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日以前之革命党
顾实编述
第一
▲兴中会与唐才常之变
▲附三合会与老哥会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光明正大之主义，号召于天下，终有功成奏凯之一日。民族国家主义之日昌于近世也，岂必由欧风之东渐，在此自然之人心上固有存在者矣，加之一人之专制及少数之官僚，蹂躏大多数之人民，于理尤为不公，安得而不激成政治的革命之成功哉？今日中华民国第三度革命又告成功，五族共和之幸福确定，和平的、公平的调处民族之关系，五族间万无再起轧轹之必要。惟旧官僚之毒焰未衰，而欲贯彻政治的革命之宗旨，尤不可不回顾民国成立前之革命党，以促未来之反省。
民国成立以前之中国政府，三皇五帝三王，已见兴亡纷如。降而及于二十五朝之兴废，更如棋置。要莫不依民意而为之转捩，何则？中国之君主废兴无恒，而其人民则自古到今一个之民间社会也。故得民意则存，失民意则亡。清廷之入关也，原有一部分之人欢迎之，而毕竟反抗之者众。此反抗之种子，陆续不绝发现于满清一朝政治之下，然使清廷而未至如历朝叔季之失政，尚有一部分之人拥戴之，未足以几估一国之全人民而发同意的革命也。此真足为革命党危，而为清廷咎者也。虽然清廷退位，在共和政体之下，犹不失位禄之尊荣。较之前朝之末君，有愿生生世世不再入帝王家者，宁非大幸福也哉。中国本无确定之国界，疆宇号称一统无外，而以四裔尽为其边土。故国家之观念，不甚发达，惟有乡里之思想，尚为强盛。是以有客家移居于本地者，恒受本地人之轻蔑，而久亦相忘于无事。此在中国内地，无不见有此风也。故中国人民可大别为本地人、客家族二种。本地人者，原籍土著之民也，而客家族者，则自他乡流离而来，寄留之民也。此寄留民之客家族，受享有原籍地权利之本地人之轻蔑，同于贱民待遇之状态者，亦一种自然之习惯也。满洲之客家族，入山海关，而君临中夏之所谓汉土，创爱亲〔新〕觉罗氏之清帝一朝。其有世享汉土原籍地之权利之本地人，抱反抗之思想者，称之曰客帝，亦无非轻蔑之意味而已。徒以君民之不平等，主客之感，不能相忘于无事。清廷亦专务保持势力，俾绝无反抗之余地。而本地人之汉族，在形劫势禁之下，思想卑陋，头童齿豁于八比制艺诗古文词之中，俱得升斗之禄，翎顶之荣，即安于为家鸡走狗而不辞，自愚而为人所愚，以送其一钱不值之三百年生涯。故读书明理之人，如吾家亭林及梨黄洲、吕留良、戴南山之徒，虽皆阴唱排满主义，而不足以动摇一国之社会。其后清政不纲，乘纪纲之堕弛，郁勃之排满思想大起，则同于历朝叔季之社会，自然动摇也。顾机运未到，半成功之太平天国洪秀全一朝，终于九仞一篑之失败。而满清赖一部人之力于拥护，暂得维持恢复。然汉人心里，终见满汉之不能融和。家鸡走狗之曾胡左李，徒劳杀戮同胞，兼之与外国之战败，及外交之失策，领土之割弃，何止日蹙国百里，危及人民之自身，影响绝大。于是乎潜伏又潜伏之排满思想，重见蓬勃发露，而不复可抑遏。其标榜排满革命之革命党，实产出于中东一役战败之后也。
揭橥革命正鹄之会党，始于广东孙中山先生之兴中会。中山先生为广东香山县人，习医，兼通史学。夙慕洪秀全之为人，抱革命思想，散医业所得之收入，纠合志士既久，遂结合兴中会、三合会以发难。时中东战后之光绪二十二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也。其兴中会之章程，历举满清朝廷之内政腐败，外交失败，明分割之祸，悬于眉睫，而不可不兴隆中国之理由，是以谓之兴中会也。其到达正鹄之手段，在于革命战争。而三合会者，跨连广东、广西及江西、福建，有多数党与之秘密结社也。盖明末兵士子孙之流寓者也，其性质慓悍，勇于战斗。清康熙中，始有三合会之名目，并有天地会、三点会之别名。天地会者，清乾隆五十二年叛于台湾之林爽文所结也。三点会者，一名上帝会，奉太平军之洪秀全、冯云山等为师，广东之朱九涛所倡也。此三合会、上帝会、天地会、三点会等，皆同类而异名。三合会之信仰，在于耶苏教，抱自由平等之思想，反抗官吏，屡屡起事。其首领郑弼臣遂与革命党相结合，孙中山先生提挈兴中会及三合会。是岁，谋举兵广东省城，事发觉不成，仅以身亡命海外。时广东人史坚如埋炸弹于广东总督衙门，将暗杀总督，亦不果，被捕处死刑。是实中国革命点活动之第一步也，事虽不成，而陈吴刘项之崛起，固始于子房博浪一椎矣。
