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注：本文为作者2005年11月29日在泰国曼谷亚洲研究中心（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主任会议上的主旨讲演。）
文明源自东方。亚洲是世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是在亚洲。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都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但是，巴比伦、印度的古文明都先后消亡，已经被完全不同的文化所取代，只有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一直延续下来。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稳定的社会形态，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儒家教育传统。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儒家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统与变革的碰撞中，有些传统动摇了，消失了，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变革不得不屈从于传统，或被传统融合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传统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高喊“继承”或“决裂”的口号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儒家教育传统，取其精华并致力运用于当代，从而形成自身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
一、儒家教育传统的核心内涵
儒家教育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的初创时期，儒家在当时成为“显学”。第二阶段是汉代的“独尊儒术”，形成了汉唐经学，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第三阶段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它成为后期儒家思想的主体，一直延续到清末。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儒家也形成了积淀深厚的固有教育传统，其核心内涵独具特色且具有普世价值，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1.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的教育观是大教育观，是把教育这一系统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的发展，又必然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基本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唯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在孔子看来，治国安民之道，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都是不可能少的，但最基本的还是教育。治理国家只靠政令、刑律，不如德治和礼教，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
孟子、荀子等继承了孔子这一理论，在“教化”问题上提出具体的主张。如孟子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董仲舒更进一步把“教化”列为实施“仁政”、治国安邦的关键所在，“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儒家希望通过实施“教化”以行“仁政”，为统治者设计了一个治国的最终方案。
《礼记·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狭义的学校教育，目标是“学而优则仕”。二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是广义的教化，面向全社会。这是儒家对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2.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强调自我修养、立志乐道
《大学》强调“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指出各类学校教育的目的是“皆所以明人伦也”，即遵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来演化成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道德修养归根到底是处理好自己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提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把自律作为个人修养的出发点。他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儒家一贯提倡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即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凡出现人际矛盾，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道德修养自道德认识始，至道德行为终，而树立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则是其中的关键。儒家特别强调“立志”，立志就是要确定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解决前进的动力。一个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孔子提出：“志于道”，并且要达到“乐道”的境界，就是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信念，心甘情愿为之献身，死而无憾。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个意思。孟子多次提倡“尚志”，号召培养“浩然之气”，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历代志士仁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的壮丽篇章。
修己并非只是追求个人人格完善，孔子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人是修己的延伸，同时，修己又是治人的前提。
3.培养有理想人格、和谐发展的君子
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方是君子，儒家把道德教育居于首位，但同时也未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儒家传统的德智统一观，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孔子还提出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智慧的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虑，勇敢的人不惧怕。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追求“尽善尽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
由此可见，孔子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知”（智）、“仁”（德）、“勇”（体）、“美”（乐）等几个方面都得全面修养、和谐发展这一目标。
4.注重教育公平
教育对象问题，即什么人可以和应该受教育，也是许多教育家关注的问题。孔子在春秋末期，面对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的社会现实，从“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出发，极力主张扩大教育的对象，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是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向平民打开了晋升的阶梯，打破了旧的封建等级界限，选拔了有才干的读书人。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可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符合任人唯贤原则，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一体化，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5.讲求教育方法
儒家教育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求教育方法。孔子非常擅长进行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就是要实行启发式教学，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使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保持着主动性，主动地提出问题，主动地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主动去探索。
我们翻看《论语》，就能有深刻的感悟。我们会发现孔子以一种非常自由愉快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比如通过问答来启迪学生，在《先进》篇中，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开门见山，让学生谈自己的志向。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启发学生主动地思考。所以，尽管是在封建社会早期，孔子的学生思想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勤于思考，善于提问。正是在这样的启发式教育过程中，孔子培养出了七十二贤，而也是这种启发式教育，让孔子自己也不断地思考，“教学相长”，成了万世师表。
孔子的教育方法中还有其他很多值得今人学习的方面，比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每事问”，等等。
6.尊师重教
孔子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提出教师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不言教”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活动。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的是身教，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为学生作出榜样，教师提倡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的榜样才能发挥作用。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教育思想，指出“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孟子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他把国君和教师并列：“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把教师与“天”、“地”、“君”、“祖”并列，体现了荀子尊师重教的思想。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是用以矫正人的思想行为的，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但如果没有教师，“礼”的这种作用便无法实现，社会形成“上无君师，下无父子”的“至乱”局面。由此看来，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师说》一文中，给教师定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并指出，“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由此可见，儒家一方面给教师以极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对全社会提出了尊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西汉扬雄指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晋人袁宏在《后汉纪·灵帝纪》中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
