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论
在孔子看来，“仁”就是一种“爱人”的品德，一种“爱人”的同情心或“仁心”。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仁心”，才会做到“能好人，能恶人”，乃至做到“杀身以成仁”。怎样培养这种“爱人”的同情心，从而使自己具有“仁”的品德呢？孔子认为，惟一的方法就是“克己”。“克己”的说法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了，而孔子则是着重从道德意义上对它进行论述。所谓“克”，就是“克制”；所谓“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不正当的即不合乎“仁”的原则的思想和言行，以达到“仁”的境界。（清代的汉学家们，只从文字上去理解“克”，把“克”训为能，显然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从文法上讲也不通。）克己的过程也就是道德修养的过程。
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孔子认为，应该以统治阶级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为标准，这些标准也就是他所说的“礼”。“礼”和“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仁”，不是一种社会制度、礼节仪式，也不是什么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社会道德的核心，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感情，也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礼是社会道德原则的总体框架，它不是某种内心的情感和道德境界，而是人和人之间都应遵循的规范、准则以及人们行事的礼节、仪式。以智、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等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德目，通过践行“礼”的要求，就会从不同方面体现“仁”这一社会道德的核心。仁必须具有礼的形式和外表，必须化为礼的具体要求；礼必须具有仁的内核，体现仁的精神。仁是一种分等级的爱，礼也是按照等级加以严格规定的，两者都是为巩固和协调奴隶宗法等级制服务的。“克己复礼”是最后达到仁的一种手段。孔子强调，对一个人来说，只有一切行动都符合礼，他的思想和境界才能达到仁。
礼具有多种规定。在儒家的十三经中，其中有三部经书是专门研究礼的：《周礼》是关于政府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论述，《仪礼》专讲各不同等级之间的礼节仪式，《礼记》是解释和说明有关礼的各种理论原则和哲学思想的。《左传》中有一段话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可见礼的重要。在《论语》中，孔子也一再强调“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在春秋末期，政治风云变幻，国将不国，君将不君，成了所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时代，传统的等级制被破坏了，礼制也崩溃了。孔子以复兴西周的鼎盛局面为己任，突出强调礼，企图通过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感情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恢复、维护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社会秩序。因此，他给人们规定了严格的“克己”要求，这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礼”尽管包含着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两个方面的内容，然而，孔子所更为注意的是它的道德方面的意义。孔子要人们通过克制自己，严格遵守道德规范，从而提高内心的道德品质，逐步达到仁的境界。“克己复礼”，就是要一方面按照礼的要求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和言行，力求符合礼的要求，培养自己的“仁心”和品质；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实行仁的原则的高度自觉性，使已被废弃了的礼重新发挥作用。在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中，“仁”（内在的道德品质）和“礼”（外在的道德规范）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
孔子的道德修养理论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一是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质。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培养自己高尚道德品质的过程，培养自己高尚品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克制自己的不正当的思想行为的过程，两者并行不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讲到克己，《论语》中常常用“内省”、“自讼”等字眼来加以阐释。要克制自己的不正当的行为，首先必须有对不正当行为的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一番自我反省。进行自我反省主要是通过同人们的接触，通过贤与不贤的比较来反省自己。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通过反省，认识了自己的不良行为，还要进一步进行自我责备、批评。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真是没有法子，谁也不肯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自我批评，这样怎么会有道德上的提高呢？孔子还认为，这种“自讼”、“内省”的功夫，还必须经常不断地、长期地进行。“内省”、“自讼”必须认真对待，严格要求，就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只有不断地切磋琢磨，才能使它们光滑圆润、完臻无缺。孔子的弟子曾参是孔子理论的忠实实行者，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进行克己，不仅需要经常地、及时地、反复地检查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反省、批评，更重要的还在于不断地改正自己的过错。孔子强调指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号召人们，要随时随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改正自己的短处，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上）达到了“内省不疚”即问心无愧的程度，就算是一个君子了。
如果说以上所讲的是道德修养从克制消极方面进行的话，那么，道德修养还可从倡导、推进其积极的方面进行，那就是自觉地学习、培养自己的优良道德品质。要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首先就要学习。孔子是极其重视学习的。他所说的“学”，其实质就是要学习怎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论语》的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还特别强调学习应有正确的目的，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孔子是赞成前者，反对后者的。学习的内容，固然应当是多方面的，但是，从培养人的道德品质这一角度考虑，孔子认为为学最主要的是学习爱人之道，学习礼乐。在他看来，学礼则知出入进退，知上尊下卑，知忠孝节义；学乐则知和、知美、知善，可以陶冶性情。学习礼乐，对于人们的仁德的提高有直接的作用。孔子还主张学习古代经典，如《诗》、《书》、《易》等，认为从中可以直接学到仁义的大道理。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不但注重学，也注重行。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躬行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一个人的仁德的培养、提高，就是在学习和躬行实践中实现的。
躬行道德、修身向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论语·宪问》载：“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穷却没有怨恨尚且很难，那么，贫而乐、富而好礼就更难了。对于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孔子总是大加赞扬。他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多么有修养呀！一箪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苦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孔子不轻易许人为仁，对他自己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颜回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水平，孔子说他能三月不违仁。为仁难，但仁就在于“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做事达到仁的要求，修养成仁人的道德品质，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想为仁的话，仁总是能够达到的，但这要靠主观的努力：“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修身的目的是什么？孔子对此有明确的回答，《论语·宪问》中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儒家大加发挥，建立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梯式理论。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人对自身道德品质的改造问题，建立了道德修养理论的雏形，这在伦理思想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应当说，中国的传统道德十分注重道德修养，这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子给他的弟子们讲了自己一生的道德修养过程，他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道德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心里想什么，都不会越出一定的规矩。在这种境界中，人在道德上是绝对自由的，他和最高的道德已融为一体，任何念头都是符合道德的。