戊戌政变，同志之六烈士，共罹惨戮。满清政府之恶德益彰，湖南唐才常窃与长江一带之哥老会相结，欲有所为。哥老会者，起原于太平军平定后，被解散之义勇兵，为患难相救而团结之秘密结社也。仿《水浒传》，各地设梁山泊，每山泊各有头目，专务义侠汉之集合。义心为本，坚固同于兄弟骨肉之结合。然而多有无赖不逞之徒，赌博劫掠是务，民害不堪，官吏不能制。本勤王义勇兵之后身，而转化成不平党之巢窟，带有政治的叛徒之色彩。于是官吏招抚其头目，使为武官，任镇抚之责，如徐宝山者是也。尔时北京有义和团匪事，唐才常乘机（光绪二十六年）与哥老会相结，欲举兵汉口，谋建一独立国于南方，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探知。自首领唐才常以下，被处死刑者极多，其与党亦有亡命海外者。时孙中山先生又使其同志杨衡，举兵广东，攻惠州城，其军需由广东富人刘学询所供给，与哥老会南北相应，共为掎角，然亦终于失败，是革命党第二次之活动也。而唐才常就刑之壮烈，感动人心益深，以致入革命党者日益多焉。
第二
▲日本留学生
▲英日同盟及
▲日俄战争之刺激
先是中日两国在于同种同文之比邻，然清政府妄自尊大，不明两国实情，因国交之阻隔，致以干戈相见。而甲午一战之后，中国朝野人士，始知日本之真相实力，兴敬畏之念，生敦睦之观。于是两国士夫各共披沥肝胆，上下其关于东洋大局之议论，由此结果。为欲救中国之时艰，在于人才之养成，而日本以有一日之长，任其善导之责，尽唇齿辅车之谊，意见亦相一致。当在战时，张之洞已极疑虑日本，先派员视察，有所调查，遂送多数留学生于日本，俾受教育。内创设文武新式学堂，佣聘日本教师，以开风气之先。戊戌政变，虽使新学之气运，来一顿挫，然义和团匪事件之后，政局又一变，南北竞兴新教育，一面聘教师于日本，一面官私留学生滔滔不绝。向日本卒业归国者，谅不乏有用之才。然为清政府发生意外之击打，即大抵留学生感受革命思想是也。从来此辈学生，为似是而非之孔子教所锢蔽，一旦脱父兄师傅之监督，家庭乡党之制裁，留学于海外自由之天地，无束缚之思想，遂随闻见而开通。喜闻外国之新学说，倾心于自由民权主义。当在国内，虽甚不意及自国之衰弱，而在海外，以与他国之比较适切，忧国之念自不能不从中而来也。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鼓吹革命，机缘相凑，读书人之夙有排满思想者，尤相需而奔集于革命主义之麾下，日形其多。此岂日本教育之罪哉？彼留学于英美德法诸国之学生，亦莫不有感受革命之思想也。是毕竟由中国人之自觉，而感知革命之必要而已矣。
义和团匪变后，列强对于中国，或唱分割，或说财政联合监督。国势之垂危岌岌，有不可信喻之状。尔时日本则持中国领土保全主义，以光绪之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二月），订结日英条约，兀然砥柱中流。然首反此主义者为俄国。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敷设满洲铁道，假铁道守备之名，屯驻大兵，有永久的经营占领东三省之势，同时亦将危及于屏障日本之朝鲜。朝鲜之运命者，日本之运命也。曾由中日战争一度解决之朝鲜问题，于是乎又不能不由日俄战争，以结果根本的解决。此日俄战争，与养成中国留学生之爱国心，大有力焉。即其爱国心一转而大鼓吹革命，亦不得已之结果也。初俄国因正义严词之迫责，不得不践撤兵之约。自光绪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之西历十月八日，至明年之西历四月八日、十月八日，共三期，约撤满洲全部之兵。