为止，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存在过”（Giddens，A.1989：519），也就是说，只有在最近我们才有可能谈到这种世界性的社会协作的形式。这也表明，直到现在为止，西方人所说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只能是以西方的标准并以西方为中心所统一的全人类的社会。这种说法一方面表现了西方人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强权政策，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历史事实。由各个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早就和谐地并存着，早就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地方和地区按照不同的历史特点发展起来。这种民族和文化多样性所构成的人类社会，不但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有助于全人类的全面和谐的协作和发展。把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全球化当做世界范围社会协作的唯一方式，只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命题。

16世纪以后近代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并将在近期内迅速地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四项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特征

在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全球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西方各国基本上是采用军事强权和经济文化渗透相结合的基本策略。这一阶段大约从16世纪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经历大约三四百年的历史。西方文化进入近代阶段以后，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文化上的理性化相结合，使西方文化产生了强大的优势力量。站在近代史的门槛上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说：“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500 B.C.—428 B.C.）说过，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直到如今，人们才能够理解到，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现实。这是光辉的日出。所有能思维的存在都和这个时期共同庆祝。高尚的热情笼罩着这个时期精神的热忱使世界颤动，仿佛是第一次达到了神圣和世俗的现实和解。”（Hegel，G.W.F.1970：529）在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在国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民主化、自由化和理性化的建设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靠军事强权和经济文化渗透相结合的基本策略向全球扩张。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阶段的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向内向外同时进行的，而且这种双向发展是相互补充的。西方各国国内的现代化过程，没有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渗透和输入西方文化，没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的掠夺作为代价，就不可能顺利和迅速地在短短的两个世纪的历史时间内得以完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不但在15—16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的发展要靠“火和剑”来完成，而且即使是在17—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发展也始终以一个由资本宰制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出现作为前提。在这个时期，资本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和统治，一方面是源源不断地把世界其他广大地区的丰富原料和资源运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又以强力和不平等的条件向这些地区推销资本的商品。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双向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过程中，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打下了初步的，然而是牢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经济双向世界性交流的过程，其不平等的性质，一方面可以在交换过程的单向强制性质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交换所造成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进一步贫困化的不合理结果体现出来。所以，总的来看，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虽然导致西方文化向全球的扩展，为后来的整个全球化的凯旋行进奠定了基础，但是，又是以其他地区的贫困和原有文化的破坏作为代价。其结果，西方文化全球化导致了非西方世界的被殖民化过程。因此，研究世界经济和西方全球化的西方社会理论专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等人尖锐地指出：第一阶段的发展造成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分离和对立，造成了贫困的和不发展的殖民地世界的出现，也造成了这些殖民地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依赖和归属关系。

对于西方文化全球化过程第一阶段的研究，使马克思曾经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的概念。在马克思之后，是列宁（Vladimir Ilich Ulyanov Lenin，1870—1924）进一步发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森（John.A.Hobson，1858—1940）的帝国主义理论（Hobson，J.A.1965［1902］）。

第五项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早在1893年所写的《论所谓市场问题》（On the So-called Problems of Market，1893）一文中，就已经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Lenin，1893）。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都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无可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在1899年所写的对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1894）一书的书评中，列宁指出：霍布森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和经济资料分门别类并加以叙述……很成功地利用图表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接近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些结论（Lenin，1899：130-137）。列宁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观点，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所说的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伴随的资本的集中化和信贷制度的发展。这意味着，早在19世纪中叶，资本的垄断过程就已经开始了。由霍布森发现，并由列宁进一步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要分析和概括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资本垄断阶段以后的新时代的特征。

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以下五点：第一，伴随着商品输出的资本输出已经成为主要的世界经济现象；第二，生产和分配高度集中在大规模的托拉斯和卡特尔；第三，银行和工业资本迅速产生；第四，资本主义强权在世界各地瓜分势力范围；第五，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完成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接着，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时候指出，帝国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因此，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特征的帝国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趋势：迅速发展的趋势和停滞腐朽的趋势。通过对于上述帝国主义特征的分析，列宁得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结论。

列宁的上述帝国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不同思想流派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补充和批判。不管怎样，这种帝国主义理论，对于深入分析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一种介于多元模式的“另类”思考取向。

第六项　全球化第二阶段及其基本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进入到第二阶段。这一个阶段的特点，首先是原来的西方大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政治上原来依赖和归属于西方各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社会，也同时逐步地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非殖民化时期”（de-colonialization）。其次，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西方国家并不因为殖民统治的结束而停止或减少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渗透和控制。相反，正是因为结束了政治上的殖民统治，西方国家更是采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加强了其渗透性和控制性。其结果，造成了整个地球范围内三个世界的出现：西方各国是第一世界，原有的殖民地国家在走上独立和发展道路之后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在上述两个世界之间是第二世界的国家。