二、儒家教育传统对古代朝鲜、日本的影响
儒家教育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以其博大的胸怀吸收着外域文化乃至异质文明；同时，以其先进的且具普世价值的核心内涵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韩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由孔子厘订的传统儒学教材《诗》、《书》、《礼》、《易》、《春秋》于公元1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并成为古代朝鲜传授的主要知识。朝鲜从三国至高丽时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建立了太学、扃堂、国子监和乡校，并实行科举制度，培养了大批人才。
可以说，儒学深深融化到朝鲜文化的灵魂和血脉中，构成了朝鲜教育传统的主流。比如，公元922年，高丽王朝在国子监营造文庙，仿中国尊孔子为“文宣王”，加谥“玄圣”、“至圣”、“大成”，文宗还称孔子为“百王之师”。随着13世纪私学教育的兴盛，高丽出现了“四民之业，以儒为贵，故其国以不知书为耻”的局面。
高丽末期，朱子学传入朝鲜后，李王朝500年来，朱子学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朝鲜朱子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程朱的教育思想，提倡德治，民本和道德修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日两国也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日本人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接触汉字，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文化教育，都一直处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之中。日本学者永井松子将在日本具有1700多年传统的儒学视为日本国民生活里活着的德教。显然，儒家思想长期成为日本文化教育的灵魂。
三、儒家教育传统的当代意义
沧海桑田，今天我们用现代的眼光谈儒家文化和教育传统，已经有了不同的意义。随着东亚在经济政治上正在崛起，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儒家教育传统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如何发挥它的价值，已经成了所有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民必须面对和回应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儒家教育传统在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更要使儒家教育传统在新的世纪焕发出新的生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限于篇幅，在此仅谈几点体会：
第一，重新认识、大力弘扬优秀儒家教育传统。
儒家教育传统中丰富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内涵，是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和宝贵财富，在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灼灼生辉而富有生命力，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重新认识，结合时代的需要大力弘扬。一方面，要在今天的实践中，把儒家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活水源头”，经过与今天社会现实结合的创造性的扬弃、改造和转化，使其精华部分不只是代表过去，而是与时俱进地成为现代教育的有机成分；另一方面，要按照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主张（这种主张体现了儒家文化内在的开放性），在今天的实践中积极地借鉴吸收其他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中的优秀精华，使儒家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传统的优秀部分相互交融，并在这种交融中使各自都成为“世界的”。我们认为，这样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深远，是我们当前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种全盘否定儒家教育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所不取的。
第二，充分重视儒家教育传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谐发展的人。
儒家教育传统是以人文精神为特色、以人文关怀为主旨的价值系统。古代典籍《周易》上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教育努力的方向，就是在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群体中恢复一种“明人伦”的和谐秩序。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教人成人”，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君子，使之成为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成为德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
儒家教育的人文传统，对当今世界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近代科学发展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学科专业的划分日益精细，教育制度侧重专门化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功利性、实用性、技术性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人文教育和道德修养不同程度地受到忽略，普遍存在着“重术轻道”的倾向。教育的根本理想，应该是培养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知识型”、“技术型”的人。教育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人的态度、品格、理想、信念和视野。《论语》中所说的“君子不器”，就包含了通识教育的思想。“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君子是具有完备人格的人，而不是某一项专门技能可以体现的，教育的目标也不是培养专业人士。儒家教育的人文传统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源，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在中国，经得起未来考验的教育应该是回归中国古典的人文教育。
第三，充分重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促进教育公平。
“有教无类”作为儒家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理论基础是人性的平等和人的可塑性，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钱穆先生对“有教无类”作的疏解认为“人有差别，如贵贱、贫富、智愚、善恶之类。惟就教育言，则当因材施教，掖而进之，感而化之，作而成之，不复有类。”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并且孔子还付诸实践，兴办私学，不分出身，广收学生，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正是如此，才有人发出了“夫子之门，何其杂也”的感叹。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之一，通过教育公平，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有教无类”的主张，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来说，除了增进教育机会均等，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之外，更应该注重“因材施教”，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选择，实现人尽其才、各有所得的结果公平。
第四，充分重视儒家教育传统中的教育教学方法，发挥其在今天教育实践中的作用。
在儒家的文献中，处处闪烁着教育教学和学习方法的光辉。如《论语》开篇所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乐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之”的好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学而不厌”、“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行合一的学习过程等等，在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当然，儒家教育传统在当今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辨析清楚的，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挖掘和阐释。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已被否定，但其中蕴涵的富有生命力的教育价值观却早已成为东亚教育的有机元素，是我们固有的教育基因。儒家教育传统是历史发展出来的一个价值系统，是教育历史发展的积淀，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延续，是一种活着的教育精神的生命体，历久而弥新。儒家教育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虽存在着质的差异，却又相互联结；它既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对象和内容。各国教育现代化的经验也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教育传统的发展道路。各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已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基本价值可经转化而继承下来，使之与现代教育相兼容。儒家的教育传统不仅可作为我们文化教育建设、基础文明养成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也可能在东西方文化教育整合的过程中成为新的世界教育的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