然惟游移其营所，而实则一兵不撤也。日本外交当局折冲又折冲，从而日本国内之舆论沸腾，新闻演说共诋俄国之非，开战论日盛，如七博士之建白，尤耸动一时之耳目。当此之时，中国留学生大受感化，于日本志士之言论，成为慷慨悲愤之爱国者，组织拒俄团之一团体，大声绝叫驱逐俄国，更起发军国民教育会，因运动排斥俄国而归国者不少,则皆革命党员之策画，欲归国乘此时机而有所活动也。光绪之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日俄开战，日本海陆军连战连捷，世人所知。明年，日俄和约成。当日俄媾和之中，日英新协约成焉。中国领土保全主义，重申于天下。不徒博中国清廷之感喜，且以此次战争之结果，德国之山东驻兵撤退，英国之威海卫驻兵撤退，东洋之天地，满放平和之光。而革命党人，既受此等之刺激，自日俄战争之当时，直至战后犹尚继续活动，耸动世人之耳目焉。
第三
▲革命党合同
▲各地之起义与暗杀手段
革命党之三尊者，中山先生之外，则湖南黄克强、浙江章太炎是也。中山先生联合兴中会、三合会，前已记之。黄克强，湖南人也，卒业于张之洞创立之两湖书院，后变为反对其学风之民权论者。当唐才常之举兵，欲有所为，不果，乃留学日本，入师范学校。及俄国撤兵之问题起，入拒俄团。卒业后归国，设一学堂于湖南，以民族的革命主义，养成青年。光绪二十九年（明治三十六年），与陈天华、刘揆一、宋教仁等创设华兴会，推黄克强为总理,以欲执实行手段，与哥老会头目马福益相结，实不异一唐才常之后身也。期明年（明治三十七年）之清孝钦后万寿节举兵，而孙中山先生之一党，亦于是岁举兵于广西柳州。然黄克强冀与呼应，互掎角成大事，亦为张之洞探知，事败。革命党员二名，处死刑焉。此时浙江革命党员之首领陶成章，亦冀同时举兵应之，闻事觉不发。黄克强仅以身逃于上海。万福华之广西巡抚王之春暗杀事件，黄克强亦为其连累之嫌疑者，被捕缚，因变名得免，遂与宋教仁，共亡命日本，与中山先生及章太炎互合同为一。
章太炎，浙江之余杭人，学问渊博，长于文章，有狂的气概，激烈之排满主义者也。盖中山先生与黄克强，为实行之人，太炎则文学之士，然以笔力吹入人以革命思想，莫过于太炎。所以为革命党三尊之一也。章太炎于光绪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五年）至日本东京，与湖南之秦力山等开中国亡国记念会。后忽归国，著驳康有为之保皇革政书一篇，大博声名。以序四川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在上海下狱。二年期满，再至日本，东京之革命党奉为革命机关杂志《民报》之主笔。从此杂志、著述激烈之排满论，鼓吹民族主义，效果甚大也。
当此之时，日本殆为中国之逋逃薮，同时为中国抱革命主义之渊丛，然其主张尚不一定也。及革命党开山祖之孙中山先生，于光绪之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抵东京，东京同抱革命主义之中国人，欢迎之，组织中央同盟会，得此组织统一的革命党。于是中山先生与黄克强二人，始握手相携，而运动于南洋方面。章太炎依据机关杂志，任革命主义之鼓吹，讨究中国内地各秘密结社，相与之联络，以图势力之扶殖。
清廷见革命党之弥蔓，讲取镇压之策。定留学生管理视则，严酷监督，亦无效。请求日本官宪转加抑压，愈招反抗。遂出现世文明国所无之极野蛮办法，悬巨万赏金，购首领之头，首领依然出没自在，不能获。则大放探侦，捕斩嫌疑者。人心愈益激昂，激成反乱。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江西萍乡之炭山同盟罢工，以革命之后援，揭竿举兵。明年之秋，革命军陷安南接境之镇南关。又明年（三十四年），有云南河口之兵乱。虽皆不成大事，然履霜坚冰将至之兆矣。