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重点，将是从第二阶段之后的全球化过程所造成的世界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可以大致分成三大方面的思潮和流派。第一方面是所谓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以南美的思想家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31—　）、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1920—2004）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为代表。第二方面是所谓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第三方面是后现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或“消费文化”的理论，以贝尔和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除了这三大流派以外，其他当代社会理论家也都很重视全球化的问题，并把全球化的过程同对于西方各国当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英国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在研究现代性问题时，就是把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当做是西方当代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变化。

第七项　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

按照依赖理论的说法，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及其现状，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世界性交换所造成的一个历史结果（Furtado，C.1970）。当然，由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幅员辽阔，而且分布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各自又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现状，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区别性。依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多索认为，必须把第三世界社会结构同西方国家（第一世界）社会结构加以比较，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具体分析造成西方中心和第三世界边陲地位的历史原因及其过程。所以，卡多索强调，他所注重的是关于依赖的“情势”，而不是关于依赖的理论。他在分析第三世界社会结构的时候，将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和韦伯的社会学结合起来，集中分析造成第三世界目前地位的依赖性结构，并指出在这种结构中某种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结构性依赖。他所说的外部力量，主要是指跨国公司、西方科学技术以及由西方大国所操纵的国际金融体系。所谓内部力量，是第三世界本国各阶级和团体同外国财团利益、价值观点相一致的那些社会力量和集团，这些本国社会力量和集团是在西方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的长期历史性影响下形成的。由于这些社会力量和集团是在本国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而且它们又具有相当的历史性社会实践的基础，所以也构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威力的结构性力量（Cardoso，F.H.1972）。在卡多索看来，目前第三世界对于第一世界的依赖形势，完全是由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西方中心/第三世界边陲”的历史结构造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第三世界国家被迫处于非工业的弱势经济地位为条件的。所以，现在的帝国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同依赖性分不开的。卡多索还认识到，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依赖性形势是不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各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有所区别，而且由于西方各国对于这些国家发展的经济利益以及各国国内经济结构方面的区别。因此，例如在巴西，就发生了某种内部的经济结构的分裂，导致国内经济总结构中的一部分领域同西方各国资本的特殊结合。在这些特殊领域中，西方各国财团投注相当的资本，并允许这些领域优先采用西方技术和管理方法，生产满足各国国内资产阶级消费的必要产品，并由此带动该国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但是，即使这样，这些第三世界国内的新发展经济力量，也仍然依赖于国际资本经济体系，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依赖的小伙伴（Cardoso，F.H.1979）。依赖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当代帝国主义的发展，还促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沦落为专门生产世界市场所需要的特殊农产品和原料的供应国的特殊角色。例如，拉丁美洲或非洲的某些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专门生产和供应香蕉、可可、咖啡、香料和橡胶的国家。

另外一位依赖理论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对于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强调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是理解和分析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的关键。所谓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低度发展国家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造成了国际资本高度集中在西方先进国家，并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他把建构在世界经济市场基础上的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结构，看做是一种从世界边陲地区出发而集中到西方各国的输送剩余价值的联动装置系统。显然，在这个连动装置系统中，作为中心地位的西方各国，一方面靠从边陲地区获得的剩余价值来进行资本积累，以扩大中心地区的资本再生产，另一方面中心地区的西方各国又靠这个连动装置进一步巩固有利于它们的世界性的依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也会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只能是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结构中的“低度开发的发展”。这就是弗兰克所说的那种在宗主国和附属国关系下的“变化连续性”（Frank，A.G.1979）。

从上述依赖理论的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中可以看出，依赖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同马克思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点，就在于共同承认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结构来自于帝国主义对于落后国家的长期剥削和控制；其不同点，则在于依赖理论更多地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和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强调第三世界各国依赖结构的特殊性质。

第八项　世界体系理论对全球化的分析

世界体系理论重点说明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进程。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和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ikolay Dmitriyevich Kondratev，1882—1938）的经济周期概念。沃勒斯坦认为完整的社会系统在人类历史上可以采取两种可能的结构而存在，一种是小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另一种则是形成世界性的体系。而世界性的体系又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单一的政治制度控制下的“世界帝国”的形式，另一种是由单一的政治实体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单一的政治实体实际上并不可能实行一种完整的控制权。