时张之洞、袁世凯等家贼自杀之防压亦甚巧，革命党亦知张空拳之难于成事，一变手段使用炸弹暗杀。乘清廷出洋五大臣泽公等之将发也，则有在北京车站投炸弹之事件（光绪三十年），人心淘淘，震动全国。浙江之徐锡麟，纳粟捐官，充安徽巡警学堂会办，以手枪毙安徽巡抚恩铭（光绪三十三年）。是亦昔年（同治九年）张汶祥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以来之奇事也，清廷震骇莫名，因罗织嫌疑者，致使人心淘淘。如秋瑾女士之惨死，招普天之同愤，可谓惨虐极矣。徐锡麟本日本留学生，由是影响及于日本留学生者，亦甚大焉。
第四
▲清孝钦后光绪帝之死去
▲预备立宪
▲收回利权
清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死于拘幽之中，同时为中国文明大阻障之女魔王孝钦后亦死去。两宫遗诏立醇亲王之长子嗣皇位，时年四岁（今宣统帝）。而醇亲王为摄政王，朝政承裕隆太后之懿旨而施行焉。
光绪帝之遗诏，拳拳于立宪政体，责其施行于群臣。清末之宪政，实为帝之遗业也。清廷之立宪政体论，起于中日战后，由中国一部分人之主张，欲师日本之隆兴。戊戌新政，急于求见功效，来一顿挫。然义和团匪变后之觉醒，变法自强之议又盛行。而日俄战争一役之日本连战连捷，来第三度促中国之醒觉。至革命之弥蔓，亦足促宪政之准备。盖清廷之所最畏者，革命党也，威压镇抚俱失其效。为缓和民心，镇抚革命之计，莫如废君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以为满洲皇室安全之策，一时风行之说也。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袁世凯二人联衔奏于清廷，献十年后宪政实行说。明年派遣泽公等（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俾考察宪政。旋下预备立宪之上谕，命改革中外官制，务除去满汉畛畦。命张之洞、袁世凯二总督入军机，再派考察宪政大臣达寿于日本，汪大爕于英，于式枚于德，命皇族留学于海外。采用袁世凯奏议，创设宪政编查馆、中央资政院、各省谘议局，为预备立宪之第一期。一时表面上尤尽力于教育，设施颇有可观。然而自新学勃兴，教育广被，民智之渐开，士民新自由民权之思想，决非一部分人主张清廷之君主立宪，所能遏其潮流。亦中国历朝兴亡纷如之国性，有以使然矣。
先是外国人恒忧虑孝钦后死去，必兴大乱，然革命党亦不屑乘丧举事。忠鲠于清廷之张之洞犹在，尚为出死力，镇压大局，一时宁谧无事。摄政王之初政，逐故光绪帝之怨家袁世凯一事，甚耸动世人耳目，然犹未动摇，盖出于袁世凯隐忍待时之智力也。摄政王继故光绪帝之遗志，不废宪政之准备。然其方针，在于中央集权，最注意于军政统一，握兵权于朝廷，而后布钦定宪法。迨宣统元年，各省谘议局成立，首先大声疾呼，请愿速开国会。宣统二年，召集资政院第一会之议决，亦徇速开国会之舆论。清廷遂取消九年后开国会之上谕（光绪三十四年），约以宣统五年开国会。在野之不平党，一时无可指摘之机会。然而被外交刺激之问题，又复踵至。执经济的排外手段，因报复美国人排斥中国人之故，而排斥美货（光绪三十年）。寻又有二辰丸事件（光绪三十四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则热烈排斥日货。此外有东三省问题、间岛问题、日俄日法新协约等。及至日韩合并之发表，而益惹起中国人之激昂，大声叫绝神州之将陆沈，如何可忍。同时利权取回论亦与对外思想，波连而起，曰治外法权，曰关税担保，曰土地租借权，曰矿山采掘权，曰铁道敷设权等，迫政府收回其许可外人之权利。此殆与日本幕末之志士，挟倒幕之目的，迫幕府破弃下田条约，对外硬强时代，民党欲倒藩阀政府，迫政府励行条约，正相类似，直执同一之手段矣。
然而清廷犹尚借立宪之名，阴行侦探政治，捕斩革命党员，罗织及于无辜，禁止言论集会，以军政统一中央集权，专备专制之威力，并无立宪之意思，事实之彰彰不可掩，尤国民之所绝望者也。满汉畛畦之化除，徒有其名，绝无诚意。当时之要人，多属满人，且于官制改正后之内阁，位置庆亲王、肃亲王、泽公、洵贝勒、伦贝勒等几多之宗室。亲贵内阁之名，大惹民望之痛恨，引起皇族不可干与政治之舆论。而革命党之鼓吹排满革命主义，不论官吏，不论军队，不论学校，浩浩滔滔，幕天遮地而来，人人觉革命之必要矣。
革命党一方利用所有之机会，背后操纵勃发又勃发之变乱。一方努力于借出版物，以刺激人心。而又有一种绝端激烈之徒，自暗杀安徽巡抚恩铭以来，恒以炸爆相饷，为威吓满洲政府之手段。摄政王为刺客所刺，有负伤之说，宣统元年末之讹传也。及二年，摄政王府发现炸弹，一时捕缚革命党员汪兆铭等之声骚然。然当时摄政王之处置，甚为宽弘仁慈，而嫌疑者亦殊感。之三年广东温生财暗杀广州将军孚琦。寻又有温生财之同乡人陈敬岳，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皆炸弹之成功名，骚于一时者。
暗杀水师提督李准者，为对于其残杀广东革命党员之报复也。方广东革命党之举义，时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夜也，党员百余，缠白布，突入广东总督衙门，投炸弹，欲毙总督，不成。乃放火行烧讨之策，为守备兵所击退。传言当时警察及税关，收没武器弹药，价值金镑二十万特拉（美国货币之名），是实革命党计划顿挫之原因，因之约为内应之新军亦不发，不旋踵而镇定。当变起之际，李准以二军舰任镇压。其受诛于暗杀，阳历七月也。
如使烧讨广东总督衙门之役，有兵器，有新军内应，则革命军之义旗，当不举于汉口，而在此际矣。自此广东之变，三四日后之四月三十日，广东之佛山，亦起暴动，然未几溃散，是本同时勃发之愆期者也。盖当时革命党员散布于南方及长江一带，互相策应。比过七月半，广东之西乡地方，又见革命党之活动。时清廷之警戒颇严重，南京汉口等处，竭力搜索党员。然忽发生反对铁路国有之事件起，惹起四川之动乱，遂与革命党以绝好之机关。
四川暴动之起，九月中旬也，然骚动之风传已久矣。先是收回权利之热潮，尤集中于铁路借款。始于奥汉铁路，收复外国已得之敷设权，组织官民合办之股份公司。而川汉铁道，亦为政府劝四川绅商担任股份者，既而一变为国有铁路主义。仗外资输入之手段，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寻为大臣，成立四国借款。民间盛起反对之声，借款亡国之说，哗然一时。乃政府执国有铁路之方针，假若以现金收买民间本受政府勤诱之股东之股份，犹可末减其反抗。而政府竟不以现金，欲以纸币。股东觉财产之危险，名仗国家之公，实害及人民之利，反抗之风潮大起。内有四川绅商组织保路同志会，冀贯澈民意。盛宣怀等入奏其少年好事者之滋扰，下解散之命，川绅益愤，大声绝叫不负纳税之义务。于是清廷命川汉铁路大臣端方镇抚之，率湖北兵一营入四川，且下格杀勿论之上谕。川民闻之，以为政府武力压伏，民意益激昂慷慨，强硬其反抗之态度。当时革命党由广东入四川者不少。七月十五日，民众数千袭击四川总督衙门。二十日，保路同志会之绅商，入谒总督，请撤回国有铁路之上谕。不意总督赵尔丰拒绝不见，卫兵驱逐之，杀二人。于是蓦然为发大难之端绪，民众及革命党，及保路同志会，难于分别，激成一团，发生四川之大动乱。正在此大动乱之中，阳历之十月十日（故有今双十节之国庆纪念日），武昌革命军建树义旗。未几而南京政府组织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之事业，大告成功。
论曰革命党以百折不回之毅力，争赴民族国家光明磊落之正鹄，何其严正也。然不无阴阳操纵之术数，此手段运行之所应于程度而有者也。民国成立，革命党消，然精神劫历不磨，欲贯彻日新又新之宗旨者，尚有鉴乎是哉。
（本篇选自《民彝杂志》19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