以往的人类历史的事实表明，大多数的世界体系是采用“世界帝国”的形式。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同以往的世界帝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持久的经济发展系统。在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存在着一种由该体系的轴向分工和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某种不等价交换过程的三种模式系统。所以，在沃勒斯坦看来，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核心/边陲”（core/periphery）的区分所造成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以外，还存在着夹在两极之间的所谓缓冲地带的“半边陲”（semi-periphery）地区。沃勒斯坦所说的核心国家，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发展并完成了工业化的英国、荷兰、法国，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西欧国家。他所说的半边陲国家，指的是南欧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国。半边陲地区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整个世界三种模式系统的相互交换，而且缓和了核心和边陲的对立，同时调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危机。沃勒斯坦还注意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发展动力。这种发展动力在各个地区的不平衡性，有可能改变上述三种模式系统的现有分布状况。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发展动力的不同性质和结构，原有核心地位的国家可能转变成半边陲地位，而原有半边陲地位的国家也可能转化成为明日的核心地位的国家（Wallerstein，I.1974；1979；1980）。总体来说，由于核心国家控制了世界经济体系，所以，它们可以组织有利于核心国家的世界性贸易。

第九项　全球化研究的多元化

当代社会理论对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问题，既可以以多元取向进行研究，也可以采用多种并存的独立取向或使之进行比较、竞争的研究方法。以上提到的多种理论和方法，并没有穷尽对于全球化问题的可能研究视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实际上，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方法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观点，试图重建或修正原有的取向。

在80年代和90年代最新出现的研究全球化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中，包括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Giddens，A.1990；1991；1992a；1994）、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Bell，D.1973）、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Baudrillard，J.1970）、布尔迪厄的“时间性位势禀性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s distositions temporeles）（Bourdieu，P.1963）、彼得·博格的现象学的“现代化”理论（Berger，P.et alii.1974）、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J.1981）、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的“后现代”社会理论（Lyotard，J.F.1984）以及戈德梭普的“后殖民”社会理论（Goldthorpe，J.E.1996），等等。

科学技术的胜利和其他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也创建了一个统一的新世界。这就是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所谓“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和“西方生活的全球化”的时代的问题（Schaeffer，R.1997：50）。

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不只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而且改变了西方社会理论家的整个社会观和世界观。当代社会思想的一个转折，就是在面对新的事件时，不再从一个局部的和孤立的观点去看待，而是转向一个全球化的观点，从整个世界的整体结构以及整体对部分的关系去分析。

在使用全球化概念的时候，并不是表示反对以客体建构的经验论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建立的一般理论。微观或特殊的社会事件，只有在与一个时代或社区的社会观点的特征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被理解。而在面对现今多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模式时，沃勒斯坦以总体的观念来解释世界体系的核心/边陲、发展/非发展、民主/独裁架构。与其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沃勒斯坦认为不如重视它们之间的整体性，即重视它们之间的单一世界体系的宰制。他认为，因为资本主义的来临，为全世界的人共享了一套物质和精神的价值。

社会实体的全球化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结果，相对来说，它倒是一个前决定的结果。这一种结果是通过人们群体、机构和文化系统的互动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复杂网络。这种由复杂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无限的和生活的网络之中，没有固定的游戏规则元素，而且这种永久的活力保障了社会生活持续生产和再生产（Sklair，L.1991）。

留美华裔教育学家田长霖，在谈到21世纪世界大学教育之发展趋势时，也提到现代社会全球化的结构。在他所提到的各种趋势中，谈到国际化和多元化社会。他认为所谓国际化即是指全球化。在国际化的观点下，领土疆域的概念已经很难像过去般划分清楚。此外，环保和双语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界限。因此，过去的疆域、领土、民族主义意识等问题，在已经实现全球化的世界中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也同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密切相关。过去只谈到计算机、微电子（micro-electronic）就足够了，现在则还要进一步关心远距离通讯（tele-communication）、国际网络（internet）及全球信息网（World-Wide Web）。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哪个领域里，都必须赶上信息社会的脚步。由于这种全球化的变化，很难再维持一种如同过去的古典的稳定社会结构。全球化使社会结构越来越变动，变动的频率与节奏也越来越快。

20世纪60年代后，一系列西方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从而开创了一个“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的新时代。正如戈德梭普所指出的：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更紧密地同整个西方社会文化的结构相关联（Goldthorpe，J.E.1996：2）。所以，全球化的时代，实际上也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非殖民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原有的殖民地国家虽然纷纷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它们同西方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在它们独立之后，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状况，正是说明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的特征。

由此可知，当代社会理论在研究西方现代社会基本问题的时候，再也不能像传统社会理论那样，只单纯地在西方国家的范围内进行分析，而是必须从全球的范围，从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互动网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虽然，西方社会和文化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主角的作用，但它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却反过来成为西方社会和文化本身进一步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当代社会理论的各种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虽然都是以西方社会和文化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主轴，但都密切地同世界性的全球结构相关联，同世界各个大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基本问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